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試評基督教對西方文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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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對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麵的，它逐漸滲透到西方哲學、法學、教育、藝術（文學、音樂、建築、繪畫和雕塑等等）以及科學等各個領域。

      在哲學領域，基督教奠定了近代西方的哲學思辨傳統。正如恩格斯所說：“中世紀隻知道一種意識形態，即宗教和神學。”基督教哲學就是羅馬天主教會的官方意識形態，它是以上帝為核心、神學為基礎的唯心主義思想體係，先後經曆了早期教父哲學、中世紀經院哲學和近代的新托馬斯主義等三個階段。在早期基督教哲學中，關於神的統一性和三位一體論的本體論證明，關於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結合的爭論以及關於上帝的恩賜和人的罪孽深重的本性的人類學研究構成了教父哲學的全部內容。北非希波城主教奧古斯丁是早期教父哲學最負盛名的代表，作為一名新柏拉圖主義者，他自覺地使理性屈從於信仰，寫下了《懺悔錄》、《論三位一體》、《上帝之城》等多部劃時代的著作，在西方哲學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進入經院哲學時期，經院哲學家把理性應用於啟示，力圖證明關於信仰的教義來自於啟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和理性並不相互排斥，基督教的教義也可以通過理性推理來論證和說明。托馬斯•阿奎那以創新的精神和淵博的學識，為基督教創立了一個百科全書式的神學體係，是繼奧古斯丁主義之後又一完備的理論形態。為了更加牢固地確立基督教哲學的地位和影響，同時也為了適應當時社會對於理性的普遍要求，托馬斯利用亞裏士多德的實在論，進一步標榜自己承認客觀知識和人的理性，在他的哲學體係中，信仰主義、理性主義和神秘主義達到了高度的統一，把中世紀經院哲學推向高峰。經院哲學調和理性與天主教教義，緩和了由理性思潮衝擊所造成的天主教教義危機。但理性一旦進入神學的殿堂，也就埋下了使神學走向衰落的種子。

      在法學領域，德國著名法學家魯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羅馬曾經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則以法律”。中世紀歐洲是被基督教神學家稱之為“神聖秩序” 的時代，根據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國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貶低，它隻是在教會之旁或教會之下的一個負責較低等級事物的社會組織。直到11世紀晚期開始，以意大利為基地開始了羅馬法的複興。在東羅馬帝國保存和臻於成熟的羅馬法又傳回到西方。盡管羅馬成文法的製定是建立在民眾的宗教信仰基礎上的，它的有效運行也都基於此，但與教會法相比，羅馬法畢竟有著鮮明的非宗教性質，逐漸成了王權用以對抗教權的有力武器，使羅馬法獲得了與《聖經》同等的權威並受到與《聖經》相似的尊崇。由波隆那法律學校的羅馬法研究專家愛爾納留於公元1088年編就的《查士丁尼法典》被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以致聖伯爾納曾抱怨歐洲的法庭都被查士丁尼法包圍了，再也聽不到上帝的命令了。對此羅馬教廷迫切需要從理論上論證教權高於王權、教會高於國家，盡管羅馬法在西歐的複活與教會有直接關係，但教會更重視教會法，規定法學課程中的教會法要以宗教會議和羅馬教廷公布的教規和命令為依據。公元1140年，愛爾納留的學生格拉蒂安把基督教曆屆會議和教皇的敕令匯編成冊，後世稱之為《格拉蒂安教令集》，由此推動了教會法的研究。那時“城邦的統治者和政府的官員與教會的管理人員均來自相同的階層，在相同的大學裏接受教育，並具有相同的知識背景；因此，在這裏存在著一種不斷的相互批評的過程，它刺激了一種受過教育的公眾輿論的發展”（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16頁）。在對教會法，特別是民法的研究中，已經包含了合法性、合法政府的原則，包含了國家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之上的觀念。法律也開始被人理解為一切人都必須遵守的、淩駕於個人意願之上的訴訟程序。現代羅馬法精神正是經曆了歐洲基督教世界的改造，是宗教信仰進一步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產物。

