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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作真時真亦假。—— 曹雪芹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導致物質上的造假。從說假話，到辦假事，再到造假貨，一脈相承。……一個社會如果真假難分，必然善惡不辨、必然是非混淆。 —— 作者
造假，並非某一個社會特有的現象。幾乎有人的地方都會有造假的現象，比如謊報收入從而少納稅，多報利潤以美化自己的經營業績，甚至製造假的貨幣、假的信用卡，多種多樣，不一而足。
在西方這麽多年，我見識過形形色色的造假行為。但是所有這些造假，和中國的造假比起來那就太微不足道了。中國社會中的造假如果不是空前絕後，那麽也是登峰造極了。我不知道這問題是起自近代，還是古已有之，但是可以肯定地說，近代中國的造假更加普遍和更加嚴重。
造假的動機和原因可以是多樣的，但是如下應該是主要的：
好大喜功，粉飾麵子，追求虛榮，從而胡編亂造，誇大政績，無中生有；
一本萬利，為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不擇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亂真；
指鹿為馬，濫用權力，迫使下級按照自己的意思胡說八道，顛倒黑白；
逢迎拍馬，出於利益，迎合權勢，迫於權勢，為個人的生存或者發達阿諛奉承。
但是，僅僅是這些動機和原因還不能使得造假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造假的普遍化需要有更多的條件，比如：
法律的缺失——社會對造假缺乏懲罰，從而使得造假實際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可能受到的懲罰。
道德的淪喪——也就是整個社會都形成了這樣的道德準則，認為造假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從而滔滔的造假洪流成了社會時尚，心理障礙一旦消失，造假也就成了名正言順的事情。
習慣的養成——法律無法約束，道德不予譴責，造假自會生根發芽，通行無阻，最後變成了一種自然而然的習慣，從語言，到思維，到行動，都不得不假了。
造假帶來的好處和求真帶來的害處，這兩者給所有的國人以誘惑和脅迫，使得他們不得不在造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國人自己很明白，在中國的曆史上有誰是由於說真話而把官位坐穩了？絕無僅有，鳳毛麟角；有多少是靠說假話辦假事飛黃騰達的？那麽就比比皆是，多如牛毛；有多少是由於說真話而斷送仕途，甚至丟掉性命的？舉不勝舉；有多少是由於說假話而受到嚴懲的？少而又少。這樣巨大的反差直接告訴普通的國人一個放之華夏而皆準的道理：說真話，沒有好處，不僅會身敗名裂，還可能家破人亡；說假話，才有好處，才能升官發財，還可能雞犬升天。
中國曆史上的敢於直言的高官，也許有那麽幾個，但就是這些鳳毛麟角的仁人誌士，也幾乎都沒有什麽好下場 ，輕者發配荒野，重者家破人亡。幸存下來的也隻能在“江湖之遠”擔憂“廟堂之高”。我想起於謙的《石灰吟》：“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隻等閑，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詩如其人，於謙一生，光明磊落，高風亮節，卻最終倒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下，其遭遇令人感慨。於是在華夏曆史上，這樣的人和事，就如同絕唱，已經永遠逝去，他們的餘音也早已淹沒於世間蠅營狗苟的嘈雜之中。
在這樣的曆史積澱下，造假在華夏就不得不如火如荼，規模越來越大，動機越來越廣泛，參與者越來越普及：小到蠅頭小利，大到社會民生，都可以造假；低到市井商販，高到達官顯貴，都可以成為造假者。
