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園
野草的樂趣就是瘋長。而且，雜草叢生的地方才是最自然、最接近本質、最能觸摸到心跳的地方。
正文
今天，“呼喚教育家精神理論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很多老一輩教育家和中青年教育家，與各界人士共同交流和總結基層教育創新的經驗，研討和弘揚教育家精神，鼓勵更多的人在教育改革的實踐中成長為教育家。
中國是個盛產教育家的國度，自孔子開創有教無類、人皆可以為聖賢的先河，教育之光照亮了文明古國的曆程。現代以來，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陽初、黃元培、陳鶴琴、梅貽琦、張伯苓等為傑出代表，教育界大師雲集，今天中國現代教育的各個領域，都是五四一代教育家所開創耕耘的。然而，當我們討論和呼喚教育家時，不得不頻頻將目光轉向過去，卻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
關於今天為什麽缺乏教育家，有這樣的說法。一曰我們對教育家的定位太高，如果以企業家的概念來比照，則我們並不缺教育家。的確，如果換一個角度，簡直是教育家滿天飛，他們大多是重點學校的名師、名校長，正如流行的教育理論那樣花樣翻新，層出不窮。但是，他們與人們心目中的教育家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二曰在文教不發達的艱難時世，易出教育家；而在和平建設時期、科層化製度下，難出“個人英雄”、個人魅力型的大家。這說出了部分的真理。畢竟，我們曾經曆過一個“教育無學”、“教育無家”的階級鬥爭時代。在集中計劃、“大一統”的管理體製下，今天教育家的成長空間遠較前輩為小，是不爭的事實。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大致相同的社會環境、製度條件下，總有一些人會做出不同凡響的工作，創造令人刮目的業績。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教育體製改革中，湧現出以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鄧旭初、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啟為典型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家。在90年代嚴重的應試教育、教育產業化的形勢下，仍然有閃光的亮點。
如安徽省銅陵市積十年之功，成為一所沒有擇校的城市。在李希貴的帶領下，山東省濰坊市成為教育均衡發展、中小學辦學體製改革的先進地區。南京市浦口區行知學校校長楊瑞清，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把一所薄弱的農村學校建設為優質學校。曾為上海市重點名校的校長，吳小仲退休後到浦東郊區的一所薄弱學校，將它改變成優質學校。企業家聶聖哲，在安徽農村創辦了以農村貧困兒童少年為對象的平民學校和“魯班木工學校”。曾經的企業家姚莉、張芳，按照NGO和社會企業的模式創辦了麵向初中後打工子弟和打工妹的職業培訓學校。在晏陽初農村教育發展中心的支持下，在海南省石屋鄉創辦了我國第一所農村社區大學。山西柳林縣前元莊實驗學校校長康毅，實踐陶行知教育思想，通過“村校結合”的體製，把學校建設成為鄉村活躍的學習中心，使得教育與農民的生活改善、增進個人幸福緊密相連……
陶行知曾撰文說，“我們常見的教育家有三種，一種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們隻會運動、把持、說官話；一種是書生的教育家，他隻會讀書、教書、做文章；一種是經驗的教育家，他隻會盲行、盲動，悶起頭來，辦……辦……辦“。他呼籲敢探索未發明的新理、有膽量創造的”創造的教育家“，有膽量開辟的”開辟的教育家“。如同企業家精神一樣，教育家精神的核心，也是創造精神。與過去相比，由於更為稀少，我們這個時代的教育家就更值得重視。
上述那些教育家（或未來的教育家）的作為，標識了教育家與教育理論家、教育專家的區別。古往今來，真正的教育家無不是在親自辦學的實踐中煉成的，從而將教育提升為感人肺腑的藝術。而且，他們不是普通的行動者，他們改變現狀的努力，有思想和理想的引領，關注弱勢群體、農村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推行生活教育和平民教育，他們一直在執著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從而使他們的探索具有超拔於現實的精神價值。有先進的思想、有堅韌的行動，有非凡的創造的第一線的教育者，他們就走在了陶行知所說的“第一流的教育家”的路上。
值得認識的是製度環境和教育家的交互關係。人才輩出、群星璀璨是一種製度文明的產物，重要的是改造我們的土壤，造就有利於大量產生教育家的製度環境。
這無疑需要深化教育體製改革，需要教育行政部門轉變職能，改變“教育局辦學”、“教育部辦學”的落後狀態，讓學校真正擁有辦學自主權，讓“教育家辦學”成為普遍的現實。然而，這種整體性的製度變革究竟如何產生，仍然是值得探究的。我們當然要呼籲教育改革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呼籲將教育體製改革提到國家重要的議事日程；與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在整體製度環境尚未改變的情況下，那種來自教育家個人的勇氣和創造力，那種自下而上的、一點一滴的突破、探索的巨大價值。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任何製度環境中，人的這種能動性和創造性，都是社會變革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一場真正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努力的合力。基層和民間自發、自主的改革探索，廣泛的公眾參與，同時也是宏觀體製改革重要的啟動機製。應當說，今天，我們比以往更有條件、更有可能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去呼喚我們這個時代“第一流的教育家”。