 

      在教育領域，基督教也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礎。“中世紀早期不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戒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發展上都帶有修道院領先的痕跡。它們被稱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時代，因為上自7世紀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諾薩布裏亞的興起，下迄12世紀城市生活的複蘇和公社的興起，較高層次的文化的連續性在西歐，在作為知識和文學創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維持”（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07頁）。嚴格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製度都是源於中世紀的大教堂學校和修道院學校，其文化知識和多種學科也是在中世紀早期興起的文法、修辭、邏輯、幾何、數學、天文、音樂這“七藝”基礎上發展而來的。12世紀城市大學的誕生，帶來了西方社會學術生活和教育製度的深刻變革。最初的大學不是按照君主的意誌，而是由有意學習的人們自己組織的。後來，教會主管各大學的事務，發特許證給已經建立的大學如意大利、法蘭西和英格蘭的大學，又與倡導辦學的貴族合作。這些大學主要是專科性質，在意大利的撒勒諾大學以醫科著名，波倫亞大學以編訂教會法典和羅馬法聞名。那時最大的大學巴黎大學是哲學和神學的中心，它是中世紀後期牛津、劍橋、布拉格、維也納等大學效法的榜樣。威爾•杜蘭在其名作《世界文明史》中寫道，自從亞裏士多德以來，沒有一個教育機構能和巴黎大學所造成的影響相比擬。在3個世紀裏，它不但吸引了最大量的學生，並且招來了心智最敏捷最突出的人士，例如阿伯拉爾、索爾茲伯裏的約翰、大阿爾伯特、布拉班特的西格爾、托馬斯•阿奎那、波納文圖拉、羅吉爾•培根、鄧斯•司格脫、威廉•奧卡姆等，幾乎構成了從公元1100年到1400年之間的哲學史。而這些偉大的學者，又必然是由那些偉大的教師，在一種令人們的心智激蕩高昂的氣氛中，在人類曆史達到文明的巔峰狀態下造就出來的。從歐洲曆史上看，各種教育製度、機構設施的產生與發展都是與基督教會分不開的。中世紀大學所確立的一些製度，如指定學生必須學習的課程，以及使用教科書、學生畢業授予學位等，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襲至今。

 

