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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出來的人生

生活,那上帝刻意構築的魔宮。歡樂的時刻,最需要警醒而不是懈怠;陰鬱的日子,最可貴的還是樂觀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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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月中國大陸的修憲問題曾鬧得沸沸揚揚,至今提及此事,大家還是憤憤不平、氣恨難消,驚呼袁二當道,開曆史倒車。大有好人被壞人戲耍了的感覺。仿佛時運不濟、陰錯陽差,偉大的人民因為冷不丁冒出來的某個昏聵之人的戲弄無端遭此厄運。如果沒有某個剛愎自用的竊國大盜的陰謀詭計,人民就會揚眉吐氣,國家也會其命維新、億萬斯年。我倒是覺得,這種想法犯了最基本的常識性錯誤,這個思維的邏輯順序完全顛倒了。人類曆史上,並沒有勤勞、勇敢、智慧的人民被暴君、昏君長期折磨的現象,而隻存在過愚昧無知、麻木不仁、逆來順受的奴隸被奴隸主奴役的記錄。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某個從天而降的昏君捏造出什麽製度,強加於原本英明的人民,使人民頓時苦海無邊,而恰恰是有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民族性格,秉持什麽樣的民風和習性,才會孕育出什麽樣的領導人,才會衍生出什麽樣的被他們所接受的製度。先有人民,後有領袖,這一點沒有任何懸念。

  這也好比中國大陸的男子足球。長期以來,一直流行一句話:“想生氣,就看中國男足比賽”。中國男足每每在關鍵時刻掉鏈子,關鍵時候讓國人失望、難過已是一項長期的傳統。功虧一簣、折戟沉沙、前功盡棄、朽木難雕。國人早已對男足眼穿心死,不抱任何期待。但我們周圍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會發自內心地認為,我們的人民是上進的、昂揚的,也是健壯的、好勝的,隻是這隻球隊的十一個人不爭氣,沒有很好地代表我們,讓大家丟了麵子。事實並非如此。這十一個人正是從千千萬萬普通人中選撥出來的。如果大多數普通民眾體格強壯,好勝心強,死不服輸,立誌雪恥,這男足斷不至於長期爛泥扶不上牆。其實中國男足的表現恰恰是大部分民眾的一個寫照。男足身上所表現出的比賽中鬆鬆垮垮、馬馬虎虎,壓力麵前六神無主、失魂落魄,比分落後時心理崩潰、方寸大亂和部分國民做事敷衍塞責、窮於應付,危機關頭驚慌失措、抱頭鼠竄,挑戰麵前聽天由命、逃避現實,人才競爭和政治生活中小人得誌、沐猴而冠是如此地相似。中國男足在國際賽場上的風采和不少華人在海外旅遊、定居時的表現也不相上下。中國男足的世界排名,與大陸國產自用嬰兒奶粉、食品安全等級、空氣質量指數、公民自由權利的世界排名基本處於同一等級。男足在國際足聯的排名,很像普通中國百姓個體和群體在海外實際能量的排名,基本上是對應的。不存在超脫於國民之外的“天外“男足。有什麽樣的民眾,就有什麽樣的足球。

  客觀來看,暴君、昏君並不能孤立存在,人民是他們存在的土壤。如果整個民族厭惡專製、憎恨獨裁,即便是敢怒不敢言,那些EQ甚高的所謂領導人也必然會從同僚、謀士、助理、屬下,甚至是秘書、警衛、司機、廚師、保姆的不經意的言談舉止中感受到這種潛藏的情緒,覺察到這種暗中的抵觸,嗅到將來的危機。恰恰是大部分民眾沒有這種情緒,昏君才會感到人心向我、成竹在胸。人民和領袖其實是魚水關係。如果袁世凱出現在法國,早已被高盧人民通過法國大革命像處理路易十六一樣送上了斷頭台。同樣,以理性、思辨著稱的不列顛人,不會像俄國、中國的民眾一樣癡盲地接受這種自相殘殺、換湯不換藥的暴力革命,而是盡量把破壞減少到最低程度,力求通過平穩過渡,逐步走向民主憲政、走向和睦和共榮。以西歐文明和清教徒文化為根基的美國,可以湧現出喬治·華盛頓這樣激流勇退、饒舜讓賢的開明政治家,卻不會誕生出“寧肯我負天下人、莫讓天下人負我“的中華各路奸雄。中國大陸的文革,如果是發生在英國,無論領導人如何煽風點火,如何極盡“陽謀”,民眾也不會搞出像湖南道縣、廣西武宣那種狂啖人肉、很掘祖墳、食髓成癮、欺老胯下、殘忍暴虐,徹底剝奪人性尊嚴的獸行和醜劇。民眾,是一切社會活動的主體和原動力。

