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掠奪性政治製度之下的經濟寬鬆
技術與開放讓中國踏上了快速經濟增長之路。正如我們在下一章還會討論的，這種增長是發生在掠奪性政治製度之下的——盡管它們已不如文化大革命時期那般高壓，且經濟製度正變得部分包容。但這並不應降低我們對中國經濟製度變革之激進程度的認識。即便沒有改造政治製度，中國也確實“打破了舊模式”。與博茨瓦納和美國南方的情形類似，中國的關鍵變化出現在一個“關鍵節點”——即毛澤東去世之後。這些變化也帶有極強的偶然性：四人幫在權力鬥爭中落敗並非必然；若並非如此，中國很可能不會出現過去三十年的持續增長。隻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慘烈破壞與人道災難，醞釀了足夠的變革需求，使得鄧小平及其同盟贏得了政治鬥爭。博茨瓦納、中國與美國南方的變遷，與英國的光榮革命在邏輯上相似。
——摘自《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與貧困的根源》（Daron Acemoglu 與 James A. Robinson 著）
當前關於“威權增長”的政策倡議中尤為明顯：這些建議以中國近幾十年的成功為依據，主張鼓勵威權式發展。下麵我們解釋為何這種建議具有誤導性，以及為何中國至今的增長，依舊是掠奪性政治製度下的一種增長形態，不大可能轉化為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威權增長”的不可抗拒之魅
戴國芳很早就看到了中國城鎮化爆發的先兆。1990年代，中國各地公路、商務中心、住宅與摩天樓遍地開花，他判斷：下個十年增速隻會更快。他認為自己的江蘇鐵本鋼鐵可以憑借低成本拿下大市場，尤其相對於低效的國有鋼廠。戴計劃打造一個真正的鋼鐵巨頭，在常州地方黨委支持下，2003年開工。然而到2004年3月，項目被中共中央叫停，戴亦被捕——原因從未說清。或許當局以為賬目中能找到“問題”。結果是，他在隨後五年裏輾轉獄中與軟禁，直到2009年僅以輕微罪名定訟。他的“真正罪名”，是未經更高層批準，啟動了一個會與國家扶持企業競爭的大項目。這也是旁觀者從此案得到的教訓。共產黨對戴國芳這類企業家的反應並不意外。鄧小平最親近的同事、早期市場改革的主要設計者之一陳雲，曾以“鳥籠經濟”來比喻：中國經濟是鳥，黨的控製是籠子。籠子要放大，讓鳥更健康、更有活力；但不能打開更不能拿走，否則鳥就飛了。1989年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不久，江澤民更進一步，將民營企業家概括為“個體戶、小商販”，“投機、行賄、偷稅漏稅”之輩。1990年代，即便外資大量湧入、國企被鼓勵做強做大，民營創業仍被懷疑，不少企業家被沒收資產、甚至入獄。江澤民式的看法雖在式微，但仍相當普遍。正如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所言：大國企可以上馬巨型項目；但民企一旦做類似的事，尤其與國企競爭，麻煩就會四麵八方而來。
盡管如今無數民企在中國盈利運營，經濟的許多關鍵部分仍在黨的指揮與保護之下。記者理查德·麥格雷戈報道：中國最大型國企的一把手辦公桌上都有一部紅色電話。鈴聲一響，就是黨的指令：公司該做什麽、投向哪裏、完成什麽指標。這些巨頭依然在黨的指揮鏈內——當黨決定調整他們的董事長、撤換或提拔他們而不作解釋時，我們再一次想起了這一點。
這些故事並不否認：中國在邁向更包容的經濟製度方麵取得了巨大進展，也正是這些進展支撐了過去三十年的驚人增速。多數民營企業能獲得一定安全性，不僅因為他們經營得法，還因為他們培植了地方幹部與北京高層的支持；大多數國企也在逐利與國際競爭中運作。這與毛時代的中國判若雲泥。如前章所述，中國之所以能夠起飛，是因為鄧小平主導了從最為掠奪性的經濟製度向更包容的製度的激進轉身。此後，隨著經濟製度沿著更具包容性的方向（雖緩慢）推進，中國繼續增長。同時，中國也從廉價勞動力的龐大供給、以及對海外市場、資本與技術的接入中獲益匪淺。