      在文學方麵，中世紀早期出現的教會文學作品多是讚美詩和描寫基督與聖徒生活的戲劇，托馬斯•阿奎那等人都曾進行過這方麵的創作。至於中世紀盛行的英雄史詩，最著名的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國的《羅蘭之歌》、德國的《尼伯龍根之歌》、俄羅斯的《伊戈爾遠征記》等等，都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它們大多借基督教反對異教鬥爭的形式，表現一種尋求統一和抵禦外侮的英雄氣概。譬如俄羅斯英雄史詩《伊戈爾遠征記》，全詩具有強烈的愛國意識和宗教意識，主人公為了正教的利益在作戰。馬克思評價說：“全詩具有英雄主義和基督教的性質，雖然多神教的因素還表現得非常明顯。”另外，中世紀還盛行騎士文學，騎士文學是對騎士階層的文化觀念、精神個性和生活理想的文學表達。這類作品以忠君、信教、行俠為信條，歌頌騎士們為榮譽、信仰和愛情而戰的獻身精神，暗示出原始活力如何同禁欲主義相抗衡的悲劇主題。騎士抒情詩、騎士故事詩和騎士傳奇是騎士文學的三種主要類型。如《亞曆山大的故事》采用12音節詩句，也稱“亞曆山大詩體”，是法國詩歌中的著名詩體。隨著城市和市民階層的興起，市民文化也在逐漸形成，進入12世紀以後，市民創作的文藝作品即城市文學開始發展起來，成為繼教會文學、英雄史詩和騎士文學而興起的中世紀第四類文學形態。正象塞萬提斯筆下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在整整一千年中，西方人一直無法擺脫精神和肉體的深刻矛盾，他們既痛苦又無奈地同包括自己在內的周圍一切進行無休止的戰鬥。這種神性和世俗性的矛盾在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但丁的《神曲》中表現得最為充分。它以基督教天堂與地獄為題材，充滿了神學典故，它把基督教神學作為最高指導思想，卻又把異教徒維吉爾作為引路人，它既崇奉基督教來世思想，又在作品中謳歌現實生活。基督教文學，尤其是《聖經》對歐美文學的影響至今不衰。許多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都曾從《聖經》中汲取營養，尋找素材。14世紀英國詩人喬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6世紀英國著名戲劇家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17世紀英國詩人彌爾頓的《力士參孫》和《失樂園》、散文作家班揚的《天路曆程》以及當代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都取材於《聖經》。由此可見，《聖經》已成為歐美文學的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在音樂方麵，基督教要表現的是神的愛，愛在神和人類之間形成了一種情感的交流，而音樂是最恰當不過地表現了這種情感。在世界所有宗教中，惟有基督教音樂作品最多，音樂水平發展得最高最快。在羅馬帝國後期，教堂音樂開始形成以讚歌頌詩為主的獨特體係，到了中世紀，基督教的聖劇、聖樂曾是歐洲音樂的主體。當時教會內部湧現了許多作曲家、歌唱家和音樂理論家。如公元6世紀，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花費了十多年時間選出了許多典型的歌調，並訂立了許多演唱規則，形成了音調簡樸、旋律優美的格列高利頌調，至今通用於天主教會彌撒儀式中，是為“格列高利聖詠”，代表著教會非人格化的精神勢力，是歐洲普遍公認的古典音樂典範。基督教音樂在其發展過程中，還利用了當時的騎士文化和法國遊吟詩人的歌謠作品，以及德國戀詩歌手的抒情詩，以擴大基督教的影響。同時被稱為“奧爾加農”的多聲部宗教歌曲誕生，到17世紀，基督教新教音樂又創造出清唱劇的形式，近代聖劇的集大成者亨德爾的代表作《彌賽亞》就是借清唱劇的體裁，以其大規模的合唱、優美的宣敘調和流暢舒適的詠歎調，而成為影響最大、流傳最廣、最受歡迎的聖劇。18世紀歐洲音樂界舉世聞名的一代宗師巴赫，為了“使上帝的話語廣為流傳，從而把宗教音樂發展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頂點”，他創作的聖詠、康塔塔、經文歌和受難曲等，蘊涵著熱烈的情感和詩一般的沉思，使“巴羅克”音樂風格達到了鼎盛。可見，教堂音樂不僅為中世紀歐洲音樂確立了模式、方法和風格，也為近代歐美世俗音樂，如交響樂、歌劇等形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造型藝術方麵，與基督教發展密切相關的“羅馬式”、“哥特式”和“文藝複興式”等建築藝術風格，構成了西方建築的特色。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建築是對一些沒有生命的自然物質進行加工，使它與人的心靈結成血肉因緣，成為一種外部的藝術世界。因此，建築藝術一向被看成是一種象征性的藝術。正是這種象征性，使它能夠成為神的象征。公元532～537年建於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墩和牆是用彩色大理石貼麵，柱身卻是深綠或深紅。柱頭、柱身、柱基之間又箍以金銅箍，還用玻璃“馬賽克”裝飾穹頂和拱頂。這樣，當人們走進教堂時，就會“覺得自己好象來到了一個可愛的百花盛開的草地。可以欣賞紫色的花，綠色的花，有些是豔紅的，有些閃著白光，大自然象畫家一樣把其餘的染成班駁的色彩。一個人到這裏來祈禱的時候，立即會相信，並非人力，並非藝術，而隻有上帝的恩澤才能使教堂成為這樣，他的心飛向上帝飄飄蕩蕩，覺得離上帝不遠”（《外國建築史，第69頁》。而著名的哥特式建築藝術代表之一巴黎聖母院，其中廳寬僅十二點五米，長度卻有一百二十七米。兩側支柱間距不大，造成了內部強烈的導向祭壇的動勢，祭壇上錦繡鋪陳，搖曳的燭光照著受難的基督耶穌，呈現出一種極強的宗教情緒。再加上中廳高度很高，窗子又占滿了支柱之間的整個麵積，且以垂直線構成的支柱顯得瘦骨嶙峋，顯示出一種清教的冷峻和嚴酷，而這恰恰是基督教所宣揚的純潔精神生活對現實物質世界的否定。因此恩格斯說，哥特式教堂內部體現的是“神聖的忘我”。文藝複興式建築則提倡複興古羅馬時代的建築風格，多用希臘式石柱和羅馬式圓頂穹隆以及半圓形券、厚實的牆、水平向的厚簷，與哥特式風格中的尖券、尖塔、垂直向上的束柱、飛扶壁和小尖塔等相對抗。在教堂內部布局上，表現為高聖壇與中殿已不再分開，大廳總麵積擴大，座位增多，世俗色彩加重。1626年竣工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就是文藝複興式建築的代表作，它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教堂。