  但凡人類,多少都有點本能的虛榮心,這在內心有自卑感的弱者身上表現尤甚。他們一般不願觸動自己的傷疤,而更傾向於尋找一個額外的托詞和借口為自己實際存在的缺陷開脫。就像那些實際生活在專製製度下被暴君蹂躪的人們,他們並不願意承認暴君是暴君。因為承認了,就等於是對自己人格的否定。哇!我居然能忍受這種無恥之尤來統治我?那我是什麽?豈不是行屍走肉?所以,他們寧願不自覺地去美化暴君。美化本身倒不是真為暴君著想,更多的還是為了安慰自己。多年來,麵對中國大陸的種種問題,無數文人墨客、專家教授信口便來了一句“體製問題”。甲午戰爭的失敗是體製問題,發動機造不出來是體製問題,地溝油是體製問題,中國男足踢不進世界杯也是體製問題,等等,等等。體製一說,一下子轉移了批評、反思的方向,把人們的眼球吸引到了膏肓之外的輕微外傷,暫時掩蓋了自身道德的淪喪、信仰的缺失、心靈的麻木、人格的分裂和身體的殘障。拿男足來說,國家在打內戰、天天恐襲爆炸,人民基本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伊拉克能踢進世界杯。比中國大陸更加專製,可以草菅人命、任意處決高官,飯都吃不飽的北朝鮮也踢進了世界杯。這“天天爆炸”體製的伊拉克和“孫子稱王”體製的北朝鮮,完敗中國男足而成功晉級,一下子戳破了文人墨客們“體製說”的遮羞布。回頭來看二戰。二戰時的日本是個半獨裁、半憲政、半官僚的四不像國家,天皇是國家的領袖和至尊,政府的運行由內閣操控,但內閣又不能完全自主行駛職能,常常會被無厘頭的軍部綁架和脅迫。如果說一切都由軍部控製,也不盡然,他們頭上還有一個“爹親娘親也不如他親”的天皇。可以說,日本的係統是責權不清、互相掣肘、癡鼠拖薑的典型的鬼子係統,而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如言論自由等)一概沒有。相比之下,大英帝國是名副其實的老牌民主國家,君主立憲、權利製衡、司法獨立。但這並不影響山下奉文帶了二萬小鬼子打得十萬裝備精良、以逸待勞的英軍丟盔卸甲、倉皇逃竄,甚至到了風聲鶴唳、談“日”色變的狼狽地步。這些英軍並非貪生怕死之輩,他們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曾飛揚跋扈、不可一世。但英軍士兵和日軍相比,卻沒有日軍士兵做事更加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專注,對天皇披肝瀝膽的狂熱忠誠,舍生忘死的武士精神和鐵一般的紀律。英軍士兵和軍官的戰鬥力低於日軍,這是他們戰場失敗的主要原因,與體製沒有太多“毛線關係”。“體製”之說,不過是文人墨客信手拈來掩蓋自身殘疾的遮羞布,也是庸醫欺騙愚民常用的蒙汗藥。人的差異,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差異,乃是一切問題的根本。

