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英文原文在近日以Too many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indoctrinated in extremist, far-left ideologies – Orange County Register (ocregister.com)，發表於美國知名保守媒體Orange County Register.
近幾周，反以色列示威迅速從哥倫比亞大學蔓延到全國各大學。雖然許多示威者是校外的煽動者，但也有一些學生高呼反猶太主義言論和親哈馬斯口號，甚至喊出“打倒美國”的口號。這是極端意識形態對美國大學影響力的醒目警示。
一個令人不悅的事實是：許多美國大學生變得過於政治化。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高等教育機構內數十年的政治化推動所致。大學管理階層和進步派學者在推動這一現象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甚至在踏足大學校園之前，美國青年就發現自己沉浸在由進步派學者和政治家傳播的政治宣傳海洋中。諸如“係統性種族主義”、“白人特權”、“弱勢少數群體”、“種族結果均等”和“過度代表性種族群體”之類的分裂性詞匯滲透到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強化了一個觀點：他們生活在一個種族主義的國家，必須為社會正義而戰。
在大學招生過程中，進步派大學管理者們不僅使用種族、性取向和其他政治視角來選拔學生，還有意招募那些有潛力成為社會正義鬥士的學生。許多大學申請論文都經過精心打磨，以探討“社會正義”問題。例如，2017年，普林斯頓高中高年級學生Ziad Ahmed在回答申請問題“你認為什麽重要？”時，將#BlackLivesMatter（黑民貴好）寫了100遍，最終被斯坦福大學錄取。
當進入大學校園後，多樣性、公平和包容（DEI）的倡導者並不鼓勵多樣的觀點。相反，他們常常壓製持不同意見的觀點。左傾的教授很少為學生提供必要的批判性思維技能，以正確定義和解決社會正義問題，例如從個體和社會兩個角度分析某些少數族裔群體的經濟和教育落後問題。盡管事實上，幾乎所有歧視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的法律都在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被廢除，但這些教授將這些少數族裔的所有落後問題歸因於“係統性種族主義”。
在呈現曆史事實時，進步派學者和媒體常常缺乏平衡。例如，他們高調強調巴勒斯坦人在中東衝突中被以色列殺害，但他們經常忽略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衝突造成了更大的傷亡。
更糟糕的是，進步派學者積極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視角對學生進行灌輸，例如批判性種族理論（CRT）。在這一框架下，無辜的美國人被分為“壓迫者”或“被壓迫者”。根據CriticalRace.org的數據，500所受調查的大學或學院中，至少有236所實施了與CRT相關的某種形式的強製性學生培訓或課程。
將“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框架應用於社會正義話題時，許多美國學生變得受到灌輸和激進化。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的示威領袖Johannah King-Slutzky目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專注於“通過馬克思主義視角解讀的想象和詩歌理論”。
曆史上，中國有著給學生進行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所帶來了的慘痛教訓。1962年，毛主席發起了全國範圍的階級鬥爭教育運動。在該教育中，無辜的中國人民被分為兩類：“壓迫者”（地主和資本家）和“被壓迫者”（農民和工人）。通過一係列虛構的故事，每個教室裏的中國學生被灌輸地主是如何無情地剝削窮苦農民，以及為什麽學生們應該“解放被壓迫者”。
僅僅五年內，毛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了數千萬無辜的中國學生中，使他們對所謂的階級敵人充滿了強烈的仇恨。1966年，毛發起了文化大革命，這些學生成為毛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派”。他們係統地摧毀了中國的許多文化遺產，無情地殺害了成千上萬人，並將數百萬所謂的“階級敵人”置於殘酷的折磨之下，其中包括我的父親。諷刺的是，甚至一些先前傳播階級鬥爭理論的共產主義學者也成為了自己被激進化學生的受害者。
曆史是警示未來的一片明鏡：那些在學生中播下意識形態極端主義種子的人將不可避免地收獲其種下的痛苦果實。如今，常春藤盟校的校長們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吞下自己把高等教育政治化的毒藥。
像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這樣有影響力的大學捐贈者已經意識到了形勢的緊迫性。現在是停止高等教育政治化的時候了——這也是防止美國教育機構發生大規模文化革命的必要步驟。
（作者趙宇空是亞裔美國教育聯盟的主席。在他的英文專著《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Woke Culture: America’s Dangerous Repeat of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中，他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灌輸在教育機構中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