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領導人的功過通常要等他卸任後，才能由曆史來做出完整評價。但對於一些長期執政的獨裁者來說，其在位的時間可能已經遠超一般國家的元首任期，長到足以讓人們經曆數次大規模政策起伏。這時，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些軌跡中看出一種穩定的特征。對習近平而言，這個特征就是朝令夕改。許多政策被以最高調的方式推出，又在最堅決的執行中推到極端，最後驟然掉頭，偌大的敘事消散在空氣裏，留下的隻是被反複折騰的普通人。
最典型的莫過於新冠疫情。三年時間，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被塑造為製度優勢，是所謂人命至上的最好體現。媒體與專家不厭其煩地宣講，聲稱這是文明的體現，並拿西方的混亂與死亡作對照。口號一次次鋪天蓋地，仿佛清零是一種民族的光榮。然而在現實裏，普通人付出的代價卻是沉重的。老人被困在小區裏，無法及時送醫；孕婦因沒有核酸證明而在醫院門口失去孩子；癌症患者因封控買不到藥，延誤治療，痛苦去世。2020年，媒體大肆報道海協會、海基會為荊門一名白血病兒童跨海送藥的故事，但在同一座城市，還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得不到藥物，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就在荊門因癌症缺藥，病情急劇惡化而猝然去世。這種鮮明的反差，本身就是極大的諷刺。
而更諷刺的是，這一切宣傳與高壓執行，在 2022 年底突然消失。政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一夜之間核酸亭拆除，健康碼和行程碼下線，曾經的標語蒸發得無影無蹤。病毒並沒有因此消失，卻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傳播。藥店貨架被清空，退燒藥、止咳藥奇缺，醫療係統負荷急劇上升，醫院走廊和急診區人滿為患。此前被塑造成製度優勢的清零政策，在驟然放棄的那一刻，顯得前後矛盾而荒謬。三年時間，普通人先在封控中承受痛苦與犧牲，隨後又在毫無準備的放開中承受疾病與死亡的衝擊。那些高調的宣傳、密布的核酸亭和口罩，全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教培行業的遭遇也是一場朝令夕改。2021 年雙減政策出台，學科類培訓被全麵叫停。此前這個行業吸納了無數年輕人，就業規模龐大，許多家庭依賴它作為收入來源。政策一出，數以十萬計的教師、助教、運營人員失業。許多人多年努力建立的事業在幾天之內歸零。對於家長來說，孩子原本依賴的學習資源被掐斷，焦慮驟然增加，隻能花更多的錢去尋找地下培訓或家教。與此同時，整個行業的投資、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也在短期內被徹底摧毀。幾年後，口徑發生變化，教培市場開始逐漸回暖，部分形式被重新允許。可對那些被裁員的人來說，生活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有人被迫轉行，有人長期失業，有人背負債務。政策的來回，摧毀的是他們完整的人生路徑。
房地產則是另一種殘酷的反複。幾年前，政府提出三道紅線，斬釘截鐵地限製房企融資。恒大、碧桂園等巨頭迅速陷入危機，行業大麵積暴雷。無數工地停工，農民工工資拿不到，承包商資金鏈斷裂，供應商訂單毀約。買房的家庭付了首付，等來的卻是爛尾樓，房子停在半腰，錢砸進去卻沒有回報。那幾年，口徑是堅決的，絕不救助房地產，絕不給行業喘息。可到 2023 年以後，隨著經濟下滑和地方財政吃緊，政策方向又變了。各地開始鬆綁限購，央行出台支持措施，官方媒體喊話要止跌回穩。曾經的鐵腕，轉瞬成了鼓勵。那些因為前一輪調控而搭進幾代人的積蓄、負債累累的普通人，卻再也無法回到原點。
民營企業與平台經濟的起落，更能體現這種風格。幾年前，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滴滴、美團遭受巨額罰款，騰訊、阿裏等企業接連被整頓。專家和官媒把這一切包裝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仿佛這是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在這樣的氛圍下，大批中小企業主陷入困境：融資渠道收窄，市場預期惡化，企業現金流斷裂。許多企業倒閉，老板破產，員工失業。有人多年心血毀於一旦，有人舉債累累，不得不關門離場。可等到經濟明顯下滑，政府又高調喊話，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要把平台企業當成國家發展的夥伴。口徑的急轉，使得那些已經倒下去的公司和家庭，顯得格外可憐：他們被打壓時沒有退路，被需要時卻已無力再起。
