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案主要涉案人員之一譚蟬雪談《星火》雜誌和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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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娃：大饑荒中誕《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作者譚蟬雪女士訪談

那黑天漆地裏的《星火》
如自不量力的螢火蟲
拚命地一閃一閃
那跳動著的美如朝霞的星火
如沒有舞台沒有觀眾的舞者
青春激蕩的燃燒
義無反顧的燃燒
視死如歸的燃燒
縱被狂風暴雨殘酷的澆熄
那土地那天空永遠記得曾經的絢麗和熱烈
我回去的時候
老人們在給後代傳說著你們的當年

看你的書稿我的心碎了
淚水不爭氣的往外衝
我知道你的心早碎了千萬次
早碎成了粉末
我知道你風華正茂時就滿頭白霜
每一根發絲都是對癡愛情人的懷戀
那耀眼的白發
每一次風中的飄動都是無言的呐喊

昨天你們的《星火》
今天你的《星火》
那用良知、勇敢、智慧和生命點燃的一粒星火（紀錄片導演胡傑語）
那心是顫動的，血是熱的，靈魂是聖潔的星火（北大教授錢理群語）
永遠燃燒
永遠燃燒
永遠
永遠

——摘自《看你的文字我的心碎了》作者依娃

受訪者：譚蟬雪，女，82歲，1934年出生於廣東開平。1957年在蘭州大學被打成右派，下放天水。後因蘭大“右派反革命集團案”坐獄14年。1980年平反後曾在酒泉師範任教，1982年調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工作。先後出版了7部學術專著，1998年退休。退休後的著作有《求索》、《煉獄英魂》等。現定居上海。

《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2016年由明鏡出版社出版。

采訪者：依娃，作家，大饑荒調研者，著有《我的鄉村》等散文集，《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尋找逃荒婦女娃娃》、《尋找人吃人見證》大饑荒三部曲。編著有《被國策處決的胎兒》、《計劃生育犧牲者名單》等。

時間：2015年8月25日

前記：1959——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後，出現了大饑荒，全國範圍內死亡人數逾3600萬。

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縣油印三十餘份（十六開本），第二期已組稿，但未及印出。六0年九月，該案因三位告密者發於天水，列為全國“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二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刑期從無期至三年，另有三位農民管製，兩位戴帽處理，十三人釋放。六八年林昭遇害；七0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五十年後，星火案幸存者譚蟬雪女士十餘載無數次奔波在隴海線上，尋找當年的“罪證”——《星火》，找到後以“曆史賦予的社會責任，促使我必須拿起筆來還曆史之真實”埋案寫作。她於2010年自費出版《求索》，近兩年又完成《煉獄英魂》。

現由美國明鏡出版社將兩本書合集為《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出版，全書30萬字，包括三十餘幅珍貴的圖片。

問：譚蟬雪女士，您的著作《星火：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將由明鏡出版社出版，感謝您接受我的采訪。請您簡明地自我介紹一下您的經曆，您的家庭。

答：明鏡出版社的《星火》這一本書的編著者就是我。我叫譚蟬雪，是一九三四年出生在廣東開平縣。後來隨著我父親在電信局工作的調動，我就成長在廣西梧州市，一九五六年考入蘭州大學中文係，一九五七年被錯劃成右派。然後學校就把蘭大的學生右派集中起來，分成兩撥，一撥下放到天水，一撥下放到武山。我就被下放到天水甘泉公社，在那裏勞動改造。一九六零年就以“反革命罪”給我判刑十四年，出獄以後我先是在酒泉師範工作，後來在敦煌研究院文獻研究所工作。一九九八年退休，我現在是和女兒一家五口定居上海。

問：你們自己編輯出版刊物，是受到你們這批“右派”下放所見所聞的強烈觸動。你們下放的天水地區，恰好是我的母親的老家。這些年我曾多次走訪那裏，調研當年大饑荒發生的情況。請您談談您所經曆、所見到的饑荒。

