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樓
Ci Git Romain, Dieu Ait Son Ame.
正文
作者喬鬆都是喬冠華和龔澎的女兒。她的哥哥喬宗淮跟她爸一樣，做過中國駐聯合國全權代表。兄妹倆都不喜歡繼母章含之。在他們的回憶文章裏隻字不提章。
母親人生的重要啟蒙教育來自我的老爺龔鎮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貧寒。年輕時身上帶著僅有的一元錢，徒步從安徽走到保定報考陸軍速成學校，主修炮兵，成績優異。畢業後被任命為35旅旅長，他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是同盟會會員。“二次革命”失敗後姥爺遭到袁世凱通緝，全家連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親誕生於日本橫濱，她是家中第二個女孩兒。袁世凱倒台後姥爺才得以回國，被孫中山任命為虎門要塞總指揮。後來他退出軍界，寓居上海，一家人過著和睦而清貧的生活。
1933年母親考取燕京大學曆史係。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聯組織近萬名學生舉行抗日救國遊行，燕京大學出動了6個大隊，每隊90人，母親是大隊長之一。那時，我的大姨龔普生也在燕大讀書（她後來是新中國第一任駐愛爾蘭大使），她們和一批向往真理為民族獻身的青年知識分子經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諾夫婦家中，探討救國圖存之道。根據斯諾的建議，母親和大姨在燕大臨湖軒主持了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有十個新聞報刊的記者出席。她們正義和激昂的勇氣、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國學生主持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開得十分成功。母親與斯諾的友誼也由此延續一生。
母親於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3月，母親在即將畢業之際，看到了剛剛發表的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和200張陝北照片，還有蘇區的小電影。母親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節譯成中文，在燕大同學中傳閱。1938年初。母親決定和幾個同學經香港奔赴延安，走時沒有告訴家裏真實的去向，但姥爺已猜出八九分，姥爺對母親說，你認為你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就不要回頭。
1938年3月，母親成為馬列學院第一批學員，在這裏她見到了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在7月的一次活動中，她第一次為毛澤東做英文翻譯。1938年9月，母親前往太行山《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路上她恰巧與彭德懷同行，邊走邊談。最後母親被留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擔任秘書工作。
1939年8月，她與曾在德國留學8年、同在秘書處工作的劉文華結婚，30天後母親便奉中央之命調往重慶。1942年5月日軍進攻太行山在反掃蕩的行軍途中劉文華因病無藥醫治而犧牲。
1940年在重慶時，母親除了擔任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兼翻譯外，還是代表團的新聞發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國記者打交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母親勇敢機智地周旋在他們中間，利用一切機會做工作。一位美國友人回憶說，當時他在重慶接觸的人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來的助手龔澎和王炳南。他說龔澎才華出眾，舉止大方而灑脫，和她交談沒有拘謹之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對共產黨人原有的印象。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談到母親時說，她的個人魅力的確是吸引人的一方麵，但是更多的是外國記者可以從她那裏聽到許多事變和真話。
1942年7月，我的姥爺在桂林病故，晚些時候母親病愈後才得知劉文華伯伯已先於姥爺去世，她難過得蒙著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後來鄧媽媽去宿舍看她，周恩來又找她談話，給了她很多鼓勵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親喬冠華來到重慶，他在曾家岩50號見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來同誌，同時也第一次見到我的母親。1943年9月母親父親結婚，朋友們戲稱“斷腸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澤東稱他們是“天生麗質雙燕飛，千裏姻緣一線牽”。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們把孩子放在周公館門口一個籠子裏，誰有時間誰就幫著照看，周恩來有時也來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母親在外交部擔任第一任情報司《新聞司》司長。35歲的母親是當時正司級幹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親對人寬厚，嚴於律己，時過境遷幾十年，當年的老同事還都記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難忘日子。在家裏，母親和父親都喜歡聽古典音樂，特別喜歡肖邦的《軍隊波羅乃茲》。我父親是個書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親在一起，可以說是相得益彰，珠聯璧合。我們一家四口是令人羨慕的溫暖之家。
