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問世250年：兩個斯密，兩種未來

2026年，不僅是美國獨立建國250周年，而且是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250周年。八十餘年前，經濟思想家卡爾·波蘭尼曾經這樣將二者聯係起來：英國工業化景象警示了美國的建國者們，他們將經濟領域置於憲法之外，由此賦予私有財產權最為嚴格的保護，從而創造出世界上唯一一個具有明確法律基礎的市場社會。波蘭尼是在告訴世人，亞當·斯密在美國，從美國建立之日起從未離開。

深受波蘭尼思想影響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家喬萬尼·阿瑞吉，外祖父是工廠主，父親是企業家，在攻讀經濟學博士之際就繼承了家族企業，畢業後還曾經在聯合利華公司工作，然後輾轉任教於羅得西亞、坦桑尼亞、意大利和美國紐約等地的大學，他是70年代初的葛蘭西小組聯合創辦人之一，在美國期間加入布羅代爾中心，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共事多年，這些經曆讓他對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根源有了頗具現場感的深入思考。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在人生的最後十年，阿瑞吉反複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兩百五十年前的亞當·斯密預言成真，即，歐洲民族與非歐洲民族之間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相互的尊重。由此出發，為了向人們描繪21世紀的政治經濟譜係，2007年，阿瑞吉提出與波蘭尼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不在美國，不在華盛頓；亞當斯密在中國、在北京。

兩個斯密：一個被無限放大，一個被刻意抽離



在阿瑞吉織就的這幅譜係圖中，穿針引線的，是兩個斯密：一個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經濟的斯密鼓吹自生自發自我調節的市場無形之手，以及作為經濟發展永動機的資本主義。政治的斯密主張政府是市場的母體，國家的調控幹預是市場生存發展的條件。很明顯，波蘭尼借以警示世人的，是經濟的斯密；而阿瑞吉借以展望未來的，是政治的斯密。

經濟的斯密是自由主義的，他主張在分工社會中，交換是人的秉性，每個人僅靠自己的勞動產品隻能滿足自身欲望的極少一部分，所以都需要用自己勞動的剩餘產品來與交換他人勞動的剩餘產品，這樣才能滿足自身的全部需要。如此一來，人的利己之心就實現了利他的社會效果。在這種交換的秉性麵前，人人生而平等，不存在道德意義上的高低貴賤之分。每個人都是商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這種交換的秉性，就像一隻無形的手，推動著這個商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不過，這個商業社會還需要三個實驗室般的嚴苛條件：一是聽任萬事萬物自然發展，一切聽其自由；二是每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並能隨時自由改業；三是每個人都從自身利害出發趨利避害。顯然，人類曆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滿足這三個條件，這樣的經濟烏托邦 從未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

考慮到斯密構築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在《國富論》問世七八十年後，也就是1844年英國市場社會正式確立，並通過殖民戰爭擴張成為“日不落帝國”之後，才變成了英國的國策，經濟的斯密對現代世界的影響還不到兩百年。但這不妨礙經濟的斯密被西方社會奉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宗師，《國富論》也被視為經濟學的聖經。這是因為，人們認為，正是斯密揭開了經濟人的麵紗，彰顯了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威力，為經濟自由主義構建了利己之心達至利他社會效果的正當性。仿佛從他開始，市場的交換法則就成了市場運行的核心機製，成了支配一切的上帝法則，成了約束人世間萬事萬物的真理法則。人人以獲利為動機，人人以利己為天性，一切都有價格，萬物皆可買賣，宛若不可觸碰不得違背的天條。

但在阿瑞吉看來，政治的斯密不相信這天條，因為他看到經濟的購買力總想也總能轉化為政治的支配力，所以並不把自我調節的市場作為新舊自由主義的信條；他提倡親勞動者而非親資本的政府行動；他不主張容易導致工資降低的勞工間競爭，而主張把利潤降低可接受水平的資本家間競爭；他把政治經濟學描述為政治家或立法者科學的一個分支，把自己的思想貢獻描述為“有關法律和政府的一套總原則”；他非但沒有建立一個自我調劑的市場理論，反而預先假定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它創造並不斷催生市場存在的條件，它利用市場作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調節市場的運行，它還積極幹預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場所帶來的不良的社會或政治後果。

政治的斯密的目標，既是要向國家提供用於公共服務的充足財政收入，也是要向人民提供豐富的生活資料，他出於這種社會的、政治的而非經濟的考慮，主張非常廣泛的政府幹預：治安、國防、司法、貿易、通訊基礎設施、貨幣、信用調控和教育。因此，阿瑞吉認為，當代流行的經濟學理論顛倒了斯密的思想，刻意抽離了政治的斯密，無限放大了經濟的斯密。

兩種未來：如何實現大多數人的美美與共？



政治的斯密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效應，看到了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發展的曆史和當代形態。這讓阿瑞吉做出了頗具顛覆性又很有吸引力的論斷：在歐洲，馬克思活在意識形態中；在美國，勞資關係客觀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與之類似，當代西方隻是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場，而古代中國卻在客觀上實踐著市場經濟，在很多方麵進行著充分的競爭。進而，阿瑞吉剝離了市場經濟的曆史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市場經濟不是現代才有的，也不是資本主義才有的。因此，所謂“斯密在北京”，說的既是政治的斯密在北京，也是真正的、自然的市場經濟。

阿瑞吉是這樣得出這個結論的。首先，現代世界曆史的首要特征在於，國家間對流動資本的競爭，這種競爭刺激並推動了金融擴張（這來自馬克斯·韋伯）；其次，金融晚秋論：某個正在經曆金融擴張的國家的晚秋，恰恰也是另一個地方的春天（這來自布羅代爾和馬克思）：在威尼斯積累的剩餘去了荷蘭，在荷蘭積累的剩餘去了英國，在英國積累的剩餘去了美國。再次，美國或者說西方積累的剩餘正在流向東方，流向中國。美國的黃昏會不會變成中國的春天，這取決於中國走什麽樣的政治經濟道路。

引申而言，中國走什麽樣的政治經濟道路取決於，中國能否既引導工人競爭來獲取資本、利潤和經濟繁榮，又抑製消化消除不良的社會政治後果；中國能否將工業革命與杉原熏所提出的“勤勞革命”融合起來；中國能否將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能源節約型工業化結合起來，解決中國內部的城鄉、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走出一條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市場道路，而非西方世界軍國主義、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能源過度消耗型的、不自然的發展道路。走上這條“自然的國富之路”的中國，將更有可能代表非歐洲民族實現與歐洲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也將更有可能為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做出更大的貢獻。

由是觀之，經濟的斯密在美國，政治的斯密在中國，這兩個斯密兩條道路之爭，也正代表著人類社會的兩種未來：究竟是一小撮人盆滿缽滿、垂拱而治、優哉遊哉、不亦樂乎，還是大多數人勤勞革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麵對這兩種未來，人類社會將何去何從，這關乎每個人的生計生活、健康幸福和前途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