答：現在我要談談我們自己親曆的當年的大饑荒情況。我們到了天水以後，就分成一個個小組，我們四個人被分到甘泉。我的任務是放鴨子，其他三個是男同誌，他們就在地裏勞動。我基本上可以吃飽，但是這些年青力壯的男同誌就不行了，糧食不夠吃，就成天處於一種半饑飽的狀態。其中有我們數學係的一個大個子，他餓得受不住了，他就跑掉了。他跑之前對我講：“我與其在這裏餓死，不如跑出去，闖一闖，餓死在哪裏就算了。”結果這個數學係的學生到現在為止，音信全無。這個人可能就沒有了。

你知道當地人吃的耙子（玉米發糕）嗎？就是包穀麵調成稀糊糊，然後倒進籠裏蒸，然後切成一塊一塊的。我們每頓飯可以分到巴掌大的一塊，那些男同學怎麽能吃飽？這是我們學生的情況。

我們還親眼目睹了賣人肉包子。當時他賣的價錢是十塊錢一個，我們沒有錢，買不起。就到跟前看了一下，就走了。隨後有人在包子裏麵吃出了人的指甲蓋。我聽了以後，我的心都在顫抖，人吃人了！我們有幾個同學分到武山，他們傳來消息，因為饑餓難忍，那裏居然發生了一個兒子將他的媽媽大解八件，藏在地窖裏麵，然後慢慢吃。最後他媽媽的親人來找，在地窖裏麵發現了，當地群眾非常氣憤，就把這個事情告到了法院。最後給這個兒子判了幾年徒刑，也就了事了。（向承鑒以此寫成《食母記》。）

這個是因為餓，自己把自己的親人給吃掉了。還有一種情況是“易親而吃”，就是不吃自己的親人，就是相互掉換，掉換以後吃。因為不是自己的親人，吃起來也就心安理得了。那個時候，誰家餓死了人，立刻就有“中介”來了，他出麵給你互換。比如張三家裏死了人，李四家裏也死了人，他給雙方的死人相互掉換。這樣，中介的人也能得到自己的一份“好處”。

我舉了這些例子，你能看到當時把自己的親娘、自己的親人都可以吃！當時在武山有一個百泉公社百泉大隊，這個大隊有一千多人，結果最後餓死了三分之一。我們可以想象，那個時候的饑餓狀態是多麽嚴重。

問：拜讀《星火》，我常常為你們那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浩然正氣所深深感動。但是自己編輯、印刷、傳閱這樣的“反動刊物”在當時是極其危險的，你們有沒有估量一下後果？就是豁出去了嗎？這個刊物，是誰最先提議的？你們這個“集團”的成員，是怎麽走到一起的？怎麽分工？

答：我現在講講《星火》的來由，誰先提出來的等問題。

我們這些分到天水、武山的同學，有空的時候會經常聚在一起，聚會的時候當然會談論各自的觀感。多數情況我們都是聚在張春元的拖拉機站，大家在那裏暢所欲言。因為他在那裏，沒有人管，地方又大。隻要有機會，我們就在那裏聚集。後來張春元提出來把大家的看法寫成文章，紮紮實實的做一些啟蒙工作。把我們的活動範圍要突破蘭大、甘肅、知識分子這三個圈子。這個時候大家就說我們辦一個刊物吧，首先是顧雁在發刊詞裏提出來刊物的命名就叫《星火》，所以《星火》是顧雁先提出來的。他在發刊詞裏就說“團結起來，丟掉幻想，準備戰鬥！”這是當時刊物處於萌芽狀態的時候。

出刊物，張春元負責組織稿件，向承鑒、苗慶久他們倆承擔刻鋼板和油印工作。我們這些人就覺得看不下去了，忍無可忍了。另外我們大家很分散，沒有太多的時間經常聚在一起談論，所以隻有通過辦刊物、寫文章、相互交流。這是迫於形勢，讓我們走上了這一步。

反右之後，鴉雀無聲。中國那時候隻有一個人有說話權，不是毛澤東寫過一首詩：“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毛澤東《詠蛙》 1906年)

問：我拜讀《星火》裏的文章，十分驚訝早在五十多年之前，像張春元先生的《糧食問題》、《農民、農奴和奴隸》等文字，對極權體製的剖析和鞭撻就那樣切中要害、發人深省。在窮鄉僻壤，在資訊缺乏的時代，你們怎麽會有那麽獨立的、深刻的、大膽的見解？

