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父親的回憶
給父親收集的抗戰期間在空軍的記憶和有關祖父的中國海軍文章
歐陽晉口述 徐綏之采寫、注釋
【口述者簡曆】 歐陽晉，福建福州人。生於 1917年10月24日。1931年入馬尾海軍學校航海班，1937年赴德國學習。1939年返國，在海軍長江中遊布雷遊擊隊任布雷官。1943年調往重慶，曾短期擔任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的副官，旋即赴英國參戰學習。後因“二戰”結束，任務改為參加接收英國贈與中國的“重慶號”巡洋艦，任少校通訊官。1949年初調入海防第二艦隊，任參謀組中校組長，協助艦隊司令林遵秘密籌劃起義。起義成功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訓練處參謀。1953年調任軍事學院海軍係（後改為海軍學院、海軍軍政大學、海軍指揮學院）教員。1955年被授予海軍中校軍銜。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被評為海軍優秀共產黨員。1987年以副軍級待遇離休。離休後，仍承擔海軍和海軍指揮學院交付的工作，包括參與編製海軍條例、條令，撰寫、編審教材及《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條目等。
【圖 1歐陽晉近照（2003年11月）】
一、馬尾海軍學校
徐：就從馬尾海軍學校說起吧。為什麽報考海軍？考海校難嗎？
歐陽：我是福州亭江人，亭江在馬尾區。我祖上從江西遷到福建，可能兩三代了。我父親是搞生意的，家裏有兩三條木船，請村裏親戚、鄰居幫工，到浙江沿海買魚，到福州賣。後來我父親被綁架，家裏拿錢去贖，一下子破產了。那時候我大約五六歲。
我 1917年出生，生日很好記，重陽節，農曆九月初九。我沒有進過小學。念過私塾，念點語文、數學，還有英語。也念過四書五經，《論語》、《孟子》、《左傳》，現在都忘了。亭江是農村，老先生來家裏教。大一點，我還想念書，家裏沒錢了，破產了。考學校要花錢的。家裏也希望孩子念書。就這樣，考海軍吧，不要錢。
那時候考試蠻嚴格的。馬尾海校前身是“船政學堂”，左宗棠辦的，延續下來。現在到福州去，還有這個曆史（遺跡）在。到民國時代，演變成馬尾海軍學校。 [i] 我記得，校牌是劉冠雄題字。你聽說過劉冠雄嗎？他是我們海軍的老前輩。 [ii]
【圖 2馬尾海軍學校牌匾（劉冠雄題）】
【圖 3馬尾海軍學校大門】
馬尾海校以前主要從福建招生，從我上一期開始向全國招生，我們是第二次全國招生。各個地方（的考生）先到省裏考，我在福州考的，每省考完後，送到南京考。我那年在南京參加考試的，大概有 100左右人考上，送到馬尾來。到學校念三個月，又有“甄別考試”，淘汰一批。甄別考試考完後，分兩班，一個航海班，一個輪機班。這時候一個班就剩下三四十人了。甄別考試非常嚴格，對能不能留下來非常重要。我分在航海班，航海班第六期。馬尾不是每年招生，我進校時候，上麵有高年級學生 [iii] 。那年我14歲，1931年，就是日本占領東三省，“九一八”事變那年。我記得，分班的時候，“九一八”已經發生了。
【圖 4 劉冠雄】
【圖 5 杜錫珪】
我們校長很有名，叫杜錫珪，非常有名。杜錫珪在滿清時期就是海軍，後來到世界各國考察。 [iv] 所以我進校的時候，情況就變了，專門學英國那一套。過去馬尾用舊的訓練製度，從我們開始，都是英國留學回來的軍官做學監，學監也叫隊長，管我們。主任、隊長，都是英國回來的，都年輕，少壯派。林遵也是隊長，不是我的隊長，是我們下一班的隊長。你看，我跟林遵的關係，從這時候就開始了。 [v]
【圖 6 林遵】
我們在學校念了五年，不放假，念五年。學習很重。除了公民課，公民課實際上就是政治課，還有中文課，其他都用英文教。從初一開學，數學最重要，代數、幾何、三角、微積分、弧三角——學航海、天文，地球是圓的，所以需要弧三角。其他課，有地理、曆史、結構學，還有力學、物理、化學。天文、航海是英國軍官講。專業課還有艦船。專業是航海，學得好壞，都靠數學，數學是重點，這從課程安排可以看出來。
我們學員隊都有名字。有一個叫“宗棠隊”，我的隊叫“成功隊”，用左宗棠、鄭成功的名字命名。還有“寶楨隊”，就是沈寶楨。從這些名字，也看出一些我們學校的特點。 [vi]
講個有特點的事。在馬尾，體育非常重要。我們現在八十歲身體還能這樣，當時的體育訓練是個基礎。尤其是遊泳，每年夏天練，有時候到海裏去，出海訓練。學校裏有一個池，專門搞遊泳訓練。遊泳非常重要，因為是航海嘛。我舉個例：暑假過後遊泳考試，規定每個人最少遊幾百米，好像是 400米，超過多少米就給你一塊大洋。遊一萬米，可以得幾十塊大洋，你可以拿這個錢去買東西。我遊泳不是最好的，中等，也得過二三十塊大洋。這說明對遊泳很重視。
你有什麽問題，可以隨時提。
徐：學校裏政治氣氛怎麽樣？
歐陽：我進馬尾是“九一八”前後，學校比較開放了，有報紙可以看，比較進步的報紙也有。我們受這個影響，開始有愛國主義。那時候報刊講這個，這種教育比較多一些，反對帝國主義，抗日。我們受這個影響。
我後來聽說，蔣介石派人到學校裏活動過。他認為這個學校是保守的，是“船政”下來的（派）係，有問題，所以派人來活動。恐怕是這個情況，我沒有碰到，具體不曉得。聽過什麽“精神講話”，講“唯生論”。以前隻聽說唯心論、唯物論，沒有“唯生論”。 [vii] 其實他就是拉人，搞活動，製造矛盾。後來，我們海軍總司令、海軍部長陳紹寬 [viii] ，把他們趕走了。陳紹寬也是國民黨，不過，國民黨裏有很多派係。由於那些人活動，有些人受影響。後來被趕走了。 [ix]
【圖 7 陳紹寬】
徐：除了上學，你們和社會有沒有接觸？比如禮拜天出去玩兒，看電影什麽的？
歐陽：很少。我們那時候很保守。馬尾很小，是郊區，是個港口，去福州要兩個鍾頭。鎮上有商店，禮拜天可以逛逛市場。其他不放假，過年放假也不能回家住。我家在亭江，禮拜天出去，偶爾乘船回去一下，晚上趕回來。學校非常嚴格。我記不大清楚了，好像五年都不讓回家。五年後，放一個月假。