 

      而拉斐爾、達•芬奇和米開朗琪羅等人涉及基督教主題的繪畫、雕塑珍品更為西方文化寶庫增添了奇光異彩。早期基督教曾禁止象征性造型藝術，以免犯崇拜偶像之忌。但隨著基督教思想與異教民族文化的溝通和融合，逐漸改變了基督教對造型藝術的保守態度，於是最早的基督教繪畫藝術作品應運而生。文藝複興以來，歐洲文化傳統中的神本主義漸漸向人本主義轉變，人文主義藝術家在創作形式上雖然開始放棄中世紀那種象征、超脫、空靈的繪畫手法，在繪畫內容上仍然采用大量基督教題材。不過在其中貫注了世俗精神。他們利用宗教題材來表達宗教或世俗主題，體現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藝術風格及審美情趣。在這方麵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以及米開朗琪羅的《創世紀》都堪稱典範。與繪畫藝術相映成輝的還有雕塑藝術，在中世紀除了聖像雕塑外，大量的作品是作為教堂的裝飾性浮雕。這些作品構圖考究，主題突出，形象生動，人物逼真，具有耐人尋味的宗教意蘊和永恒不朽的藝術價值。到了文藝複興時期，以《聖經》為題材的雕塑作品不斷增加，在意大利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米開朗琪羅曾稱讚貝爾蒂在佛羅倫薩洗禮堂兩扇門扉上的浮雕組畫《以撒的犧牲》和《約瑟救災》說：“它們是如此完美，作為天國的大門也當之無愧。”而米開朗琪羅自己則把文藝複興式雕塑藝術推到了頂峰。代表米開朗琪羅雕塑風格最高成就的作品有充滿悲劇情感的美麗的大理石雕像《聖母哀悼耶穌》、威嚴的《摩西》和英勇的《大衛》三座大型雕像，它們不僅使其作者名垂千古，也給後人留下了不盡的美感。文藝複興通過雕刻和繪畫等藝術體現人文主義的理想，它不再像中世紀前期藝術那樣隻熱衷於表達完美的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幻景，而是轉向了現實生活。正因為如此，又使基督教繪畫、雕塑藝術獲得了新生。

 

