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訪華前夜，美國對華"操盤手"為何集體換血？

【導讀】當傅高義、芮效儉、蘭普頓等老一代“中國通”逐漸淡出，一批更年輕的新麵孔正在美國對華政策圈崛起。他們出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幾乎沒親眼見過冷戰，在21世紀才開始研究中國——他們看到的，是一個經濟飛速增長、政治體製獨特、敢於與美國正麵競爭的中國，而非那個改革開放初期渴望融入世界的國家。於是，一個根本性分歧浮現：老一代堅信“接觸”政策雖不完美但卓有成效，新一代卻斷言“接觸”已經徹底失敗。前者強調合作共贏，後者主張以“競爭”甚至“取勝”定義對華關係。

在這篇發表於《當代美國評論》的最新研究中，作者蔡泓宇係統梳理了20位代表性新生代“中國通”，將他們劃分為“秩序內共存派”“秩序內致勝派”“秩序間共存派”“秩序間致勝派”四個陣營，揭示了他們與老一代在“中國威脅論”、對華策略等關鍵問題上的深刻裂痕。

更重要的是，這批新生代學者正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影響國會立法、塑造輿論環境，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實際“操盤手”。讀懂他們的立場與分歧，才能真正預判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

本文原載《當代美國評論》2026年第1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

的代際轉換及政策影響

自2015年以來，美國國內掀起了新一輪對華戰略大辯論。伴隨這場辯論的，是美國學界“中國通”出現的代際轉換(Generational Shift)現象。一批持更強硬立場的新生代“中國通”逐步崛起並開始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本文重點關注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的立場及其與老一代的差異，分析造成差異的動因，討論其政策影響，為理解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未來走勢提供參考。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的立場及陣營

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在概念界定上有三個關鍵詞。第一個是“新生代”，即本文研究的這一批學者要與老一代學者區分開來。判斷一個學者在代際上是“新”還是“老”的標準是其開啟職業生涯的時間，本文將2001年及以後進入這一領域的學者定義為“新生代”，理由是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該事件代表了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頂峰。老一代學者在2001年已經處於職業生涯的高峰期或下行期，而新生代學者通常剛剛開啟職業生涯，這種入職的時間差也間接影響了他們對“接觸”的看法。

第二和第三個關鍵詞分別是“學界”和“中國通”。“學界”主要指的是當前和曾經在美國高校或智庫等機構工作的學者或專業研究人員。而所謂“中國通”，本文認為應當包含兩類人：一類是專門從事中國國別研究或中美關係研究的學者；另一類是關注戰略、安全和經貿等功能性或政策性議題的學者，但他們往往優先關注中國在這些議題上的政策或行為，以及中美兩國圍繞這些議題展開的互動。上述兩類人中，大部分人都擁有政府任職的經曆，僅有部分未曾在政府任職的“純學者”。

表1列舉了在上述標準下篩選出的20位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的代表人物。根據這些新生代學者在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目標和手段上的立場差異，可以將他們劃分為以下四個陣營。

(一)秩序內共存派

秩序內共存派將與中國“共存”視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最終目標，提倡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內，並通過秩序本身對中國施加約束與限製，同時提倡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引導中國對美合作。這一派別的代表性學者包括白潔曦、何瑞恩、金沛雅、葛維茨、韓美妮、林洋和麥艾維等。

白潔曦指出，美國應接受自由主義和非自由主義國家同時存在，同時美國的外交政策也不應落入盲目反對中國的陷阱。對於美國而言，好的政策應當以維護自身利益為目標，而非削弱中國的利益或優勢。何瑞恩認為，正確的美國對華戰略應當是維護一個“能夠保障美國安全與繁榮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應包含而非排除中國，其目標是讓中國意識到，如果其維護現有國際秩序，就可以得到國際社會對其崛起的廣泛認可。林洋認為，美國需要以長遠的眼光看待對華競爭，在提升盟友關係與增加軍事投入的同時，要與中國保持接觸與對話，擴大與中國的民間交流，鼓勵更多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韓美妮將“正確的美國對華戰略”概括為“限製、利用與競爭”，即限製中國對美國社會施加影響、利用中國日益增長的能力應對全球性挑戰，以及增強美國與中國長期競爭的能力。金沛雅指出，美國應當維持一種持久的美中關係。這種關係能夠讓兩國在競爭中保持克製，利於美國的繁榮與發展；而實現該目標則需要美國超越當前僵化的競爭模式。總的來看，他們基本都支持在現有國際秩序下的對華接觸，或者追求一定程度的對華合作。