我們學習很積極。壓力很大，它是環境造成的。鍛煉身體，跑步，打球，活動，越練，念書越好。想辦法盡一切力量就是去念書。我給你講個例子。當時，幾點起床，幾點熄燈，都有規定，非常嚴格。晚上沒有辦法，就跑到路燈底下念書。有的到晚上休息後，被子一蓋，點蠟燭在裏麵念，這種情況也有發生。其實那時候也沒有什麽好玩的。電影有沒有看，我忘記了，恐怕也不多吧。福州很近，偶爾個別人去，騎自行車去。
徐：聽您同事說，您畢業的時候考第一名，是嗎？
歐陽：畢業時候我不是第一名。我學的一般，經過一番努力，考過第一名，也考過前幾名，有上有下。最後畢業，把每年成績加起來，再除，我是第六名。中間考過第一名，所以做過班長——第一名當班長是海校的規矩。那時候每年期末考試，不進 60分，就淘汰出去。一個班最後剩下二十三十，其餘都淘汰了。我的班最後剩下23還是24個，記不清了。那個班也這樣。當時製度就是這樣。我班上學習最好的一個，大部分考第一名的，叫邱仲明，後來去了台灣，已經去世了。最後畢業，他是第一名，我是第六名。
徐：學校發津貼費嗎？你們給家裏寄錢嗎？有零花錢嗎？
歐陽：零花錢從哪裏來，我記不清楚了。肯定沒有錢給家裏寄，沒有錢。有沒有津貼記不清楚了。
徐：您在馬尾海校一共學了幾年？
歐陽：應該八年，學校五年畢業，後麵還有三年，到船上，上“艦課”，軍艦的“艦”。畢業後，全班上“通濟號”練習艦，它是專門培養學生用的，抗戰時候被日本人打沉了。在艦上一年多，學習艦課，鍛煉海上生活。有一個老師帶我們，在船上上課，學航海、天文、艦船。到過香港，海南島。前麵五年都在學校，沒有出過海。
大概在 1936年底，從香港回來，接到命令，我們全班有10個人，離開通濟艦，去德國學習。當時艦課還沒有完成，槍炮、魚雷沒有學，就調出來。具體當時不清楚，隻知道去德國學習。我們10個人，按畢業成績取前10名：第一名邱仲明，第二名林廉藩。我記得還有蔣菁、王國貴。我第六名。接到這個命令我很高興，因為有機會進一步學東西。我們先到上海，學幾天德文，就到德國去了。
【圖 8、圖9 馬尾海校學生】
[i] 福州船政，即福州船政局，又稱馬尾船政局，晚清製造兵船、炮艦的新式造船企業。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於1866年創建，沈葆楨主持，任用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為正副監督。主要由鐵廠、船廠和船政學堂三部分組成。船政學堂，初名“求是堂藝局”，設在福州，旋遷馬尾。1913年，民國海軍部接收並改組福州船政，分設福州海軍製造學校和福州海軍學校。自創辦至此共畢業學生 628名，其中嚴複、薩鎮冰、鄧世昌等62人派赴英、法等國留學。船政學堂是中國最早以西方科技培訓人才的軍事教育機構，也被史家視為中國近代海軍肇始的標誌之一。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將福州海軍學校改名為海軍學校。一般仍稱“馬尾海軍學校”或“馬尾海校”。（《近代中國海軍》，86～111頁；陳景薌，《舊中國海軍的教育和訓練》，《福州文史資料》第8輯，93～96頁）
[ii] 劉冠雄（1858－1927），福建閩侯人。字資穎，船政學堂四期畢業，留學英國。曾參加中日甲午海戰。清末任海天艦艦長。1912～1919年間，共出任民國政府15屆內閣海軍總長。曾兼交通、教育總長，任海軍總司令。授海軍上將銜。
作為民國首任海軍總長（南京臨時政府未成為全國政權，其海軍總長黃鍾瑛〔 1869－1912〕可不計），劉冠雄堪稱中國海軍史上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他主持海軍期間，中國的海防思想和實踐，從以被動、消極為特色，開始了向主動、積極的方向轉變的曆史進程。（參看《近代中國海軍》，751、760～761頁）
[iii] 當時的高年級是1929年入學的航海第5期、輪機第3期（參看陳念祖《回憶在馬尾海軍學校的親曆和見聞》，《福州文史資料》第12輯，27～47頁）。另據載，自1914年起至1946年停辦止，馬尾海校航海班共畢業12屆，252人；輪機班共畢業6屆，100人。（陳景薌《舊中國海軍的教育和訓練》。參看高孔榮《馬尾海軍學校的招生工作》，《福州文史資料》第15輯，54～59頁）
[iv] 杜錫珪（1874－1933），福建福州人。字慎臣、慎亟。南京水師學堂畢業。1911年任江貞艦管帶，11月率艦響應武昌起義。1921年後曆任第二艦隊司令、海軍總司令。曾5次出任內閣海軍總長。1926年6月至10月兼代總理，並以內閣攝行大總統職權。1927年4月與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宣告海軍參加國民革命。1929年10月被國民政府特派為考察日本和歐美各國海軍專員，並奉命考察各國航空。1931年7月任馬尾海軍學校校長。1933年12月27日病逝於上海。
1930年10月，杜錫珪出洋考察返國，作考察報告呈國民政府、行政院及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照所聽取的日、英、德、美人士對中國振興海軍的意見，以個人體會對複興海軍提出“係統的決策性意見”。全文30餘萬言，對各國海軍教育、組織、設備3項，記載特詳，所提建議涉及海軍建設諸方麵，“富有參考價值”。（《近代中國海軍》，904頁）
[v] 林遵（1905－1979），福建福州人。又名林凖，字遵之。煙台海軍學校18期。1929年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1934年回國，曾任海軍槍炮員、航海官、副艦長。1937年赴德國學習。抗戰中曆任第五遊擊布雷大隊大隊長，國防部研究院海軍研究員等。1945年任駐美使館海軍副武官。1948年任海防第二艦隊司令。翌年4月23日率艦隊30艘艦艇在南京笆鬥山江麵起義。1949年以後曆任解放軍華東軍區海軍第一副司令員，軍事學院海軍教授會主任，海軍學院副院長，東海艦隊副司令員等。1955年授海軍少將。1977年加入中共。1979年7月16日在上海病逝。