1960年斯諾衝破種種阻力重訪中國，周總理指定母親負責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見斯諾時，仍是母親父親陪同斯諾走上天安門。
英籍作家韓素音對新中國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寫信告訴母親，母親真誠地邀請她來中國看看。1956年經毛主席周總理批準，韓素音終於來到中國采訪。經過母親的引見她見到了周總理和鄧媽媽。以後每年她都來中國，母親常常和她暢談。
1954年和1960年，母親兩次出席日內瓦會議，1964年跟隨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14國，擔任新聞組長和首席發言人。每當總理接見記者時，母親都用簡短的語言介紹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態度，使總理很快就掌握了情況。周總理有時候讓母親坐到他的車裏，一路走一路與母親談工作。
正當母親的事業蒸蒸日上時，1966年文革來臨了。母親父親遭到了批判。母親在被批鬥時還要爬上6樓打掃廁所，她常常坐在樓梯上休息，此時她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在一次外事會議上周總理問，龔澎來了沒有，你過來坐在前排，龔澎你怎麽可能是三反分子呢？！還有一次母親高血壓，醫院給她開了三天假，可隻獲準休息一天，周總理得知後立即通知讓她休息五天。
那時我們家被抄了兩次，在門前刷的大標語前，母親讓我們貼上毛主席語錄，勇敢，堅定，沉著……並照相留念。對此母親很樂觀，她對我說，我給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褲，如果我們不能繼續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鄉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農村教書。隻要咱們全家還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東北農村，1969年我下鄉到內蒙，母親每周都寫信給我，希望我盡快成長。半年之後她病倒了。周總理曾親自來到病床前為她把脈。
當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現在麵前時，高興地對護士說，女兒來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親非常希望我學醫，可是她卻因為腦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沒有看到她的女兒成為醫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歲的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父親悲痛欲絕。一年之後的9月，父親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講壇上為中國人揚眉吐氣，在那張“喬的大笑”照片的後麵，有一雙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視著我們，那是母親。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親也走了。往事如煙……如今我常常對我的兒子說，瞧，天上那兩顆眨著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爺，他們看著你在笑呢。
http://dushihuayuanwb.soufun.com/bbs/1210001860~-1~1300/59341643_59341643.htm
母親人生的重要啟蒙教育來自我的老爺龔鎮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貧寒。年輕時身上帶著僅有的一元錢，徒步從安徽走到保定報考陸軍速成學校，主修炮兵，成績優異。畢業後被任命為35旅旅長，他追隨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是同盟會會員。“二次革命”失敗後姥爺遭到袁世凱通緝，全家連夜逃往日本，第二年（1914年）母親誕生於日本橫濱，她是家中第二個女孩兒。袁世凱倒台後姥爺才得以回國，被孫中山任命為虎門要塞總指揮。後來他退出軍界，寓居上海，一家人過著和睦而清貧的生活。
1933年母親考取燕京大學曆史係。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聯組織近萬名學生舉行抗日救國遊行，燕京大學出動了6個大隊，每隊90人，母親是大隊長之一。那時，我的大姨龔普生也在燕大讀書（她後來是新中國第一任駐愛爾蘭大使），她們和一批向往真理為民族獻身的青年知識分子經常聚集在埃德加•斯諾夫婦家中，探討救國圖存之道。根據斯諾的建議，母親和大姨在燕大臨湖軒主持了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有十個新聞報刊的記者出席。她們正義和激昂的勇氣、流利的英文，使得中國學生主持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開得十分成功。母親與斯諾的友誼也由此延續一生。
