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冷遇、拉美熱捧，這首相什麽來頭？

【導讀】上世紀30年代，全球曾掀起一波“空間堡壘化”的潮流，列強紛紛謀求建立排他性的勢力範圍，最終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一浪潮中，眾多列強效仿的對象，正是美國在西半球建立的霸權形態。時至今日，隨著“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的出台，西半球的“堡壘化”已成為美國的既定方針。這一趨勢，勢必刺激其他區域采取類似行動。“西半球”因此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成為一種空間霸權範式的象征。

岌岌可危的桑切斯，

為什麽能把拉美左派叫到巴塞羅那開大會？

——“西途東歸”：弗朗哥趕走的人，九十年後回來了

隨著極右翼浪潮席卷西方，左翼政治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丟城失地，歐洲進步力量陷入了一種集體性的方向感危機——它們需要一個新的精神中心，一個能夠宣告“我們還在、我們還能贏”的舞台。然而，最終站出來承擔這個角色的，不是巴黎，不是柏林，不是布魯塞爾，偏偏是一位在歐洲盟友中無足輕重、在本國民調中岌岌可危、靠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政黨的外部支持才能維持少數派政府運轉的西班牙首相——佩德羅·桑切斯。“我們將向那些自以為高枕無憂的人施壓——向貪得無厭的億萬富翁施壓，向拿人們住房炒作投機的人施壓。”（“We will put pressure on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completely untouchable. On billionaires with unlimited greed. On those who speculate on people's homes.”）這是4月18日桑切斯在巴塞羅那峰會上說的話，台下坐著來自四十餘國的六千名左翼代表。

這是“全球進步動員”大會的現場，它被媒體稱為“左翼版CPAC”。就在同一個周末，桑切斯還主持了第四屆“捍衛民主”峰會，巴西總統盧拉、墨西哥總統謝因鮑姆、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悉數到場。兩場大會前後腳舉行，共用一個會場，合用一套話語：對抗極右翼，捍衛多邊秩序，向科技億萬富翁開征財富稅。

這場大會，有一份缺席名單，比出席名單更能說明問題：英國首相斯塔默沒來，丹麥首相弗雷德裏克森沒來，德國、法國、荷蘭的中左翼領導人幾乎全部缺席。這個缺席名單揭示了一個問題：在歐洲政治格局裏，桑切斯算不上一號人物。西班牙社會黨在歐洲議會的體量有限，它在布魯塞爾的實際話語權，與西班牙4700萬人口的體量長期不對等。德法荷北歐的中左翼當家人，不需要跟桑切斯一起開會來為自己“充電”。

那麽，一個在歐洲主流盟友中分量平平、在本國正打著防守戰的首相，憑什麽能夠動員左派力量，把盧拉、謝因鮑姆、佩特羅從大西洋彼岸請到巴塞羅那，且對方欣然赴約，軍禮相迎，簽署協議，發表聯合聲明呢？

理解這場大會，就要先理解它試圖回應的壓力——門羅主義。這個1823年誕生的原則，起初打著“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旗號，隨後一路演化為美國獨霸西半球的排他性法則。到了今天，特朗普政府推出“新門羅主義”政策。看似咄咄逼人的戰術，卻是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收縮：白宮試圖甩掉一部分全球包袱，通過聚集有限的力量，控製整個西半球。

麵臨關稅施壓、金融斷供以及政權顛覆威脅的拉美左派，急需在國際上尋找發聲支點，應對美國構建的地緣政治壁壘。在布魯塞爾話語權有限的桑切斯，剛好接住了西半球的需求。而這種“剛好”並不是現實偶然，它有著近九十年的曆史根源。

1939年4月，弗朗哥的軍隊進入馬德裏。西班牙共和國倒台，近五十萬人踏上流亡之路——工人、知識分子、工會組織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帶著內戰失敗的創傷與未竟的理想，向海外流散。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去了西半球。墨西哥總統卡德納斯不僅接收了共和國流亡政府，更主動為其提供財政支持，視之為革命原則的體現。智利、阿根廷、委內瑞拉、古巴，整個西班牙語美洲接納了一波又一波操著卡斯蒂利亞語的流亡者。他們落地生根，加入本地工會，創辦報紙，在大學任教，把歐洲左翼的組織經驗與思想譜係，一層一層植入拉美的政治土壤。

這是編織進整個拉美左翼運動血脈裏的曆史。聶魯達為西班牙內戰寫下《西班牙在我心中》，切·格瓦拉的革命辭典裏有加泰羅尼亞工人民兵的回聲，馬爾克斯的馬孔多小鎮飄著內戰流亡者的幽靈。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流亡者的傳人參與了拉美各國的工人運動與政治鬥爭；21世紀初，盧拉第一次當選巴西總統，查韋斯、莫拉萊斯、科雷亞前後上台，他們所繼承的政治語言與組織傳統，與那批當年從巴塞羅那出走的流亡者有深刻的精神淵源。這是一段共振與反哺的雙向關係：西班牙左翼在最黑暗的年代把種子帶進了西半球的土壤，幾十年後那片土壤長出了拉美進步運動的主幹，反過來給歐洲左翼提供了精神資源與政治想象。