造假在中國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和深刻的道德問題，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我們看到在中國甚至食品和藥品都可以造假。這在西方是極其罕見的，至少我在西方這麽多年，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的事情。這是一個道德底線的問題。在西方，有騙子，有強盜，甚至有殺人放火的。但是用假食品謀利的卻聞所未聞，更不要說是用可以致病甚至致死的原料或添加劑製造的假食品謀利。
假名牌、假文憑、假證書、假發票、假履曆、假皮鞋、假奶粉、毒火腿、毒酒、毒禽蛋、乃至假藥、如此等等，林林種種，不勝枚舉。對於盜版光盤和盜版書我就不說了，這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認可的造假。
比造假更加嚴重的問題是中國人對於造假的普遍認同感，這比造假本身更加令人擔憂。甚至包括本應是社會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和白領階層，比如中國人辦海外移民時很大一部分會在自己的文件上造假。這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加拿大和美國使領館都已知曉，但是也沒有什麽辦法。在中國沒有哪個機構可以避免造假，公證也好，認證也罷，在造假的洶湧澎湃的大潮衝擊下都隻能隨波逐流，甚至還不時興風作浪。
在中國，造假勢力在廣度上和深度上如此凶猛，遠遠不是別的國家可以比擬的，如此規模的造假根源何在？毋庸諱言，其根源便是精神上的造假。隻有在精神上對於造假具有充分的準備，完全沒有犯罪感，才有可能為廣泛的造假掃平障礙、鋪平道路，從而讓造假從精神走向物質。
造假一定是從說假話開始的。在不斷的人為折騰中、壓力下，有誰不說假話可以過關？在座談會和批判會上，每個人都在說假話，說違心的話，每個人也都知道別人在說假話，但是彼此心照不宣，自己照說不誤。甚至說得激情四射、慷慨激昂、痛哭流涕。那份說假話的“真情”，著實可以感動那些不明白這些造假風氣和習俗的人。那些批判文章和心得體會有一點點是真的嗎？絕無僅有。報紙上的白紙黑字不也如此嗎？於是說假話蔚然成風。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卻人人都效仿。一來是不得不這樣做，隻有這樣做了才可以比較安全；再者是從心裏願意這樣做，因為這樣做了才會有好處。這是一個培養撒謊的環境，於是星火燎原，漸漸蔚然成風。最後，說假話就成了一種習慣，即便到了其實說真話也不會傷害到自己的時候，還是假話連篇。很多國人說假話就如同巴甫洛夫證明的條件反射理論，本來說假話是重壓迫使和利益引誘下不得已而為之，但一旦形成條件反射後就達到了這樣的境界：隻要讓他說話，哪怕沒有危險，也假話連篇。就如同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最後隻要鈴聲一響，哪怕並沒有食物，也立即垂涎三尺。
這樣的全民說假話，為全民造假掃清了道路。這是造假的第一步，接下來就是第二步，辦假事。辦假事通常是應付上級或者民眾，當然更重要的是上級。搞什麽形象工程，虛報產量，誇大政績，欺上瞞下，從而得到升遷，至少不丟烏紗帽。至於是否會給社會和民眾帶來利益，絕不在他們關心之列。我自己就經曆了許多這樣的事情，比如“農業學大寨”時候的各種各樣的工程，絕少有造福於民的，幾乎都勞民傷財，隻是為了層層應付，讓上級開心了，目的就達到了。風頭一過，工程就可以收攤了。不求實效，但求壯觀；無意造福民眾，隻求取悅上司。
接著，就會有更多的人羨慕造假。很多人告誡自己的朋友和子女，要向那些“聰明人”學習。在中國，這些“聰明人”就是那些溜須拍馬吹牛整景的人，也就是那些見了人說人話，見了鬼說鬼話的人。很多人羨慕他們的“功夫”，靠說假話辦假事受到了上麵的青睞，從而給他們自己帶來了很多的好處，甚至雞犬升天。於是這些人就成為了全體民眾和整個民族學習的榜樣。榜樣的力量不可小視，於是造假運動後繼有人，越發如火如荼。