  表現在今天大部分普通華人身上的某些缺點,是華人作為個體、族群和國家所遭遇的窘迫的最終根源。這從中國和世界、曆史和現在的對比中均可得到印證。其實華人絕非隻是在不夠民主的中國大陸受到限製和打壓,在民主憲政的歐美國家與其他族裔橫向比較,也同樣受到相對的打壓:考試要比人家高出幾百分才能進同樣的學校;侵犯、殺害華裔的凶手一不留心就會被輕判或無罪釋放;電視、報紙上辱華的玩笑,風波都不會太大,道歉也姍姍來遲;政府部門動腦不多、相對穩定的“鐵飯碗”工作也很少輪到華人。從縱向來看,在中國曆史上蒙元、金滿少數民族統治時,漢族自然是賤民和奴隸。然而在漢人當政時,漢族相對於其他少數民族仍然是享受權益最少的族群。少數民族可以不計劃生育,高考可以降分錄取,從政則有位置預留在那裏。少數民族傷害了漢族,漢族政府的態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漢族如果惹了少數民族,卻常常是吃不了自己兜著走,漢族政府並不會為漢族人民撐腰。以至於不少漢族寧願把族裔改寫為少數民族,以便在高考、就業、從政、生育等方麵得到額外的照顧。這是為什麽?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專政機構都有一個共性,我們可以簡稱之為“孫子”。“孫子”的特點就是欺軟怕硬、避重就輕、息事寧人。這個特點不獨為專製政權所特有,在歐美民主國家同樣適用。以美國為例,相較於西裔和非裔,華裔顯得更加勤奮,付出更多,也更為遵紀守法,理論上本應受到褒揚和提攜,但是包括華裔在內的亞裔在美國的政治地位卻遠不如非裔。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反抗精神不如非裔,不怎麽鬧事,不怎麽聚眾,不怎麽騷亂,也不怎麽投票。在“孫子”看來,華人受點委屈,都不是令人頭疼的大事,可以放一放,暫時擱置不理,局麵不會失控,不會把自己弄得泥豬疥狗、進退維穀,非辭職下台不可。這個世界鐵錚錚的事實就是,任何權利、利益都是爭取來的,而不是被對方發慈悲憑空賜予的。反抗精神不夠,自然爭取到的就不多。這就是所有有人的地方、所有由人構建的社會裏亙古不變的潛規則。
 
  再看一下身邊的案例。一戰期間,俄國陷入了布爾什維克造反奪權的內亂,原沙皇屬下的俄軍在對德作戰的前線也是節節敗退。俄共此時立足未穩,四麵楚歌、內外交困。為了“攘外必先安內”,老辣的列寧玩了一個緩兵之計,決意要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以出賣俄國領土和利益換取德國休兵,以便集中精力消滅俄國內各種反共勢力,重整旗鼓、東山再起,日後再和德國秋後算賬。盡管列寧如此老謀深算,但千千萬萬普通的毛子們並不明白列寧的“這一盤很大的棋”,無法認同任何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社會革命黨人布留姆金的毛子民族性一時發作,單刀赴會,孤身闖入莫斯科的德國大使館,槍殺了德國大使,企圖以此重燃兩國戰火,進而廢除這個賣國條約,保護俄羅斯的領土完整。再看一下小日本。50年代末期,日本社會黨黨魁淺沼稻次郎曾積極奔走,鼓動日中建交。從本質上看,淺沼主張中日建交倒不是為了中國,根本上還是著眼於日本的長遠利益,立足亞洲新的現實,布局日本國的“長線投資”。但是因為中日邦交需要承認曾屬日本的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這便激起了小日本廣大右翼民眾的極度憤恨。1960年淺沼稻次郎在東京日比穀會堂演講時被日本右翼青年山口二矢當場用軍刀刺穿肝髒, 不治而亡。在俄羅斯類似布留姆金,在日本類似山口二矢之人,都是數不勝數。這也是這兩個國家始終舉足輕重、能量可觀的根本原因。反觀中國大陸,則變成了另一番景象。上世紀初,人獸民族俄羅斯利用庚子拳亂和中東路事件先後搶占了中國東北的江東六十四屯和黑匣子島。這是不折不扣的恃強淩弱的強盜行徑。收回被強盜霸占去的領土本是每一個華人天經地義、義不容辭的責任。想當年,在軍閥混戰,國家四分五裂,名義上的領袖蔣介石完全不能實際掌控局麵的情況下,蔣公尚能率領黃埔學生與日寇百般周旋。如今這號稱世界第二強國的中國現政權,在與俄羅斯談判時,江東六十四屯隻字不提、拱手放棄,黑匣子島則一分為二、與賊共享。而且整個談判過程完全黑箱作業、秘而不宣。如此喪權辱國、腐敗無能,泱泱十四億人口居然萬馬齊喑、鴉雀無聲。此事若是發生在韓國,早已是群情激憤、全民暴亂;若是發生在日本,外相的官邸早已被右翼青年付之一炬。中國大陸外交部出奇的平靜,並未有任何“右翼青年“刀劈賣國賊,怒搗趙家樓。此事讓強盜俄羅斯進一步認清了今天所謂的“後大清帝國”外強中幹、色厲內荏的本質,更堅定了今後得寸進尺、惡叉白賴的信念。隔壁的日、韓看在眼裏,也悟出了所謂中國“世界第二強國”的虛張聲勢、欺軟怕硬的真麵目,更強化了今後和中國政府打交道時軟土深掘、雁過拔毛的意識。尤其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對俄羅斯這樣一個曆史上一貫侵略成性、恃強淩弱、凶狠殘暴,曾在中國燒殺奸淫、無惡不作,至今其國內對辱華、排華不加掩飾的獸類族群,中國大陸無數憤青腦殘竟然好壞不分、是非顛倒、認賊作父,親切褒獎之為“戰鬥民族”。把逆文明潮流而動,陰險狡詐、詭計多端的特務頭子普京尊稱為“普京大帝”。如果是憑這樣的國民素質、民族意識和國家行為,想得到他人的尊重,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崛起,完全是夢囈。也許有人會說,我們的人民是自尊自強的,是因為不爭氣的政府把屈辱強加在了人民頭上。這便是典型的阿Q思維。政府是什麽?是天外阿鬥?還是冰雕傻帽?政府其實就是民眾。政府是由活生生的普通民眾組成的,政府、政權本身也處處體現著本國國民的習性和特色。離開了本國的民眾,也根本沒有此等政權。德國會有這樣的政權嗎?日本會有這樣的政權嗎?有什麽樣的民眾,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如果大陸民眾像突厥和維子一樣好勇鬥狠,大陸政府對外必然是咄咄逼人;如果大陸民眾像老毛子一樣強橫霸道,大陸政府對外就會寸土不讓;如果大陸民眾像泰國人一樣低眉順眼、以和為貴,大陸政府對外則會委曲求全、息訟止爭。