[vi]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陰人。字季高。道光舉人。曾做地方督撫幕僚。後襄辦曾國藩軍務，編練湘軍與太平軍作戰。1863年任閩浙總督，任內創建福州船政局。後曆任陝甘總督、軍機大臣、兩江總督兼通商事務大臣、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務等。1885年7月病故於福州。是晚清洋務運動領袖之一。
鄭成功（ 1624－1662），明末福建南安人。初名森，字大木，後改名成功。明亡後遁入海島，據南澳。1661年率將士登陸台灣台南，圍攻荷蘭總督駐地赤嵌城。翌年2月1日荷蘭總督投降，同年7月鄭成功因病去世。
沈葆楨（ 1820－1879），福建閩侯人。字幼丹、翰宇。道光進士。曾任九江知府，贛南總兵，江西巡撫。1867年由左宗棠推舉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日軍侵略台灣時任欽差大臣，帶船艦赴台部署防務。日軍撤退後主持開采基隆煤礦。翌年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擴允南洋水師，參與經營輪船招商局，派船政學堂學生赴歐留學。
陳念祖《回憶在馬尾海軍學校的親曆和見聞》對馬尾海校 1934～1937年間的情況，介紹較為係統。文中提到，當時校內還有“繼光”隊（戚繼光）、“則徐”隊（林則徐）。
[vii] 唯生論，亦稱“唯生哲學”。陳立夫的哲學理論。20世紀30年代借解釋孫中山哲學而提出。在社會曆史觀上，認為“人類曆史演進的根本動力，正是人類之求共生、共存、共進化”，階級鬥爭“是由於人之不能行共生、共存之道而產生的一種道德上的墮落”（《生之原理》）。（據《辭海》1999年版）
陳立夫（ 1900－2001），浙江吳興人。原名祖燕。留美碩士。國民黨領導人。20世紀30年代，和乃兄陳果夫建立“CC係”，與蔣、宋、孔並稱“四大家族”。憑借特權發展官僚資本，經營“黨營生產事業”，掌握宣傳文化機構。1949年去台灣。旋遭蔣排斥赴美。後返台，任“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委員長等。2001年2月9日在台中逝世。
[viii] 陳紹寬（1889－1969） 福建閩侯人。字厚甫。畢業於船政學堂。由海軍見習漸升至艦長、駐英公使館中校海軍武官。1919年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海軍代表。1929年任國民政府海軍部副部長，1932年任部長。授海軍一級上將。抗戰初率海軍對日作戰。海軍部撤銷後任海軍總司令。1945年9月代表中國在美艦密蘇裏號接受日軍投降。同年12月被免職。1949年拒絕去台灣，曾策動海軍官兵起義。解放後任福建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副主席等。1969年7月30日在福州病逝。
陳紹寬是中國海軍史上又一關鍵人物。他身曆晚清、北洋、國民黨和新中國四個時期，執掌中央海軍達 17年。其主張被認為是“對孫中山的海權觀念和海軍建設思想的具體闡述和發揮”；在實踐上，以他為首的閩係海軍與蔣介石及其派係的合作與矛盾糾葛，構成現代海軍史上相當長時期的主線，對後世影響頗巨（參看《近代中國海軍》，898～903頁；李世甲《我在舊海軍親曆記（續）》，《福州文史資料》第8輯，24～25頁；曾國晟《記陳紹寬》，載《福建文史資料》第8輯，170～18頁；程法侃《陳紹寬在舊中國海軍部長任內的業績回憶》，《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74～86頁）。竊以為，對觀史者來說，陳紹寬這個名字是應該記住的。
[ix] 此處所指，實為舊海軍內派係，與一般所說的國民黨派係有所不同。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海軍主要派係有4，即馬尾係（亦稱閩係、中央海軍）、青島係（東北海軍）、黃埔係（廣東海軍）、電雷係。
自 1866年福建船政創辦後的50餘年間，所有海軍學校（馬尾、天津、南京、昆明湖、威海、煙台及前期黃埔）多由福建人主持，形成閩係，以馬尾係為核心。其間不論政局如何演變，海軍大權總掌握在馬尾係閩人手中。非上列諸校出身的海軍軍官，如留英、法、美、日者，回國後在閩係海軍服務，亦與之相安，故也可包括在馬尾係。因其曆來直屬中央政府，故自視為海軍正統，稱“中央海軍”。1928年底東北易幟後，“統一”完成，蔣介石不得已委任閩係的陳紹寬為海軍部長，同時縱容東北、廣東海軍自成係統，不聽其指揮，以便利用矛盾，互相牽製。1933年蔣以加強陸軍“水中攻防”為名籌辦電雷學校，以為嫡係。1936年6月，馬尾第4屆輪機學生晏海波等30人犯校規被陳紹寬下令開除。電雷學校隨即將其中12名非閩籍學生收入本校首屆輪機班，翌年派往德國留學，這些人後來成為逼陳下台的主要力量。歐陽晉講的一些人被陳紹寬“趕走”，可能就是此事。抗戰前，“中央海軍”是指海軍部能夠指揮的第一、第二艦隊等部隊、設施，軍官以福建人居多，實力約占全國海軍2/3。其時，海軍部雖以日本為假設敵製定海防計劃，舉行演習，增添設施，但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卻成了旁觀者，遭到輿論譴責。（參看陳景薌，《舊中國海軍的教育和訓練》；高曉星時平《民國海軍的興衰》，《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12頁；《近代中國海軍》，839～865頁，926頁）。
【本文刊載於《口述曆史（第二輯）》（王俊義丁東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年7月）。此次發表，對文字及注釋略作修改，並增加照片若幹。】
二、赴德國學習