答：當時不論是天水，還是武山，都是窮鄉僻壤。我們不可能有個圖書館，不可能查找什麽資料，但是現實和農民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孟子說過：“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說實在的，我們看到農村發生餓死人、人相食這些事情，可以麻木不仁，可以明哲保身，可以佯醉不醒。但是我們流動著的卻是滿腔熱血，我們看到現實情況非常痛心，作為炎黃子孫，華夏兒女，應該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盡管沒有什麽資料，但是我們看到了現實。眼前發生的一切就教育了我們，應該怎麽辦。

我們有這樣的認識，是因為我們就生活在那種環境中。那時候廬山會議已經召開，接下來林昭和我們聯係上了，她寄來《南共聯盟綱領草案》等資料對我們也很有幫助。

問：我知道在官方卷宗裏找文件是一件比登天都難的事情，您是怎麽找到《星火》原刊的？你得到了怎麽樣的幫助？

答：你問《星火》原件是怎麽找到的？尋找《星火》原件的過程我的擔子相當重，也是我一生當中所做過的能交待過去的事情，良心上能交待過去的事情。

1960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天水武山縣誕生了，一共印了三十多份，分發給內部的人之外，剩下的就交給向承鑒來保管。向承鑒就把剩下的交給武山靈泉一個李大爺的家裏，最後，李大爺一家都被捕了，家裏是被挖地三尺。我要找向承鑒的時候，我就問向承鑒：“你把東西弄到哪裏去了？”他說：“已經沒有了。”他告訴我，李家當年被挖地三尺，什麽都沒有了。

這樣，線索就等於斷了。到哪裏去找？怎麽辦呢？我想來想去，我就想到一句話，“解鈴還需係鈴人”，這個鈴誰給係的？蘭大曆史係。所以，我就想我應該到蘭大曆史係去。我去了以後，出現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你講的這些事情，我聽都沒有聽說過。表現非常冷漠，一推了之。我想你隻代表你自己，我就找另外一種人，一種態度，他們說我們倒是聽說過這個事情。這時候，遇到了一位非常熱心的張老師。他本來是在蘭大出版社工作的，我去的時候，他剛剛離開了出版社，回到教學崗位。他說：“我不想搞出版。”我把找蘭大一些人的先後情況對他講了。他真是熱心腸，因為他內心和我們有同感，他大約知道這個事情，也想寫出來。他非常熱心的帶著我和他的研究生來到天水法院，但是調查檔案，答複是：“不可能！”

天水法院，就是胡傑第一次去拍紀錄片，通過熟人找到了林昭的一首詩《海鷗——不自由毋寧死》。唉呀，當時就找到像珍寶一樣，就這麽一首詩還是托熟人“偷”出來的，他沒有抄完，也不能怪委托的那個人。這個東西傳到我手裏一看，怎麽看上去不全？不能代表《星火》的整個全貌，就是詩本身也拉了半截子。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到《星火》中的一些文字，當時看到還是很激動的。盡管它是不完整的，但是它還是給我了一些啟示，這個啟示就是：第一，《星火》現在確實存在，沒有被毀掉，這是值得慶幸的。第二，就是這個東西隻要我努力去挖掘，我就一定能把它找到。對此，我充滿了信心。

去過天水後，我就清楚了，法院不允許查檔案。有一次，我到武山法院去，眼看著我就可以看到檔案了，可是正在這個時候，法院的院長出差回來了，底下的工作人員要向他匯報工作。他一聽說：“不行！以個人的身份來，我們不能給她看！你想看，拿蘭大的介紹信來！”我當天晚上立刻坐上火車，回到蘭大來。我就準備雙管齊下，我就打著蘭大的招牌，就說蘭大現在要寫校史，而當年蘭大反右的這段曆史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必須要看到原件。另外請張老師幫忙，到校長辦公室去，請給開一份介紹信，或者公函，意思就是現在我們學校需要編寫校史，譚蟬雪要去你們那裏，查閱當年的檔案。有了這麽一張介紹信，我就高興得很呀，如得聖旨。來來回回就我一個人跑，張老師雖然幫了大忙，但人家有自己的教學工作，不可能跟著我跑。所以這一段時間我就日夜奔波在蘭州——天水隴海線上。