精神上的造假必然導致物質上的造假。既然說假話、辦假事已經摧毀了道德底線和心理障礙，那麽造假貨就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從說假話，到辦假事，再到造假貨，一脈相承。一個鼓勵和迫使人們說假話的社會必定導致人們辦假事，從而導致人們造假貨。同理，一個事事求真鄙視虛假的社會，絕不會容忍說假話或者辦假事，從而不會出現造假貨。
可以肯定地說，中華民族的造假絕不始於近代，絕非今天才有。中國曆史上許多朝代都在逼迫和引誘人民說假話，官員辦假事。古代就有文字獄的傳統，到了近代依然如故。因此普通人民甚至士大夫官僚都不可能不為說真話付出代價。“指鹿為馬”也許是比較早的一種典型，隻是不能肯定在秦朝這樣的現象有多普遍。但是，在一個皇上自己都在異想天開長生不老，從而對假藥夢寐以求的時代，造假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皇帝自己相信假藥、假現實和假來世，同時迫使大臣說假話、辦假事、造假貨，進而大臣迫使手下官員，官員迫使底層民眾，於是一個造假運動就這樣自上而下開始普及和深入了。迫使社會精英和普通民眾造假的登峰造極者應該是清朝。為了鞏固其統治，防範異族心存不滿，清朝把文字獄普及深入和提高到空前的地步，這迫使整個社會和人民說假話、辦假事。人們通過自己造假以避免受到迫害。說假話的習慣，大概在那時登峰造極，至今方興未艾，可能還有繼往開來之勢。
如果說迫於生存而被迫造假似乎還情有可原，那麽好大喜功而主動造假就絕難容忍。令人遺憾的是，這在中國同樣源遠流長、蔚為風潮。鄭和下西洋就是一例。2005年據說是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到處剪彩開會，好不熱鬧，影響之大，甚至波及西方。這波及西方的不是鄭和下西洋本身，而是對於其紀念的“轟轟烈烈”。甚至一些說法更甚，宣稱北美也是鄭和發現的，還有海圖引以為證，當然後來被證明是一個騙局。
關於鄭和下西洋，常見的說法是這樣的：在公元十五世紀初葉，明成祖朱棣派遣太監鄭和率領龐大船隊前後七次下西洋（第一次出航在1405年，最後一次出航在1433年），訪問了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國與亞非人民的友好關係史，揭開了新的一頁。往往還會強調：“鄭和所到之處，中國以先進的手工業品換取各國的土特產品，是平等自願的交易，這完全不同於後來到東方的西方殖民者的名為交易、實為坑蒙拐騙燒殺搶掠的海盜行為。”於是，鄭和儼然是和平的使者和友誼的典範，在貶低別人、溢美自己之間，就塑造了自己的“光輝形象”。其中當然也少不了吹噓寶船的宏偉、中國造船技術的發達，大大滿足了虛榮心，又為爭當代第三世界領袖找到了曆史根據。
鄭和下西洋在今天被描繪成了和平的使命，國與國之間友好與和睦相處的典範。這樣一來，鄭和下西洋的動機似乎不是從600年前的明朝利益出發的，而是從中國今天的政治和外交利益出發的。如此“古為今用”，不得不使人立即產生對這樣的紀念活動動機的懷疑，從而對整個曆史事件的懷疑。那麽鄭和下西洋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史書上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記載，是類似活動中資料最少也最模糊的。民間傳聞沸沸揚揚，這應歸功於晚明萬曆年間羅懋登的長篇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的巨大影響，以及東南亞華僑為紀念漂洋過海的先祖而對鄭和事跡的諸多傳說。但翻檢可靠文獻，卻寥寥無幾，其主要原因據說是明代一切關於鄭和航海的官方檔案早已被毀。有說是明代禁海派官員的鼠目寸光，有說是清代乾隆皇帝的有意為之，總之其結果就是我們隻能從一些殘缺不全的記載中了解這次航海事件。最重要的“證據”居然就是羅懋登的長篇小說，而羅懋登在“鄭和下西洋”100年後才出生，並且既無科學工程訓練，亦無考古曆史背景。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又一個難解的謎。先從鄭和的船說起吧！按照《明史》記載，鄭和的寶船的尺寸是長44.4丈，寬18丈，以明尺為0．317米計，折合長寬約為140米和57米（有的甚至說成是151.18米和61.6米）。明鈔說集本《瀛涯勝覽》、顧起元《客座贅語》、及鄭和家譜的記載與之相同，似無疑問。