然而，哪怕經濟製度今天比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中國的增長仍是在掠奪性政治製度下發生的。盡管近年強調創新與科技，中國的增長基礎依舊是采用現成技術與快速投資，而不是創造性破壞。這其中一個重要方麵是：產權並非完全安全。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像戴國芳那樣的企業家被收繳資產；勞動力流動被嚴格管製；而最基本的產權——按自己意願出售自身勞動的權利——依然遠非完善。經濟製度距離真正“包容”還有多遠，從這樣一個事實可見一斑：隻有極少數生意人敢在沒有地方黨幹部、乃至更重要的北京高層支持的情況下涉足任何重大業務。商業與黨的勾連對雙方都極其有利：獲得黨支持的企業能以優惠條件拿到合同，能驅逐普通百姓、征用其土地，並能肆意違法而不受懲處。誰擋了這些商業計劃的路，就會被碾過去，甚至可能入獄或被殺害。
中國共產黨以及掠奪性製度的這種沉重陰影，使我們想起當下中國增長與蘇聯50—60年代增長之間的諸多相似之處（盡管也有顯著差別）。蘇聯在掠奪性的經濟與政治製度下之所以能增長，是因為其以強製手段將資源配置到國家主導的高度集中結構上，尤其是軍備與重工業。這種增長之所以可行，部分原因在於當時“追趕空間”很大——當創 造性破壞並非必要條件時，掠奪性製度下的增長更容易。中國的經濟製度當然比蘇聯更具包容性，但中國的政治製度仍然是掠奪性的——共產黨在中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控製著整個國家官僚體係、武裝力量、媒體以及經濟的大片領域。中國人民擁有的政治自由很少，對政治過程幾乎難以參與。
長期以來，不少人相信中國的增長會帶來民主與更大的多元化。1989年確實有一種真實的期待：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會帶來更大開放，乃至共產黨政權的崩潰。但坦克被開上了街頭——曆史書如今稱其為“天安門大屠殺”。在很多方麵，天安門之後中國的政治製度變得更為掠奪。像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這樣的改革者，由於在天安門事件中對學生表示同情而遭到清洗；黨也以更大的力度收緊公民自由與新聞自由。趙紫陽被軟禁十五年以上，其公共記錄被逐漸抹去，以免成為政治變革支持者的象征。如今黨對媒體（包括互聯網）的控製前所未有；大量控製其實靠“自我審查”實現——媒體心知不該提到趙紫陽，或像劉曉波這樣要求更大民主化的批評者（他即使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仍被囚禁）。自我審查背後是一個“奧威爾式”的裝置：它可以監控通訊、關閉網站和報紙，甚至在互聯網上選擇性屏蔽某條新聞。2009年，當外界曝出自2002年起任總書記的胡錦濤之子涉腐消息時，這一整套機製就全力運轉：不僅阻止國內媒體報道，還能在《紐約時報》和《金融時報》的網站上選擇性屏蔽有關報道。
由於黨對經濟製度的控製，創造性破壞被大幅壓抑；在政治體製沒有根本改革之前，這種壓抑將持續。與蘇聯相似，中國在掠奪性政治製度下的增長之所以能推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追趕空間”仍然很大——中國人均收入仍隻是美國與西歐的一小部分。當然，中國的增長比蘇聯更加多元化，並不隻依賴軍備或重工業，中國企業家也展現出很強的創新勁頭。即便如此，如果掠奪性政治製度不為包容性製度讓路，這種增長終將乏力。隻要政治製度依舊掠奪，增長就會天然受限——曆來類似情形皆如此。
中國的經驗也引出一些關於未來的有趣問題，尤其是關於威權式增長的可取性與可持續性。此類增長已成為“華盛頓共識”的熱門替代方案——後者強調要通過市場與貿易自由化以及某些製度改革來啟動欠發達地區的增長。威權增長之所以吸引人，部分是對“華盛頓共識”的反彈；但它更大的魅力——尤其對那些掌控掠奪性製度的統治者而言——在於，它讓他們可以繼續、甚至加強對權力的掌控，並為他們的掠奪提供正當性。正如我們的理論所強調的，特別是在已經形成一定國家集權的社會中，這類掠奪性製度下的增長是可能的，甚至很可能是柬埔寨、越南到布隆迪、埃塞俄比亞、盧旺達等許多國家的最可能場景。但這也意味著：如同所有掠奪性政治製度下的增長一樣，不會持久。
就中國而言，基於追趕、引進外國技術、出口低端製造品的增長，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然而，一旦中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這種增長很可能就會到頭。最可能的情形，是中國共產黨與日益強大的經濟精英在未來數十年繼續牢牢把持權力。在這種情況下，曆史與我們的理論都暗示：伴隨創造性破壞與真正創新的增長不會到來，中國的高增速將逐步消退。但此結果並非宿命：若在掠奪性增長觸頂之前轉向包容性政治製度，這種結局是可以避免的。隻是，正如下文將看到的，缺乏理由指望中國會自動、平順地轉向更包容的政治製度。
