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綏之：投身中國海軍七十年

歐陽晉口述 徐綏之采寫、注釋

 

三、布雷遊擊隊

徐： 1939年下半年，南京、上海已經失陷兩年多，廣州、武漢也失陷一年多了，日本人正在攻打長沙，是“第一次長沙會戰”前後。

歐陽：是的。所以，我們回來幹什麽？海軍的船被日本人打沉了，有些自沉了。 [i]

【圖 11 抗戰初自沉的中國“平海”號巡洋艦】

回來之前，林遵召集我們開會研究：回去抗日，怎麽抗法？我們是學海軍技術的，船沒有了，怎麽辦？那時候從報紙上看到，國內搞遊擊戰，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效果非常好。大家就講，船沒有了，可能還有水雷。對，搞水雷，到敵後去，打遊擊。沒有辦法，沒有艦，搞水雷。我們擬了一個計劃，就回來了。

林遵把我們的案（建議方案）帶到重慶，重慶當時是陪都。後來知道，國內也有和我們類似意見，到敵後布雷。大概是水雷製造所所長曾國晟提的，他是造水雷的，也是海軍，是前輩。 [ii]

我先到長沙，然後去洞庭湖，到沅江布雷隊當隊員，在洞庭湖布水雷，封鎖（日軍）。大概在 1939年底，我們轉到皖南敵後——估計是我們的案成功了，重新組建了布雷隊 [iii] 。在沅江也布雷，但那是正麵防禦，我們的方案是到敵後布雷。在國內，我們可能是第一個到敵後去的布雷遊擊隊。林遵是第五布雷大隊大隊長。他曉得我，還有我們班同學好幾個，從德國回來的，調到一起。我們是第二（布雷遊擊）總隊下邊的大隊，配屬第三戰區，下麵有兩個中隊。我是布雷官。我們在皖南一帶活動。（其他布雷隊）有的在贛北，武漢方向也有。

【圖 12 海軍布雷隊】

布雷遊擊隊是秘密的，不能讓日本人知道。我們全換上陸軍衣服，掛的符號沒有講布雷，是“執法隊”。雷是湖南造的，後方兵站運來——以前你沒有聽到這個事？

徐：沒聽到過。以前總講國民黨不抵抗，或者說它隻打正規戰，不打遊擊戰。

歐陽：我們是受報紙啟發。遊擊隊，以少勝多嘛。我們駐在貴池縣附近山溝，一個十幾戶人家的村。我們一到那裏，就說，第一次一定要布成功。第一次就是林遵領導的，我也參加了。我們通過陸軍 148師特工隊，摸清敵人部署，然後自己到敵區實地調查。最後決定在貴池兩河口布雷。那裏有條小河，秋浦河，用船把雷運去。搞船很不容易，是岸邊一個老百姓出麵，說要在夜間運貨到江北，預約三條船。1940年1月19號——是這個日子，林遵帶著我和另一個布雷官王國貴，布雷隊員30多個，換老百姓衣服，去布雷。出發前特地做“光餅”。你知道光餅嗎？戚繼光打倭寇，部隊帶幹糧就是這種餅。在福建把它叫做“光餅”。不單解決夥食問題，也是鼓舞士氣。

那天，我們先到藏雷地點，把雷準備好，地方上組織 80多老百姓，抬15具漂雷。漂雷就是漂流水雷，用浮筒吊，在水裏懸浮，順水漂，碰到船引爆。我們用“海庚式漂雷”，全重大概150公斤，裝150磅炸藥。

在敵區運雷，要偽裝好，人抬，一個雷四個人，雨雪天或者路遠，八個人。我們的隊伍，除了布雷隊員、抬雷的群眾，還有 148師兩個排掩護、支援，一共200多人。繞過敵人據點，穿過公路以後，陸軍停下隱蔽，布雷隊渡過秋浦河。後來下雨了，雨加雪，地上泥濘，不小心就滑倒，非常困難。三四十裏路，到目的地，比計劃晚了一小時。以後還順利，林遵一發信號，三條船就過來了。老百姓先撤走，我們把雷裝上引爆裝置，抬上船，劃到長江航道，布到水裏。做這些事十幾分鍾，原路返回。回來路上，我們兩個隊員跌倒了，受傷了，走不快，影響速度。林遵決定大隊先撤，派我留下照顧傷員。以後也還順利，我們三個走走停停，沒有出問題，比大隊晚一些到（駐地）。第二天來了消息：炸沉一隻汽艇，炸死十幾個敵人。後來又有消息，又炸沉一艘日本的運輸艦。這是第一次（布雷），非常成功。參加行動的30多人，每人得一個獎章，每個人都有，都立了功。