按照最近國人製作的模型，鄭和的寶船就是（圖11－1）中的樣子。按照這樣一個模型和尺寸，如果假定船的吃水深度僅僅為6米，這是很淺的吃水了，再假定船的方模比為65％，（按照這樣的一個模型，這個方模比應該是比較接近的），那麽船的排水量就是30,000噸！
在明朝可以造出30,000噸的船嗎？而且那是沒有鋼結構，全部都是木頭做的。曾幾何時，在“文革”時號稱中國第一艘萬噸輪的研製和建造成功被宣傳得家喻戶曉，媒體文件鋪天蓋地，還拍了一部堪稱紅色經典的電影《戰船台》，歡呼這“開天辟地”的“偉大創舉”和“偉大勝利”。那麽在明朝就用木頭建造成功的三萬噸巨輪又如何宣傳呢？究竟是“文革”的萬噸輪是經過了560年以後從明朝的三萬噸退化到了文革時的一萬噸的退化了和縮水了的鄭和大船，還是明朝的造船術在560年前就完成了“文革”中吹噓的偉業的三倍？這是怎樣的黑色幽默？
少數人的造假本身已經十分惡劣，而廣大民眾對於造假的讚賞、默認和縱容則更為嚴重。前者是個別人對於社會的犯罪，而後者是整個社會對於前者的肯定，從而是整個社會的蓄意的造假。
近來發現，建造鄭和船隻的船塢在南京附近，其西接長江，考證為明朝為造船在長江邊人工開挖的長方形大塘，在它與長江交匯處建有一個人工水閘。造船的工人們在作塘裏搭起台架，在上麵建造船隻，船造好後，趁著江水漲潮的機會打開水閘，讓江水進入作塘，將船浮起，這樣船隻就能漂入長江。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簡稱六作（圖11－2）。這就是六作今天的樣子，“在2004年11月的考古發掘中，就是在這個深度發現了明代搭造寶船台架的木樁和“地龍”（即橫亙水底的巨型木料）。”這就證實了明代的6號作塘就是這個深度，不超過6米。據考察，位於六作東麵的五作、四作以及已被填埋的一作、二作和三作的深度都是一樣的。所以造船專家的結論是，這裏根本不可能建造尖底的船（福船型）。亦即，現在國人的“複原”模型所表現的尖底的“鄭和寶船”，當時根本就沒有建造的地方，因此寶船隻能是平底船（沙船型）。
一些比較嚴肅的研究表明，鄭和的平底寶船根本經不起風浪，即便將其吃水算作實際上不可能在“六作”造出的6.6米，其“穩度消失角”也隻有48°。這樣的性能，就是不算其它的問題，也絕不可能經得起台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的風浪。
而且，明永樂年間，朱棣施政辦公的大殿奉天殿（太和殿），是當時最大的木結構建築，其大小也不過寬63.96米，深37.20米，高35.05米。而寶船上僅船樓的麵積和高度就大大超過了它，在等級森嚴的中國專製社會裏根本不可能容忍這樣的事。
現代的航海理論和實踐都表明，遠洋航行必須是尖底船。隻有尖底船才經得起風浪，原因之一是因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線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體，這部分船體不受表麵風浪的影響，在水線以上的船體受到風浪影響時，水線以下的船體產生的力矩可以抵抗這些影響，從而使得整艘船保持穩定。而平底船沒有這樣的特點，因此經不起風浪。這也就是為什麽遠洋船隻都是尖底的，這也就是現在把鄭和的船模型“複原”成尖底（福船）的原因。但是由於六作的挖掘數據否決了尖底船的可能，有的人又隻好說其實大型的平底船（沙船）也是可以經得起風浪的。這樣的自欺欺人和造假，幾乎受到了國人萬眾一心的擁護。
事情還沒有就此打住，按照“史書”記載，鄭和船隊是由240艘海船組成的聯合艦隊，船隊的主體船舶為以上提到的排水量3萬噸的寶船，外加馬船、糧船、坐船、和戰船等五類。按照現代的說法就是旗艦、戰船、補給船、交通船等。鄭和迷們總結道，大型寶船載員1000人以上，整個艦隊二萬餘人，這不是探險隊，而是航母戰鬥群了。唯一缺少的就是用瞎話再編造一些飛機出來。