歐陽：那是 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變還沒有發生。我們坐船，坐了好久好久，路過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穿過馬六甲海峽，到印度，過紅海、蘇伊士運河，到意大利上岸，坐火車到德國。林遵已經在那裏，他也不是一個人，大概是六個，都是軍官。（上級）指定林遵管我們10個，是我們隊長。後來知道，當時中國向德國買了潛水艇，我們先學習，然後接潛艇。林遵他們也去學，他是學當艦長。 [i]
去德國前，我們在上海學了幾天德文，去的船上有個人懂一點德文，也教我們一點。到了以後，還不行，怎麽辦法？他就讓我們 10個人分開，住老百姓家裏。房東懂一點英文，和他吃住在一起。課集中上，教員開始也講一點英文。上午集中上課，下課各回各家，不準來往。這樣過了三個月。
德國接待我們的單位，不是海軍學院，好像叫“訓練營”，是軍方，海軍的。除了上課，我們出過海，到船廠、艦艇訓練。上課、訓練，都是林遵他們，還有（駐德）使館武官處聯係、安排的。
不久，國內抗日戰爭開始了。我現在想，事情大概是這樣：開始，德國和中國做生意，答應賣給我們潛艇。後來，德、意、日搞法西斯同盟，德國不能得罪日本，（中德）生意就做不成了。它沒有馬上說不成，一直拖，所以我們一直學。不過，學了一段以後，情況變了，海軍不讓我們登（船）了，不讓上它海軍的船了，學校也不讓去了。開始我們在學校裏學，船也登過，後來不讓去了。
徐：前一段上過潛艇嗎？
歐陽：沒有。為了學潛艇，先學初步的，登別的船。後來不讓我們去海軍裏學了，怎麽辦法呢？還要學槍炮，魚雷、水雷。他們就這樣安排：槍炮，到克虜伯的工廠，魚雷，到西門子的工廠。其他，比如駕駛課，在一個什麽地方，可能是租來的房子，他喊海軍軍官給我們講課。還是軍方接待，地點不一樣了，具體什麽機關不曉得，上課還是海軍軍官，穿便衣，實際上是海軍軍官。
在德國學習，非常嚴格，它的訓練很厲害。我舉個例，冬天下雪，地上都凍冰了，他讓學生赤腳在雪地裏跑，跑回來後，還要用涼水衝。體格鍛煉很重要，他就這樣訓練軍人。再舉個例，步兵訓練，爬行、臥倒，爬行、臥倒，每次幾十個。我們和德國學生一起訓練，開始受不了，後來堅持下來了。課程很嚴格，它比較結合實際。德國軍隊訓練方法不一樣，這麽嚴格。對這些，印象比較深刻。
徐：在德國學習的時候，給你們發津貼費嗎？
歐陽：有一點點。我們吃住在房東家，房租統一付。發一些津貼，交通費，生活費。
徐：他們用法西斯那套要求你們嗎？
歐陽：有一些。比如見麵要說“嗨咿希特勒”——希特勒萬歲。我們不習慣，反感。見麵敬禮，我們就說“嗨咿蔣介石”，他也聽不懂。我們和有些德國學生來往，一般的人感覺還可以。在德國，我們感覺到，戰爭要爆發。到 1939年，德國已經決定了，拖。潛艇，不給了。 [ii] 怎麽辦法？同學裏有這樣說法：德國不成了，沒有辦法，我們到英國去學。但是多數人感覺，國內抗戰開始了，很多地方淪陷了，國家很危險。
中國人，都希望中國好。中國人在外麵，被人家看不起。在房東家裏還好，德國老百姓還不錯，房東他也賺錢嘛。每個月給他多少錢，接觸來往還好，很客氣。到了外麵，整個空氣，感覺是我們國家太弱了，人家看不起我們，心裏很難過。最大的難過就是這一點。不能做亡國奴，要回去抗戰。
【圖 10 20世紀30年代在德國柏林舉行的一次閱兵式】
徐：在德國，你們通過什麽渠道了解國內情況？
歐陽：主要是看報紙，德國報紙。當時感覺，國內危險，打得很厲害了。我們想，不能在外麵呆，要回去。這時候林遵說，我們不到英國去，回國參加抗戰。就這樣，在林遵的領導下，我們決定回國。 1939年，不光我們，當時在德國擔任監造潛艇的人、其他學習的人，都回來了。我們先坐火車，到意大利上船，走新加坡，到（越南）海防上岸，通過鎮南關，現在叫友誼關，到了貴州。林遵帶著我們幾個，回到國內。這時候是1939年下半年。
[i] 1937年5月15日，英王喬治六世加冕。中國以財政部長孔祥熙為特使、海軍部長陳紹寬為副使組成代表團，赴英觀禮。林遵是隨員之一。陳紹寬征得蔣介石同意，擬於事後赴德國商購潛艇；新潛艇艦隊由此行隨員為主，先在國外短期訓練，再從國內派官兵前往充實。此前，蔣介石派人到意大利購潛艇，遭墨索裏尼拒絕。六七月間陳赴柏林，德國防部長表示不能出售現役艦艇，但可簽商約，於短時間內代為建造。乃商定中國購進德國大小潛艇6艘，潛水艇母艦1艘，魚雷多枚。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陳返南京，另派員赴德監造。至中德斷交後，合約失效。（李世甲《我在舊海軍親曆記（續）》；《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73～174頁）
[ii]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後的六七年裏，中德關係錯綜複雜。時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後期，納粹德國欲東山再起，頗看重中國市場。自1933年起，德在華投資增速及“軍援”漸升至各國首位。同期，中國麵臨日本威脅，極重視引進德國投資和軍火，並嚐試借助其外交斡旋以阻止或延緩戰爭。此外，蔣介石推崇希特勒“新國家主義”，視為建立獨裁統治的樣板。史家稱：當時“中國麵向西方，更多地是麵向德國，而不是英國或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獲取德國大部分在華權益，30年代更企圖用武力征服獨霸中國，以擺脫經濟困境，因此和德國有利益衝突。其間，德國決策層有兩派：軍方、財界從經濟戰略考慮，主援華（“工商界和軍界於1937年組成了一個強大的德國‘中國院外集團’，直到1939年仍繼續將同中國方麵的經濟合作保持在一個令人吃驚的水平之上”）；希特勒從國際政治考慮，主親日。其政策演變結果是：1936年11月與日本結成反 共 產 國際同盟（翌年意大利加入）；1938年初承認偽滿洲國；1939年8月撤退“駐華軍事顧問團”；1941年7月承認汪精衛偽政府，中國隨即與德斷交。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次日，中國正式對德、意、日宣戰。（《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124～177，226～277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91～116頁）以上種種，應有助於了解歐陽晉赴德學習的大背景。
