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杜佳的上篇文章，關注CIA在香港的部署，它其實揭示了一個簡單道理：美國數十年來，投入了許多精力持續在“經營”香港。

　　冷戰時期，美國把香港作為遠東的橋頭堡和情報基地，向中國大陸、東南亞滲透;香港回歸後，美國則希望香港變成中國大陸的頭痛頑疾，以便不斷撩撥，獲得相與爭鋒的砝碼。

　　因此，在暗地裏，有美國安排情報機構進駐;而在明麵上，美國表達“關注”的重要方式，就是：國會立法。

　　01

　　在香港回歸前的布局：

　　從《展望1997》到《香港政策法》

　　八十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的命運逐漸達成了一致。

　　根據解密的CIA檔案《香港：展望1997》(Hong Kong: Looking Toward 1997，發布於1988年12月)，美方當時判斷香港回歸中國已不可逆轉。

　　(CIA：《香港：展望1997》)

　　但同時CIA也認為，香港的未來還有些許“不確定因素”。例如香港 “自治”到何種程度?中國政府是否會維持香港的“自由”?若香港本地人士對此感到不確定，就會或移民“出逃”，或打起“民主”的旗幟組織抗議;若外國資本對此感到不確定，就會將在香港的投資集中於短期贏利的項目，如金融、房地產，而不是諸如製造業、高科技產業這類需要長期經營的項目。

　　CIA的判讀，最終影響了美國的對港政策。

　　1991年10月28日，《1992財年和1993財年對外關係授權法》(公法102-138)生效。對於“香港政策”，該法律規定美國應該鼓勵英國政府，在香港建立完全的民主製度，以便香港在回歸之前發展出“功能完整的民主自治”。

　　1992年10月5日，《美國-香港政策法》(公法102-383)生效。和《與台灣關係法》（公法96-8）一樣，該法律是美國處理與香港關係的綱領文件。

　　(美國國會：《美國-香港政策法》)

　　雖然照理來講，這種法律不應該存在，因為美國不需要直接同香港打交道。就涉港問題而言，香港回歸之前，華府應該谘詢唐寧街;回歸後，華府應該找北京。

　　但美國對自己全球幹涉的能力一定非常自信，以致其敢於直接立法，光明正大地幹涉他國內政。

　　該法律直接反應了上述CIA對香港局勢的判讀，即美方首先確認了中英雙方的談判結果，但是關於香港的未來，特別是上文提到的“不確定性”，美方卻有自己的說法。

　　美方認為，香港的走向關乎美國利益，所以美國必須讓香港的發展符合美國利益，“美國需要在1997年7月1日之前以及之後發揮積極作用”。

　　“國會宣布，希望看到徹底貫徹《中英聯合聲明》。”

　　《中英聯合聲明》反映了“一國兩製”，美國對“一國”不感興趣，它感興趣的是“兩製”，也就是回歸後香港保持關稅、財政、司法等治理體係的“獨立”，以及貿易、金融的“自由”。

　　“在1997年6月30日之後，美國應當把香港作為中國完全的自治地區”，“建立並擴展”與香港在各個領域的“直接聯係”。

　　那麽要如何確保貫徹呢?美國國會祭出“民主”大法。

　　“支持民主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如此，該原則自然適用於美國的香港政策。在1997年6月30日之後依然如此。”

　　CIA在報告中提到了香港“民主派”。也許在情報機構看來，這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於是到了1992年，“支持民主”被寫進了法律，那麽美國國家部門利用當地民主派搞事也算是“有法可依”了，盡管它依的是本國法，搞的卻是他國事。

　　該法律規定，美國政府必須定期向國會就香港問題作報告，內容包括美國在香港的利益，還包括“（中國政府）在香港行使主權的變化”。如果這些變化威脅到了美國的利益，或者讓香港不那麽“獨立”、“自由”，美國總統有權力發布行政命令，暫停美國在商貿等領域對香港的優惠條件。

　　02

　　永遠正確的理由：“保衛民主”

　　在克林頓政府剩下的時間裏，國會裏的涉港法案、決議共105個。其中直接和香港有關的，而又被通過的法案有1個，決議有3個。

　　(克林頓政府1992年之後涉港決議和法案。)

　　1994年9月18日，香港區議會舉行選舉。10月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發布決議S.Res.265表示關切，重申“不遺餘力地支持香港民主改革進程，隨著1997年過渡的臨近，鼓勵各方保衛這些成果”。

　　1995年9月17日，香港立法局選舉，這是香港立法機構首次經選舉產生，但也是殖民地時期的最後一屆立法機構。對於這屆立法局議員的任期，中英雙方有爭議，中方認為既然是殖民地的末代遺產，其任期應該在回歸時結束。