雄安新區也是如此。2017 年，它被稱為千年大計，全國媒體連篇累牘。成千上萬的村民被拆遷，背井離鄉。大批央企幹部被迫從北京遷去，孩子轉學。政府投入了巨大資金，建設聲勢浩大。然而幾年過去，雄安依舊是一片施工景象。最初的定位是未來之城，後來悄然降格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載地。與世界上的新城相比，它既不如倫敦北郊的米爾頓凱恩斯，也不如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更無法與新德裏或巴西利亞相比。那種雄心壯誌最終淪為一種無奈的遷就，甚至成了北京不想容納的廢料的傾倒口。對被拆遷的農民，對遷徙的員工家庭來說，這樣的轉折隻意味著生活的落差與長久的不便。
一帶一路的故事走的也是類似路徑。最初聲勢浩大，成為中國對外敘事的核心，媒體反複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無數承包商、工程隊、勞務人員被動員出海，滿懷希望地投身項目。然而隨著債務風險暴露、國際局勢惡化，許多項目停工、擱置、重談。宣傳聲逐漸消退，普通人卻要承擔後果：企業因為項目爛尾而破產，工人因停工而失業，在巴西、柬埔寨和許多其他地方，中國的勞務人員遭到非常不堪的對待，身陷困境。
這些故事無一例外，都遵循著同樣的模式：宏大口號隆重登場，普通人為此承受代價；副作用顯現時，政策驟然掉頭；最後留下的，隻是被反複折騰的人們。朝令夕改在書麵上隻是一個詞語，可在現實裏，它意味著無數家庭失業、破產、失去親人。
我並不是要做曆史的終極判決。我隻是一個普通人，把這些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事情寫下來。權力不缺，行動也不缺，缺少的是堅定與持續。政策的大旗一次次揮舞，卻把人們拋來拋去。等到曆史真的去評判這一切時，希望不會忘記，那些在搖擺中承受痛苦的普通人。
習近平時代的朝令夕改——寫在四中全會時
李遠哲 (2025-10-26 11:39:46) 評論 (2)
一個領導人的功過通常要等他卸任後，才能由曆史來做出完整評價。但對於一些長期執政的獨裁者來說，其在位的時間可能已經遠超一般國家的元首任期，長到足以讓人們經曆數次大規模政策起伏。這時，我們完全可以從這些軌跡中看出一種穩定的特征。對習近平而言，這個特征就是朝令夕改。許多政策被以最高調的方式推出，又在最堅決的執行中推到極端，最後驟然掉頭，偌大的敘事消散在空氣裏，留下的隻是被反複折騰的普通人。
最典型的莫過於新冠疫情。三年時間，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被塑造為製度優勢，是所謂人命至上的最好體現。媒體與專家不厭其煩地宣講，聲稱這是文明的體現，並拿西方的混亂與死亡作對照。口號一次次鋪天蓋地，仿佛清零是一種民族的光榮。然而在現實裏，普通人付出的代價卻是沉重的。老人被困在小區裏，無法及時送醫；孕婦因沒有核酸證明而在醫院門口失去孩子；癌症患者因封控買不到藥，延誤治療，痛苦去世。2020年，媒體大肆報道海協會、海基會為荊門一名白血病兒童跨海送藥的故事，但在同一座城市，還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得不到藥物，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就在荊門因癌症缺藥，病情急劇惡化而猝然去世。這種鮮明的反差，本身就是極大的諷刺。
而更諷刺的是，這一切宣傳與高壓執行，在 2022 年底突然消失。政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一夜之間核酸亭拆除，健康碼和行程碼下線，曾經的標語蒸發得無影無蹤。病毒並沒有因此消失，卻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傳播。藥店貨架被清空，退燒藥、止咳藥奇缺，醫療係統負荷急劇上升，醫院走廊和急診區人滿為患。此前被塑造成製度優勢的清零政策，在驟然放棄的那一刻，顯得前後矛盾而荒謬。三年時間，普通人先在封控中承受痛苦與犧牲，隨後又在毫無準備的放開中承受疾病與死亡的衝擊。那些高調的宣傳、密布的核酸亭和口罩，全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教培行業的遭遇也是一場朝令夕改。2021 年雙減政策出台，學科類培訓被全麵叫停。此前這個行業吸納了無數年輕人，就業規模龐大，許多家庭依賴它作為收入來源。政策一出，數以十萬計的教師、助教、運營人員失業。許多人多年努力建立的事業在幾天之內歸零。對於家長來說，孩子原本依賴的學習資源被掐斷，焦慮驟然增加，隻能花更多的錢去尋找地下培訓或家教。與此同時，整個行業的投資、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也在短期內被徹底摧毀。幾年後，口徑發生變化，教培市場開始逐漸回暖，部分形式被重新允許。可對那些被裁員的人來說，生活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有人被迫轉行，有人長期失業，有人背負債務。政策的來回，摧毀的是他們完整的人生路徑。