三、布雷遊擊隊
徐： 1939年下半年，南京、上海已經失陷兩年多，廣州、武漢也失陷一年多了，日本人正在攻打長沙，是“第一次長沙會戰”前後。
歐陽：是的。所以，我們回來幹什麽？海軍的船被日本人打沉了，有些自沉了。 [i]
【圖 11 抗戰初自沉的中國“平海”號巡洋艦】
回來之前，林遵召集我們開會研究：回去抗日，怎麽抗法？我們是學海軍技術的，船沒有了，怎麽辦？那時候從報紙上看到，國內搞遊擊戰，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效果非常好。大家就講，船沒有了，可能還有水雷。對，搞水雷，到敵後去，打遊擊。沒有辦法，沒有艦，搞水雷。我們擬了一個計劃，就回來了。
林遵把我們的案（建議方案）帶到重慶，重慶當時是陪都。後來知道，國內也有和我們類似意見，到敵後布雷。大概是水雷製造所所長曾國晟提的，他是造水雷的，也是海軍，是前輩。 [ii]
我先到長沙，然後去洞庭湖，到沅江布雷隊當隊員，在洞庭湖布水雷，封鎖（日軍）。大概在 1939年底，我們轉到皖南敵後——估計是我們的案成功了，重新組建了布雷隊 [iii] 。在沅江也布雷，但那是正麵防禦，我們的方案是到敵後布雷。在國內，我們可能是第一個到敵後去的布雷遊擊隊。林遵是第五布雷大隊大隊長。他曉得我，還有我們班同學好幾個，從德國回來的，調到一起。我們是第二（布雷遊擊）總隊下邊的大隊，配屬第三戰區，下麵有兩個中隊。我是布雷官。我們在皖南一帶活動。（其他布雷隊）有的在贛北，武漢方向也有。
【圖 12 海軍布雷隊】
布雷遊擊隊是秘密的，不能讓日本人知道。我們全換上陸軍衣服，掛的符號沒有講布雷，是“執法隊”。雷是湖南造的，後方兵站運來——以前你沒有聽到這個事？
徐：沒聽到過。以前總講國民黨不抵抗，或者說它隻打正規戰，不打遊擊戰。
歐陽：我們是受報紙啟發。遊擊隊，以少勝多嘛。我們駐在貴池縣附近山溝，一個十幾戶人家的村。我們一到那裏，就說，第一次一定要布成功。第一次就是林遵領導的，我也參加了。我們通過陸軍 148師特工隊，摸清敵人部署，然後自己到敵區實地調查。最後決定在貴池兩河口布雷。那裏有條小河，秋浦河，用船把雷運去。搞船很不容易，是岸邊一個老百姓出麵，說要在夜間運貨到江北，預約三條船。1940年1月19號——是這個日子，林遵帶著我和另一個布雷官王國貴，布雷隊員30多個，換老百姓衣服，去布雷。出發前特地做“光餅”。你知道光餅嗎？戚繼光打倭寇，部隊帶幹糧就是這種餅。在福建把它叫做“光餅”。不單解決夥食問題，也是鼓舞士氣。
那天，我們先到藏雷地點，把雷準備好，地方上組織 80多老百姓，抬15具漂雷。漂雷就是漂流水雷，用浮筒吊，在水裏懸浮，順水漂，碰到船引爆。我們用“海庚式漂雷”，全重大概150公斤，裝150磅炸藥。
在敵區運雷，要偽裝好，人抬，一個雷四個人，雨雪天或者路遠，八個人。我們的隊伍，除了布雷隊員、抬雷的群眾，還有 148師兩個排掩護、支援，一共200多人。繞過敵人據點，穿過公路以後，陸軍停下隱蔽，布雷隊渡過秋浦河。後來下雨了，雨加雪，地上泥濘，不小心就滑倒，非常困難。三四十裏路，到目的地，比計劃晚了一小時。以後還順利，林遵一發信號，三條船就過來了。老百姓先撤走，我們把雷裝上引爆裝置，抬上船，劃到長江航道，布到水裏。做這些事十幾分鍾，原路返回。回來路上，我們兩個隊員跌倒了，受傷了，走不快，影響速度。林遵決定大隊先撤，派我留下照顧傷員。以後也還順利，我們三個走走停停，沒有出問題，比大隊晚一些到（駐地）。第二天來了消息：炸沉一隻汽艇，炸死十幾個敵人。後來又有消息，又炸沉一艘日本的運輸艦。這是第一次（布雷），非常成功。參加行動的30多人，每人得一個獎章，每個人都有，都立了功。
【圖 13 海庚式漂雷式樣略圖（布放後狀態）（歐陽晉手繪）】
徐：是什麽獎章？獎章現在還在麽？
歐陽：好像叫“陸海空軍獎章”。解放後，“三反五反”還是什麽運動，我把那些獎章，還有證書——後來我還得過幾次，都上交了。好像是交給華東海軍政治部了。
我們第五大隊第一次成功以後，十幾天之內，第一大隊、第二大隊也有布雷成功，炸掉敵人好幾條船。
徐：老百姓抬水雷，你們給錢嗎？
歐陽：好像沒有。那些老百姓都很好，村裏保甲派來的。那時候農村搞保甲製度，給我們安排民工。 [iv] 有時候工兵也抬雷、抬船。尤其是船，重得不得了，要好多人抬。
徐：那時候，你們的生活和在德國時候反差很大吧？
歐陽：布雷人員不都從德國回來的，有後來學的，大部分是我們（馬尾）海軍學校培養的。當時我們說，一定要幹好，第一次是做試驗。成功了，現在想起來還特別興奮。當時非常困難。我們是以守為攻，到敵後開辟戰場。布雷主要是炸船，破壞交通。我們回國抗戰，就是這樣想法，盡自己力量嘛。要把日本人趕走，寧可自己苦一些。這是在林遵的影響下。
我們從德國回來，忽然間到敵後打遊擊去了，你感覺這裏變化很突然，是吧？我就想你這個問題。當時，我到敵區，有種感覺：那地方老百姓苦得不得了，他們苦的程度感動了我，我們已經算不錯了。所以，那時候不感覺苦不苦，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接觸老百姓，他比我們苦得不得了。住老百姓家，看他們很苦很苦的，每天種田，我們也幫助他們割稻子。我們比他們好多了。
徐：能不能這樣說，你們到皖南農村前，對中國社會，對農村，實際上沒有什麽接觸？
歐陽：是這樣，沒有接觸。對後來的苦，我們思想有準備。舉個例說，從德國一回來，在貴陽，我們分開上前線，什麽東西都丟在貴陽，就帶個包走。從外國帶回的東西，都丟掉了，手表也不肯戴。下去，就準備犧牲。當時就這樣想法，就這樣到前線去了。
徐：東西交給誰保管？後來還給您嗎？
歐陽：托運到重慶。我有個箱，後來一個同學，我們那 10個當中的一個，把箱交還給我，打開一看，裏邊隻剩一點點東西了。
在安徽那幾年，困難很多，戰果也不小。紀念抗戰 50周年，我寫文章，講我親身參加抗戰的體會，我的戰友也提供情況，主要寫第五大隊，也寫一般情況，我們的戰果。我們炸了不少敵偽艦船，統計有資料，列表。日本人的船，在長江不敢隨便跑。布雷隊有好多隊員犧牲了，那篇文章主要紀念他們。寫成功，也有寫失敗。 [v]
