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拿華盛頓革命成功後回家當地主做為功成身退的典範。

其實華盛頓有充分的理由這樣做，在某種程度上，這對美國對他個人都是最好的選擇。

首先：華盛頓隻是公舉的領導者，美國的軍隊不是他創建的，也不是在他的領導下形成獨特的作風與戰鬥力的。參加獨立的各種政治力量並沒有在華盛頓的領導下完全融合為一種單一的力量。美國的獨立戰爭隻是讓華盛頓成為一個成功的統帥，並沒有讓華盛頓成為政治靈魂。事實上，華盛頓並沒有給北美的革命力量帶來本質上的變化。革命成功前與成功後，北美白人的思想與利益都沒有質的變化。這在種情況下，華盛頓並非北美思想與製度的靈魂。

其次，北美獨立的訴求對不同政治力量來說是一致的。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間利益訴求有差異，但在趕走英國統治者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同白人政治力量之間沒有大的矛盾衝突，大革命前與革命後也沒有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北美也不需要華盛頓來統和矛盾。

第三，北美獨立的敵人並不是北美的某種政治力量，而是外在的英國人。因此革命成功後就隻有協商立國的問題，而沒有一種勢力掌權另一種勢力被壓製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北美也不需要華盛頓來維護革命果實。

以上這三點決定了華盛頓不需要抓住新生政權，新生政權也不是非華盛頓不可。事實上，這三個因素決定了管理新生政權隻是一份工作，而這份工作帶來的收益可能還不如回家做蓄女又的農場主。當然，在各種力量找不到更合適的人物的時候，華盛頓依然是最理想的人選。但是，隻是最合適，而不是沒他不行。

如果這三個條件發生改變，那麽美國的曆史與政治就會完全不一樣。比如我們設想美國獨立戰爭的對象不是英國人，而是某種殖民白人。這就意味著北美白人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形成了明確的利益階層。獨立戰爭就會成為一個階層推翻別一個階層的鬥爭。統治階層會千方百計地消滅反抗階層，而反抗階層則會麵對更加複雜的情況，更加殘酷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想象隨便推舉出來的領導者會取得大家的信任，而革命者會隨便地服從一個不是從艱苦環境中成長起來的領導者。同時，這兩個階層本來就滲透在整個社會中，不會因為革命成功而消失，其鬥爭也不會停止。麵對複雜的情況，一個立誌要徹底改變社會製度乃至人們思想的領導者會馬上停止對敵對階層的鬥爭嗎？有人會說“會”，比如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之後的情況。這種看法是錯的。事實是，美國革命者眼中的敵對勢力不是白人的某階層（他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是印地安人。如果我們把印地安人看成是“北美自由黨”，那麽這個黨其實是遭到了“北美普世黨”的血腥鎮壓。與白人黨對印地黨的鎮壓相比，土共成功之後對反革命的鎮壓真是太仁慈了。

中國人不了解美國，以為隻要是革命就是相似的，拿中國革命的情況來套美國革命，以為華盛頓多了不起，又不能理解華盛頓這麽了不起何以會蓄女又。如果了解了中美革命背景與性質的不同，就不會盲目地吹捧與困惑了。美國人不了解中國，以為革命都是一樣的。說中國如何如何。其實說起狠毒凶惡，中國人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比不上白人對印地安人的所做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