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個知識分子選十二名當代表
毛澤東：我長期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後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麽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侖。後頭還是蔣介石幫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殺人了。當然，還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個知識分子，組織了共產黨。共產黨組成的時候隻有十二個代表，七十個人選舉了十二個人當代表。這十二個人中間，犧牲了幾個，死掉的幾個，不幹的幾個，反革命的幾個，現在隻剩下兩個，董必武一個，毛澤東一個。
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個知識分子，組織了共產黨。共產黨組成的時候隻有十二個代表，七十個人選舉了十二個人當代表。
這十二個人中間，犧牲了幾個，死掉的幾個，不幹的幾個，反革命的幾個，現在隻剩下兩個，董必武一個，毛澤東一個。
《一九二一年》的中國有多少個知識分子？搞了七十個知識分子組織了共產黨，這七十個知識分子是自願的有信仰的，是不顧生死的。
《七十個人選舉了十二個人當代表》。這十二個人中間，犧牲了幾個，死掉的幾個，不幹的幾個，反革命的幾個，現在隻剩下兩個，董必武一個，毛澤東一個。
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有黨員人數有《七十個人選舉了十二個人當代表》，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二十八年後成立新中國時。中國共產黨成了人數眾多的大黨，實踐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這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樣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是種子、是酵母、是走在時代潮流前列的先鋒。
這樣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深入工農，廣泛開展群眾運動，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規模。
1922年，中國共產黨的二大明確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也不是‘少數共產主義者離開群眾之空想的革命團體’，‘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鬥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我們既然是為無產群眾奮鬥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由此，中國共產黨在為實現初心使命的過程中，也開始了自身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
從1921年至1949年，黨員數量在波浪起伏中迅速增長：
1921年7月一大時，58名（《中國共產黨簡史》中的說法是“50多名”）。
1922年7月二大時，195名。
1923年6月三大時，420名。
1925年1月四大時，994名。
1927年4月五大時，近5.8萬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1萬多名。
1928年6月六大時，4萬多名。
1934年，30多萬名。
1937年初，4萬多名。
1945年4月七大時，121萬名。
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的增長不是一條直線，而是有多次曲折。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大上說：“我們黨有兩次變小過，大起來又小了，大起來又小了。頭一次，五萬多黨員剩下沒有多少。後來一次，三十萬黨員也剩下沒有多少。按比例說，頭一次的損失還小些，五萬多人剩下萬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後來三十萬剩下不到三萬，隻有二萬五千左右有組織的黨員，還不到十分之一。現在又大起來了，小指頭變成了拳頭，今後不要再讓它變小了。”
這樣的大小變化，與中國共產黨的經曆有關。抗戰之前，中國共產黨有過蓬勃發展，也有過失誤曲折。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數量變化，直觀地反映了這個過程。
抗戰期間，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救國的旗幟，贏得了人心，也擴大了自身隊伍，中國共產黨黨員數量直線增長，而且從1945年的七大開始，黨員數量就沒有再減少過。
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黨員和黨組織從秘密轉為公開。基於黨的事業、影響和掌握政權的地位，更多的民眾希望加入中國共產黨。所以黨的隊伍一路發展壯大。雖然黨也不斷對自身進行過清理，但黨員人數仍然呈現出有增無減之勢。
1949年至1978年，黨員數量是：
1949年底，449萬名。
1956年八大時，1073萬名。
1969年九大時，2200萬名。
1973年十大時，2800萬名。
1977年十一大時，3500多萬名。
中國共產黨的最重要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製。每個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編入黨的一個支部、小組或其他特定組織，參加黨的組織生活，接受黨內外群眾的監督。黨員領導幹部還必須參加黨委、黨組的民主生活會。不允許有任何不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接受黨內外群眾監督的特殊黨員。
依靠這種力量，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解放戰爭為例。1946年7月時，人民軍隊約127萬人，而國民黨軍隊約430萬人，在軍隊數量、裝備和戰爭資源等方麵明顯地占有優勢。
到1947年7月，人民軍隊發展到195萬人，而國民黨軍隊減少到373萬人。1947年7月，毛澤東提出計劃用五年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解決同蔣介石鬥爭的問題。實際上，最後隻用了3年多一點的時間就完成了。
依靠這種力量，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實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
以“一五”計劃為例。新中國構畫的第一張藍圖，集中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新政權的期待和對國家發展的美好願望。
五年內，國家用於經濟和文化建設的投資總額達766.4億元，折合黃金7億多兩。這樣巨大的建設投資，是舊中國曆屆政府都無法企及的。
到1957年底，“一五”計劃的各項指標大都超額完成，595個大中型工程建成投產，填補了重工業建設的很多空白，初步改變了舊中國工業過於集中於沿海的不合理布局，開始形成了工業布局的新框架。
縱觀1949年以來的經濟總量：1952年是679億元；1956年突破1千億元人民幣。1978年的3645億元。