徐：你們布雷，任務是上邊下達，還是自己決定？你們和新四軍有接觸嗎？
歐陽：我們上麵是第三戰區，新四軍也屬於第三戰區，我們有配合。我們第五大隊主要配合 148師，和新四軍接觸少些。可能第三大隊和新四軍配合多些。
【圖 14 被我水雷炸壞的日軍艦艇】
布雷任務主要自己定。要看情況，比如天氣、敵人動向，情況比較複雜。執行任務，隊伍人很多，浩浩蕩蕩，抬雷、抬船，穿過警戒線必須隱蔽，陸軍護送，有時候工兵配合。日本人非常害怕，非常惱火。
他掃雷掃不過來，就“掃蕩”，想消滅我們。飛機來炸，我們到處躲，躲到山溝，住老百姓家，穿老百姓衣服，他沒有辦法。有時候，他知道我們布雷，派兵包圍，把人抓去，查出布雷隊員就殺。我們穿老百姓衣服，抓去也不一定發現。這些情況我文章裏都講了。 [vi] 在布雷隊搞了幾年， 39年到43年，我調出去了，去重慶。
[i] 1937年8月江陰要塞保衛戰前，據蔣介石命令，陳紹寬分兩次調集艦船（包括主力艦、超齡巡洋艦等軍艦和商船）43艘，計6.4萬餘噸，自沉於江陰江麵。另沉民船、鹽船85艘及大量石料填補空隙，在預定位置“形成一條堅固的江陰阻塞線”。（《近代中國海軍》，954～956頁）。至翌年1月，海軍所轄121艘艦艇，被日軍擊沉88艘，自沉25艘，隻剩小型艦艇15艘。（《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75～188頁）。據稱，以艦船自沉阻塞日軍，是海軍電雷學校負責人歐陽格的主意，其用心是借機削弱閩係海軍實力。（李世甲《我在舊海軍親曆記》；曾國晟《記陳紹寬》）
[ii] 曾國晟，約生於1900年，卒年待查。字拱北。福建福州人。1917年畢業於煙台海軍學校。曾赴日本學造船，赴英國學海軍。20年代任“楚有”艦副長。抗戰中任海軍水雷製造所所長，創辦《海軍整建月刊》。抗戰後任海軍總司令部第六署署長。1948年9月授海軍少將。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旋應張愛萍邀，任上海市軍管會艦艇調查修裝委員會主任。（參看《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蔡鴻幹《抗日戰爭期間閩係海軍一次複興運動的史料》，《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輯，87～111頁；黃港洲《張愛萍與海軍——共和國海軍初創紀實》，95～96頁；曾國晟《記陳紹寬》）。
[iii] 抗戰初，海軍即確定“以艦隊實力，配以水雷襲擊，協同陸軍堅守淞滬，保衛江陰要塞，消耗敵軍，拱衛首都，掩護沿江物資西移”的戰術指導原則和作戰任務。後因大量艦艇損失（包括自沉），水雷戰遂成為海軍作戰主要手段。1938年春，“海軍以水雷封鎖和炮隊組成一道又一道防線阻擊日軍，獲得很大戰績，再次遲滯了日軍前進速度，深得當時中國政府和人民之讚揚。”是年秋在洞庭湖組建布雷隊，由薛家聲統一指揮。9月初組建第一個漂雷隊，向敵艦展開水上遊擊戰，隊長鄭天傑。10月底決定在敵後開展布雷遊擊戰，組建“長江中遊布雷遊擊隊”，轄布雷隊5，劉德浦任上校總隊長，林遵等任隊長。1940年4月，在郇鄂區增設布雷遊擊隊，由曾國晟督率，林祥光等任隊長。1941年3月4日，蔣介石下手令，“要求以遊擊布雷截斷敵水上交通，消耗其物資力量，較任何武器均有過之而無不及；並飭各戰區長官對布雷隊以特別保護”。其後至1942年底，陸續成立第一至第五布雷遊擊總隊，各轄大隊、中隊若幹。（《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99～202頁；參看《近代中國海軍》，974～982頁及書末“近代中國海軍大事記”）
[iv] 關於民工報酬，此說不確。當時第三戰區設有軍民合作指導室，省設指導處、縣設分處，鄉鎮設合作站。後者主要業務是“在所轄各保甲內，按戶籍人口分別指定壯丁編為苦幹隊，輪流供役，協助軍隊運輸。”有明文規定：“輸送夫役……工資按當地一般工資情況，由征雇部隊先交合作站，由站當場轉交給本人”。（張丕生《第三戰區軍民合作指導機構工作概述》，《上饒文史資料》第8輯，80～81頁）至於工資能否即時、如數發到合作站乃至民工手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v] 歐陽晉《回憶抗戰時期海軍皖南、贛北長江布雷遊擊戰況》，《福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113～144頁。
[vi] 1939年底以後，海軍各布雷隊“在所控製的長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鎖航道，且主動出擊，展開敵後布雷遊擊戰。戰術行動機動靈活，常使日軍防不勝防，狼狽不堪，損失慘重，終不能在水上順利航行。這對日本海軍官兵的心理打擊極大，許多日本海軍官兵談雷色變，聞雷喪膽”。其中，歐陽晉所在第二總隊的作戰，“給了日本海軍以沉重汀擊。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該遊擊區共布雷1370具，觸沉日大型軍艦3搜、中型軍艦8艘、炮艦6艘、運輸艦32搜、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炮艇1艘、大火輪1艘、小火輪4艘、大鐵殼2艘、汽油船1艘、木殼船1艘、商船2艘、大駁船1艘，總計大小艦船114艘，另有汽車20餘輛，傷亡其官兵5000餘人，破壞其武器彈藥等軍用物資不可勝計，戰果至為輝煌。”（《近代中國海軍》，974，980頁；參看歐陽晉文章及《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199～202頁）