房地產則是另一種殘酷的反複。幾年前，政府提出三道紅線，斬釘截鐵地限製房企融資。恒大、碧桂園等巨頭迅速陷入危機，行業大麵積暴雷。無數工地停工，農民工工資拿不到，承包商資金鏈斷裂，供應商訂單毀約。買房的家庭付了首付，等來的卻是爛尾樓，房子停在半腰，錢砸進去卻沒有回報。那幾年，口徑是堅決的，絕不救助房地產，絕不給行業喘息。可到 2023 年以後，隨著經濟下滑和地方財政吃緊，政策方向又變了。各地開始鬆綁限購，央行出台支持措施，官方媒體喊話要止跌回穩。曾經的鐵腕，轉瞬成了鼓勵。那些因為前一輪調控而搭進幾代人的積蓄、負債累累的普通人，卻再也無法回到原點。
民營企業與平台經濟的起落，更能體現這種風格。幾年前，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滴滴、美團遭受巨額罰款，騰訊、阿裏等企業接連被整頓。專家和官媒把這一切包裝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仿佛這是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在這樣的氛圍下，大批中小企業主陷入困境：融資渠道收窄，市場預期惡化，企業現金流斷裂。許多企業倒閉，老板破產，員工失業。有人多年心血毀於一旦，有人舉債累累，不得不關門離場。可等到經濟明顯下滑，政府又高調喊話，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要把平台企業當成國家發展的夥伴。口徑的急轉，使得那些已經倒下去的公司和家庭，顯得格外可憐：他們被打壓時沒有退路，被需要時卻已無力再起。
雄安新區也是如此。2017 年，它被稱為千年大計，全國媒體連篇累牘。成千上萬的村民被拆遷，背井離鄉。大批央企幹部被迫從北京遷去，孩子轉學。政府投入了巨大資金，建設聲勢浩大。然而幾年過去，雄安依舊是一片施工景象。最初的定位是未來之城，後來悄然降格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載地。與世界上的新城相比，它既不如倫敦北郊的米爾頓凱恩斯，也不如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更無法與新德裏或巴西利亞相比。那種雄心壯誌最終淪為一種無奈的遷就，甚至成了北京不想容納的廢料的傾倒口。對被拆遷的農民，對遷徙的員工家庭來說，這樣的轉折隻意味著生活的落差與長久的不便。
一帶一路的故事走的也是類似路徑。最初聲勢浩大，成為中國對外敘事的核心，媒體反複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無數承包商、工程隊、勞務人員被動員出海，滿懷希望地投身項目。然而隨著債務風險暴露、國際局勢惡化，許多項目停工、擱置、重談。宣傳聲逐漸消退，普通人卻要承擔後果：企業因為項目爛尾而破產，工人因停工而失業，在巴西、柬埔寨和許多其他地方，中國的勞務人員遭到非常不堪的對待，身陷困境。
這些故事無一例外，都遵循著同樣的模式：宏大口號隆重登場，普通人為此承受代價；副作用顯現時，政策驟然掉頭；最後留下的，隻是被反複折騰的人們。朝令夕改在書麵上隻是一個詞語，可在現實裏，它意味著無數家庭失業、破產、失去親人。
我並不是要做曆史的終極判決。我隻是一個普通人，把這些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事情寫下來。權力不缺，行動也不缺，缺少的是堅定與持續。政策的大旗一次次揮舞，卻把人們拋來拋去。等到曆史真的去評判這一切時，希望不會忘記，那些在搖擺中承受痛苦的普通人。
最典型的莫過於新冠疫情。三年時間，中國的動態清零政策被塑造為製度優勢，是所謂人命至上的最好體現。媒體與專家不厭其煩地宣講，聲稱這是文明的體現，並拿西方的混亂與死亡作對照。口號一次次鋪天蓋地，仿佛清零是一種民族的光榮。然而在現實裏，普通人付出的代價卻是沉重的。老人被困在小區裏，無法及時送醫；孕婦因沒有核酸證明而在醫院門口失去孩子；癌症患者因封控買不到藥，延誤治療，痛苦去世。2020年，媒體大肆報道海協會、海基會為荊門一名白血病兒童跨海送藥的故事，但在同一座城市，還有成百上千的病人得不到藥物，我母親最好的朋友就在荊門因癌症缺藥，病情急劇惡化而猝然去世。這種鮮明的反差，本身就是極大的諷刺。
