陳群：胡溫新政的人民經濟學(ZT)

大公報陳群/新政經濟學就是「窮人經濟學」。中國的問題是，改革所增加的利益並未流到成本付出者手裏。胡溫新政就是以對大多數人的利益補償推進改革。從過去傾向強勢群體，轉向弱勢群體。 「主流經濟學」掌控中國改革開放話語權為時已久。誰不按「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眼色行事，誰就被扣上「新保守主義」或「反改革」的帽子。以致於形成「唯市場主義」、「唯產業主義」、「唯私有主義」等神話──筆者稱之「洋邪教」；以致於胡溫新政的「親民經濟」提出後，「洋邪教」異口同聲地攻擊是「毫無經濟學依據」，是「殺富濟貧」；以致於大小「西山會議」公開喊出「共產黨不合法」、「徹底私有化」直至策劃「推翻共產黨的謀略」……造成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政治局麵。 新政根基：人民政治經濟學 筆者以為，「洋邪教」如此放肆，與長期「富人經濟學」意識形態有關。許多國人，甚至許多領導幹部，恰恰受這種意識形態毒害，自覺不自覺地讓「洋邪教」侵蝕了執政黨的靈魂和肌體。胡溫新政與「洋邪教」相反，主張「人民政治經濟學」。 「洋邪教」一貫推行「富人經濟學」，隻講「部分先富」，拒絕「共同富裕」。這種邪說迷惑了太多太多的國人，造成了太多太多「金錢至上」、「權線勾結」、「為富不仁」、「禮崩樂壞」等社會現象，嚴重敗壞改革開放的聲譽。 5月14日，北京經濟學博士論壇提出「胡溫新政的政治經濟學思考」，從「改革拐點」到「窮人經濟學」，從「差距效率」到「均貧富效率」，提出許多新見解，頗具啟發性。盧周來博士提出，新政經濟學就是「窮人經濟學」。改革必然造成受益不均，按照卡爾多或希克斯標準，對改革成本承擔者進行利益補償是與改革一致的。「沒有補償就沒有改革」。中國的問題是，改革所增加的利益並未流到成本付出者手裏。讚成改革的利益激勵效應開始下降，成本付出者反對改革的呼聲卻在上升。胡溫新政就是以對大多數人的利益補償推進改革。從過去的越來越傾向強勢群體，轉向弱勢群體。當前，弱勢群體把教育、醫療、住房稱為「三座大山」，政府應承擔起公共產品的供給，建立社會保障網，實現從「追求增長」到「追求公平」的歸位，打擊非法既得利益集團，解決好「三農」問題。他認為，「以公平為新政目標，標誌著政治經濟學時代的回歸」。 調整「效率與公正」關係 「洋邪教」曆來宣揚：要效率，必須犧牲公正；要公正，必須失去效率。二者不可兼得。一句邪教教義，唬得國人多少年不敢提「公正」二字。直到分配不公過於嚴重，醫療教育等改革問題重重，百姓不滿情緒上升，社會穩定受到嚴峻挑戰，「公正」二字才重新浮出水麵。筆者以為，胡溫新政的關鍵，是科學調整「效率與公正」的關係，這是「洋邪教」的一個理論軟肋。 新政重心：社會主義新農村 「公正促進效率」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盧周來博士指出，從新古典模型到劉易斯二元結構模型，經濟發展必然出現收入差距拉大。國際上對收入差距的測量一直以貨幣為指標，認為「收入差距越大，效率越高」。但蓋拉等人以財富為指標進行考察，卻把西方經濟學關於效率與公平的關係「顛倒過來」，提出「財富均等有利於效率提高」。一石激起千層浪：羅德裏克與阿爾辛納以「土地分配越均等收益越高」驗證了這個結論；林德勒的「教育越普及效率越高」也得到驗證。羅德裏克與阿爾辛納的理論更加深刻，「不公平分配既不利於消費需求的提高，抑製經濟增長；又使階級衝突增加，造成再分配努力取代了生產性努力」。「公正促進效率」的觀點，不僅對「效率必須犧牲公正」的「洋邪教」是一個沉重打擊，而且對胡溫新政的「人民經濟學」是重大理論支持。 楊思遠博士認為，新農村建設的主體是農民，而不是政府和開發商。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曆次重大社會變革，土地改革、合作化、集體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四清、文化革命、農業學大寨、家庭承包……都證明，隻有以農民和農民利益為變革內在動力，才真正富有成果。如土地改革、合作化運動、家庭承包和鄉鎮企業。而過分依賴外部力量，如公社化、學大寨，都不能長久。當前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主體，仍是政府或開發商，農民隻是被動的「取」、「予」或「放」的對象。偏重外來力量的「支援」、「反哺」、「補貼」農業，不僅很難長久，而且弊多利少。他還指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經濟基礎，不是小農經濟，也不是集體經濟，而是合作經濟。因為「小農經濟的重建隻能導致經濟古代化，而不能導致經濟現代化。」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於發展社會主義合作經濟。 論壇這樣解讀「胡溫新政」：自2004年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以及自主創新等新理念，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形成一攬子新政策，即「胡溫新政」。 胡溫新政同曆史上羅斯福新政比較，後者是在1929─1933年資本主義大危機背景下出台的，新政一改傳統經濟學自由放任理念，通過國家幹預經濟，擴大需求，實施反危機政策，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資本主義製度，並為戰後20年資本主義發展創造了條件。羅斯福新政還為凱恩斯國家幹預經濟理論提供了實踐基礎，開辟了西方宏觀經濟學新領域。胡溫新政則是在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運動低潮、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戰略機遇期」和「矛盾突顯期」產生的。筆者以為，胡溫新政的目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 作者為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