  坦白而言,千千萬萬普通華人的精神、鬥誌、血性、思維和體質,乃是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一切問題的症結所在。

  今天,多數華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缺點便是:身體羸弱、缺少血性、膽小怕事、逆來順受、明哲保身、一盤散沙。簡言之,缺少反抗精神。

  缺乏反抗精神是華人幾百年來陷入被動的主要原因,也是苦難的源頭。華人絕非是今天才受欺壓,也絕非是1840年以後才受欺壓。近代的苦難從明朝的亡國已經開始。中國曆史上所謂的“清朝”是整個人類曆史上的怪胎。一億漢族人口被幾十萬滿族韃子統治了268年。如果這幾十萬滿族韃子想統治別說是一億,哪怕是一千萬維族或回族,都是沒有可能的,必然是暴動、造反和起義此起彼伏,直至統治者精疲力盡、妥協讓步為止。但這一億漢族人口在滿族韃子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洗城等一係列血腥屠殺麵前居然變成了順民。漢族人民反抗精神如此之弱,根源則是宋朝亡於蒙元的第一次亡國,北方漢人90%被屠殺殆盡。活下來的漢人和南人作了97年的賤民,待到明朝立國之時,已是乞丐國裏群氓逐鹿,唯有不講規則、心狠手辣的變態狂才能勝出。皇帝最終成了充滿了賤民特征、毫無底線、不擇手段的朱重八。朱重八把天下當朱家,把人民當牲畜,采用特務治國,東廠、西廠、錦衣衛,三管齊下,開啟了對漢族人口的嚴厲看管和對人種的逆向篩選,不遺餘力“嚴打”、很殺“出頭鳥”,隻保留順民和奴才。回頭再看奇葩的清朝,幾十萬人要統治一億人口,如果大家人格平級,漢滿同等,則隨時會有被推翻的危險。隻有把漢人變成徹頭徹尾的奴隸和奴才,才能確保其統治的安全。滿族韃子采取了兩手都硬的策略,一道剃發令把兩千年的漢族衣冠文化全麵廢止;五千年的文化遺產被奴才紀曉嵐通過編纂《四庫全書》改得麵目全非、精髓盡失。三叩九拜、文字獄、八股科舉,三十人以上聚會按謀反論處,科舉惑士、屠刀唬民、層層盤剝,漢族人民被徹底變成了乞丐和叫花子,食不果腹、衣不遮體、命如草芥。諾大一個中國,餓莩遍野、乞丐成群,民眾骨瘦如柴,弱不禁風,渾身長滿了寄生蟲。因為隨時有殺身之禍,以至於廣大民眾誠惶誠恐、疑神疑鬼、互相猜忌、膽戰心驚。二百多年過著這種亡國奴苟且偷生的生活,過著準乞丐行屍走肉的日子,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某些華人之間會有一種彼此嫉恨的文化,就不難理解奴性是如何潛移默化深入了千千萬萬普通民眾的骨髓。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麽央視做同樣工作的外國人工資會比國人高五倍;為什麽一個在歐美找不到工作的白人小混混在上海會有200多個女士主動投懷送抱;為什麽清華、北大對國內農村考生百般刁難,反而對海外中文支支吾吾的ABC降格以求;為什麽在8億人口尚沒有住房、醫療、上學、養老保障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會拿出上百億美元民脂民膏搞“上合峰會”、“G20峰會”打腫臉充胖子討他人歡心。也不難理解現代祥林嫂可以化幾百歐元買Louis Vuitton,卻為了省一歐元的廁所費在德國路邊大小便;不難理解廠礦企業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會將劇毒的工業汙水直接排放入祖祖輩輩生活的河流,毒害他人反過來毒害自己、毒害子孫;不難理解在全世界尚不敢明目張膽排華的情況下,北京市政府卻理直氣壯地向同胞中的所謂“低端入口”來個“刺刀見紅”;不難理解在人人都明白人不是猴的情況下居然異想天開,自導自演全票當選的鬧劇。這一切一切的鬧劇、醜劇,都是因為幾百年做奴隸、做乞丐的經曆的緣故,這是一切苦難的深層原因。以十倍百倍之眾反而做了少數人的奴隸,什麽原因?就是因為沒有血性、沒有反抗精神。有人會說,不是人民不厭惡獨裁,而是敢怒不敢言,敢言不敢反。問題恰恰在這裏,隻要怕死,就一定得不到某些不怕死才能得到的權益。法國有今日的民主,人民揚眉吐氣,是高盧人不怕犧牲,通過大革命換來的;人獸民族俄羅斯的麵積比兩個非洲還大,為子孫留下了十輩子吃不完的家業,是毛子不怕見血、敢玩命搶來的。

