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伊朗的總統萊希同學在2024年5月19日於公務中因所乘直升機失事而身亡。死是死於直升機，但是……萊希同學算不上“獨裁者”，因為伊朗國體特殊，那裏的“總統”雖有個“總”字，可其位置在權力表上是第二位的，大統領是那個真正的獨裁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他那個職位是終身的，“憲”早就修好了，無需連任，是康熙類的位子）。雖如此，萊希同學的死還是和獨裁者有關。
獨裁者呢，有共性----怕死。
是，世上怕死的人占絕大多數，但還是有個“怕度”。如果，活著的時候並未用暴力殘害無辜，並不曾竊取屬於社會眾人的權力，對死的恐懼不會大到夜不能寐的程度----死後不會有什麽竊取的大號利益會失去、死後也不會擔心自己的至愛親朋被逆向殘害回來。那個與獨裁者連體的“殘害”與“竊取”，讓獨裁者們對死的恐懼達到與其竊取權力同層的超級高度。
回到伊朗，這位總統死於直升機失事。想一想，他時不時的坐著一架老舊的直升機飛來飛去，那位真正擁有獨裁權力的“最高領袖”會怎麽想？“就你勇敢不拍死是不是？你有勇氣，我沒有勇氣是不是？逼著我‘懦夫側漏’是不是？”。
在獨裁者當道的地界，獨裁者因為超級高度的怕死，所以他/她是不敢享用直升機的（直升機的震度、音量、低度與變化烈度都讓直升機有比固定翼飛機貌似更高的危險度）。這也讓獨裁者身邊的高級跑腿們對乘坐直升機有了額外挑戰----如果你去公開乘坐直升機，你有沒有讓不敢乘坐直升機的獨裁者的形象“懦夫側漏”？
伊朗總統萊希同學乘直升機失事前的處境。
孤例？
再看一個：
取自1967年春，北京的“北郵東方紅”。
文革前的劉少奇劉大人，是太祖身邊的第一高級跑腿。太祖怕死是有案可查的。不說乘直升機，就是固定翼飛機也隻在進城後初期坐過，但很快放棄，不再享用那個不可控的“危險度”。其後唯一的一次乘飛機，是在1967年夏在武漢被陳再道的手下“準兵變”後倉皇竄出時，就再沒有了。太祖的惜命起碼達到了世界上獨裁者的均值。劉大人這樣飛來飛去，太祖會怎麽想？“反襯我的‘懦夫側漏’是不是？”。
得，在這個1966年3月後的幾個月，劉大人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再過一陣，成了“叛徒、內奸、工賊”。
獨裁者與直升機的獨特關係。
當然，還有另一層。
如果，不乘坐直升機的危險度超出了乘坐的危險度，那還是要坐。
在1989年12月底的那個特定日子前三天，羅馬尼亞的“最高領袖”齊奧塞斯庫同學是乘坐直升機逃離他的大本營布加勒斯特的。當時不“直升”，就可能會在大本營伏法。可惜，直升機沒飛太遠，三天後還是“伏法”。
回到文章題目。
給獨裁者打工的高級跑腿們，領袖不乘直升機，你也別公開乘。另外，一旦獨裁者乘坐直升機，他/她的大本營已經不安全了。
後注：普丁同學的眾多熱情愛好者可能不服，會說普大帝就常態的乘坐直升機。那個不一樣，他是常態性的乘坐直升機在先，成為獨裁者在後。而且，在普裏戈津大廚飛安事故後，普丁同學的直升機乘坐頻率應該會降低。
後注2：清華的博士同學是不會乘坐直升機的。上一位公開乘坐直升機的“為人民服務者”，是溫同學家寶，2008年汶川地震後。
後注3：資源有限，如有遺漏不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