      在自然科學領域，基督教在客觀上促進了近代西方自然科學的興起。一方麵，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在晚期的發展已經明顯地衰落了，另一方麵日耳曼蠻族的入侵，又進一步摧毀了古典文化。在文化一片蠻荒的情況下，正是基督教承擔起了教化蠻人走向文明的重任，從而挽救、保存、傳播和延續了包括科學在內的歐洲文化的種子。正如霍萊斯特指出：“過去的曆史學家對於現代文明發展，可能過分強調了文藝複興的影響……文藝複興人文主義者實際是‘古典文學’的學者，對於科學的興趣，可以說並不大於一位現代英國文學或拉丁文教授。現代科學產生於中世紀的大學。”中世紀的學者們充分利用了精練的邏輯工具和推理方法，增強了思想的明晰性，培養了辯論的藝術性，使邏輯學、倫理學和形而上學等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準確性。如果西方思想沒有經過中世紀理智訓練的準備，也就難以想象用宇宙理性或人類智力去探索自然秩序的現代科學的誕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基督教新教改革運動對西方近代的科學革命有著積極的意義，它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歐洲科學革命，為近代科技騰飛創造了一定條件。在現世禁欲主義的觀念中，一切世俗的職業勞動都被作為“善功”，而成為榮耀上帝的途徑，由此便獲得了必不可少的宗教道德上的認可。霍伊卡因此指出，科學實驗作為一種技藝勞動，在這裏也因此取得了基督教精神的支持。於是當時的新教徒們為了榮耀上帝，躬行善功，把無私忘我地獻身於科學技術研究活動視為自己的“天職”。不少基督教修會的修士們以畢生精力來探討自然的奧秘和規律，以其不屈不撓的探索精神為近代科學的發展埋下了種子，培育了幼芽。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說：“在我看來，科學似乎是以最崇高、最有力的方式來傳授偉大的真理，而這種偉大的真理正是體現在完全服從上帝意誌的基督教觀念之中。” 正是在這種宗教思想背景下和宗教精神動力的驅使下，現代實驗科學才適時誕生的。由此可見，近代科學的產生植根於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傳統，由此培養起為榮耀上帝，通過科學實驗方法去實證地探索自然，為人類服務的目的。實際上，“在現代科學興起的時代，宗教是當時文化生活中最強大的力量。人們對上帝的看法影響了他們的自然觀，而這種自然觀又必然影響他們探究自然的方法”。這可以解釋為什麽近代科學僅僅產生在西方，而不是別的地方。

 

     最後，反映在社會曆史領域，在西方古典奴隸製衰落和中世紀社會誕生的轉折時期裏，作為羅馬帝國國教的基督教在西羅馬帝國末年起到了調和各民族、各階層矛盾的安定團結的作用，又在帝國滅亡後的西方大混亂中充當了秩序的代表，在無政府狀態中行使著政府的職能，不僅有力地支持了法蘭克王權的確立，而且承擔了國家機器的相當一部分職能，並幫助那些剛剛從氏族製解體階段走過來不久且毫無國家統治經驗的法蘭克人逐漸建立和發展起了一套適合這一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封建政治製度。

 

      日耳曼人的國王和臣民通過皈依羅馬基督教，加速完成了西方的封建化過程，並且為歐洲進一步繁榮造就了新的發展的起點，尤其是基督教修道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世紀早期西方社會生產力的恢複和發展。基督教修道院所進行的一係列卓有成效的經濟活動，為中世紀初期物質上極度匱乏的西方增加了社會財富，穩定了封建製度的經濟基礎。教會莊園成為了世俗莊園的樣板，教會僧侶就如何經營、管理封建莊園給法蘭克人做了示範，封建莊園製度在法蘭克各地逐漸確立起來。在教會的示範和帶動下，法蘭克人較快地適應了高盧等地較高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確立了新的封建生產關係。

 

      基督教在由封建製向資本主義過渡中也其過重要作用。16世紀從德國開始的歐洲宗教改革運動，被恩格斯譽為包括農民戰爭在內的“第一號資產階級革命”。伴隨著宗教改革而出現的新教，吸取了世俗文化中的進取精神，對資產階級革命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6世紀的尼德蘭，加爾文教成為了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的旗幟，這次革命在歐洲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正如恩格斯所說“加爾文教在荷蘭創立了共和國”。

 