  貪生怕死就要做奴隸,不反抗就要變弱勢,這就是人類曆史告訴我們的硬道理。

  麵對華人在海內外的種種困境,無數專家、學者、高知、文人,為國人開出了幾味中草藥,論調如下:中國的問題主要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中國文化迫切需要建立契約精神;改變中國首先要從司法獨立入手;中國的問題是欠缺基督教文明;走向民主是改變中國的出路;中國文化是落後的病因,等等,等等.....我認為,這些恨鐵不成鋼的牢騷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基本上還是隔靴搔癢、鐫空妄實,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本。

  “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如果事實上是在做奴隸,自然沒有反抗的血性,也不會去挑戰主子定下的規矩,所以也隻能是通過互相攻訐,相互絞殺、告密存活。不改變做奴隸的事實,又如何能防止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中國文化需要契約精神”。文化是什麽?文化是特定基因特征的人群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采取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產物,它的內涵是什麽而不是其他什麽,受製於上述構建其框架的基礎因素。不改變上述產生文化的基礎因素,又如何能強行嵌入其他外來有移植排斥反應的內容?

  “司法獨立”。目前華人的情況是,人心是可以被收買的。任何的原則、法理、道義在親情、人脈、關係麵前都可以無條件改變和放棄。如果人心沒有原則和底線,主管司法的人就會被收買和控製,表麵上的司法獨立豈不是一個擺設?

  “中國需要基督教文明的洗禮”。任何宗教能在哪個區域傳播,而不能在哪個區域傳播;在哪個區域傳播後演化成了什麽,在哪些區域卻不能演化而成了死水一潭,更多取決於特定區域的民眾。與其說是某種宗教如何高尚提升了人民,倒不如說是高尚的人民改變了宗教從而使其更人性化,更具現實性,進而提升了該宗教的被接受度。基督教既然沒有在中國大麵積傳播,也就是說它不能在中國傳播。即便萬幸傳播了,也會走了樣。這個道理其實就如同淮北不產香蕉那般簡單。