如下表格是我綜合了有代表性的兩個“重量級”鄭和研究權威的幾個表格而成。他們毫不掩飾地聲稱：“對鄭和船隊描述比較具體，並為廣泛引用的資料，是明代羅懋登的小說《三保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也正是他們的數據來源。表格中吃水是他們猜測的，而排水量是他們按照這些數據計算的。不知為什麽其中寶船沒有給出排水量，也許他們也意識到3萬噸巨輪有點過頭了，因此不寫為妙？但是表中那組成鄭和船隊的700艘萬噸輪（1.5萬噸），也足以讓還有一點自知之明的人無地自容了吧？
序號 船名 數量 長（丈） 寬（丈） 吃水（米） 排水量（噸）
1 寶船 36 44.4 18 8
2 戰船 180 18 6.8 4 1,703
3 坐船 300 24 9.4 5 4,033
4 馬船 700 37 15 7.6 14,586
5 糧船 240 28 12 6 7,081
表11－1，兩個鄭和研究重量級人物的論文所引用的數據和研究成果。
細心的讀者如果按照這兩個“權威”的研究數據計算一下其“引經據典”和津津樂道的鄭和船隊的艦隻總數和總噸位，便會大吃一驚：艦隻總數1400餘艘，總噸位1400萬噸以上！要知道，清朝洋務運動時中國海軍的總噸位才4萬噸，今天中國海軍的總噸位也不到200萬噸，就是現在美國海軍的艦隻數量也隻有435艘，總噸位也才800萬噸。鄭和船隊的總噸位超過了現在美國海軍的總噸位將近一倍！這可是出自兩位“學者”和“權威”的研究，一個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長、研究員；另一個是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古船模型研製中心主任、教授。應該說，這些荒唐可笑的結果絕不僅出於這兩個“權威”，實際上，各種各樣的“鄭和研討會”上幾乎聽不到質疑的聲音，隻有上上下下隨聲附和搖旗呐喊，因此，這些荒唐是一個舉國上下的夢囈，詮釋著一個民族整體對造假的縱容和欣賞。
當然，正是這樣的數據才使得一些國人感到亢奮，從而在感情上很願意相信。這是一個多麽令中華民族“自豪”的“偉大創舉”啊？首先，我們比西方的大航海時代早了半個多世紀，而且，我們的船和艦隊比西方的大了很多倍。如果這是真的，那就給咱中華民族掙足了“麵子”，因此，這必須是真的！即便是假的，也必須是真的。正是在這樣的心理作祟下，鄭和的偉大航海和其寶船艦隊粉墨登場了。由於鄭和航海的路線並非如達迦馬、哥倫布和麥哲倫那樣是首創，而實際上在1200年以前，也就是在鄭和以前數百年，就已經為人所知，並且鄭和又是基本上沿著海岸線航行，所以即便真的到了東非，其航海本身亦非什麽創舉。正因如此，吹噓海船的巨大和編製的龐大就成了不得不做的事情，否則無以弘揚中國的偉大。正因如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鄭和的寶船和艦隊不是用技術造出來的，而是用瞎話編出來的，是用牛皮吹出來的。
鄭和寶船和艦隊的瞎話之所以流傳甚廣，正在於有人願意編，有人熱情說，有人樂意信。鄭和寶船的尺寸和艦隊的規模“凸顯”出當時中國“舉世無雙”的造船能力和航海技術，這正可以用來提高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天朝風範、上國姿儀、古中國的光榮與夢想……都在這樣的囈語中得到了升華。
鄭和研究始自一百年前，當時的中國在歐洲人的堅船利炮下不堪一擊，也許太需要一段輝煌曆史來支撐國人破碎的自尊心了，嚴格地說是麵子。於是，“發現”自己的老祖宗原來在航海上也遠遠領先過來自海上的“侵略者”，的確很能振奮人心。學術研究一旦有了政治需求、關係到民族麵子，便不可避免地取材考證都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以求迎合上上下下的心理。即便是像梁啟超這樣的有識之士，也無法直麵曆史事實，而任憑其感情所誤導，為了“民族大義”而領銜了“鄭和下西洋”的造假運動。時至今日，在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間，居然連鄭和發現美洲、澳洲，甚至環航世界這樣的謊言都有廣大市場，令很多國人為之振奮。