(二)秩序內致勝派

秩序內致勝派認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應當以“取勝”為目標，而“勝利”的結局通常是推動中國的治理方式發生徹底改變。在手段上，這一陣營仍然強調中美在現有秩序內展開互動，通過強化美國在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來對華施加壓力，同時維持與中國的必要合作，進而等待中國內部發生變化。紮克·庫珀、哈爾·布蘭茲等是這一陣營的代表人物。

庫珀和布蘭茨認為“競爭性共存”的概念存在相當大的問題，其原因在於，這一概念對中國改變其政策仍然抱有期望，但隻要中國的政治體製不變，中國的政策就不會軟化。同時，“競爭性共存”期待中國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但中國卻將該秩序視為對自身生存的根本性威脅。因此，美國對華戰略的重點應當是推動中國國力衰落或轉變政治體製，進而喪失與美國博弈的能力。但庫珀也承認對中國實施政權更迭將帶來很多問題。因此，他提出了一個階段性目標，即在中短期內保持中美關係穩定以規避風險，同時等待中國在未來發生根本性變革。該目標能夠確保美國不必在“推動政權更迭”與“與中國共存”之間做出選擇，而是同時為這兩種可能性做好準備。

在兩國互動方麵，布蘭茨和庫珀強調，美中競爭的最終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華盛頓能否爭取到“誌同道合”的國家，進而將中美雙邊競爭轉化為多邊博弈。他們將這種手段稱為“集體施壓”(Collective Pressure)策略，其核心是在現行國際秩序下通過組建廣泛的聯盟對中國施加集體壓力，削弱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這種策略的優點在於，美國可以根據中國的實力變化或“挑戰”現行秩序的程度，通過調適其與盟友關係的緊密程度來動態調整對華施加的壓力，同時為中國對外政策的轉向預留空間。

(三)秩序間共存派

秩序間共存派同樣認可中美兩國的“共存”無法回避，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也將在這種情況下開展。但是該陣營普遍將中美戰略競爭視為兩種國際秩序的競爭。他們強調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手段已經不再奏效，因而應在秩序層麵對中國展開競爭、進行壓製。這一陣營的學者的代表人物有杜如鬆、伊萊·拉特納、柯伯吉、梅慧琳以及秦江南等。

關於中美競爭的本質，杜如鬆認為，中美競爭的本質是決定國際秩序性質的秩序競爭。他認為，中國對於美國軍事同盟、經濟機製、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等現有國際秩序的要素感到不滿，並著手在這三個領域削弱美國主導的秩序。拉特納提出，中國崛起的後果是世界上出現一個由中國主導的、所謂“非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其特征包括由中國軍事力量支配的南海和東海、地區國家不敢反對或質疑中國的偏好、中國取得對區域多邊機製的議程製定權、中國可以製定有利於自己的貿易和投資規則等；這種秩序對美國而言是破壞性的。

