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斷代工程被質疑，毫不奇怪。是的，質疑不能信口開河不能滿嘴跑火車。本人指出，這個工程一開始就受到政治幹預，有網友不高興了，並嗤之以鼻。對質疑的質疑，也不能信口開河，更不能靠鼻子拱，要動腦子。
再說一句：夏商周斷代，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任務。最初，各方專家提議由專攻先秦文獻學的著名曆史學家裘錫圭領銜擔綱這一重任，可裘老爺子有自知之明，婉拒。如此，這副千斤重擔就落到了半路出家的李學勤肩上。
這也罷了，就在此工程啟動大會上，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宋健代表官方發表“重要講話”。這篇講話通篇沒有涉及曆史研究的專業指導，字裏行間充滿了愛國，民族榮譽和自豪。指示研究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五千年的文明史是長遠的研究對象……不再引發大的辨論”。
宋健強調：“讀史愛國，人人有責。愛國需要讀史”，將曆史與愛國牢牢捆綁在了一起。
“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是五千年曆史”。
“所有認知自己的祖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炎黃子孫們，部分曆史學家可能除外，對外國人這些說法會憤斥之為淺薄。”
“要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精力於關鍵問題。五千年的文明史，淵邃浩瀚，是長遠的研究對象”
“實施斷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於任務目標，不再引發大的辨論。”
“五帝，約前26世紀初——約前22世紀末至約前21世紀初，這裏用了三個“約”字，其實都可去掉。”
一個搞工程的黨的幹部，在如此重大的曆史課題尚未展開之前，外行指導內行指手畫腳定了調調，還要求不能引發大的辯論。嗬嗬，沒有真理問題的大辯論，斷代工程還必須堅持兩個凡是吧？不允許大辯論，這個斷代工程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看來裘錫圭沒有趟這趟渾水實在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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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先生1996年5月16日在夏商周斷代工程會議的發言提綱
國務院決定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列為“九五”重點，得到曆史和考古學界的熱烈支持。自忖曆史知識淺薄，沒有多少發言權。但想到，中國古代文明屬於全民族，屬於世世代代的人民，是全人類珍貴的遺產。讀史愛國，人人有責。在“工程”開始實施之際，不揣淺薄，發一點議論，奉聞於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實出自為曆史科學效勞的至誠。
愛國需要讀史。人們說，無論是學社會科學的，學自然科學的，都應看一部關於曆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曆史上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魯迅：《華蓋集》）學習和了解曆史是人類共同的追求。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化是五千年曆史進程的煉凝薈萃而成。歐洲人也認為希臘史詩是他們文化的淵源。歐洲的偉大文學家，從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到歌德，借古希臘、古羅馬的神話和曆史題材，創造也不朽的作品。歐洲各國現代語言中充滿了與古代神話和曆史有關的詞匯，廣泛用於政治、經濟、軍事、科學和商業中，如“阿波羅”登月，“三叉戟”核潛艇，“阿喀琉斯之踵”等等，比比皆是，成為歐洲文化的一部分。最近，2月4日，尼泊爾政府發表公告雲，五國考古學家發掘證實，佛祖釋迦牟尼公元前623年降生地在尼泊爾南部蘭毗尼園菩提樹下，是“驚人考古成就”。比蘭德拉國王伉儷立即去現場主持儀式，耗巨資創立國際研究中心，可見事態之重大。
