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民、科舉製度和儒家思想

      批判這個詞，我不太知道它的曆史因襲，我用它的時候也沒有注意到它的曆史因襲。在我的印象中，批判要好於批評。批評在很多時候等於謾罵，因為“評”完全是主觀的看法。

      立誌做了文學批評家的梁實秋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做《罵人的藝術》，可見他也是把批評和罵人在某種情況下等同起來的。但梁實秋很聰明，什麽人該罵，什麽人能罵，已經運用熟練的猶如藝術了，終於讓他成為了一個著名的文學批評大家。

    批判的不同在於這個“判”字。 我年小的時候，最喜歡做官兵捉賊的遊戲，這個遊戲有四個人。其一是賊，其二是判官，其三是打手，其四是觀眾。大家最喜歡做判官，因為這個判官能操縱這個遊戲的娛樂性。如果判官一味地高壓，沒有人願意做賊，遊戲當然玩不下去；如果判官一味地遷就，作了打手的覺得毫無刺激，遊戲也玩不下去。

     儒家文化的主要問題就是沒有判斷，或者說中國人把判官的任務交給了皇帝和聖人。這本來也未必大錯，但是逐漸聖人們就油起來了，覺得不如讓皇帝一個人頭疼去得好。

     碰上一個偷懶的皇帝，儒生們惶惶不可終日，除了跺腳罵娘歎氣傷心以外，居然竟不知如何是好。真的脾氣來了，袖子一甩，“不幹這鳥事了，反正這是你皇帝家的事”；碰到一個特勤快的皇帝，儒生們高興得不知怎麽辦才好，覺得正是睡大覺的時候；偶然碰到一個比較手狠的皇帝，儒生們居然立刻分出了左中右，自己先鬥了一個不亦樂乎。

    總而言之，儒家慢慢忘掉了自己作判斷，隻學會了唱歌罵人和沉默。話越說越含糊，迷越打越玄虛。到了後來，連文字也沒有了準數，似乎寫和沒寫是完全同等的事情。或者說，寫這個和“這個”，是完全相反的兩回事。

    因為這樣耍滑頭，我們終於被大大耍了一把， 沒有判斷就沒有命題，也就沒有邏輯和原理，一切變成了不可知。

    魯迅先生因此說，我寧肯看小溪，雖然淺但淺得可愛。這樣的毛病也傳染給了我。我現在覺得，凡是小學生寫的文章，居然還值得一看，至少知道他們想說些什麽； 至於那巍巍乎鏗鏘有聲的東西，我總是覺得莫名其妙的不放心，非得去查查老祖宗的薄子，看看是否又是玩了張冠李戴聲東擊西指桑罵愧指鹿為馬的事。

     不幸的是，十有九次我看到中國文人把兵法運用到了文字之中，讓我一種草木皆兵的悲哀。

     譬如吧，我有時翻翻老書， 突然發現一些奇怪的現象。譬如《尚書。夏書》：“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這裏提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總比孔子早吧？尚書尚且稱皇祖有訓，沒敢說愛民的思想來自自創，為什麽儒家總說仁民的思想是他們的思想？ 


     再譬如說吧，中國的科舉製度是在孔子死了很多年以後才發展起來的，為什麽就變成了“儒家思想”了呢？

     鹽鐵論[1]說到兩個人的辯論，前者是大夫，認為現在的官僚製度很不錯，實行了賢者的治國方針，“受命轉製，宰割潛力，不禦與內；善惡在於己，既不能故耳，到何狹哉?”

     這個理論怎麽聽這也像儒家的主張“仁心在內，善惡由己”。

     後者是賢良的意見，通過對曆史的回顧，指出現在的製度有很大不足之處。為什麽呢？“古著賢者進用，不肖者簡黜”，怎麽聽這也象墨家的尚賢思想，為什麽科舉製度變成儒家思想了？

     事實上，科舉製度不但是墨家尚賢思想的演變，而且因為沒有繼續實行尚賢思想而變成了儒家的“惟讀書論”的又一個極端。

     西方確實吸收了中國古代科舉製度的優點，但是他們實行的是尚賢思想。也就是說，讀完書以後還必須接受一定的考察才能進入政壇，他們實際上把希望和壓力都交給了教育製度，教育是否成功，科舉是否先進，必須通過實踐的檢驗。到了中國，科舉成了惟一的標準，實際上造成了科舉製度本身的滯後和腐敗。

     更加讓我奇怪的是，什麽時候民主和科舉變成對立的製度了？難道誰提倡民主的時候把中國的高考製度也給否決了？

     可見，儒家思想無時不從黑暗的角落裏跳出來搗亂， 混淆是非，打著各種帽子唱各種空城計的戲，無非是為了能夠再做“善惡由己”的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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