而更諷刺的是，這一切宣傳與高壓執行，在 2022 年底突然消失。政策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一夜之間核酸亭拆除，健康碼和行程碼下線，曾經的標語蒸發得無影無蹤。病毒並沒有因此消失，卻在短時間內大規模傳播。藥店貨架被清空，退燒藥、止咳藥奇缺，醫療係統負荷急劇上升，醫院走廊和急診區人滿為患。此前被塑造成製度優勢的清零政策，在驟然放棄的那一刻，顯得前後矛盾而荒謬。三年時間，普通人先在封控中承受痛苦與犧牲，隨後又在毫無準備的放開中承受疾病與死亡的衝擊。那些高調的宣傳、密布的核酸亭和口罩，全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教培行業的遭遇也是一場朝令夕改。2021 年雙減政策出台，學科類培訓被全麵叫停。此前這個行業吸納了無數年輕人，就業規模龐大，許多家庭依賴它作為收入來源。政策一出，數以十萬計的教師、助教、運營人員失業。許多人多年努力建立的事業在幾天之內歸零。對於家長來說，孩子原本依賴的學習資源被掐斷，焦慮驟然增加，隻能花更多的錢去尋找地下培訓或家教。與此同時，整個行業的投資、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也在短期內被徹底摧毀。幾年後，口徑發生變化，教培市場開始逐漸回暖，部分形式被重新允許。可對那些被裁員的人來說，生活已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有人被迫轉行，有人長期失業，有人背負債務。政策的來回，摧毀的是他們完整的人生路徑。
房地產則是另一種殘酷的反複。幾年前，政府提出三道紅線，斬釘截鐵地限製房企融資。恒大、碧桂園等巨頭迅速陷入危機，行業大麵積暴雷。無數工地停工，農民工工資拿不到，承包商資金鏈斷裂，供應商訂單毀約。買房的家庭付了首付，等來的卻是爛尾樓，房子停在半腰，錢砸進去卻沒有回報。那幾年，口徑是堅決的，絕不救助房地產，絕不給行業喘息。可到 2023 年以後，隨著經濟下滑和地方財政吃緊，政策方向又變了。各地開始鬆綁限購，央行出台支持措施，官方媒體喊話要止跌回穩。曾經的鐵腕，轉瞬成了鼓勵。那些因為前一輪調控而搭進幾代人的積蓄、負債累累的普通人，卻再也無法回到原點。
民營企業與平台經濟的起落，更能體現這種風格。幾年前，螞蟻集團上市被叫停，滴滴、美團遭受巨額罰款，騰訊、阿裏等企業接連被整頓。專家和官媒把這一切包裝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仿佛這是社會公平的必然要求。在這樣的氛圍下，大批中小企業主陷入困境：融資渠道收窄，市場預期惡化，企業現金流斷裂。許多企業倒閉，老板破產，員工失業。有人多年心血毀於一旦，有人舉債累累，不得不關門離場。可等到經濟明顯下滑，政府又高調喊話，要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要把平台企業當成國家發展的夥伴。口徑的急轉，使得那些已經倒下去的公司和家庭，顯得格外可憐：他們被打壓時沒有退路，被需要時卻已無力再起。
雄安新區也是如此。2017 年，它被稱為千年大計，全國媒體連篇累牘。成千上萬的村民被拆遷，背井離鄉。大批央企幹部被迫從北京遷去，孩子轉學。政府投入了巨大資金，建設聲勢浩大。然而幾年過去，雄安依舊是一片施工景象。最初的定位是未來之城，後來悄然降格成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承載地。與世界上的新城相比，它既不如倫敦北郊的米爾頓凱恩斯，也不如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更無法與新德裏或巴西利亞相比。那種雄心壯誌最終淪為一種無奈的遷就，甚至成了北京不想容納的廢料的傾倒口。對被拆遷的農民，對遷徙的員工家庭來說，這樣的轉折隻意味著生活的落差與長久的不便。
一帶一路的故事走的也是類似路徑。最初聲勢浩大，成為中國對外敘事的核心，媒體反複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無數承包商、工程隊、勞務人員被動員出海，滿懷希望地投身項目。然而隨著債務風險暴露、國際局勢惡化，許多項目停工、擱置、重談。宣傳聲逐漸消退，普通人卻要承擔後果：企業因為項目爛尾而破產，工人因停工而失業，在巴西、柬埔寨和許多其他地方，中國的勞務人員遭到非常不堪的對待，身陷困境。
這些故事無一例外，都遵循著同樣的模式：宏大口號隆重登場，普通人為此承受代價；副作用顯現時，政策驟然掉頭；最後留下的，隻是被反複折騰的人們。朝令夕改在書麵上隻是一個詞語，可在現實裏，它意味著無數家庭失業、破產、失去親人。
我並不是要做曆史的終極判決。我隻是一個普通人，把這些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事情寫下來。權力不缺，行動也不缺，缺少的是堅定與持續。政策的大旗一次次揮舞，卻把人們拋來拋去。等到曆史真的去評判這一切時，希望不會忘記，那些在搖擺中承受痛苦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