幾年前我訪問印度，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托爾巴博士（Dr.Mostafa Tolba，埃及人）和我一起參加印部長舉行的歡迎宴會。托興奮地致詞曰：“我們，三個最偉大的文明古國的代表歡聚，具有曆史意義，因為保護環境是我們古代文明的要義。聽他的話，不勝榮幸。
作為自然科學工作者，我讀科學史多些。李約瑟博士，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曾公開聲明皈依中國文化，並解釋道，這是經過幾十年的研究和深思熟慮後作出的決定。1986年11月，他最後一次訪問北京，惠贈我《李約瑟文集》一冊，是潘吉星先生編譯的，由他本人作序，答名為“十宿道人”——李約瑟。伴他來華的新聞記者坦普勒（Robert K.G.Temple）也送我他寫的書，叫《中國——發現與發明之邦》（China——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1986）。書中有一段話，標題為“西方欠中國之債”，大意是，李約瑟的研究解開了西方人和中國人都未曾知曉的人類曆史上最大的迷惘。當代世界文明是由中國曆史文明和歐洲文明綜合而成。當十七世紀西方傳教士向中國皇帝敬獻鍾表時，中國人感到驚奇。殊不知最早發明機械表的正是中國人自己。歐洲的農業、造船、采油、多級火箭、大炮、降落傘、造酒、造紙、印刷、象棋、蒸汽機原理、天文學、十進製數學、算盤等等，都是文藝複興以來從中國進口的。沒有中國的造船技術、指南針和其它發明，歐洲十七世紀以來的各種發明創造和產業革命都根本不可能發生，也不會有英國的騎士時代和殖民帝國時代。
讀這些話，炎黃子孫都會感到榮耀。坦普勒用的不是科學家的語言，但這與馬克思的話是一致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杆。”（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
與埃及、巴比倫和印度不同，中華文明五千年綿延不斷。戰亂、暴政、外族入侵和水旱災疫，都未能阻止她的持續發展和進步。東周列國，爭戰五個世紀，處士橫議，諸子百家，文倫大爆發。秦始皇焚書坑儒，坑灰未冷山東亂，接著是漢文化的大繁榮。兩晉南北朝，天下大亂300年，湧現出一大批數學、天文、醫學等領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至12世紀宋遼金元族際爭鬥又200年，民族文化未被窒息，仍有悲壯渾雅的金格元曲傳世。據水利部統計，從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中國發生過1029次大水災，一片汪洋，生靈殆盡；發生過1056次大旱災，赤地千裏，餓殍遍野。中華文明是任何災難都打不斷的鏈環，任何力量都不能阻礙她的生存和發展。她是一部長卷史詩、無窮畫卷，是人類知識、智慧和科學技術的不盡源泉。她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造化倫理道德，形成強大的凝聚力，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溶化到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
關於中國自然科學史的研究，與李約瑟院士同時代的很多中國老一代科學家都做出過重要貢獻。現在，科研部門、高等院校、文化部門都有一大批科學家在從事研究。李約瑟院士為中國科學史研究開創了新的時代，但並不是終結。後人仍將從中國古代文明中汲取不盡的智慧和啟迪。吳文俊院士近年關於數學定理的機械化證明，取得世界公認的新成就，正是研究中國古代數學《九章算術》和現代計算機的成功結合。
近讀李學勤同誌的《走出疑古時代》，使人強烈感到，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較，我國史學界對秦前的係統研究不足。最大的闕憾是自司馬遷以來未建立三代紀年，沒有正式公布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前的紀年參考體係。日本人有《堯舜禹抹煞論》。西方有人說，中國古代史從西周共和元年始。也有善論者稱中國古代史尚處於撲朔迷離的霧靄之中，神話與傳說雜陳，不見科學麵目。