我得到張老師的幫助後，意外的我的一個學生是天水那邊的人，農村的孩子，所以當年餓肚子的情況，他的父母親都給他說過，他清楚。我就給他講了我們的經曆，現在蘭大要我寫校史，把那段曆史寫出來。但是現在看不到原來的卷宗，不讓接觸。我的學生說：“不要緊，我想想辦法看。”他不好對我說實話，他在天水法院和武山法院都有熟人，他就提前和那些人聯係，告訴他們：“如果我的老師來了，你們一定要幫忙，帶她看看檔案。”我得到這兩個方麵的幫助，就信心百倍。

我又一次來到天水法院，但是天水法院的檔案很不完整，盡管看到了當年的一些東西，但是很不完整。隨著胡曉愚他們的被捕，東西都散落了，找不到了。我又回到武山想試試看，因為我知道當年我們的檔案主要是在武山，這次回到武山真是太順利了。我拿出蘭大的介紹信，另外我的學生已經打過招呼了，裏應外合，兩方麵的努力，我先是找到法院院長。他一看也沒有什麽話可說了，就說：“你去下麵找管理檔案的人。”

問：他們知道您的身份嗎？

答：他們也沒有問，我就說我是蘭大的老學生，含含糊糊的，就說蘭大寫校史找到我頭上了。我馬上奔下去，找到檔案室，管檔案的說：“你要找誰的檔案？”我說：“我要找張春元、苗慶久這幾個人的檔案。”她馬上翻那個記錄本，翻出來一看，喊著說：“他們是反革命呀！”我看她臉色都變了。我說：“對呀，當年是反革命，但是後來平反了呀！”我就給她解釋：“他們現在都平反了，反革命還能背一輩子呀？現在蘭大都敢於把這段經曆寫在校史上麵，那檔案為什麽不能看呢？”結果她還被我說服了，她就去拿檔案了。

每一個人的卷宗我就不多說了，最後她拿出一本“罪證”，封麵上寫著“罪證”。我拿著一翻，全部的東西都在那裏，當時真是欣喜若狂如獲至寶。當然，我還不能多說，還要顯得若無其事的。檔案員走出走進的，我就翻看這些東西。我那時想的是東西找到了，我怎麽想辦法給它複印出來，不然怎麽辦？我想了想對管檔案的人說：“你給我這個檔案，我看一看，回去就能寫嗎？我必須要複印，複印出來，我回去以後就可以寫了校史了。”她說：“複印呀？我們有個複印機。”我馬上說：“需要多少費用，我都可以給你。”私下我還要給她個人一些“費用”，結果她就把我所需要的檔案全部複印了，第一期《星火》、第二期《星火》我都複印到了，和我們這個案子有關的檔案都複印了。我在那個檔案館呆了兩、三天。這個檔案員很年輕，也不懂什麽，我也不多說什麽。

可以說天助我也！那麽從開始查找到現在找到，總算有個頭目出來了。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說服力，太重要了。還有人懷疑，你們的這個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

問：就是說《星火》能夠再次麵世，是因為您不辭辛苦想盡辦法把它找出來了？就是說我們現在能看到的、胡傑記錄片《星火》裏展現的、一些學者用來研究的《星火》，是因為從您的手中把她從曆史的塵埃中挖掘出來了？

答：對的！對的！

管檔案的人對我說，檔案在地下室，去年發大水，差一點把這些東西給淹沒了。如果淹了，這些東西就再找不到了。我隻要找到一份能複印下來就行了，我當時一度絕望，幾十年了到哪裏找去？哪年找到《星火》？我記得不確切了，可能是零七年，還是零八年，大概是這樣。

問：在十四年漫漫獄中生活中，你有沒有反思過自己，懷疑過自己？

答：在我坐牢以後，有時候我們犯人坐在一起聊天，她們就問：“你幹啥了嘛？年輕輕的。”我就說了。她們說：“你為什麽要為別人做？你說了，你做了，那些農民能聽到看到嗎？你不是白說了。”我說：“不是白不白的問題，我憑我的良心衡量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那時候就想，十四年是一個漫長的時間，我能不能等到出獄的那一天我不管它。但是我有一個信念，我做的是對的事情，沒有做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做的是對的。我也相信，終歸有一天會重見天日。隻是遲和早的問題。我對自己有信心。我看到有些人自殺，我想沒有必要。人生的經曆可以是多種多樣的。