歐陽晉回憶和海軍布雷遊擊隊戰績，令筆者感慨良多。許多年裏，一提抗日“敵後戰場”，必指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與之相對的則是國民黨“正麵戰場”。直到最近，史界仍“普遍”堅持把抗日戰場分成這樣兩部分的觀點（《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617頁；《八十年來中共黨史研究》，217頁）。然而，硬把歐陽晉們當年所為說成“正麵戰場”，豈非圓鑿方枘？值得一提的是，由上引《近代中國海軍》就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軍當年“老冤家”——“國民黨軍海軍”之抗戰業績所作介紹和評價，或可讓人揣摩出：在重事實的“專家”和講原則的“學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差異？（據《近代中國海軍》前言：該書由前海軍司令員劉華清“親自布置”、“海軍組織編寫”，撰稿以軍界專家為主。1～5頁）
四、參加赴英“參戰學習”和接收“重慶”號巡洋艦
徐：調您到重慶，是執行新任務？
歐陽：對。那時候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了。我從安徽調去，是去英國參戰，先參加“參戰學習”考試。
徐：是“參戰”，還是接艦？
歐陽：參戰。當時叫“參戰學習”。接艦是後來的事情，這是兩回事。我下麵再講。
去英國參戰學習，為什麽調我呢？我估計，我在布雷遊擊隊，經常到敵區活動，打給重慶的電報裏常有我名字，上麵有印象。估計是這個原因，領導就說，你來吧。到重慶以後，可能因為事情出了什麽矛盾，要拖一拖，就把我調到陳紹寬那裏當副官，做些事務性工作，聽副官主任安排，做些小事情。過不久，就參加考試了。
昨天你講，有人說，馬尾畢業時候我考第一名，可是我從來沒有這樣講過。我現在想，可能是這個事：1943年在重慶考（赴英國參戰學習），一共取26個，我考第一名。本來第一名應該領隊，我沒有。後來領隊那個人，比我年齡大一點，青島（海軍）學校畢業，可能是校級軍官，我是上尉。他姓劉，也是考上的，第幾名不記得了。可能是這個事，傳來傳去傳錯了。
徐：“參戰學習”考試難嗎？您以前去德國留過學，有基礎，對您來說不難吧？
歐陽：不一定。有的不曉得，有的不確定，特別是實際應用方麵，我在德國沒有學完。參加考試300多人，有青島的，有馬尾、電雷的，都是海軍。考完後，我們26個人到英國去，裏麵5個學造船，其他21個參戰學習。
徐：那5個學造船的人裏，有王綬琯[i]嗎？
歐陽：你知道王綬琯？有他。去英國我們一起。他學造船，後來搞天文了，在南京天文台工作，後來調到北京，有時候來南京。最近我在電視上看到他。前幾天他寄賀年卡給我，說他搬家了，把新地址告訴我。我回信說，我在電視裏看到你了。
1943年年底，我們從重慶坐飛機到昆明，再飛到加爾各答，有個英國海軍聯絡員在那裏接，然後到孟買坐船。到英國後，我們去學校上課，到艦上實習。21個人分散到英國軍艦上，有時候兩個人一隻船，多數情況一個人。我上過兩條艦，開始在Diadem號巡洋艦。後來到Birmingham號巡洋艦，這條艦一萬多噸。我們到他艦上，準備參戰。太平洋戰爭[ii]以後，英美對日本宣戰，和中國是同盟國。我們參加英國遠東艦隊，經過學習，實習，準備到遠東打日本。在英國艦上就歸他指揮，進他的編製。不過軍服還是中國的。
徐：這很奇怪：英國軍艦上有一群中國海軍軍官，要參加英國海軍的作戰？
歐陽：對，是這樣。除了中國人，還有印度人、瑞典人、丹麥人……中國有兩批，前麵一批，我是第二批。學習完後，我們到倫敦來。1945年5月德國投降，歐洲戰爭結束；8月份日本投降，抗戰結束。最後，我們沒有和日本作戰。[iii]
這時候上麵來指示：“好，你留下來，到他們有關的學校全麵學習一遍”。就這樣子，我又去學習，槍炮學校、魚雷學校、通訊學校、航海學校，以及皇家海軍學院等等，全麵學習。到這裏學幾個月，到那個學校學幾個月。1947年，英國贈給我們一艘“重慶號”巡洋艦。說“贈”，其實是還債。抗戰開始，英國在香港，借我們海關的船用，戰爭結束後，我們要，他找不到了，就說，送給你一個“重慶號”吧，實在是還債性質。
【圖15 重慶號巡洋艦】
另外，它還借給一艘“靈甫號”驅逐艦。這是“租借”，隨時要可以要回去。[iv]
徐：您在重慶艦是什麽職務？什麽軍銜？
歐陽：通訊官，少校。1943年底出國時候我是上尉，職務是“候補員”。
我去重慶號報到的時候，船尾已經漆好“重慶”兩個字，是一艘中國軍艦了。艦長是鄧兆祥。[v]
【圖16：鄧兆祥】
鄧兆祥英國接艦，大概是1947年，從國內帶了幹部，還有“學兵”，幾百人。我們就在英國，已經學好了。全艦加在一起五百多人。我們和靈甫號一起離開英國。經過直布羅陀，馬耳他，過蘇伊士運河，紅海。到亞丁，就分開了。靈甫艦船小，是驅逐艦，不敢直接走了，因為風大。前麵是印度洋，那時候季節風，大得不得了，房間裏東西摔到地上，我們走路都用手抓著預先綁好的繩子走。季節風，一個禮拜沒停過。我們重慶號直接開回來，穿過印度洋，經過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南京。
徐：英國派了個軍官白能頓在重慶艦上，有書裏寫他很跋扈，和你們有衝突，是麽？
歐陽：有這事。他是英國海軍派來做保障的，在船上的確很跋扈，和中國艦員處得不好，最後在香港，被鄧兆祥趕下船了。我們接艦的軍官，多數幹海軍比較久，在英國軍艦上也幹過，對航海比較熟。他那麽跋扈，指手畫腳，沒有道理。這個事，重慶艦副長劉榮霖比較清楚，我隻是部門長，接觸不多，情況不太了解。[vi]
回國不久，在上海，重慶艦又航行了。高速前進。那是遼沈戰役期間。到葫蘆島，蔣介石上了船，就住在船上，召開什麽會議。那時候很緊張。我看到過蔣介石，沒有說過話。他和我們一起照像。開完會，他就離開了。[vii]重慶號也參加打了，向塔山（解放軍陣地）開炮，桂永清[viii]在船上指揮。那時候，重慶號算最大的船。中國以前沒有巡洋艦。抗戰以後，從美國接回來一批船，日本投降又接收一些，都沒有重慶號大。
從東北回到上海後，我就請假回福州老家。當時陳紹寬在福州賦閑[ix]，我去看過他一次。
徐：您好幾次和陳紹寬接觸，對他有什麽印象？