察英人羅伯茲（J.M.Roberts）編著，於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中說：“一致公認，中國的文明史從商開始。長期以來這是研究中國曆史的基礎。因為中國隻有公元前8世紀以後的紀年，沒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樣的紀年表。”他還說，商朝於公元前1700年左右統治河南一帶約4萬平方哩（104000平方公裏）的地域，比英國今天麵積還小。商代是美索不達米亞古文明以東的有證據的唯一文明，可能於前1027年為周朝所滅。羅伯茲所指的證據是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美國伊裏諾依大學斯塔爾（Chester G.Staer）等編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1964）中說，中國的古代文明比美國索不達米亞晚，是受到後者影響而發。中國的青銅器出現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煉鐵技術是1000年後從西方傳入的。從未有過毛製品和奶製品。中國古代文明是在商以後才迅速發展起來的。作者們說，商年代為1523BC—1027BC，安陽出土文物是唯一的物征。
所有認知自己的祖國是五千年文明古國的炎黃子孫們，部分曆史學家可能除外，對外國人這些說法會憤斥之為淺薄。讀了幾本現代中國人寫的史書才明白，外國人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曆史學界自己的迷茫和紛亂。
太史公司馬遷，覽盡石室金匱，廣采民間遺存，整齊百家雜語，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深考論次，忍辱負重而作千秋《史記》。自清末以來，中國治史學者對前三篇，即《五帝本紀》、《夏本紀》和《殷本紀》，以及《書》、《禮》等文獻紀錄，有信的，有疑的，有釋的，也有根本否定的。作為外行讀史，我從幾本可靠的典書中摘記少許如下。
由毛主席倡議、周總理督編的《辭海》後附“中國曆史紀年表”，是從西周共和元年開始的。
範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把五帝、夏都列為“傳說”。夏、商的年代後劃上了（？）號。夏代遺跡視為“假設”。?郭老1929年曾斷言：“《尚書》是開始於唐、虞，《史記》是開始於黃帝，但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國曆史真正的起頭”（《郭沫若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大學教科書《世界史·古代史》，有世界古代史比較表一張。前21世紀欄內有“禹傳子啟，夏朝建立”八個字。在前17世紀欄內也有：“商湯滅夏，商朝建立”八個字。表中不見了五帝，忽略了黃帝。
有近代史學家自稱為疑古派，索性改名為“疑古”，與十宿道人形成對照。
曆來有不同的意見。唐朝張守節作《史記正義》，認定中華文明從黃帝始，成為唐後1000多年各代政治家和治史學者之共識。張守節還算出，從黃帝到西漢天漢4年共2413年，即黃帝紀元始於2510BC（《史記正義·序》，唐，公元736年）。吳澤先生將商代斷為前1766年至前1122年，共644年。他說，“過去許多人終是喜歡無條件疑古，好像夏殷周三代曆史，‘文獻不足’，‘靡得而記’不能研究，就是‘正史’裏的《尚書》、《史記》等，有關夏代商代的曆史紀事，也認為不足憑信。不作科學的考古，不觸及史實，全盤取消，態度上是欠嚴謹的”。“《史記·殷本紀》所載帝王名字與甲骨文中所載殷帝王的名諡，差不多完全符合，就是世代的次序，也大體一致，無何差異。《殷本紀》所載殷帝王名諡、世次等，甲骨文字差不多都給以證明不誤了。”（《中國曆史大係·古代史》，棠棣出版社，1951年）。?尹達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我國古代社會的傳說裏究竟是否全屬偽造？在這些疑說紛紜、似是而非的神話般的古史傳說中是否有真正的社會曆史的素地？”他認為，考古學的發展已經“充分證明這些神話的傳說自有真正的史實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見《尹達史學論著選集》，450頁；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23頁。）?最使炎黃子孫們迷惘的，莫過於忽略黃帝的存在。
陝西有黃帝陵，中華人文始祖的象征，近年正按國務院決定進行修葺。春秋以後兩千七百多年來，赴黃陵祭祖者絡繹不絕。漢武仙台，悠乎屹立。從秦文公（前756年）到清朝，曆代帝王祭陵昭祖者史錄76次，留存碑文30餘方。
1894年中日海戰，清廷敗簽《馬關條約》，割台灣與日本。台胞奮起抗爭，抗日領袖丘逢甲“上書宰相毀苛約，落日來登黃帝陵”。
