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所謂的“反華”，並不是反對中華民族或中國的傳統文化，更不是對中國普通民眾的敵視。從根本上講，美國針對的是中國的一黨專政體製、人權問題和缺乏民主自由的現狀。在美國政界的主流敘事中，這些議題與中國共產黨息息相關，而非中國人民本身。這種立場上的區分，正是美國“反華”政策的重要特點。
當然，這樣的區分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極具挑戰。畢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中國政府與中國國家形象是緊密綁定的，這種複雜性為美國的“反華”政策，增加了許多層次，也使其表現出一種矛盾的特質：既強調對中共體製的批評，又試圖拉攏中國民眾支持。
“反華”並非特朗普政府的獨家標簽。盡管特朗普總統在其上屆任期內，對中國采取了較為強硬的政策，並推出了一係列針對中國的舉措，如貿易戰、技術封鎖以及限製中國企業在美發展的法規，但這些政策，在美國兩黨內部都得到了廣泛支持。這說明，“反華”早已超越黨派分歧，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共識之一。
民主黨方麵，拜登政府盡管在表述上，較特朗普時期更為謹慎，但對中國的核心立場並無本質改變。其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直接針對中國的科技崛起，而在台灣、南海、人權等問題上的表態也與共和黨別無二致。顯然，“反華”並不是因為特朗普上台，或者他委任了一些“反華”立場鮮明的人士而變得更加猛烈，而是源自更深層次的中美矛盾。
美國“反華”的背後，是兩種不同體係之間的競爭：一個是以民主、法治、自由為核心價值的西方模式，另一個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名、實質上一黨專政的體製。兩者不僅在意識形態上水火不容，而且在具體的國際規則上也衝突不斷。
美國認為，中國在國際貿易中，以國家幹預和不公平競爭手段獲利，例如通過補貼國企、強迫技術轉讓以及知識產權侵權等行為搶占市場份額。此外，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崛起，被視為對美國技術霸權的威脅。南海問題、台灣問題、新疆問題等，被美國解讀為中國試圖以強權手段改寫規則。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堅持“自由航行”、“尊重人權”等原則，與中國的主權主張形成對立。從氣候變化到新冠疫情，再到聯合國框架內的議題，中國與美國在如何治理全球性問題上分歧明顯。美國批評中國在一些國際事務中“搭便車”，而中國則指責美國推卸責任。
與“反蘇”時期不同，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反對中共”與“支持中國人民”分開。這種邏輯表麵上看來頗為高尚，是為了中國的“文明進步”和“融入世界”。例如，美國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譴責中共“剝奪香港民主”，同時鼓勵香港民眾“抗爭到底”；在新疆問題上，美國製裁多家中國實體，聲稱是捍衛“穆斯林人權”。類似的操作比比皆是。這些政策無疑為美國爭取了部分國際聲援，但也讓人懷疑其動機是否純粹。
美國對中國的批評，本質上是基於“民主轉型”的假設，即通過外部壓力促使中國發生內部改革，鼓勵中國通過“講規則”和“守法則”來融入世界。然而，過度施壓可能適得其反，進一步激化中美對立。美國一方麵強調“開放競爭”和“全球化”，另一方麵，又試圖通過限製中國參與全球高端產業鏈的方式來保護自身利益。這種選擇性的全球化策略，不僅損害了中美經貿關係，還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負麵影響。而且，在實際操作中，許多舉措對普通民眾的生活，造成了直接影響。例如，限製中國留學生赴美、收緊對華簽證政策以及針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政策，都讓中國民眾感受到壓力。這些措施，反而強化了中國政府“外部敵對勢力”的宣傳口徑。
美國的“反華”並非單一政策，而是源自中美兩國結構性矛盾的長期博弈。從目前的趨勢來看，這種博弈難於出現根本性改變。無論是捍衛自身價值觀，還是維護全球霸權，美國的“反華”戰略都將“進行到底”。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平衡“反中共”與“挺人民”的關係，如何避免將“規則之爭”演變為全麵對抗，是擺在美國決策者麵前的一道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