  “走向民主是改變中國的出路”。應該說,走向民主是中國發展的趨勢。但它不是改變中國的出路,甚至也不是改變美國的出路。民主沒有絲毫改變印度的種姓製度和舉國糞便的現實;民主也沒有改變墨西哥貪汙腐敗、人浮於事的低效率;民主更沒有改變迪亞哥·路易茲吃飽了今天不管明天的人生哲學。即便是在美國,在對投票人資格無法科學界定的情況下,美式這種人人一票的民主,隨著人口構成的變化,其弊端日益顯現。不工作的人手中一票,吸毒後精神錯亂的人手中一票,和女人生了孩子拔腿就溜的人手中一票,把家業吃光分光不計後果的人手中一票,隻顧自己快活不管他人死活的人手中一票,等等。隨著這類選票持有人的增加,今後選出裏根這類實幹家的可能性會越來越小,而選出奧巴馬這樣的“影帝”和馬英九這樣的“不粘鍋”的可能性則越來越大,最終會慢慢把國家的元氣耗盡。民主的成敗與做主的人民的整體素質是個連體嬰兒。就目前華人的民族性格、精神理念和道德誠信,在一個民主的環境下會是何種情況,其實有例為證,那就是紐約華人高度聚集的法拉盛。全中國大陸實現了美式民主,那就是聚合在一起的一萬個法拉盛。法拉盛是什麽?法拉盛是人所共知的“城鄉結合部”,是華人在完全民主、自由的環境下自我經營運作的實體示範。在人心可以被利益收買,在沒有道德底線和精神信仰的情況下的三權分立、放任自流,極可能是相互扯皮、金錢政治、效率低下、資源浪費。民主作為一種人權,雖然本身偉大而光鮮,但它不是萬能的,民主自身並不能改變普通百姓人格的尊嚴、人性的良知和承擔的勇氣。

  “中國文化是禍水”。世界上任何文化,都不是憑空產生的。之所以產生這樣的文化,而不是另一種文化,其實是由人民長期生活方式下孕育出的民族性格決定的。文化隻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緣由。避開問題的源頭空談改變結果,無異於緣木求魚。

  二百多年前,黑格爾說了一句話: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反映了人類在思想啟蒙後對社會問題的認知。這句話通俗地講,就是世界上任何存在的現象都是自然規律、客觀規律作用下的必然結果,是由事物的內因導致下的結局,是必然存在的現象。某些專家、教授至今仍然認為中國的問題、華人的問題是偶然因素作用下的結果,是外部因素強加給民眾的,看來他們的認知能力尚停留在文藝複興前的水平。實際情況是,中國大陸的問題,華人的問題,海外華裔的問題,都是必然存在的現象,是與人民整體的體質、精神、意識的狀態相輔相成的。華人的遭遇與其族群整體的能量是對應的,不存在超越其整體能量的待遇,也不會有低於其整體能量的苦難。千千萬萬普通民眾實際的精神和身體的狀態是一切結果的真正原因。

  那麽,如此說來,難道千千萬萬普通的華人同胞就要坐以待斃、無計可施、混吃等死嗎?當然不是。如果本文就此打住,隻知道激揚文字、一抒胸臆,或是指桑罵槐、大放厥詞,而不能目光如炬、洞幽燭微,看到問題的實質,為人們指出一條迷津,那也就同樣落入了“磚家”、“叫獸”的境界。

  在我看來,作為族群,目前華人的短板主要在兩個方麵:一是缺乏基因的多樣性。二是缺少血性和反抗精神。第一個問題業已得到了科學界的定性。遺傳學家研究了在美華裔群體後得出結論:華人普遍存在的性格的索然無味以及普遍表現出的被動、怯懦、羞澀的個性,是曆史進化中人為選擇的結果。這個結論符合曆史事實。這第一個問題產生的原因乃是漢族人民客觀上的農耕生活方式在冷兵器時代相較於遊牧民族,在戰爭中處於了絕對的劣勢,屢屢被侵略、被殺戮,奮勇抵抗的人不斷地戰死。漢民族自身體係中的封建專製製度在客觀上對人種是一種逆向選擇,文字獄、滅九族、滿門抄斬,把大量有反抗精神、創新意識、獨立思想的人的整個基因群基本上消滅了幹淨,遺留下來的是大量逆來順受、卑躬屈膝、自慚形穢、苟且偷生的順民和奴隸。今天的華人當中,類似譚嗣同、秋瑾這些把理想置於生命之上的人,甚至是像艾未未這樣特立獨行的人,少之又少。第二個問題的原因則始於最初的生活方式,小農經濟、閉境自守,飲食結構不合理,熱量嚴重不足,食物不夠潔淨。造成民族性格馴順隱忍,不夠強橫。而在第一個問題的影響下更加惡性循環,導致基因不是在優化,反而是在日益劣化。
 
  麵對這個既成事實又該如何改變呢?其實問題的實質並不複雜,根源往往是最原始的東西。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民族能達到何種高度,取決於最簡單的基礎文明。這基礎文明主要源於三個方麵:一是吃什麽不吃什麽的問題;二是衛生習慣的問題;三是信仰的問題。世界人任何一個妥善解決了其中兩個問題的民族,都躋身於了發達國家和先進民族的行列,而同時能夠解決上述三個問題的,則是引領世界的佼佼者,無一例外。