那個時候，我和家裏人沒有聯係，一切事情，就我自己一個人擋著。張春元也不和他弟弟聯係了。顧雁在上海，也基本上不和家裏人來往，都害怕株連家人。那時候我們一起的隻有孫自筠母親給他寄去糧票，來看望過他。我有一個好朋友王漢光會經常寄點錢和糧票給我，幫助我。

我出獄是一九七三年底，差不多坐滿（刑期）了。從我一個走過這段路的人來看沒有覺得怎麽樣，比如吃不飽飯，我吃兩個紅薯就是一頓飯。譬如我們放風的時候，經過夥房曬幹菜的地方，偷了一些幹菜，幹菜怎麽拿？塞在那個尿罐子裏。拿回來洗一洗吃起來還挺香的。

問：在這本書裏，王中一先生在獄中和張春元先生最後的相處見證非常之珍貴，他的文筆細膩生動，為本書增色不少。請介紹一下你們之間的交往。

答：王中一是張春元的獄友，是張春元生命最後十天的見證人，現在生活在常州，我去過他那裏，他也到我這裏來過。他能找到我真的不容易，最早是在二零一二年，一般人來說，此時彼時，當年口頭答應的事情，怎麽會當成真的？

在獄中張春元托他給我捎話：“一是我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捫心無愧，就是對不起她，不能陪她走完人生路；另一句是希望她一定要好好活下去，前景光明無限！”中一當時答應張春元：“如果我還活著，你的那個譚還活著，我一定給你把話捎到。”他真的實現了自己的許諾。他還對張春元說：“你曾是個軍人，我也是個軍人，我們說過的話都算數！”我覺得王中一先生是俠義心腸，再一個他理解我們所做的事情，他認為是正義的。這是一個基本的立足點。

對張春元的犧牲，我開始是弄錯了。那時候我在蘭州大沙坪甘肅省的第一監獄裏麵。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夥房的人抬著大桶過來了。那天輪到我值班，我就到跟前去了。我和夥房的人時間長了，相互之間也都知道了一些事情。他就悄悄告訴我：“張春元來了。”就說了這麽一句話，我一聽，來了就沒有好事。因為當時正是大量的槍斃人的時候（一打三反），我們女監裏麵有一個小腳老太太，是個地主婆，象個神經病，成天到晚都喊：“打！打！打！”就拉出去把她給槍斃掉了。最後吃完飯送碗筷的時候，我就告訴那個送飯的：“請你去告訴他，他永遠活在我的心上！”所以我一直以為張春元在第一監獄。

那麽隻有王中一的見證是紮實的，張春元最後被關在蘭州八裏窯監獄。我的這本書裏收錄了王中一所寫的《赤子真情壯士昂首刑場行——英烈張春元臨刑前的最後十天》。

問：我想，這本《星火》也是您嘔心瀝血、辛苦多年，對英年早逝的戀人張春元先生的“一份答卷”，張春元先生在您心目中留下什麽樣的記憶？

答：我和張春元沒有具體時間明確關係，在學校時彼此沒有接觸。到天水後隨著思想認識的共同，1958年以來我們的感情也逐漸深化，像親人一樣，誰也離不開誰。

你問我張春元給我留下了什麽樣的記憶，我覺得張春元給我留下人格的魅力很深。他人格的魅力，一個就是任何事情都是敢說敢幹，而且說幹就幹。第二個方麵，他考慮任何問題總是先人後己，就說他越獄逃跑出去，一般來說他自己已經自由了，他不，他說：“我不能光是考慮自己，我一個人貪生怕死。”他還準備一個人直接到北京去《人民日報》社陳述。因為見不到林昭，他還以林昭母親的口吻給林昭寫明信片給她。當然這些明信片林昭都沒有收到，因為被收到張春元的檔案裏得以保存。（也收集在這本書裏。)