關於美國對華競爭的目標以及手段，杜如鬆認可中美應當“共存”，但這種“共存”不取決於中國內政狀況或者美中關係態勢，而是要以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式“共存”。但是，中國的規模優勢可以讓其憑借卓越的工業能力、技術創新和軍事實力來主導“共存”的條件，這顯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美國應當最大程度地發揮聯盟體係的規模化優勢，與中國爭奪“共存”的條件。柯伯吉也認為，美國應當接受中美關係將長期競爭與敵對的事實，但仍然可以通過形成足夠的實力均衡來避免衝突並管理中美關係。在柯伯吉看來，美國需要提升亞洲地區的優先性，將軍事資源集中至第一島鏈內，為盟友構建足夠的防禦能力，打消北京企圖瓦解美國聯盟的念頭。秦江南提出，美國應該避免損害聯盟關係的單邊主義外交，重振國防工業基礎，同時不要過早地與中國展開高層外交，也沒有必要主動尋求與中國合作。梅慧琳提出，中國的目標是將美國趕出“印太地區”並確立自身的主導地位，同時在全球與美國抗衡。對此，美國應該專注於提升自身實力和影響力，捍衛其主導下的國際秩序，投入更多資源來支持盟友，最終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夥伴。

(四)秩序間致勝派

秩序間致勝派在美國對華競爭的目標上強調“取勝”，但在手段上更加激進，強調從國際秩序層麵對中國進行孤立、排斥和對抗。博明、馬修·圖平等是這一陣營的代表人物。

博明提出，中國長期以來利用美國“自由開放社會”的特點而發動“政治戰”，其特點是旨在滲透並顛覆競爭對手社會和政治製度的信息戰和影響力行動，重點是對外國精英實施“統戰”工作。圖平認為，對中國而言，鞏固國內政治安全的前提是重塑國際秩序。

關於美國對華競爭的目標，博明等人指出，美國不應該僅僅滿足於管控競爭，而是必須在競爭中取勝。這種勝利意味著中國將放棄謀求戰勝美國及其盟友，以及中國人民可以自主探索新的發展和治理模式。關於美國對華競爭的手段，博明提出，美國需要主動在中美關係中製造“摩擦”，包括一些強硬的言辭和政策。這些言論和行動可能會讓人感到不舒服，但是美國可以通過這些“摩擦”明確告訴中國何種行為將會付出什麽樣的代價。圖平基於成本和可行性兩個變量對四種對華策略進行了評估，認為“政權更迭”和“美國妥協”的成本過高，而“說服中國”已經失敗，因此剩下的唯一選項是“與中國徹底脫鉤，並建立一個孤立和排除中國的國際經濟體係”。可以看出，這一陣營的學者持有一種更加極端的中國觀。

▍美國學界新、老“中國通”的立場差異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的四大陣營在中國問題上雖然各有差異，但也有共性。同時，美國學界也存在以傅高義(Ezra F.Vogel)、芮效儉(J.Stapleton Roy)、蘭普頓(David Lampton)等為代表的老一代“中國通”，他們當中既有學者也有長期負責涉華事務的前官員。梳理發現，美國學界新、老“中國通”在“接觸”政策、“中國威脅論”以及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等三個方麵分別形成了各自的共識性立場，且這兩種共識性立場呈現相互對壘的態勢。

(一)關於如何看待“接觸”政策及其效果的立場差異

新生代“中國通”普遍持有一個立場，即“接觸”政策沒有實現既定的目標，因此是失敗乃至錯誤的。例如，拉特納等人撰文指出，“接觸”政策並未如預期那樣影響中國；外交和市場的力量並未帶來中國政治和經濟的自由化，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也未能約束中國的對外行為，因此美國需要重新檢視其對華戰略的基本假設。布蘭茲認為，冷戰後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了，美國未能成功地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係，也未能改變中國的行為或政治格局。白潔曦表示，近年來中國的內外行為“粉碎了”西方對中國最終會擁抱自由主義的期望。博明認為，通過幫助中國致富，就能削弱中國對經濟、人民和政治的控製，從而為中國逐步融入西方世界創造條件的觀點是一個誤判。梅慧琳提出，“靠經濟相互依存促使中國的內外政策趨於溫和”的預期是錯誤的，因為中國在構建和運用自身力量等方麵的觀點與美國截然不同。他們認為，“接觸”政策最大的缺陷在於，其設計者並未考慮到，如何對中國超出預設框架的行為進行回應；而正確的戰略應當是從一開始就防止這種可能性的出現。