      17世紀新教發展的中心轉移到美國，傳入英國的加爾文教稱作清教，英國國內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大多是清教徒，他們認為英國宗教改革不徹底，要求徹底清除英國國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如廢除主教製，提倡教會組織的民主化，建議個廉儉教會。他們反對鋪張浪費的宗教禮儀、驕奢淫逸的貴族風格，甚至禁止一切戲劇娛樂。為了積累財產，他們提倡勤儉節欲，經商致富。這些主張符合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資產階級的需要，因而被其采用，作為自己革命的“旗幟”。這種宗教思想是以改組教會為名，目的在於建立資產階級社會製度，1640年爆發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是以清教運動方式發動的一場政治革命。“欽定本”《聖經》實際上適應了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需要，在隨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克倫威爾和英國人民，為了自己的資產階級革命就曾借用過《舊約》的詞句、熱情和幻想”，“在加爾文教中給自己找到了現成的理論”。

 

      可見，基督教在西方由奴隸製向封建製、由封建製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曆史時期，在促進西方封建化進程、促進民族融合以及轉變西方社會風氣、促進西方經濟恢複與發展等方麵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值得肯定的。特別是基督教文化作為中世紀初期西歐主體文化，它對日後西方文化的發展走向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但是肯定基督教的積極影響，並不能淡化其曾經的負麵作用。

 

      早在西羅馬帝國末期，隨著大量富人的皈依，基督教會由於活動繁多，經費匱乏，不得不改變對富人的排斥態度，以便在他們身上開辟新的財源。富人一旦進入教會，他們的利益和願望必然會影響早期基督教教義，新約聖經向後人提供了富人入教後教義蛻變的很多信息。首先是對羅馬帝國的態度，《啟示錄》教人以複仇，《羅馬人書》則訓誡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任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其次是對奴隸製的立場，早先基督教認為使用奴隸是不公正的，而且破壞了自然律，到了《彼得前書》則說：“你們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要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他。”再次是耶穌形象的變化，由剛毅果決一變而為逆來順受，在新約聖經中，並存著這思想內涵與性格完全不同的兩個耶穌，如《馬太福音》中有這樣明顯對立的話，耶穌說道：“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又說：“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要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迫你走一裏路，你就同他走二裏。” 另外，《路加福音》對人間天國的許諾被轉移到心靈信仰中，《約翰福音》借耶穌之口說：“我的國不在這世界”。當初所謂唯有信徒中“疲倦者”、“重荷者”這些窮人才可享永福的上帝之國，如今窮人和富人都可享有了。

 