審視國人對這個造假的普遍熱情便可知華夏在近代“假大空”星火燎原長盛不衰的原因了。如果僅僅是普通百姓對此隨聲附和，那還情有可原，畢竟無知總是可以作為過失的遮羞布。但是那些貴為高知學者對造假不僅不予質疑，而且興風作浪，這就絕難用無知來解釋了。他們為了利益和麵子喪失了判斷能力並踐踏了道德準則。
也許會有這樣的疑問：鄭和下西洋的寶船尺寸記錄在官方正史《明史》中，這是二十四史中質量較高的一部。難道官方認可的記載也會瞎編麽？遺憾的是，的確如此。中國史官對於數字一向漫不經心，誇大其詞幾乎成了傳統。八百、十萬，這些數字基本並非確指，而是形容奇多或奇少。翻閱青史，俯拾皆是的號稱百萬大軍往往最多二三十萬，乃至幾萬，幾乎每場規模較大的會戰專家們都得皓首窮經地去考證，名與實之間究竟有多大差距。而民間為了褒獎英雄，更是不免隨意附會誇大。諸葛亮呼風喚雨，樊梨花翻江倒海，以訛傳訛，算作豆棚閑話尚可，當作史實斷然不行。有關專家為了證明鄭和寶船之存在，甚至引《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這樣的小說為證，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不管這記載到底出於何處，朝廷正史也好，民間野史也罷，對於中國的文字記載，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我們應該心知肚明。華夏不少曆史記載的真實性大可懷疑，不必回顧很遠，看看非常近代的曆史就知道，官方的文獻是多麽不可信。中國當時的權威文獻記錄：1958年，水稻單季畝產達到13萬多斤，紅薯單季畝產達到113萬多斤。言之鑿鑿信誓旦旦宣稱：“在一畝零七厘五的中稻田上，獲得畝產十三萬零四百三十四斤十兩四錢。”這精確度勝於鄭和的記錄吧？現在應該知道我們的文字記載有多麽可靠了吧？這樣的吹牛和造假，如果有了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之久遠，很可能會被作為中華民族的又一個“偉大創舉”而舉世聞名。600年後世界完全有可能做到水稻單季畝產10萬斤，到了那時，國人一翻中國文獻，“發現”了就如同華夏近代“發現”鄭和下西洋一樣的“輝煌”，於是一陣驚喜：哈！我們在20世紀50年代就超過了水稻單季畝產10萬斤，偉大的我們，總是“世界第一”！哎呀呀！
編造瞎話和相信瞎話是瞎話得以弘傳的充分必要條件。編造瞎話的和相信瞎話的人絕不願意瞎話被戳穿，但又無法自圓其說，隻好編出更多的瞎話來彌補最初那個瞎話的漏洞，如此便形成一個瞎話鏈和瞎話市場。於是編造瞎話就成了一個有市場需求和可持續的職業，在今天的中國，此職業方興未艾，從業者似乎絕無失業的擔憂。
瞎話總是可以隨便編的，但是當瞎話被質疑時就觸到了一些人的痛處。對於造假者來說，最令他們恐懼的敵人就是科學。科學對於真偽的判別的一個標準就是其可再現性。如果是真的，那麽給予同樣的條件，就一定是可以再現的。我們可以按照當時的工業水平和建築水平，在南京六作重新建造這些船隻，以此來證明當時的確有可能建造這些船隻並可以下海經得起馬六甲海峽的風浪的。其實造假者心裏很明白，這樣的再現是不可能的，因為原本就是假的。
2005年開始有些人為了複製鄭和寶船，弄得轟轟烈烈，終於在竭盡全力之後認定可以造出1500噸的“木船”，木料要從馬來西亞進口才能合乎標準，其中金屬的使用也不在少數，現代技術也都用上了。一個參與者驕傲地說，一根釘子就超過了2.5米。然後申明，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木船”。在舉國支持之下如此折騰，也隻能造出1500噸的“木船”，隻有所吹噓的鄭和寶船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我們還有理由相信當時鄭和的寶船存在過嗎？
同樣值得質疑的是鄭和下西洋的真實目的。明朝在中國是一個相對弱的朝代，這樣規模宏大的遠洋航行到底始於什麽動機？這今天仍然是一個迷。我們也許不知道其目的是什麽，但還是可以邏輯地推斷其目的不是什麽。首先，其目的無關商業，因為其沒有任何真正的商業作為；其次，其目的也無關探險，因為那些航線在鄭和以前都已經被普遍知道；再者，其目的也無關宗教，因為皇帝本人並沒有強烈的宗教信仰，也沒有任何宗教理由出使東非。