相較之下，老一代“中國通”普遍反對“接觸”政策失敗論。芮效儉認為，對“接觸”政策的否定反映出美國未能用長遠的眼光看待中國的變化，進而忽視了“接觸”政策效果的漸進性。他認為，雖然目前來看“接觸”政策尚未完全實現它的預期，但已經在中國引發了相當大的變化。董雲裳(Susan Thornton)認為，“接觸”政策推動了中國經濟大規模增長，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也使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2%，這無疑是人類的一項重大成就。傑弗裏·貝德(Jeffrey Bader)認為，對華接觸激發了中國經濟潛力，為美國家庭和消費者帶來了物美價廉的產品，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投資減少了美國的財政赤字，中國的發展帶動了美國經濟的繁榮。柯慶生(Thomas J.Christensen)指出，2005年以來，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美國所期待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在朝核問題六方會談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中國的幹預緩解了蘇丹的種族暴力問題，中國還推動伊朗參與核問題談判並促成了曆史性的“伊核協議”，而這些行為都符合美國的利益。當然，老一代學者中也有少部分反對“接觸”政策的人。例如，長期持鷹派立場的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範亞倫(Aaron Friedberg)曾參與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對華戰略大辯論，是“接觸”的反對者和“遏製”的鼓吹者。他認為，“接觸”與其說是一場賭博，不如說是一場錯誤，美國政策製定者錯就錯在沒有充分防範“接觸”失敗的可能性，對失敗的早期跡象缺乏敏感。

(二)關於中國是否構成“威脅”的立場差異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普遍認為，如今的中國對美國構成了一係列“威脅”和“挑戰”。從政治與意識形態層麵來看，新生代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體製與美西方的民主製度無法相容，且中國的外交政策受意識形態驅動。從軍事安全層麵看，新生代學者認為台灣是中國首當其衝的“擴張”目標。從國際秩序的角度看，新生代學者認為中國正在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並通過削弱美國的影響力、破壞美國與盟友的聯係等方式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乃至全球秩序。關於中國“威脅”的新近解釋則是近年來部分新生代學者所鼓吹的“中國崛起見頂論”“中國崛起終結論”。白明和何瑞恩指出，所謂“東升西降”的說法是一種嚴重的錯誤，中國正麵臨著經濟增速放緩、房地產市場萎縮、債務不斷上升、人口老齡化以及糧食和能源安全方麵的脆弱性等一係列問題，這將顯著阻礙中國的發展。貝克利和布蘭茲提出，曆史上中國的崛起得益於相對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正確的改革與發展策略、合適的人口結構等，但如今這些條件均已不複存在，這也預示著中國的崛起即將“終結”。這些新生代學者還稱，麵臨經濟放緩的新興大國可能會轉向民族主義和對外擴張來維持國內支持與國際地位，而領土爭端的激化、亞洲軍事平衡的變化、國內政治權力的集中等都是促使中國加速轉向對外擴張的因素。

大部分老一代“中國通”們並不認同“中國威脅論”。史文(MichaelD.Swaine)、傅高義等人曾聯合撰文指出，中國的許多行為源於其長期存在的民族主義信仰和文化態度，中國也沒有尋求在亞洲乃至全球的主導地位，中國的外交戰略並非主導某一地區，而是避免被他國主導。這些老一代“中國通”們也不認為中國在亞洲的軍事和外交政策具有侵略性，不認為中國意圖削弱美國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並破壞美國的聯盟體係。相反，他們認為中國提升軍事力量是為了防範外部可能存在的威脅，並抵禦長期存在的領土主權爭端。史文認為，中國意圖推翻全球秩序的論調有違曆史真相和學術共識，因為沒有實質性的證據表明中國試圖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且中國始終致力於維護現有國際秩序中的許多要素。史文還指出，美國政府有許多人斷言，中國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構成了所謂“生存性威脅”，但事實上沒有太多證據能夠支持這種說法。中國在軍事上仍然落後於美國，中國經濟影響力的覆蓋範圍也是有限的，中國對輸出其治理體係的興趣也不大。馮稼時(Thomas Fingar)和蘭普頓認為，近年來中國內外行為變化的根源仍然是國內問題，經濟增長放緩、人口問題、就業困難等使得中國對國內不穩定以及政權安全的擔憂加劇。與此同時，美國對雙邊關係的一係列消極行為也在不斷加深中國對美國的疑慮。