  這三個問題若要完全講清楚,恐怕是洋洋灑灑、下筆萬言。鑒於篇幅,我著重談談第一個問題。
 
  至今仍有相當一部分人會天真地認為,精神是孤立存在的,是脫離於肉體和物質的抽象的概念。在此我們需要重申一下最基本的科學概念和人文常識:任何精神領域的表現都是基因和生理因素的結果。通俗而言,精神和意識是身體狀況支配下的結果。身體狀況如何,除遺傳因素外,生活習慣和飲食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在這個地球上,猶太人是具有巨大爭議的民族。盡管他們身上有被其他民族所詬病的缺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猶太人的飲食文化是十分先進的。猶太人食用潔淨的牛、羊肉,但不食用不潔淨的豬肉,也不吃蝦、蟹這些在海底、河底吃垃圾生長的水產品,更禁食食腐的禽鳥、爬行動物和昆蟲。以羊為例,如果羊吃了任何含雜質和化學毒素的東西就會死亡,而豬則不同,即便是吃自己的糞便都可以存活。從健康、潔淨和營養的角度,羊肉要遠遠好於豬肉。牛肉也類似於羊肉。食用牛羊肉的人,不僅身體肌肉含量高,抵抗力強,身體熱量高,體質也更好,精神上則更有血性和挑戰傾向。而豬肉偏涼性,不僅不夠潔淨,營養價值也不高。食用豬肉的人不僅容易虛胖,麵部脂肪也容易堆積,身體臃腫、腿短身長。更為嚴重的是,豬這種動物本身的特性在被食用的過程中也會影響到食用者的精神和神經係統。這在《本草綱目》中早有詳細的論述。
 
  在蠻荒的遠古時代,猶太人這種飲食文化保證了身體的潔淨,神經係統發育的健全,進而促進了思維的敏捷和思想的活躍。身體的潔淨是神經係統健康的基礎,這個基礎也是接受、融入和創造不同思想理念的客觀依據。猶太人亡國兩千年而沒有滅絕,並非單純信仰的作用,而是這一切的基礎——猶太飲食文化和生活習慣。
 
  反觀漢民族,在吃的問題上則犯了大忌。不僅喜歡吃在惡劣條件下極難保證潔淨也缺乏營養的豬肉,貪嘴於以河底、海底垃圾為食的大閘蟹、田螺、對蝦,連飛禽走獸、鰍蟻蟲魚,甚至是田鼠、毒蛇、蟑螂、鷹鷲統統囊入腹中。現代科學研究已經證明,腸道除了與神經遞質(neurotransmitters)進行通訊之外,還與人體免疫係統和大腦進行通訊交流,神經遞質的一個功能是它們可以發送關鍵信息至大腦,從而對身體產生各種影響。一個人長期吃老鼠、蟑螂、臭鼬,必然會長得獐頭鼠目、青麵獠牙、病骨支離、五孔朝天,經常食用青蛙、毒蛇、田鼠、甲魚這樣的冷血動物和體內帶有大量細菌的蟹、蚌、螺、禿鷲、蝸牛等食腐動物,則必然會兩麵三刀、脅肩諂笑、陽奉陰違、反麵無情。這就是為什麽在餓莩遍野、乞丐成群的古代中國,曾出現盜墓奸屍、易子而食,在近代的中國農村,會有踢寡婦門、挖絕戶墳、打瞎子、罵啞巴的現象,在今日的中國大陸,會有“地溝油、毒奶粉、假疫苗、塑大米”,在當下的政壇,假博士、偽君子、準影帝充斥,瞞事實、編數據、講瞎話盛行。由於飲食嚴重缺乏動物蛋白和熱量,以草本植物為主食孕育的大腦,其審美傾向也在暗中發生著變化。弱不禁風、鵠麵鳥形的上海白相人,細聲嗲氣、賣女性化妝品的台灣奶油小生,油頭粉麵、尖嘴猴腮的港澳小白臉,都是80後、90後萌萌噠們的最愛。尤為離譜的是,以河魚、豬肉、大米這“運動員三忌”為主食的江南人民,獨喜柔媚作態。他們所熱衷的越劇,男主人公“小生”的角色竟是用女人扮演,可見其對陰柔的偏好到了何種病態的程度。男人熱衷於泡茶館、遛寵物、涮微信、搓麻將,毫無任何剛陽的愛好,憑這等柔性的民情、鄉鳳,其男足若是在與那些敢於航海、敢於鬥牛、敢於跳傘、敢於賽車的人的角逐中勝出,而問鼎了冠軍,恐怕連閻王也會感到驚詫莫名。
 