更荒唐的說法是去找太子、剿叛將。如果真是這樣，那麽這些決策者的智商真是值得懷疑。那個時候到東非去找太子、剿叛軍，和現在到月亮上去找失蹤者和消滅恐怖分子一樣荒唐。因此，最後我們基本上可以判定這至多是一個“政治娛樂”項目或者“麵子工程”，亦即拿老百姓的血汗錢揮霍，宣傳皇恩浩蕩，招引萬國來朝。那時永樂帝叔奪侄位，被視為僭主，海內人心浮動，也許需要借助這樣的娛樂和宣傳增加自己的信心和樹立自己的形象——“海內存知己”做不到了，但是還可以來一個“天涯若比鄰”麽。
於是就有了聲名赫赫的三寶太監下西洋，沿著別人早已經開辟的航線，幾乎就是沿著海岸線，到東非去兜了一圈。由於是沿著別人開辟的航線，又是沿著海岸線航行，因此在航海史上沒有地位是很自然的。那些鄭和“粉絲”不必抱怨世界其它國家不把鄭和下西洋當作一回事，更不用說當作一個航海的大事件，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一個大事件。不管其是否真的抵達了那些東非的地方，都不會給世界航海史增添任何光彩。但是那些瞎話編造的“航空母艦”和超級艦隊卻是一個劃時代造假的極好證據。
如果說《西洋記》還隻是技術上的造假，那麽對鄭和下西洋的歌頌就是道德上的淪喪。退一萬步講，假定當時真的可以造出700艘萬噸輪，那麽鄭和船隊的遠航意義是什麽？鄭和之前數百年，《西洋記》記載的鄭和航線就已經存在。既然用比較小的船隻進行遠距離航海是可行的，就如同北歐的維爾京人以及其他海洋民族在鄭和以前所證明的，那麽如此龐大的鄭和船隊根本就是勞民傷財。這個對國民毫無意義的遠航和秦始皇的地下陵寢如出一轍，是對人民利益的剝奪，是對道德準則的踐踏。當時的虛無縹緲，被隨後的《西洋記》變成了“神話”，被後世的國人頂禮膜拜熱烈歌頌。在華夏，隻要把皇恩浩蕩渲染得轟轟烈烈，那麽人民的福祉和利益就可視為糞土。如果說後世國人對這些瞎話的相信還可以解釋為不諳科學技術，那麽他們對這些造假的讚頌和喝彩隻能被認為徹底踐踏了以人為本的道德準則。無疑，他們也是受害者，但是他們對於從造假中獲得好處的期待，遠遠超過他們對過去造假中受到傷害的記憶。他們的整體性格，就是中國造假的土壤和基礎，甚至始作俑者。
於是值得關注和擔憂的是，這樣一個當時官方都諱莫如深難以啟齒的事件，如此在明朝都被視為勞民傷財的舉動，到了600年後今天的中國，卻被賦予了嶄新的時代意義。整個“600周年”的紀念活動搞得沸沸揚揚，當然還不僅僅在這些整數的年份，整個中國的近代曆史，都在期望這個“下西洋”的壯舉給予中國人以麵子和亢奮。鄭和的光輝形象甚至出現在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上。一個太監在他的皇上英明領導下，不惜勞民傷財，給遠在天涯的“蕞爾小國”送去了皇恩浩蕩。翻譯成現代的華夏“八股”就是：鄭和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給世界送去了和平的信息，加深了中國人民和亞非人民的友誼。不僅如此，太監和皇上還越過了600年的時空隧道，給當今世界送來了和平的信息。於是明朝這樣一個小朝廷儼然按照現代的標準成了國際關係的典範。一個殘酷地壓榨自己的人民並且不給自己人民任何權利的朝廷，居然可以是國際的友好使者嗎？
請記住這條永不過時的定律：一個不能善待家人的人，絕無可能善待鄰居！
600年前的造假在今天產生了如此震耳欲聾的回音和共鳴，實在令人匪夷所思。這簡直是對我們自己的諷刺，對我們智力的侮辱和對我們良知的踐踏。明朝的皇帝和太監拿當時納稅人的錢揮霍的荒唐，加上後世人的造假，在今天被賦予如此嶄新的時代意義，渲染得如此冠冕堂皇。此等殊榮，當事人一定始料未及。對於造假給予如此褒獎和厚愛，不能不使造假之廟香火不斷，香客如雲。
原始記載的模糊不清，解讀文獻的曲意附和，迎合上意的舊史新說，再加廣大受眾的添油加醋，由此共同製造出的鄭和神話，可謂中國造假案的典型範例。這樣千瘡百孔的瞎話和荒唐，居然有這麽多的人來附和與維護，不禁讓人感歎華夏造假的人文基礎之好。如果愛國主義要靠造假來支持，無疑是對華夏自己的辛辣諷刺；如果民族尊嚴要靠造假來提升，那必定是一條既喪失尊嚴也得不到麵子的不歸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