歐陽：在馬尾我是學生，去英國前我給他當過幾天副官，時間不長，接觸不多。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辦事非常認真。我舉個例，在重慶有一次招生考試，考生查身體，他是總司令，親自去，親自參加檢查、挑選，抓得很緊。解放後他是福建省副省長，我在上海、南京工作，一直沒有機會看他。1969年他去世，福建打來加急電報，通知我參加追悼會，我工作忙，去不了，打了一個很長的唁電。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還替我獻了一個花圈。
[i] 王綬琯，天文學家。1923年1月生。福建福州人。1943年畢業於馬尾海軍學校造艦班。
[ii] 1941年12月7日（美國當地時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8日，美、英對日宣戰。9日，中國政府“正式”對日宣戰，並宣布對德、意處於戰爭狀態。翌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對軸心國共同行動宣言。次日，蔣介石接受同盟國推舉，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
[iii] 此事聞所未聞。查多種有關抗戰後期中國海軍人員赴英學習的史料，或未提“參戰”，或將其與戰後中國接收英國贈艦混為一談，或語焉不詳。另查同期中、英在緬甸、印度聯合對日作戰的論著和回憶，雖也未涉及中國海軍，似可視為歐陽晉赴英“參戰學習”之背景：1942年初日軍入侵緬甸（時為英殖民地），中國應邀派遠征軍入緬支援英軍，至5月首戰失利。其後，雙方反複磋商反攻事宜，談判焦點之一，是中國要求英國出動艦隊保障南緬製海權，但不被接受。後因美國施壓，中國遠征軍1944年春自北緬、滇西發動反攻，翌年初獲勝，而英海軍未參加此役。（參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296～310頁；《太平洋戰爭時期的中英關係》，23～26頁；以及杜聿明《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後二文載《文史資料選輯》（全國政協）第8輯，1～42，43～77頁。）據此推測，歐陽晉等以中國海軍軍官身份參加英國（遠東）艦隊，主要是出於中方一廂情願，英方則頗為勉強（甚至從未當真），且終未成行，故為一般史書所忽略。有關詳情待考。
[iv] “重慶”號原名AURORA，是當時相當現代化的輕巡洋艦，5270噸。“二戰”中擊沉敵巡洋艦1艘、驅逐艦10艘。中國接收後改名“重慶”，是中國海軍有史以來裝備最新、火力最強的軍艦。“靈甫”號原名MENDIP，新型護航驅逐艦，940噸。“二戰”中亦有諸多戰績，參加過諾曼第登陸。中國接收後改名“靈甫”，以紀念陣亡的整編74師師長張靈甫。自1947年12月起，中國接艦人員從英國各地集中到兩艦停泊處，對兩艦洗刷清理全麵整修。翌年5月19日，中英在樸資茅斯軍港舉行交接典禮，26日兩艦啟航，8月23日抵滬。（《江蘇文史資料》32輯，238～239頁；參看《近代中國海軍》，1024～1025頁）
[v] 鄧兆祥（1903－1998） 廣東肇慶人。1914年起先後入黃埔、吳淞、煙台等海軍學校。1930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抗戰中任海軍水魚雷營營長。後任長治艦、重慶艦艦長。1949年2月25日，重慶艦士兵發動起義，鄧兆祥被說服參加，並親自駕艦北上煙台，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後曆任多所海軍院校校長，北海艦隊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等。1955年授海軍少將。1965年加入中共。是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9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
[vi] 重慶艦驅逐白能頓的經過，見《海軍生涯話新生——鄧兆祥是怎樣走上革命道路的》（《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405頁。參看陳景文《渡江戰役前夕重慶號軍艦起義經過》，《安徽文史資料》第3輯，89～90頁）
[vii] 此處記憶似有誤。據另說，蔣介石於1948年10月5日在塘沽登重慶艦，次日駛抵葫蘆島。（《江蘇文史資料》第32輯，249頁）
[viii] 桂永清（1901－1954），字率真。江西貴溪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1930年赴德國學習。曾任國民黨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總隊長、首都警備副總司令、27軍軍長，駐德、駐英使館武官，駐英軍事代表團團長、盟國駐德聯軍管會中國代表團團長。1946年以後任中央海軍軍官學校教育長（校長蔣介石），海軍代總司令、總司令。1949年後任總統府參軍長，參謀總長。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ix] 其時陳紹寬已被罷官，在臚雷家鄉賦閑兩年有餘。1945年12月，蔣介石命陳紹寬率艦赴渤海堵截解放軍，陳借口艦需修理，自行去台灣。不久，蔣即下令撤銷海軍總司令部，由軍政部海軍處“武力接管”，同時免去陳的職務。曾國晟《記陳紹寬》回顧此事後，講了陳與蔣及其親信歐陽格、何應欽、陳誠等的矛盾衝突種種故事。談到：福州臨解放，福建省主席朱紹良兩度奉蔣令前往，要陳赴台，均遭拒絕。第二次，陳說：“蔣委員長如一定要我飛往台灣，我決在飛機上跳下。”解放後，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張鼎丞赴臚雷請陳，陳“欣然參加革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