(三)關於如何處理對華關係的立場差異

美國學界的新、老“中國通”在上述問題的立場上存在顯著差異，而這種差異也引發了他們在美國應如何與中國互動等政策性問題上的不同看法。

大多數新生代“中國通”都認為，應當以“競爭”的概念來定義中美關係。在新生代學者眼中，競爭大體上包括兩方麵的含義。一方麵，競爭是強調美國應該在各個領域主動反製中國的影響或行為。例如，拉特納認為，針對中國以“破壞性”和“脅迫性”的方式來運用其日益提升的軍事能力，美國應該繼續尋求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願景”，同時采取實際行動強化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韓美妮提出，美國應當強化對中方入境人員的身份審查，包括強製性披露入境者是否與中國共產黨、中國軍方有聯係，加強網絡安全對抗與幹預以及有針對性地實施簽證限製等舉措。貝克利提出，在安全議題上美國應優先考慮對華威懾而非安撫，在貿易等議題上應該先采取“大棒”政策再考慮是否配合提供“胡蘿卜”，最後要將政策重點置於是否能夠有效捍衛美國利益，而非是否推動了美中關係友好。在台灣問題上，貝克利和布蘭茨等人認為，美國必須將主要軍事力量集中在亞洲，並減少在其他地區的駐軍，以應對緊迫的台海威脅，具體手段包括在台灣地區大規模儲備彈藥和物資，並準備好在可能出現的“戰時”封鎖中國外貿和商業等。

另一方麵，競爭是強調美國應該從內外同步提升對華競爭力，即強化對內投資與對外結盟。葛維茨提出，美國的國內政策是對華競爭的關鍵因素，美國必須對國防能力進行投資，擴大聯邦研發投資，接納更多移民。拉特納也認為，美國與中國競爭的有效戰略應從加強國內創新入手，包括加大研發投入，以及培養和吸引更多人才。杜如鬆指出，中國在戰略競爭中的最大特點就是擁有“規模優勢”，包括完善的工業基礎、強大的製造和生產能力、持久的技術創新水平以及龐大的軍事力量和武器庫等。相反，美國的體製令其不具備這種優勢，因此美國不能“單打獨鬥”，而是必須通過優化聯盟體係建立與北京相當的規模化優勢。

相較之下，老一代“中國通”們普遍反對美國采取強硬乃至極端的對華政策。即便老一代“中國通”們不得不接受中美關係的基本麵已經從“接觸”走向“競爭”的新現實，但他們並不認為“競爭”是中美關係的唯一麵向，而是更加強調合作麵的重要性。芮效儉認為，美國目前缺乏的是一種能夠向中國人民傳達的信息——我們希望雙邊關係不僅僅局限於對抗，要找到將美國自身利益與其他國家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的方式。董雲裳提出，美國政府應認識到，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對於美國的利益和全球聯盟至關重要，兩國應繼續尋找聯係與合作的方式。史文認為，中美雙方必須停止互相指責，在官方和二軌層麵開展真正的對話，就當前和未來雙邊及全球問題中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方麵進行坦誠討論，雙方領導人也應該拿出足夠的政治勇氣推動有意義的合作，從而構建一個更加積極、建設性的和平共處願景。總的看，老一代“中國通”們期望，即便中美兩國開展競爭，也應當是一種良性競爭，即中美在競爭的同時最大程度地維持在各個領域的接觸與合作，從而在政策層麵上實現更具積極意義的互利共贏。