母親於1935年加入共青團，1936年在燕大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3月，母親在即將畢業之際，看到了剛剛發表的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和200張陝北照片，還有蘇區的小電影。母親把英文原稿中精彩章節譯成中文，在燕大同學中傳閱。1938年初。母親決定和幾個同學經香港奔赴延安，走時沒有告訴家裏真實的去向，但姥爺已猜出八九分，姥爺對母親說，你認為你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就不要回頭。
1938年3月，母親成為馬列學院第一批學員，在這裏她見到了毛澤東等革命領袖。在7月的一次活動中，她第一次為毛澤東做英文翻譯。1938年9月，母親前往太行山《新華日報》編輯部工作。路上她恰巧與彭德懷同行，邊走邊談。最後母親被留在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擔任秘書工作。
1939年8月，她與曾在德國留學8年、同在秘書處工作的劉文華結婚，30天後母親便奉中央之命調往重慶。1942年5月日軍進攻太行山在反掃蕩的行軍途中劉文華因病無藥醫治而犧牲。
1940年在重慶時，母親除了擔任周恩來的外交秘書兼翻譯外，還是代表團的新聞發言人，每天都要和很多外國記者打交道。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母親勇敢機智地周旋在他們中間，利用一切機會做工作。一位美國友人回憶說，當時他在重慶接觸的人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來的助手龔澎和王炳南。他說龔澎才華出眾，舉止大方而灑脫，和她交談沒有拘謹之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對共產黨人原有的印象。國際友人愛潑斯坦在談到母親時說，她的個人魅力的確是吸引人的一方麵，但是更多的是外國記者可以從她那裏聽到許多事變和真話。
1942年7月，我的姥爺在桂林病故，晚些時候母親病愈後才得知劉文華伯伯已先於姥爺去世，她難過得蒙著被子在床上睡了一天。後來鄧媽媽去宿舍看她，周恩來又找她談話，給了她很多鼓勵和支持。
1942年末，我的父親喬冠華來到重慶，他在曾家岩50號見到了早已仰慕的周恩來同誌，同時也第一次見到我的母親。1943年9月母親父親結婚，朋友們戲稱“斷腸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澤東稱他們是“天生麗質雙燕飛，千裏姻緣一線牽”。1944年我哥哥宗淮出生。他們把孩子放在周公館門口一個籠子裏，誰有時間誰就幫著照看，周恩來有時也來抱抱孩子。
1949年新中國成立，母親在外交部擔任第一任情報司《新聞司》司長。35歲的母親是當時正司級幹部中惟一的女性。
母親對人寬厚，嚴於律己，時過境遷幾十年，當年的老同事還都記得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難忘日子。在家裏，母親和父親都喜歡聽古典音樂，特別喜歡肖邦的《軍隊波羅乃茲》。我父親是個書生型的革命者，他和母親在一起，可以說是相得益彰，珠聯璧合。我們一家四口是令人羨慕的溫暖之家。
1960年斯諾衝破種種阻力重訪中國，周總理指定母親負責接待工作。1965年毛主席接見斯諾時，仍是母親父親陪同斯諾走上天安門。
英籍作家韓素音對新中國感到陌生，她把自己的困惑寫信告訴母親，母親真誠地邀請她來中國看看。1956年經毛主席周總理批準，韓素音終於來到中國采訪。經過母親的引見她見到了周總理和鄧媽媽。以後每年她都來中國，母親常常和她暢談。
1954年和1960年，母親兩次出席日內瓦會議，1964年跟隨周恩來總理出訪亞非14國，擔任新聞組長和首席發言人。每當總理接見記者時，母親都用簡短的語言介紹出客人的背景和政治態度，使總理很快就掌握了情況。周總理有時候讓母親坐到他的車裏，一路走一路與母親談工作。
正當母親的事業蒸蒸日上時，1966年文革來臨了。母親父親遭到了批判。母親在被批鬥時還要爬上6樓打掃廁所，她常常坐在樓梯上休息，此時她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在一次外事會議上周總理問，龔澎來了沒有，你過來坐在前排，龔澎你怎麽可能是三反分子呢？！還有一次母親高血壓，醫院給她開了三天假，可隻獲準休息一天，周總理得知後立即通知讓她休息五天。
那時我們家被抄了兩次，在門前刷的大標語前，母親讓我們貼上毛主席語錄，勇敢，堅定，沉著……並照相留念。對此母親很樂觀，她對我說，我給你爸做了一套棉衣棉褲，如果我們不能繼續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鄉下去，我和你爸可以在農村教書。隻要咱們全家還在一起就是幸福的！1968年哥哥下放到東北農村，1969年我下鄉到內蒙，母親每周都寫信給我，希望我盡快成長。半年之後她病倒了。周總理曾親自來到病床前為她把脈。
當她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看到我出現在麵前時，高興地對護士說，女兒來了我的病就好了一半！母親非常希望我學醫，可是她卻因為腦部第二次出血再也沒有看到她的女兒成為醫生的那一天。
1970年9月20日，不到56歲的母親永遠離開了我們。父親悲痛欲絕。一年之後的9月，父親作為第26屆聯大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講壇上為中國人揚眉吐氣，在那張“喬的大笑”照片的後麵，有一雙明亮深邃的大眼睛默默地注視著我們，那是母親。
1983年9月22日，我的父親也走了。往事如煙……如今我常常對我的兒子說，瞧，天上那兩顆眨著眼的星星是姥姥和姥爺，他們看著你在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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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前後兩家積怨很深的。。。。
謝謝分享！周末好！
當時的新聞紀錄片中喬老爺風度翩翩，真的很給中國人爭氣！至今曆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