【圖 13 海庚式漂雷式樣略圖（布放後狀態）（歐陽晉手繪）】

徐：是什麽獎章？獎章現在還在麽？

歐陽：好像叫“陸海空軍獎章”。解放後，“三反五反”還是什麽運動，我把那些獎章，還有證書——後來我還得過幾次，都上交了。好像是交給華東海軍政治部了。

我們第五大隊第一次成功以後，十幾天之內，第一大隊、第二大隊也有布雷成功，炸掉敵人好幾條船。

徐：老百姓抬水雷，你們給錢嗎？

歐陽：好像沒有。那些老百姓都很好，村裏保甲派來的。那時候農村搞保甲製度，給我們安排民工。 [iv] 有時候工兵也抬雷、抬船。尤其是船，重得不得了，要好多人抬。

徐：那時候，你們的生活和在德國時候反差很大吧？

歐陽：布雷人員不都從德國回來的，有後來學的，大部分是我們（馬尾）海軍學校培養的。當時我們說，一定要幹好，第一次是做試驗。成功了，現在想起來還特別興奮。當時非常困難。我們是以守為攻，到敵後開辟戰場。布雷主要是炸船，破壞交通。我們回國抗戰，就是這樣想法，盡自己力量嘛。要把日本人趕走，寧可自己苦一些。這是在林遵的影響下。

我們從德國回來，忽然間到敵後打遊擊去了，你感覺這裏變化很突然，是吧？我就想你這個問題。當時，我到敵區，有種感覺：那地方老百姓苦得不得了，他們苦的程度感動了我，我們已經算不錯了。所以，那時候不感覺苦不苦，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接觸老百姓，他比我們苦得不得了。住老百姓家，看他們很苦很苦的，每天種田，我們也幫助他們割稻子。我們比他們好多了。

徐：能不能這樣說，你們到皖南農村前，對中國社會，對農村，實際上沒有什麽接觸？

歐陽：是這樣，沒有接觸。對後來的苦，我們思想有準備。舉個例說，從德國一回來，在貴陽，我們分開上前線，什麽東西都丟在貴陽，就帶個包走。從外國帶回的東西，都丟掉了，手表也不肯戴。下去，就準備犧牲。當時就這樣想法，就這樣到前線去了。

徐：東西交給誰保管？後來還給您嗎？

歐陽：托運到重慶。我有個箱，後來一個同學，我們那 10個當中的一個，把箱交還給我，打開一看，裏邊隻剩一點點東西了。

在安徽那幾年，困難很多，戰果也不小。紀念抗戰 50周年，我寫文章，講我親身參加抗戰的體會，我的戰友也提供情況，主要寫第五大隊，也寫一般情況，我們的戰果。我們炸了不少敵偽艦船，統計有資料，列表。日本人的船，在長江不敢隨便跑。布雷隊有好多隊員犧牲了，那篇文章主要紀念他們。寫成功，也有寫失敗。 [v]

徐：你們布雷，任務是上邊下達，還是自己決定？你們和新四軍有接觸嗎？

歐陽：我們上麵是第三戰區，新四軍也屬於第三戰區，我們有配合。我們第五大隊主要配合 148師，和新四軍接觸少些。可能第三大隊和新四軍配合多些。

【圖 14 被我水雷炸壞的日軍艦艇】

布雷任務主要自己定。要看情況，比如天氣、敵人動向，情況比較複雜。執行任務，隊伍人很多，浩浩蕩蕩，抬雷、抬船，穿過警戒線必須隱蔽，陸軍護送，有時候工兵配合。日本人非常害怕，非常惱火。

他掃雷掃不過來，就“掃蕩”，想消滅我們。飛機來炸，我們到處躲，躲到山溝，住老百姓家，穿老百姓衣服，他沒有辦法。有時候，他知道我們布雷，派兵包圍，把人抓去，查出布雷隊員就殺。我們穿老百姓衣服，抓去也不一定發現。這些情況我文章裏都講了。 [vi] 在布雷隊搞了幾年， 39年到43年，我調出去了，去重慶。

---

[i] 1937年8月江陰要塞保衛戰前，據蔣介石命令，陳紹寬分兩次調集艦船（包括主力艦、超齡巡洋艦等軍艦和商船）43艘，計6.4萬餘噸，自沉於江陰江麵。另沉民船、鹽船85艘及大量石料填補空隙，在預定位置“形成一條堅固的江陰阻塞線”。（《近代中國海軍》，954～956頁）。至翌年1月，海軍所轄121艘艦艇，被日軍擊沉88艘，自沉25艘，隻剩小型艦艇15艘。（《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75～188頁）。據稱，以艦船自沉阻塞日軍，是海軍電雷學校負責人歐陽格的主意，其用心是借機削弱閩係海軍實力。（李世甲《我在舊海軍親曆記》；曾國晟《記陳紹寬》）