1937年抗戰爆發，毛澤東手書祭文，向軒轅黃帝宣誓曰：“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和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鮮花時果之儀致祭於我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之陵。而致詞曰：“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嶽峨河浩。聰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祭文最後說：“東等不才，劍履俱奮；萬裏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鬥，備曆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主權。此物此誌，永矢勿諼。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監臨之，皇天後土。尚饗。”
黃陵還存有魯迅的詩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是為1901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清簽《辛醜條約》後，魯迅憤書於日本。
在炎黃子孫的眼裏，古代那麽多而詳的關於黃帝的紀錄，名諡世次、妻、子名姓俱全，史實清楚，可信可鑒。有些曆史學家的著述與此迥然不同，很煞風景。
中國近代史上還有一重大事件，與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直接有關。1905年孫中山建立同盟會，在東京辦了《民報》。為與清朝劃清界限，改用了從黃帝開始的紀年，把清光緒31年（1905年）定義為“中國開國紀元4603年”。在首頁印了“中國民族開國之始祖，世界第一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畫像。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先生於12月29日被推選為臨時大總統，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民報》推算的黃帝紀年，通令全國執行。中華民國元年定為黃帝4609年。依此，黃帝紀元開始於公元前2698年。這大概是由當時在東京的史學家推算的，由於《民報》的威望，為多數革命家所接受。孫中山通電發出後，各省群起響應，各地報紙改用新紀年。但江蘇的曆史學家另有推算，認為1911年是黃帝4402年，江蘇報紙采用了自己的紀年，比“法定”晚了207年。另有黃藻編輯的《黃帝魂》一書，初版於1903年，後多次出版，影響很大。其中刊出由別的曆史學家推算的黃帝紀元，民國元年定為黃帝4622年，比法定紀元又早了13年。可見，當時各地曆史學家眾說紛紜，沒有一致意見。後來黃帝紀元沒有用下去，不知史學界意見不一致是否是原因之一。
中國史學界對自己的古代史研究不夠，在各種場合總令人不適。去年，我訪問非洲，途經埃及，楊福昌大使陪我看了古埃及盧克索遺跡。從1798年拿破侖入侵時發現羅塞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於1822年譯出，經過100多年的研究，埃及古代史斷代已基本解決。法、英、德國的考古學家作出了不小貢獻。古王朝（3200—2700BC）的紀年是粗估。第Ⅲ王朝孟菲期時代（2750BC）精度為數十年。第Ⅴ?Ⅵ王朝的赫利波利斯時代（2400—2375BC）精度達到十年以內。第Ⅶ?Ⅹ王朝以後（2280—2050BC）精度已為數年。第Ⅻ王朝（1991—1786BC），是帕克（R.Parker）據古文獻紀錄：某王登位的第7年第8個月第16天天狼星在東方升起時的月相計算出來的，標明精度為±6年。中國“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顧炎武語），中國天文學家為何不根據中國豐富的古代天文紀錄算出夏商周三代紀年？
去年訪問以色列，認識了以科學院副院長特德莫（H.Tadmor）。他是亞述學家，中東和以色列古代史專家。他出生於哈爾濱，說視中國為半個故鄉，對中國古代史興致很濃。他給了我一個材料，由於19世紀中葉識譯了亞述巴尼拔（668—625BC）王宮館藏泥版文書上的楔形文字，借助天文學，解決了古巴比倫王國阿卡德（2378—2371BC）以後的精確紀年。對古亞述（3100—1600BC）是粗估。巴比倫第一王朝第十個王的在位時間是由天文學家根據對金星的文獻紀錄算出來的（H.Tadmor：The World History of Jewish People，V01.Ⅱ，Israel，1971）。特德莫最近還來信表示願參加中國古代史紀年研究。席澤宗先生在《科學史八講》中有關於巴比倫王國第六王漢謨拉比（Harnmurabi）在位時間的天文計算情況。