　　1996年6月28日，美參議院發布決議S.Res.271，呼籲中國政府履行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不要在回歸時解散這屆立法局。

　　1997年6月27日，香港回歸前3天，美國通過立法S.342(公法105-22)，增加香港駐美國各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權限。經貿辦事處是香港政府的派出機構。《香港政策法》規定，香港駐美各辦事處屬於“半官方性質使團”。因此1997年的立法，是在政策上細化、推動《與香港關係法》的規定。

　　就在該法律通過的當天，美國參議院通過決議S.Res.105，要求美國政府行政部門繼續貫徹《香港政策法》，同時呼籲中國政府不打折扣地執行“一國兩製”，維持香港“自治”。

　　總之，美方繼續關注香港的“民主”，特別是“自治”，希望香港即使回歸中國，也在真正保持“獨立”，殖民地時期的各種政策能夠延續下去。

　　中國自有製度，國內治理自然不會去理會外國意見。香港回歸的同時，殖民地時期的立法局壽終正寢，特別行政區的臨時立法會開始工作。

　　對此，1997年7月31日，美國國會個別議員拋出《中國政治自由法案》(105屆國會H.R.2358，共同提案人包括現任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法案，拿香港立法會選舉說事。

　　03

　　反對“23條”立法

　　小布什時期，國會涉港法案、決議共66個。其中跟香港直接相關的，而且通過的有3個，都是決議。

　　(2003年到2004年3個涉港決議。)

　　為了體現“一國兩製”中的“一國”，維護國家統一，香港特區《基本法》第23條規定禁止任何叛國、叛亂和顛覆和分裂國家行為，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搞政治活動，並禁止香港政治組織同國外政治組織建立聯係。

　　該法條是國家加強治理的正常措施，畢竟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不會容忍謀反，然而卻被某些人解讀為“限製香港自由”，因此遲遲得不到落實。

　　2003年2月，香港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落實的立法工作，引發較大爭議。香港某些“民主派”團體發動抗議。美國國會H.Res.277號決議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提出的。

　　決議認為《基本法》第23條“會損害香港人民的基本人身自由”，要求美國政府支持香港的“自由”，呼籲中國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撤回相關立法工作。

　　“民主派”、“人權陣線”的抗議也在繼續。決議通過後4天就是7月1日，回歸紀念日，香港爆發大規模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遊行示威，主辦方號稱有50萬人上街。

　　(RFI：反對派打出反對董建華口號。)

　　7月22日，美國官辦外宣媒體RFA主辦座談會，討論所謂“七一香港反23條大遊行”的意義。

　　特區政府麵對壓力，隻得妥協退讓。9月5日，時任特首董建華宣布撤回立法草案。

　　這件事情的影響十分惡劣。香港某些團體抗議，美國國會發布決議表示支持，外宣媒體跟進報道，各方勢力多重施壓，直到特區政府妥協。這個套路一直沿用到了現在，以至於諸多維護國家統一的政策都無法推動。

　　《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和落實工作，直到現在拖而未決。特區政府因此缺乏法律武器，對付或在本土產生，或同國外勾結的政治激進分子。這是特區政府執法不力，香港越來越亂的重要因素。

　　香港“民主派”“越戰越勇”，美國也不斷支持。

　　2004年6月23日，美國國會通過S.J.Res.33決議，呼籲中國政府允許香港立法會普選。7月1日，香港“民主派”發動所謂“還政於民、爭取普選”大遊行，號稱有53萬人參加。

　　(台灣“中央社”：“七一大遊行”。)

　　9月13日，美國國會再次通過決議H.Res.667，對香港民主派的呼聲表示支持，呼籲中國政府放開特首和立法會普選。

　　04

　　打造護身符：《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在奧巴馬時期，也許美國忙於對付自身的經濟危機，國會涉港立法較少。值得注意的是，從2014年到2016年，來自兩黨的國會議員4度發動《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8次提案，都沒通過。)

　　2014年9月，由於特首普選等問題引發的爭議，香港爆發所謂“占領中環”大規模示威遊行，後來演化成“雨傘運動”。媒體稱有上百萬人參加。

　　(英國廣播公司：示威者與警方發生衝突。)

　　11月13日，美國共和黨新澤西州眾議員克裏斯多夫·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發動第一次《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法案首先重申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美國支持香港的“民主化”，香港必須保持“足夠的自治”。法案要求美國政府支持香港特首和立法會普選，稱香港隻有維持“足夠的自治”，才能得到美國的“區別對待”。

　　川普上台後，大概是由於美國經濟形勢好轉，川普重提所謂“大國競爭”，國會又活絡起來。

　　首先，共和黨參議員馬克·盧比奧和眾議員克裏斯多夫·史密斯，在短短的3年時間裏，4次重提《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