這段曆史的沉澱，是斯德哥爾摩複製不出來的，是哥本哈根複製不出來的，是柏林同樣給不了的。桑切斯有，因為西班牙有，因為1939年那批人把這筆革命遺產帶去了西半球，又在漫長的歲月裏讓它長大，西途東歸。

所以，當2026年4月盧拉帶著巴西代表團飛回巴塞羅那——弗朗哥把左派趕出的那座城市，在九十年後迎接了流亡者後代的歸來。這種曆史情感的重量，才是這場左派大會召開的底蘊與底氣。

當然，底氣歸底氣，這場大會同時也是一筆現實政治的生意，而且算盤打得相當響當當。

在歐洲的真實政治光譜中，桑切斯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激進左翼，而更像是一個深諳妥協的實用主義者。他展現出了一種極其精巧且似乎充滿矛盾的機會主義身段：他可以在拉美左翼麵前高舉反抗“唐羅主義”的大旗，甚至在經濟層麵順應多極化趨勢向中國靠攏；但在歐洲內部，他卻同時在積極呼籲加強歐盟的軍事化，甚至不忌諱與意大利的極右翼政權進行戰略妥協。這種姿態說明，把拉美左派請到巴塞羅那，是一次策劃之中的地緣對衝策略。

過去數十年，西班牙對拉美的經濟滲透極為深厚。桑坦德銀行與西班牙對外銀行兩家機構，2024年僅從拉美地區獲得的淨利潤就超過80億歐元；電信巨頭電話公司在整個西語美洲布局龐大；西班牙企業在拉美能源、基礎設施領域長期持有重要份額。這意味著西班牙的國家利益與拉美政治生態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捆綁。然而自 2025 年起，美國政府加大在拉美的戰略投入，推行“唐羅主義”式的排他性政策，通過關稅施壓、金融手段重組拉美國家的外部依賴，係統性排擠歐洲在拉美的資本。對西班牙來說，這不隻是意識形態上的不舒服，更是真金白銀的利益威脅。

把“捍衛民主、反對幹涉”的進步話語轉化為維持拉美影響力的外交工具，用曆史情感的紐帶對抗美國資本的競爭壓力。可以說桑切斯足夠聰明，知道意識形態的旗幟是最省錢的地緣杠杆。

諷刺的是，峰會的另一位實際主辦方，是亞曆山大·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喬治·索羅斯之子。峰會結束後，他在社交媒體發文，稱“很榮幸在巴塞羅那接待了如此多傑出的領袖”，配圖是他與桑切斯並肩而立的照片。一場高舉“反對極右翼、捍衛進步價值”旗幟的政治大會，最顯眼的金主之一，是華爾街背景的國際私人基金會。它對抗的那個世界，與資助它的那個世界，是同一個世界。

這不隻是索羅斯一個人的問題，它是桑切斯這套“捍衛多邊秩序”話語的係統性困境。他們所捍衛的那個多邊主義，是戰後美國主導下建立起來的——聯合國、世界銀行、IMF，這套體係的每一根梁柱裏，都預埋著門羅主義的鋼筋。在這個框架內“對抗極右翼”、“重建多邊合作”，本質上是在修繕一棟由霸權所支撐的房子，而不是另起爐灶。薩米爾·阿明早就說過，一個沒有社會主義原則主導敘事的多極世界，不過是把現有的結構性矛盾從單極分散到多極——架空聯合國、國際法的問題，換一套多極框架，照樣會繼續存在。對照之下，中國在南南合作框架內推進的新多邊主義，在原則設計上避免了這套霸權體係的內在邏輯。桑切斯站在巴塞羅那的台上，高喊捍衛多邊秩序，卻對這個秩序本身的結構性缺陷隻字不提。這或許是他的精明，也恰恰是他的局限。

西途東歸：弗朗哥種的因，桑切斯摘的果

弗朗哥在1939年把西班牙左派趕出了伊比利亞半島。他大概沒有料到，九十年後，那批流亡者在西半球埋下的政治種子，會被一位公文包裏裝著司法調查文件、民調數據令人憂慮的社會黨首相重新兌換成現實資本，請回巴塞羅那，坐在攝像機與閃光燈前，宣布要聯合起來改變世界。

九十年前，弗朗哥的槍炮把西班牙左派逼退到拉美，西班牙左派們從巴塞羅那向西流亡，帶走了失敗和理想；九十年後，麵對美國“新門羅主義”的地緣壓力，他們的後代從西半球向東飛回巴塞羅那，帶來的是選票、人口、話語權，以及一段未竟的故事。這或許是桑切斯欲以塑造的西班牙贏學，然而最終能不能贏？——

任何企圖打破“門羅主義”霸權體係的舉動，都可能麵臨巨大的反彈。這條橫跨大西洋的曆史紐帶，到底能不能穿透大國用強權和資本築起的地緣高牆？這場大會究竟是左翼複興的號角，還是一批各自岌岌可危的領導人在國際舞台上完成的一次集體自我打氣？要看的不是大會上那份措辭周全的聯合宣言——要看的是盧拉今年秋天能否守住巴西，桑切斯明年能否守住馬德裏。

會場裏的掌聲，從來都不算數。街頭的選票，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