所以張春元留給我人格的魅力，可以說終身難忘。

問：我有時候看電視訪談，一些在反右、文革中受過迫害的名人說：“都過去了，我都忘記了。”觀眾就熱烈拍手。您為什麽一生都沒有忘？

答：有些人說：“都過去了，都忘記了。”我對這個話打問號。我也不明白觀眾為什麽拍手鼓掌？我覺得講這種話的是患有兩種病，一種是生理上的，一種是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可能就是腦子有毛病了，不排除這樣的情況，經曆過那麽多坎坷，承受那麽大的壓力。還有一種真的是心理上的，就說都忘記了，什麽都不談，都可以作為托辭，就別惹麻煩了。當年被整過的一部分人的確是不想、不說，保持沉默。

我就要去查，如果我不去找不去寫，這段曆史就被掩沒了。我是認為，人死了不能說話，但是我有責任，把他們的精神留下來。不能就這樣白白死掉、就這樣過去了。

問：您的書在國內聯係過正式出版嗎？為什麽未能如願？據說國內有些人自費印行一些書分贈親友，您是否也做過嚐試？

答：前些年《求索》得以出版，也是依靠好朋友幫助，也沒有受到什麽幹預。我自費印刷了一千五百本，贈送給海內外的各大圖書館、親朋好友，現在所剩無幾。

但是我的第二本書《煉獄英魂》在印刷廠印刷好後，因為有內奸的舉報，全部沒收了。就是沒收的時候，印刷廠還問：“你們沒收，要不要和作者見個麵？說一說。”他們說：“不要，不要，不要。”他們自稱是“文化稽查隊”，也沒有出示文件、書麵的東西給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保證公民出版自由，你能和他們講清楚嗎？我現在是冷處理，他們愛怎麽樣就怎麽樣。

問：胡傑先生根據你們的故事拍出同名紀錄片《星火》，您怎麽評價這部作品？

答：我覺得胡傑的紀錄片《星火》拍得挺不錯，我不是故意誇獎他。他的紀錄片的特點一個是他自己深入到農村去采訪，把當年發生的事情原汁原味的拍下來。第二個，他找到星火案的親曆者。比如向承鑒、顧雁等，還有我，現身說法，這樣資料就很真實。

胡傑的紀錄片和我的書是相輔相成，有文字，沒有影像，不夠生動。我的書，讓讀者能看到細致的東西，他的片子，讓觀眾看到生動的東西，缺一不可。而且我們這一代人年紀都大了，拍下來留給後人。

胡傑的這部片子前兩年拿到台灣放映，並獲獎，前段時間去日本幾個大學放映，反響都不錯。

問：胡傑先生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學術界對《星火》刊物的重要性遠遠沒有認識，研究則還沒有開始。”他的這個說法我是同意的，的確目前還難以找到對這個刊物的研究文章。您怎麽看待這個問題？您有什麽樣的期待？

答：對此我不悲觀，所謂“薪盡火傳”。比如冉雲飛的文章《反右與大饑荒的關係：以<星火>為例》就挺不錯的。

現在有一些年青人是有頭腦的，他們稱呼自己“我們是您的小星火”，現在小星火們一粒、兩粒、三粒的閃爍，我希望有一天，他們能星火相連，結成一片。我相信後繼有人，我們拭目以待。

問：請您借新書出版的機會，對海內外的學者、讀者說幾句話。

答：向承鑒在這本書中寫到：“發生於1960年的‘右派反革命集團’案，時為全國最大要案之一，‘第四號大案’。民主製國家屬於公民正常民主權利，這裏顛倒黑白，視為大逆，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劇。然而卻是一曲響徹雲霄的青春交響樂！一部真正的中國二十世紀中期《青春之歌》。

為民族複興、祖國富強、人民幸福；為民主與科學真理，需要有人去喋血，去獻身，去赴湯蹈火、挺身而出！

青春無怨無悔。因為它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曆史翻過沉重的一頁。惟願和諧社會早日實現，民主陽光普照大地，悲劇不再重演。

林昭、張春元、杜映華，……死了的，才是最優秀的。

他們的精神不死！他們的名字將鐫刻在曆史上、刻在活著的人心上。”

這隻是啟蒙主義的起點，這也是一場接力賽，星星之火，勢必燎原，人間終會灑滿陽光，灑滿愛！

在此，感謝出版人何頻先生和明鏡出版社的全體人員，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星火》。

更感謝依娃女士，不辭辛勞，終於使《星火》得以重見天日！

——轉自縱覽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