  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中國大陸農村所做的調查,80%以上的中國大陸農村兒童存在著營養不良、嚴重缺鈣、貧血和身患寄生蟲病的問題,農村兒童的平均智商隻有90多一點,與非洲的索馬裏、烏幹達類似。在這種實際上的身體發育不良、大腦發育有缺陷的情況下,單純空談“頭懸梁、錐刺股”又有什麽意義?沒有正常發育的身體,想單純憑借無本之木的唯意誌論的神奇魔力而能出人頭地豈不是白日做夢?企圖用“像投槍、像匕首”的憤青的呐喊和幾篇心靈的雞湯就能喚醒營養不良、每天肌體都在和毒素、病菌作鬥爭的人們的靈魂,豈不是指雁為羹、異想天開?其實又何止是農村,中國大陸全境範圍內,90%的地區無法妥善處理垃圾和糞便,70%民眾曾直接間接感染過肺結核杆菌,五分之一的人口攜帶乙肝病毒。即便是在一線城市,至今仍不能保證潔淨的民用飲水和食品安全。絕大多數普通人得不到均衡的營養、潔淨的飲食、充足的動物蛋白質,這是中國大陸民生最大的問題。也正是因為事實上廣大民眾存在著這種營養不良、攝鉛量過多、大腦發育不全的缺陷,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從央視到民間,從大陸到海外會一再流行阿Q的乞丐金句和孫二娘的直線思維口頭禪:“世上還是好人多”,“老天爺是公平的”,“吃虧是福”,“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你若盛開,清風自來”......
 
  人的正確思想和健康的靈魂來源於什麽?來源於正常發育的大腦和健康的肌體。正常發育的大腦和健康的肌體依賴於什麽?依賴於衛生的環境、潔淨的食品和均衡的營養。中國大陸的問題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精神和文化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通民眾生理健康和身心發育的問題。
 
  其實,對於生活習慣影響人的發育、性格和文化,中國古人並非完全不知曉。古人也有“吃什麽,像什麽”,“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說法。現代中國人從性格、氣質到精神麵貌已經和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完全不同,基因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基因既然可以變差,當然也有可能變好。拋開遺傳的因素,基因隨著飲食和環境的改變的確可以慢慢改變,盡管這需要幾代人的時間。普通人如果有意識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從基礎文明入手,情況就會有逐漸的改觀。
 
  每個普通華人,應該有意識地強化如下的觀念:保證身體的正常發育,絕不能見什麽吃什麽;培育自身的人性使其有別於動物,必須保持身體的潔淨和環境的衛生。上述兩點是孕育高尚思想的基礎。在實際生活中,華人要盡可能多吃牛肉、羊肉、雞肉、深海魚類,少吃豬肉、貝殼類的海產品,少吃動物內髒,不吃蝸牛、田螺、河蚌之類暗藏大量寄生蟲的軟體動物,禁食田鼠、青蛙、毒蛇、蜥蜴、壁虎、蠍子等冷血動物,禁食禿鷲、蜥蜴、烏鴉等食腐動物。保證飲水的潔淨。等等,等等。有健康的身體,健全的頭腦,才會有正常的思維,才會有人性化的靈魂,進而上升為先進的文明。
 
  吃什麽、不吃什麽,這個問題是人生的首要問題。
唐西 發表評論於
歐洲一個王國,左棍們要廢皇製,於是保皇派在電視大辯論說,你們有種就多爭取議會上的議席,贏得選民認可,否則就閉上嘴,少廢話。
習修憲,也是這種玩法,非常符合歐美的民主玩法,無可爭議的。
再說,習曾經留學美國,最懂美國人。
無恨 發表評論於
中國人的確很多缺點,但是也卻不是一無是處的低端人口,作者的觀點不單是不知說雲,而且完全不能接受。
我沒有仔細看完,“ 二百多年前,黑格爾說了一句話: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請你好好查一下出處,引用大師的話,至少要查清楚再說,連這樣低端的錯誤都會犯如何讓人信服你的論據。
西湖孤山 發表評論於
說了很多!不知所雲!最後結論就是吃!對不對先不討論!四大文明隻有中華文明還存在就說明這個文化有他的優勢。單是吃,太簡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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