　　最近的一次是在2019年6月13日，盧比奧和史密斯兩人，同時在參眾兩院發起議案，內容一模一樣。

　　除了跟以往法案不變的內容，法案還做出特別規定，港人如果因為參加2014年的大規模遊行示威而留下“案底”（如黃之鋒），不會影響赴美簽證。法案要求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建立被政府“拘禁、逮捕或者以其他方式針對”的人員的名單，在辦理上述人員簽證時不得拖遝。這等於是變相地為某些亂港分子加裝了護身符，鼓舞了亂港行為。

　　(鳳凰網：8月6日，美領館人員與黃之鋒等人接頭，所以他們在討論赴美簽證?)

　　法案繼續把美國對香港的優惠待遇與香港的“特殊地位”掛鉤，稱如果中國政府加深統一，美國就會取消在關稅、商貿等方麵的優待。

　　隨著中美相關摩擦的升級，該法案或許能在國會闖關成功。

　　05

　　毫不掩飾的扶植

　　川普政府上台以來，美國國會通過了3個涉港決議。同時香港民主派愈發活躍。

　　(川普政府時期的3個決議。)

　　2016年9月4日，香港第6屆立法會經選舉產生。議員宣誓就職，有15名民主派議員在宣誓時夾雜港獨口號或侮辱中國言論。至2017年7月，共6名涉事議員被香港終審法院裁定宣誓無效，褫奪議員資格。

　　8月，香港政府提起上訴，希望延長2014年“雨傘運動”時被捕的黃之鋒等人的刑期。

　　11月1日，美國國會通過決議H.Res.422，專門提到立法會“宣誓風波”，同時對黃之鋒等人表示關切。決議授權美國政府把香港當作“與中國不同的非主權實體”(a non-sovereign entity distinct from China)，並呼籲中國政府確保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行政、立法和獨立司法權”。

　　(RFA：2018年12月，“宣誓風波”當事人羅冠聰赴美麵見議員，幫黃之鋒領獎。)

　　美利堅以法學學究治國，慣於玩弄概念，這次的“與中國不同的非主權實體”又是新花樣。即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徹底撕破臉，又表示香港和中國“不一樣”，以示對當地民主派的支持，為自己的幹涉政策留下空間。手段可謂高明。

　　2019年2月，香港政府建議修改《逃犯條例》，沒想到因此引發衝突，香港陷入混亂。

　　3月31日，美國國務院就《香港政策法》發布報告，把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一係列維護統一的措施說成損害香港獨立的“逆流”。

　　西方媒體連篇累牘發出報道，煽動對立情緒和恐慌氣氛。

　　2019年6月2日，《華爾街日報》發文稱香港“害怕”自由被“侵蝕”。

　　6月4日，美國國會通過決議H.Res.393，譴責中國政府對香港“自由”的所謂“侵蝕”。

　　6月5日，美國之音稱如果“逃犯條例”立法成功，香港可能出現“移民潮”。

　　同日，美國國會再發決議S.Res.221，重申《香港政策法》。

　　6月9日，大規模遊行抗議爆發，組織方號稱有100萬人上街。

　　(美聯社：6月9日大遊行。)

　　6月12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泰德·科魯茲發動《重新評估香港政策法案》(S.1824)。

　　法案提出修改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國國務卿編寫報告，關於中國政府如何“繞開美國法律”壓榨香港。

　　中國政府的地方治理竟然涉嫌違反美國法律，個種邏輯十分感人。

　　法案還要求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國土安全部等部門，各自調查中國如何在各自相關的領域利用香港破壞美國利益。同時要求國防部調查中國利用香港從事的針對美國的情報活動。

　　CIA在香港運作都70年了，按道理也是美國違反中國法律在先，但今天竟然也反咬一口。

　　13日，最新《香港人權和民主法案》在參眾兩院同時提案。

　　6月15日，特首林鄭月娥宣布“逃犯條例”暫緩修訂。同當年的董建華政府一樣，如今的港府也無法推動有利於香港穩定和國家統一的法案。

　　不過反對派不依不饒，16日再現大規模遊行，組織方號稱接近200萬人上街。

　　(路透社：200萬人大遊行。)

　　同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福克斯采訪，稱“川普總統一向積極維護人權”，美方“正在關注香港人民”。

　　通過定立法案和決議，美國實際上已經介入香港局勢，正在幹涉中國內政。同幹涉委內瑞拉的套路一樣，美國也才采取打壓合法政府，力挺反對派的套路。

　　而且同委內瑞拉一樣，美方的所謂“關注”，隻會帶來更多的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