中國是個盛產教育家的國度，自孔子開創有教無類、人皆可以為聖賢的先河，教育之光照亮了文明古國的曆程。現代以來，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陽初、黃元培、陳鶴琴、梅貽琦、張伯苓等為傑出代表，教育界大師雲集，今天中國現代教育的各個領域，都是五四一代教育家所開創耕耘的。然而，當我們討論和呼喚教育家時，不得不頻頻將目光轉向過去，卻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
關於今天為什麽缺乏教育家，有這樣的說法。一曰我們對教育家的定位太高，如果以企業家的概念來比照，則我們並不缺教育家。的確，如果換一個角度，簡直是教育家滿天飛，他們大多是重點學校的名師、名校長，正如流行的教育理論那樣花樣翻新，層出不窮。但是，他們與人們心目中的教育家仍然有相當大的距離。二曰在文教不發達的艱難時世，易出教育家；而在和平建設時期、科層化製度下，難出“個人英雄”、個人魅力型的大家。這說出了部分的真理。畢竟，我們曾經曆過一個“教育無學”、“教育無家”的階級鬥爭時代。在集中計劃、“大一統”的管理體製下，今天教育家的成長空間遠較前輩為小，是不爭的事實。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大致相同的社會環境、製度條件下，總有一些人會做出不同凡響的工作，創造令人刮目的業績。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教育體製改革中，湧現出以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鄧旭初、深圳大學校長羅征啟為典型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家。在90年代嚴重的應試教育、教育產業化的形勢下，仍然有閃光的亮點。
如安徽省銅陵市積十年之功，成為一所沒有擇校的城市。在李希貴的帶領下，山東省濰坊市成為教育均衡發展、中小學辦學體製改革的先進地區。南京市浦口區行知學校校長楊瑞清，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把一所薄弱的農村學校建設為優質學校。曾為上海市重點名校的校長，吳小仲退休後到浦東郊區的一所薄弱學校，將它改變成優質學校。企業家聶聖哲，在安徽農村創辦了以農村貧困兒童少年為對象的平民學校和“魯班木工學校”。曾經的企業家姚莉、張芳，按照NGO和社會企業的模式創辦了麵向初中後打工子弟和打工妹的職業培訓學校。在晏陽初農村教育發展中心的支持下，在海南省石屋鄉創辦了我國第一所農村社區大學。山西柳林縣前元莊實驗學校校長康毅，實踐陶行知教育思想，通過“村校結合”的體製，把學校建設成為鄉村活躍的學習中心，使得教育與農民的生活改善、增進個人幸福緊密相連……
陶行知曾撰文說，“我們常見的教育家有三種，一種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們隻會運動、把持、說官話；一種是書生的教育家，他隻會讀書、教書、做文章；一種是經驗的教育家，他隻會盲行、盲動，悶起頭來，辦……辦……辦“。他呼籲敢探索未發明的新理、有膽量創造的”創造的教育家“，有膽量開辟的”開辟的教育家“。如同企業家精神一樣，教育家精神的核心，也是創造精神。與過去相比，由於更為稀少，我們這個時代的教育家就更值得重視。
上述那些教育家（或未來的教育家）的作為，標識了教育家與教育理論家、教育專家的區別。古往今來，真正的教育家無不是在親自辦學的實踐中煉成的，從而將教育提升為感人肺腑的藝術。而且，他們不是普通的行動者，他們改變現狀的努力，有思想和理想的引領，關注弱勢群體、農村教育，促進教育公平，推行生活教育和平民教育，他們一直在執著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從而使他們的探索具有超拔於現實的精神價值。有先進的思想、有堅韌的行動，有非凡的創造的第一線的教育者，他們就走在了陶行知所說的“第一流的教育家”的路上。
值得認識的是製度環境和教育家的交互關係。人才輩出、群星璀璨是一種製度文明的產物，重要的是改造我們的土壤，造就有利於大量產生教育家的製度環境。
這無疑需要深化教育體製改革，需要教育行政部門轉變職能，改變“教育局辦學”、“教育部辦學”的落後狀態，讓學校真正擁有辦學自主權，讓“教育家辦學”成為普遍的現實。然而，這種整體性的製度變革究竟如何產生，仍然是值得探究的。我們當然要呼籲教育改革的緊迫感和危機感，呼籲將教育體製改革提到國家重要的議事日程；與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在整體製度環境尚未改變的情況下，那種來自教育家個人的勇氣和創造力，那種自下而上的、一點一滴的突破、探索的巨大價值。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任何製度環境中，人的這種能動性和創造性，都是社會變革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一場真正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努力的合力。基層和民間自發、自主的改革探索，廣泛的公眾參與，同時也是宏觀體製改革重要的啟動機製。應當說，今天，我們比以往更有條件、更有可能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去呼喚我們這個時代“第一流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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