      對於基督教教義的蛻變，傳教使徒保羅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的“因信稱義”說雖然使得基督教排除了猶太傳統的狹隘性，卻又淡化了原始基督教的階級特性。這一方麵為基督教成為世界性宗教作了準備，另一方麵也埋下了信徒們在信仰名下犯罪的隱患。隨後教階製度的誕生，是基督教無可逃避地打上了世俗政權的烙印，為基督教投向羅馬帝國的懷抱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公元392年基督教終於被羅馬皇帝狄奧多西立為國教，而基督教地位的上升，也意味著對初衷的背叛，從羅馬帝國的反抗者，變成了帝國當局的統治工具，君士坦丁曾經說過：“我的意願就應當成為教會的經典”。但是在西羅馬末期，基督教徒仍然以道德嚴謹而著稱，那些加入教會的人出於個人信仰，在精神與肉體的矛盾之間，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雖然那種近乎瘋狂的自我折磨看起來是一種滅絕人性的表現，但同時也表明了信徒們的崇高道德和堅定信念。隻是到了中世紀，隨著教會權勢的確立和信仰強製化傾向的出現，贖罪方式發生了巨大轉變。以對上帝的信仰為依托的肉體自我折磨的贖罪方式，除了在修道院中以一種苦行競爭的變態形式走向極端外，在一般信徒的道德生活中卻演變為各種以教會的承諾為根據的替代性贖罪方式，如購買聖徒遺物、向教會捐贈財產、參加十字軍聖戰和購買贖罪券等等。而在信眾麵前進行的公開懺悔也讓位於悔罪者與神父在密室中私下進行的靈魂拯救交易。“贖罪方式一旦走向外在化和形式化，靈魂就成了無所羈絆的。人們可以一方麵肆無忌憚地墮落，另一方麵痛心疾首地懺悔，用外在的善功和種種替代性手段（如金錢）來補償內心善意的缺匱。於是，中世紀基督教徒的道德實踐就開始走上了一條普遍虛偽化的道路”（趙林：《西方宗教文化》）。到了11世紀，天災人禍籠罩西歐，黑格爾寫道：“在這種情形下，不法橫行，獸欲放縱，野蠻殘暴，奸刁詐欺，竟是當時道德人心的特征。其間位居基督教世界中樞的意大利尤其惹人反感。任何美德均非當時人所能有；結果，德之一字也失卻了它正當的意義：它通常隻指暴虐和壓迫，有時竟指奸淫大惡。這種腐敗局麵，在俗世人民固然，在教會人員亦莫不然”（黑格爾：《曆史哲學》，第595頁）。當基督教教義已經淪為一種虛偽的道德說教，再也不能有效約束信徒們的修行實踐時，為了維護天主教會的既得權益，羅馬教廷逐漸背離了他們拯救世人靈魂的神聖天職，轉而公然以上帝的名義來從事種種卑鄙齷齪的世俗交易，並對持不同信念者進行精神和肉體上的殘酷迫害。這種迫害“異端”的野蠻作風在13世紀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後愈演愈烈，最終使基督教會日益沉淪為一座人間地獄。這隻唯我獨尊的專製黑手在迫害“異端”的同時，當然也不曾放過學術界，保守的神學思想助長了教會內部的思想專製主義，理論批判遂演變為思想迫害。13世紀末期“77禁令”的頒布，結束了經院哲學的鼎盛，清除了信仰的理性基礎。然而，信仰和理性的分離卻使經院哲學從此動搖了立身之本，盛極而衰的經院哲學轟然崩潰。結果，一方麵，信徒們喪失了對理性的信心，日益朝著神秘體驗的方向前行，這是一種完全個人化的感悟，在上帝與人之間不需要任何東西以為媒介，由此深刻影響了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另一方麵，理性從此擺脫了信仰的束縛，可以根據經驗而非教條去探索自然了，由此孕育了近代意識的形成。可見被譽為“文藝複興”的兩大發現“人”與“自然”，在中世紀末葉已經翹首可見了。

 

      綜上所述，基督教在西方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同時也犯下了令人發指的罪行；它追求上帝之國，卻在世俗界泥足深陷；它在理論上遵循唯靈主義，在實踐上卻采用感覺主義；它希望拯救世人，卻一度沉淪為人間地獄……這種典型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對立，以及由於力圖克服這種對立而導致的普遍虛偽，構成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最本質的特征。神性與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與理性的互動之間造成了恒久不變的痛苦。這樣一種搖擺不定的心靈特質，隻能靠個人默念體察，固然可以借助外在的修行實踐來使其偏向一端，但對於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接引方式，用一種自命“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儀式強以為所有人必須遵循的原則，本末倒置的教條化結果，不僅沒有拯救出信徒，反而戕害了億萬民眾，使思想形成禁錮，學術不得昌明。直到文藝複興前夕，意大利人和德國人分別從肉體享樂和精神自由方麵試圖打開這個二元對立的死結，前者催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義，後者導致了德國宗教改革。這兩場彼此呼應、相反相成的改革運動構成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向近代西方文化過渡的分水嶺，偉大的文藝複興時期就此拉開了序幕，從此信仰和理性各司其職，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了宗教寬容的氣氛和政教分離的局麵，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終於得以掙脫了宗教的消極製約性，反而獲得了宗教的積極推動作用，正如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不停歇地、有條理地從事一項世俗職業是獲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時也是再生和信仰純真的最可靠、最明確的證據。這種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動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生活態度普遍發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65頁）。文藝複興終於在中世紀死亡的喧囂之中孕育出希望的種子，並啟動了一個世界性的理性化運動，這個運動後來又伴隨著部分地也是由其自身衍生出來的工業化和民主化諸運動一起，經過一係列發展階段，最終促成了工業革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