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他的成就影響和聲譽是毋庸贅言的；顧頡剛作為曆史學家，民俗學家也是蜚聲海內外的大家，他是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是現代曆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拓者與奠基人。

魯迅生前與很多文化名人打過筆戰，胡適林語堂梁實秋陳西瀅徐誌摩施蟄存郭沫若成仿吾，還有“四條漢子”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甚至地理學家李四光都曾是他批判或論戰的對象。但他最不留情麵，最不肯放過的是顧頡剛。

魯迅文風辛辣犀利，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但他一向反對用文字對對手進行人身攻擊。可是對於顧頡剛，魯迅居然違反了自己的原則和主張，他在與許廣平的通信中以“鼻”或“紅鼻”代稱顧頡剛，取笑顧頡剛的紅鼻子，並指顧頡剛為人陰險，還在小說《故事新編》《鑄劍》篇裏影射顧頡剛，對其生理缺陷口吃進行嘲笑，這種有欠厚道的做法十分反常，讓人訝異，卻也折射出魯迅內心對顧頡剛所懷有的融化不開的深厚敵意。魯迅在廈門大學任教時與顧頡剛同事，兩人同在一間辦公室，魯迅因討厭顧，不願與之共事而辭去廈大教職轉赴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後來顧頡剛受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傅斯年所邀同樣也去中大任教，頗有冤家路窄的感覺。魯迅對中大提出顧來則他走，他留則顧不得來，未被校方接受，結果魯迅又辭去了中大的教職。由此可見魯迅與顧頡剛的勢不兩立。

那麽魯迅為什麽對顧頡剛如此深惡痛絕呢？

據專家學者研究考證魯迅之所以不肯放過顧頡剛主要是基於下述兩個原因：其一是因為顧頡剛是胡適的門人。顧頡剛自稱隻佩服胡適和陳源（陳西瀅），而胡適陳源與魯迅是論敵。黨同伐異，使得魯迅自然將唯胡陳馬首是瞻的顧頡剛劃歸敵對陣營。但有不少學者質疑或者幹脆否定這個原因。理由是魯迅對胡適和陳源尚且從來不做人身攻擊，何以因為顧頡剛是胡適門派而對其變本加厲人身攻擊呢。但魯迅因胡陳的原因而視顧頡剛為異己，內心對顧無甚好感應該是在情理之中的。

原因之二是因為“鹽穀一案”。這一點專家學者比較一致。所謂“鹽穀一案”的來龍去脈大致是這樣的：魯迅著有名篇《中國小說史略》，有人揭露魯迅該篇著作是竊取日本學者鹽穀溫所著《支那文學概論講座》的，顧頡剛認為有此一事，將此信息透露給陳源，陳源本與魯迅交惡，得到信息立即寫揭發信投稿發表。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的惡行如果屬實，足以徹底毀滅一個文化人的名聲和事業，魯迅是蜚聲海內外的大家，被人誣蔑“竊取”，其憤怒心情可想而知。他立即著文反駁陳源，由此展開一場激烈論戰。

魯迅在“鹽穀一案”發生近十年後在他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中如此寫道：“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裏，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複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一部著作，是竊取鹽穀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座》裏麵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穀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隻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不難看出魯迅對於當年向他潑汙水的陳源的憤怒和不善罷甘休的決絕態度。對於公開散布謠言的陳源如此，對於向陳源提供謠言信息，暗中輸送炮彈的顧頡剛深惡痛絕自然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顧頡剛因與魯迅的過節備受壓力，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後，魯迅在大陸成為聖人，之前與魯迅有過論戰或過節的文化人幾乎無例外地成為反麵人物。留在大陸的顧頡剛在那些年的各次運動中遭受衝擊，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羞辱。這對顧頡剛造成頗大的傷害，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想必倘若魯迅活著，應該也不是魯迅的本意。

顧頡剛對於自己與魯迅的交惡也做過回顧與反思，他不認同魯迅的性格和為人處事的風格，但在早年日記中他也曾提到他“揭出《小說史略》之抄襲鹽穀氏書”一事，可見輸送謠言信息一事不是空穴來風。

胡適在他的一封信裏提到“鹽穀一案”時說：“說魯迅小說史是抄襲鹽穀溫的，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現今鹽穀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襲鹽穀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穀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來往書信選  中 339頁）

顧頡剛因為與魯迅的過節而遭受衝擊和折磨，對他是不公平的；但在“鹽穀一案”上，他也欠了魯迅一個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