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與埃及和兩河流域相差如此之大，引起社會各界不安。近幾年，民間巷裏，科技團體，怏史學界之遲疑，怨眾賢之蹣跚，無奈自編三代紀年。河南新鄭，“黃帝故裏”，自製黃帝紀年，國內外抄錄者紛至遝來。王光英副委員長給我一張中英文對照紀年表，定夏為2205—1766BC，據說是廣州某公司所印，廣為傳播。青島化工學院一位工程師擬出版研究成果“曆史紀年表”。袁曉園女士最近疾呼史學界勘定黃帝紀年作為中國參考紀年（《光明日報1995年1月2日》）。冰積泉湧，激揚風起，反映了社會各界的急切。
今天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條件大大縮短這個差距，以饗社會之急需。
首先，新中國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近幾十年，仰韶晚期（3000BC）、大汶口晚期（2800—2400BC）、百多處龍山文化遺跡（2800—2000BC）和二裏頭夏代文化的重大發現，為古代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和佐證。
哈佛大學的張光直先生認為，考古學對中國曆史最大的貢獻應在三代史上，這是中國考古中最主要的關鍵問題之一（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34頁。三聯，1983年）。考古學家們若近期集中力量於三代，必能做出新的突破性貢獻。
天文學能提供比過去更強有力的支持。現在計算機能力很強，任何有規律可尋的古代天文現象紀錄都可以極快地算出。紫金山天文台張培瑜先生已編出《3500年曆日天象》（1990年版），記1500BC—2052AD的合朔、滿月、分至、八節、日蝕表。倘若用他的計算程序，向前再推1500年，不會費太大力氣。
席澤宗先生給我的一個材料說，張鈺哲先生曾認定《淮南子》記：“武王伐紂，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發生在公元前1057年3月14日哈雷彗星回歸之時。貴州工學院葛真先生1980年核算《竹書紀年》中“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當為899BC或925BC某日之晨的日蝕。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彭瓞均、洛杉磯加州大學周鴻翔及英國德蘭姆大學（Univ.of Durham）邱錦程合作計算，是前899年4月21日淩晨5時48分發生日蝕，陝西一帶可見。台灣清華大學黃一農先生核算古文獻所記，夏禹時“星累累若貫珠，煥煥如連璧”，是發生於前1953年2月16日至3月9日，五大行星同時可見於張角小於4?3度的天空。這與美國班大衛（David W.Pankenier）於1982年的計算相同。班曾提議把夏初定為1953BC。
研究三代史，需要建立一個年代座標係，確定一些紀年座標點，天文學家們能夠為此做出極有價值的計算。
席澤宗先生說得好，徹底解決三代斷代問題，要考古、曆史和天文、計算專家合作，經過艱苦努力，定能做出成績。
現代物理學對考古可以提供比過去更多、更有力的幫助。碳—14、鉀氬、鈾係、穆斯堡爾譜、中子活化、熱釋光、古地磁、氧同位素比等現代斷代技術已廣泛采用。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北京大學等單位的考古學家和物理學家已作出過很大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北京大學近年建成了加速器質譜儀（AMS），80年代初中國原子能科學研究院的串聯加速器質譜儀投入運行。這些新的裝備為科學考古工作提供了強大的科學武器。
黨中央、國務院始終十分重視中國的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共和國建國伊始，發布了一係列關於保護和發掘曆史文物的法令和規範，建立了管理和研究機構，培訓考古人員，在大學設專業，培養高級人才，開展了新的考古發掘工作。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強大的考古和曆史研究隊伍和科學力量。僅考古研究單位就有50多個，1600多人，與發達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
經過100多年數代人的努力，特別是最近40多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國的古代史研究已取得極其豐富的成就。處於世紀之交的“九五”期間，應該做一個總結，對三代紀年這個關鍵問題歸納出一個輪廓。
對這一工程的實施，我冒昧提出下列建議，供大家參考。