[ii] 曾國晟，約生於1900年，卒年待查。字拱北。福建福州人。1917年畢業於煙台海軍學校。曾赴日本學造船，赴英國學海軍。20年代任“楚有”艦副長。抗戰中任海軍水雷製造所所長，創辦《海軍整建月刊》。抗戰後任海軍總司令部第六署署長。1948年9月授海軍少將。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旋應張愛萍邀，任上海市軍管會艦艇調查修裝委員會主任。（參看《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蔡鴻幹《抗日戰爭期間閩係海軍一次複興運動的史料》，《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87～111頁；黃港洲《張愛萍與海軍——共和國海軍初創紀實》，95～96頁；曾國晟《記陳紹寬》）。

[iii] 抗戰初，海軍即確定“以艦隊實力，配以水雷襲擊，協同陸軍堅守淞滬，保衛江陰要塞，消耗敵軍，拱衛首都，掩護沿江物資西移”的戰術指導原則和作戰任務。後因大量艦艇損失（包括自沉），水雷戰遂成為海軍作戰主要手段。1938年春，“海軍以水雷封鎖和炮隊組成一道又一道防線阻擊日軍，獲得很大戰績，再次遲滯了日軍前進速度，深得當時中國政府和人民之讚揚。”是年秋在洞庭湖組建布雷隊，由薛家聲統一指揮。9月初組建第一個漂雷隊，向敵艦展開水上遊擊戰，隊長鄭天傑。10月底決定在敵後開展布雷遊擊戰，組建“長江中遊布雷遊擊隊”，轄布雷隊5，劉德浦任上校總隊長，林遵等任隊長。1940年4月，在郇鄂區增設布雷遊擊隊，由曾國晟督率，林祥光等任隊長。1941年3月4日，蔣介石下手令，“要求以遊擊布雷截斷敵水上交通，消耗其物資力量，較任何武器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並飭各戰區長官對布雷隊以特別保護”。其後至1942年底，陸續成立第一至第五布雷遊擊總隊，各轄大隊、中隊若幹。（《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99～202頁；參看《近代中國海軍》，974～982頁及書末“近代中國海軍大事記”）

[iv] 關於民工報酬，此說不確。當時第三戰區設有軍民合作指導室，省設指導處、縣設分處，鄉鎮設合作站。後者主要業務是“在所轄各保甲內，按戶籍人口分別指定壯丁編為苦幹隊，輪流供役，協助軍隊運輸。”有明文規定：“輸送夫役……工資按當地一般工資情況，由征雇部隊先交合作站，由站當場轉交給本人”。（張丕生《第三戰區軍民合作指導機構工作概述》，《上饒文史資料》第8輯，80～81頁）至於工資能否即時、如數發到合作站乃至民工手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v] 歐陽晉《回憶抗戰時期海軍皖南、贛北長江布雷遊擊戰況》，《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113～144頁。

[vi] 1939年底以後，海軍各布雷隊“在所控製的長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鎖航道，且主動出擊，展開敵後布雷遊擊戰。戰術行動機動靈活，常使日軍防不勝防，狼狽不堪，損失慘重，終不能在水上順利航行。這對日本海軍官兵的心理打擊極大，許多日本海軍官兵談雷色變，聞雷喪膽”。其中，歐陽晉所在第二總隊的作戰，“給了日本海軍以沉重汀擊。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該遊擊區共布雷1370具，觸沉日大型軍艦3搜、中型軍艦8艘、炮艦6艘、運輸艦32搜、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炮艇1艘、大火輪1艘、小火輪4艘、大鐵殼2艘、汽油船1艘、木殼船1艘、商船2艘、大駁船1艘，總計大小艦船114艘，另有汽車20餘輛，傷亡其官兵5000餘人，破壞其武器彈藥等軍用物資不可勝計，戰果至為輝煌。”（《近代中國海軍》，974，980頁；參看歐陽晉文章及《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99～202頁）

歐陽晉回憶和海軍布雷遊擊隊戰績，令筆者感慨良多。許多年裏，一提抗日“敵後戰場”，必指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與之相對的則是國民黨“正麵戰場”。直到最近，史界仍“普遍”堅持把抗日戰場分成這樣兩部分的觀點（《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617頁；《八十年來中共黨史研究》，217頁）。然而，硬把歐陽晉們當年所為說成“正麵戰場”，豈非圓鑿方枘？值得一提的是，由上引《近代中國海軍》就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當年“老冤家”——“國民黨軍海軍”之抗戰業績所作介紹和評價，或可讓人揣摩出：在重事實的“專家”和講原則的“學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差異？（據《近代中國海軍》前言：該書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親自布置”、“海軍組織編寫”，撰稿以軍界專家為主。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