中國共產黨的規模和力量不斷擴大，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中不斷發揮著巨大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就利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等形式，組織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掀起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其中，1922年1月，香港海員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在蘇兆征、林偉民等領導下，克服港英當局的種種阻撓和破壞，堅持罷工56天，最終取得勝利。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直接同帝國主義勢力進行的有組織的較量。
在土地革命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其他一係列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麵軍和其他許多紅軍部隊。在各革命根據地，黨建立蘇維埃政權，進行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化等方麵的建設，開始學到治國安邦的本領，培養了執政能力，積累了寶貴的執政經驗，造就了一批治黨、治國、治軍的領導幹部和骨幹力量，成為以後黨在全國執政和領導各族人民群眾建設新中國的預演。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大力倡導、促成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動員了全國的軍隊和老百姓，推動形成全民族抗戰的局麵；開辟廣大的敵後戰場，領導抗日軍民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建立鞏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造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成為引導全民族抗戰走向勝利的一麵旗幟。
從新中國成立開始，特別是在“一五”計劃期間，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實施了一係列重大建設工程。廣大人民群眾和軍隊官兵，以高昂的鬥誌和精神狀態，創造了難以想象的奇跡，為奠定國家的工業和民生基礎，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是1953—1956年建成的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汽車製造廠，是發展中國汽車製造的最早的標誌性工程。為了建設一汽，中組部從全國各地抽調了150多名廳局級幹部到籌備組從事領導工作，東北局調配了529名機關幹部並從農村中挑選了一大批黨員、團員及複員軍人，使來到一汽參加建設的幹部猛增到4000多人。
第一機械部抽調了全國一大批技術幹部、技術工人和汽車行業的專家，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建工部從上海、大連、沈陽、北京、天津等地調來大批技術工人和能工巧匠。
幾萬名建設大軍冒著東北的風霜雨雪，披星戴月，終於在1956年7月生產出了第一批解放牌汽車，發揮了新中國汽車工業搖籃、先驅的作用。
這些知識分子旗幟鮮明，為了自己的信仰將生死置之度外，將一生獻給了中國革命，中國建設和中國人民。
而更多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公開言論中昧著良心欺騙別人，或者對所談論的東西一無所知卻厚顏無恥地說得頭頭是道。
有外國學者說：“一個人之所以是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在言論中表現出了正直和責任。”
哲學家羅素和科學家愛因斯坦共同發表呼籲廢止戰爭的宣言，並將其副本分送給美、蘇、中、英、法、加6國首腦，“據非常可靠的權威人士說，現在能製造出的核彈，威力要比炸毀廣島的大2500倍。……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餘。……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麽擺在你們麵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88歲時，羅素參加了核裁軍群眾大會並發表演說，與“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通過電視進行越洋對話；去世前兩天，他還在公開譴責以色列對埃及的轟炸；
最近的和最好的例子是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蘇珊·桑塔格。“9·11”之後，她批評美國政府及各大媒體的片麵報道和煽動反伊斯蘭情緒；2001年5月9日，她在為她頒發“耶路撒冷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發表了題為《文字的良心》的演說，毫不客氣地指斥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野蠻行徑，“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盡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裏保護移居點的軍隊，否則這裏不會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紐約時報》發表長文《關於對他人的酷刑》，針對美軍在伊拉克的虐囚醜聞進行了言辭激烈的批評，將美國士兵與薩達姆的行刑隊，甚至納粹軍隊相提並論。
走資派改革開放後號稱中國有史以來，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多的時代，同時又是一個知識分子最少的時代，一個亟需知識分子的時代。中國特色走資派政府內擁有教授、博導和各類專家（網上民間稱磚家叫獸）頭銜的人多如牛毛。
但是能夠像毛澤東和董必武那樣有著為了真理和良心信仰和堅持去做，可以和整個世界對撼的勇氣的知識分子縱然有絕跡之問，卻也已經到了鳳毛麟角的地步。
中國特色走資派政府內的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頗像英國作家戴維·洛奇小說《小世界》中的大學教授一樣四處參加學術會議、連篇累牘地出版泡沫專著以牟取名利，而對逼到眼前的關涉到最大多數群體利益的大問題視而不見，保持沉默，“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即便他們發出了一些嘀咕，也幾乎沒有被人聽見。
曾經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一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使命感，那時，他們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暈眩的市場經濟又使他們中的大多數迅速回到邊緣。而此刻，正是中國前所未有的複辟資本主義時期麵臨著資本主義社會常見的最多問題，最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在場和發出聲音的時期。然而，你們是知識分子，你們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們對國家的興衰，對社會製度的弊端或完善，對國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責任。但是，就是推卸責任。忙著去為自己多賺錢，忙著為自己多爭名，忙著找女人，忙著為自家自身的自私自利，那有時間管閑事。
《知識是為改變命運的》。《讀書是為升官發財的》。四十多年來的教育宣傳，每天都在說教下，潛移默化下幾代人都已植入基因。知識分子們也隻是聽話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