第一，要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精力於關鍵問題。五千年的文明史，淵邃浩瀚，是長遠的研究對象，有取之不盡的研究題材。當前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是三代紀年問題。欲五年完成，時間很短。應集中精力於總結近幾十年考古發掘、甲骨金文、竹書等新的考古和曆史科學研究成就。必要時，可部署新的發掘，對重點遺跡文物，集中力量進行研究。當前資源有限，須有效利用。麵不宜鋪得太大，可有可無的項目暫時不做。對主題關係不大的研究，試驗、發掘等可留給後人，他們會做得更好。
第二，提倡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毫無疑問，完成此工程主要靠曆史和考古學家，自然科學有關專業應參與協同。可綜合調度使用我國已建成的物理、化學、地學、天文學等現代設施。除確係必要者外，能不新建的不必新建。計劃定得太大，會影響預定目標的實現。
第三，實施斷代工程，宜集中注意力於任務目標，不再引發大的辨論。有些學術問題已辯論了100年。周穀老告我，若是過去，這題目本身就要引起爭論。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進步潮流的推動。“甚至那些純粹的自然科學也隻是由於工業、商業和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材料的”（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就連進化論和萬有引力定律的發現都不能例外（見E.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P.501，1982，席澤宗：《科學史八講》，科學史的縱深發展，第12頁）。在偉大革命時期，推翻帝製，滌蕩封建，批判舊文化的大潮中，與社會政治、經濟聯係密切的曆史研究，必帶有時代的特征。
五十年前的曆史學家掌握的資料不如現在多，尚不知夏也有文字、青銅器和城市，還沒有現代科學方法。魯迅說過，有些事前人不知道，後人用不著替他們慚愧，也用不著隱諱。有人嘲笑古代神話是迷信，或一切新學說皆必來自承襲，這與蔑視古代文化沒有什麽兩樣（魯迅：《科學史教篇》，《全集》卷一）。郭沫若後來高度評價50年代西安半坡古文字雛形的發現（2800—2100BC），認為這是漢字的起源。他稱河南偃師二裏頭的考古發現（2000—1500BC）“為探索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二編，1976年）。郭老的科學精神是很值得讚揚和效法的。
第四，堅持重大科學問題上的民主集中製原則。我讚成成立三個工作組，分別研究夏、商、周三代。工程後期每一工作組都應提出一份研究報告。再由專家組在首席科學家的主持下，提出綜合報告。應盡量達成一致意見。如有異議，允許保留，不必強求一致，以多數通過為準。最後提交全國性學術團體討論，多數通過後發布，報國家備案。這大致是地質學斷代標準文件的起草、討論和通過發布的程序。地學界的做法行之有效，很值得參考。
不能設想這會是“最後的真理”。它隻能是對中國古代史最新研究的一個總結。經多數科學家通過並發布後，即可為今後的國內外的曆史研究、教學和社會各方麵提供一個到目前為止比較可靠的、可使用的係統紀年（chronicle，synchronism）。如果以後有新的發現、新的證據或新的研究結果，隨時可以通過類似程序予以修改，向全社會公布新表。這樣做，符合學術民主精神和雙百方針，也符合重大科學決策上的民主集中製原則。這樣，中國的曆史科學就能在統一社會文化、教育以至政治、外交事務等方麵提供比較可靠的科學依據。
三代斷代工程中未包括五帝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倡議的黃帝紀元是否能肯定？軒轅黃帝的年代是否能確定？炎黃子孫們寄希望於曆史學家和考古學家能做出科學結論。如果難度很大，不妨留給後人。無論如何，隻有在夏、商、周紀年確定以後，人們才有可能集中力量考察2200BC以前的事。在現代數學中有一種研究命題叫“不等式邊界改進”。現在看到的記述是：“五帝，約前26世紀?初——約?前22世紀末至約前21世紀初”（見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現代漢語詞典》附錄：我國曆代紀元表）。這裏用了三個“約”字，其實都可去掉。按現代科學界的約定俗成，寫成2600BC—2200BC，人們都會理解，隻有最後一個非零位才是準確的。上述寫法等價於2600±99BC—2200±99BC。這就是今天在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紀年中實為約而不用“約”字的原因。無論如何，能去掉一個“約”字，或把下界定出來，也是很大的功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