▍美國學界新、老“中國通”立場差異的原因

美國學界新、老“中國通”的立場存在顯著差異，這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導致的。

(一)時代背景的差異

美國學界老一代“中國通”出生於上世紀四十至五十年代，他們完整地經曆過美蘇冷戰，對於冷戰期間極具風險性的大國對抗擁有清醒的認知，對和平、緩和的渴求更加強烈。大部分老一代“中國通”們親曆甚至直接參與到了中美蘇“大三角”的權力格局轉換和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他們所處的時代背景賦予了他們觀察中國在發生變化前後呈現出不同樣貌的機會，他們看到了中國從封閉排外到改革開放的巨變，也看到了美國在與中國接觸和交往後獲得大量利益。因此，他們熱切支持與中國交往，對中國發生“變化”滿懷期待與信心，對“接觸”所產生的效果給予積極肯定的評價。

相較之下，美國學界的新生代“中國通”則普遍出生於20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並在21世紀以來才開始從事中國研究，他們的視野中並不存在蘇聯的威脅，而是充斥著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強、而且越來越敢於和美國進行正麵對抗以爭取自身利益的形象。不同於老一代學者，新生代“中國通”普遍在新世紀後才開始觀察中國，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在融入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前後發生的一係列重大變化，隻看到了中國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繼續維持著高度的政治獨特性，這種時代差異帶來的視野差異影響了新生代學者的中國觀。新生代“中國通”們對“接觸”政策實現其效果的時間容忍度大大下降了，他們迫不及待地發起對“接觸”政策有效性的檢驗，認為提供給“接觸”政策的時間已經耗盡，“接觸”政策在過去無法且在將來也難以完成既定目標，因此美國應當徹底放棄“改變中國”的想法。

(二)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

與時代差異緊密相關的，是中美實力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尤其是中國的經濟、軍事、技術實力對美國形成快速追趕，兩國的差距不斷縮小。新生代“中國通”的對華觀首先受到中美實力對比變化的影響。在新生代“中國通”眼中，中國“迎頭趕上”使得中美在國際格局中的位置和結構逐步演變為“兩強”，同時，中國不僅僅是一個與美國實力近乎齊平的大國，而且還是一個政治體製、意識形態、經濟製度、治理模式等與美國大相徑庭甚至截然相反的大國。在這種態勢下，現實主義而非自由主義成為新生代“中國通”觀察中國與中美關係的指導思想，中國在他們眼中不是一個有待改造和幫助的對象，而是一個實際存在的“挑戰”與“威脅”。同時，美國新生代“中國通”們也目睹了一個綜合國力相對衰落、內部治理問題頻發的美國，這一態勢讓他們普遍產生了需要全力維護衰落霸權的“戰略焦慮”。

老一代“中國通”也看到了中美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構性現象，但不同於新生代學者，老一代學者觀察中國的指導思想仍是自由主義。在自由主義的視野中，雖然中國的實力明顯增長，但同時仍然是一個值得被“改造”的對象，美國仍然可以對中國發生“變化”保持期待。此外，老一代學者也對中美實力對比接近的背景下人為製造“中國威脅”最終可能會導致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感到警惕。2019年，傅泰林(Taylor Fravel)、芮效儉、史文、董雲裳、傅高義等學者在《華盛頓郵報》發起聯署的致特朗普政府的公開信《中國並非敵人》中指出，雖然中國的行為日趨強硬，但中國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許多中國官員和精英實際上支持對西方采取務實、溫和的態度，美國對北京采取敵對立場反而會削弱中國內部溫和派的聲音，助長民族主義強硬派的勢力，促使中國變成真正的“敵人”。

(三)中美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

在中美實力發生變化的基礎上，兩國的戰略選擇及其帶來的中美關係變化的客觀事實也是導致新、老“中國通”對華立場差異的重要原因。應當指出的是，上世紀70年代因國際體係因素的變動使得美國率先實現對華關係“破冰”，但真正驅動兩國建交的反而主要是中國國內發展的戰略選擇。鄧小平同誌恢複工作後，中國啟動了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調整。中國主動選擇融入國際秩序與美國通過“接觸”將中國拉入國際秩序的戰略目標高度契合。