即便在中共內部，也有人意識到了前路的風險，開始拋出“政治改革”（用我們的術語說，即向更包容的政治製度轉型）的想法。權勢頗重的總理溫家寶近來警告：若不啟動政治改革，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我們認為溫的判斷切中要害，盡管有人質疑其誠意。但許多西方觀察者並不同意溫的看法；在他們看來，中國提供了一條不同於依靠包容性政經製度的另一條可持續增長路徑——即威權主義之路。他們錯了。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成功的根本在於：從僵硬的共產主義經濟製度激烈轉身，轉向能夠提供提高生產率與貿易激勵的製度。從這個視角看，中國並沒有什麽“根本不同”之處；它與其他那些從掠奪性經濟製度邁向更包容經濟製度的國家類似——即便這一步發生在掠奪性政治製度之下。因而，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增長，不是因為掠奪性政治製度，而是盡管有它。它之所以成功，源於一次遠離掠奪性、走向更具包容性的經濟製度的激進變革；而高度威權的掠奪性政治製度，讓這一步更難，而非更容易。
現代化理論在學界與學界之外都頗有市場。美國對華政策就深受其影響。老布什概括美國的對華民主政策是：“與中國自由貿易，時間站在我們這邊。”意思是：隨著與西方的自由貿易，中國會增長，而增長會如現代化理論所預言的那樣，帶來民主與更好的製度。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美貿易的迅猛增長，對中國民主化的促進微乎其微；未來十年更緊密的融合，也大概率不會改變這一點。
現代化理論既不正確，也無助於解決失敗國家的掠奪性製度問題。支持它的最強證據是：富國往往是民主國家，尊重公民與人權，擁有正常運轉的市場與總體包容的經濟製度。但若據此“因果倒置”，忽略了包容性政經製度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作用，就誤讀了事實。過去300年，正是建立起包容性製度的國家實現了持續增長，成為今日的富國。若換個角度看，事實就更清楚：在過去六七十年裏，一些威權政權雖然增長較快，但並未變得更民主（與李普塞特的現代化理論相反）。這並不意外：掠奪性製度下的增長之所以可能，恰在於它並不必然、也不會自動導致這些製度的消亡；相反，往往是因為掌權者把增長視為對自身政權的支撐而非威脅（如中國共產黨自1980年代以來的做法）。同理，那些靠自然資源價格上升而增長的國家（加蓬、俄羅斯、沙特、委內瑞拉），也極不可能因此在根本上轉向包容性製度。
第一，中國在威權—掠奪性政治製度下的增長，雖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但不會轉化為由真正包容的經濟製度與創造性破壞所支撐的可持續增長。
第二，與現代化理論的主張相反，我們不應指望“威權增長”會自然導向民主或包容性政治製度。中國、俄羅斯與其他一些威權政權，很可能在轉向更包容的政治製度之前，就已觸及掠奪性增長的極限；甚至在統治精英產生變革意願（或被強大反對力量所迫）之前，就先行受限。
第三，威權增長既不可取、也不可行於長遠，因此不應被國際社會當作拉美、亞洲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模板”來推崇——盡管很多國家會因為它與統治精英的利益一致而選擇這條路。
當代中國的掠奪性製度，也深賴當局對媒體的控製（其技術與組織手段之“精密”已令人心驚）。正如一位中國評論者總結的，“政治體製改革堅持黨的領導，必須遵循三條原則：黨管槍、黨管幹部、黨管新聞。”
當然，自由媒體與新通信技術隻能在邊際上提供幫助——提供信息，協調那些爭取更包容製度者的訴求與行動。隻有當廣泛的社會群體為了實現政治變革而動員組織起來、並且其目標不是宗派私利、不是接管舊的掠奪性製度，而是把掠奪性製度轉變為包容性製度時，媒體的幫助才會轉化為有意義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