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被視為文革正式啟動的重要節點。(資料圖片)
今年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60周年。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六通知”，通常被視為文革正式啟動的重要節點。文件提出警惕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強調階級鬥爭。6月1日，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此後，北京高校和中學陸續出現群眾組織，文革逐漸由黨內整風擴大為全國政治運動。
60年後，多位文革親曆者接受采訪時表示，文革並非突然爆發，而是此前曆次政治運動長期累積後的結果。他們認為，今天社會對於文革的討論，仍有許多被忽視的曆史細節。
談及文革與“五一六通知”的關係，中國獨立作家王繼本周日（17日）接受本台采訪時說，文革並非突然發生，而是在此前政治運動基礎上的進一步升級。他說：“五一六通知就是一個政策，是反文明、反文化，是1949年政治路線的一個延續。文革是把整個事情做到了極端、表麵化、武器化，裝門麵的法律也被踐踏在腳下。”
中國文革不是突然發生
曾經曆“文革”的王繼說，文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包括所謂的紅二代，當年薄熙來就是紅衛兵，孔丹也是紅衛兵，他們還占領過時任公安部長謝富治領導下的公安部。”
在“五一六通知”出台前，中共高層已圍繞文藝批判和政治路線問題出現爭議。1965年底，曆史學家吳晗創作的曆史劇《海瑞罷官》遭批判，相關討論隨後由文藝問題逐步擴大至政治領域。此後，北京市委與“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試圖將討論限製在學術範圍內，但毛澤東對此表示不滿。1966年春，中共高層開始調整文革工作部署，“五一六通知”隨後出台。
王繼認為，文件中強調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內容並非新提法，而是在此前政治運動中已經長期存在。
王繼對記者說：“六十年代的時候這些都已經說過了，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些東西，沒有什麽新鮮的。隻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運動公開化、武器化，更有攻擊和破壞力，可以把一切東西，包括還裝點樣子的法律，都踩在腳下。”
王繼將反右運動、大饑荒和後來的文革視為一條連續軌跡。他說：“如果反右能夠建紀念館，或者三年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情，有紀念館，有反思和懺悔，那就不會有文革。甚至不會有八九六四，也不會有後來封國封城。”
“四清”之後的第一代紅衛兵
1963年至1966年，中共開展“四清運動”，主要內容包括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文革啟動前後，各地工作組進入學校和基層機構。當時社會還存在“紅五類”“黑五類”等政治身份劃分。
另一位接受采訪的中國獨立作家程政，其父親在文革期間擔任礦長。程政認為，今天很多討論把紅衛兵和造反派混為一談，忽略了文革內部不同階段的變化。
程政說：“因為我們之前‘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在‘四清’工作組領導下，也就是劉少奇、王光美他們派出去工作組領導下，各地‘文革’一開始打擊的，依舊是以前曆次運動打擊的‘五類分子’，傷害的還是這些人。”
他說，文革初期遭受衝擊的仍是曆次政治運動中的對象：“這是文革初期的曆史。這才有北京打死那麽多老師、校長。那會兒第一代紅衛兵，在各個地方基本還是‘紅二代’為主，我們稱之為第一代紅衛兵。”
“炮打司令部”與第二代紅衛兵
1966年8月，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程政認為，這成為文革內部的重要轉折。程政說：“毛澤東發動文革，本來針對的是劉少奇以及整個文官係統。但是毛澤東發現整個運動又被他們帶偏了，這才有了《炮打司令部》。”
程政認為，此後鬥爭方向發生變化：“《炮打司令部》裏麵直接說，要揪出黨內赫魯曉夫，睡在我們枕頭邊上的赫魯曉夫。針對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不是針對那些群眾。”
程政表示，此後出現第二批紅衛兵，也就是後來被稱為造反派的群體：“這裏麵有很大一批人，是建國17年來曆次運動裏麵受歧視、受打壓的年輕人。他們十幾年來對製度充滿不滿。當老毛號召群眾起來批鬥這些官僚、這些當權派的時候，民間覺得終於有機會造反了，而且是名正言順響應毛主席號召。”
“一個地方分成兩派”
隨著群眾組織不斷分裂，各地開始出現“造反派”與“保皇派”兩大陣營。提及“保皇派”，程政說：“保皇派就是保護這些老領導的派別，也形成自己的組織。這樣兩派開始武鬥，兩派都在各地搶槍。這都是我們同齡人在少年時候親眼目睹過的事情。”
1967年至1968年間，武漢、重慶、廣西等地相繼出現武鬥和流血事件。部分地區甚至出現搶奪槍械和軍事衝突。
程政回憶，當時大多數人並無法看清高層政治變化。他說：“連那些被打的人，一樣不敢背叛毛主席。隻有極少數高層的人，可能劉少奇身邊這些人才看得清楚。民間怎麽可能看得清楚宮廷鬥爭？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九一三以後開始變化”
1971年9月13日，中共官方宣布，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在出逃途中墜機身亡。程政認為，真正大麵積開始反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說：“真正大麵積開始思考：毛這個事情做得到底對還是不對，嚴格意義上說，是九一三以後。”
江西文史學者李建國接受采訪時說，如果把十年文革分成兩個階段，林彪逃亡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他回憶說：“那時候，我在參加生產隊會議，支書傳達九一三事件，說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我們覺得很奇怪，林副主席為什麽要逃跑，我們怎麽都想不通。從那以後，我們開始懷疑中央領導人出現鬥爭。”
李建國的父親在文革中被當局打成“牛鬼蛇神”，先後被囚禁近20年。他說：“我父親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就被他們囚禁審查，1966年被送進牛棚，1974年春季前才被放出來，三年後才被‘摘帽’。”
李建國說，父親被指控的罪名完全是無中生有：“說他惡毒攻擊江青，惡毒攻擊毛主席，閉著眼睛喊毛主席萬歲，就把他從牛棚轉到監獄。我家經濟來源全靠我父親，我爸被關，我隻好住到農村姑姑家，總算有一口飯吃。”
後文革時代仍在討論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一個月後，華國鋒與葉劍英等人抓捕“四人幫”，文革進入尾聲。1981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作出正式曆史結論，並將其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十年內亂”。
作家王繼說，他當天（17日）在微信發布一段話，立即被屏蔽：“我說如果把反右建一個紀念館，建文革紀念館，五一六周年是昨天，我知道我是被關注的，有四五個帖子也封掉了。”
比較60年前的文革與當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王繼說：“文革從來沒有結束過。我們一直處於文革中，隻是時而激烈、時而表麵化一些，時而隱蔽一些。我一直是這個觀點。”
作家程政則提出另一個說法：“我不把今天稱為後文革時代。如果叫文革後時代，那意味著文革結束了。但你又不能說現在完全是文革時代。其實一切都沒有變，隻是處理方式、控製方式改變了，控製權力的方式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