建交四十多年後，中美兩國各自再次深度調整了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加強了自身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得到深化，中國的發展戰略選擇隨著黨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探索而進行了適當且必要的調整。然而，在實力差距縮小的情況下，美國學界很容易對中國發展戰略的階段性調整及其帶來中美關係的變化產生誤讀或疑慮。如今，老一代“中國通”的對華觀也受到了中美關係變化的影響，他們也注意到了中國的發展戰略正在經曆調整。但相較新生代學者來說，老一代學者開始觀察中國的時間更早，他們能夠從更長的曆史視野來端詳中國戰略調整及其背後的規律，也更容易接受這種調整是中國實力增長的必然結果。因此，老一代學者深知美國麵對中國戰略調整“無能為力”，更好的選擇是適應中國的調整。

(四)美國國內氛圍的改變與製約

長期以來，美國國內政治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關鍵變量，因此這個因素對美國學界“中國通”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總的來看，在“接觸”政策延續期間，美國政府和民間的對華氛圍尚且開放包容。在這種氛圍下，老一代“中國通”們可以較為自由地討論對華政策立場，其立場也能相對客觀。自2017年特朗普開啟對華戰略競爭以來，美國國內的對華好感度不斷下滑，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數據顯示，自2017年以來對華持負麵認知的美國民眾數量急劇上升，並在2023年達到83%的峰值。相關數字在2025年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維持在77%的高位。這使得在美國國內對華強硬成為一種“政治正確”。

美國國內嚴峻的對華氛圍對新生代“中國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方麵，對於正處於職業上升期的新生代學者來說，為了自身的發展，他們被迫或不自覺地展現出符合當下美國政治氛圍的對華競爭性立場。另一方麵，中美交流的減少和受限客觀上也固化了新生代“中國通”們偏向鷹派的立場。受製於美國國內氛圍以及美國政府的一係列消極舉措，中國學者赴美交流和美國學者來華交流的意願下降、難度增加，這使得美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更容易受到國內負麵信息和評論的影響，對中國的負麵認知也趨向固化。對於老一代“中國通”來說，他們職業生涯的高峰期已經過去，甚至一些學者在美國政策圈已經逐步走向邊緣化，因此他們無需像新生代學者那樣考慮當前美國國內氛圍是否會影響其發展前景，就中國問題表達自身立場時也沒有過重的心理負擔。

(五)學術訓練與研究風格上的不同

最後，新、老“中國通”在學術訓練背景上的不同是造成他們立場差異的一項特殊因素。許多老一代“中國通”們被稱為“漢學家”，他們的中文或許不流利，但並不影響他們對中國社會、曆史、文化等通常更容易被忽視的“軟”領域有獨到的了解，而這些領域恰恰是理解中國政策背後複雜性的前提。另外，老一代“中國通”們的研究風格偏向經驗主義和感性主義，他們與中國的政界、商界以及學界建立了緊密的聯係，在這種長期交往中也慢慢形成了對中國獨特的情感與認知。

相較之下，新生代學者們普遍接受的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專業學術訓練，他們首先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學科領域的專業人員，其次才是中國問題專家。這種學術訓練背景將新生代“中國通”培養成“冷漠”的研究者，他們拒絕以經驗主義、感性主義視角來看待中國，而是更傾向於使用理性主義的態度和社會科學方法論來解構中國。新生代學者眼中的中國隻是單純的研究對象，這份“冷漠”使得他們難以或不願意去理解中國政策背後的複雜性，導致他們傾向於采取“一刀切”的強硬方式與中國“打交道”。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的政策影響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的崛起必然會對美國對華戰略競爭與中美關係產生政策影響。本文試圖從輿論、政府與國會三個維度評估這些新生代學者的政策影響。

(一)為美國對華戰略的轉變打造輿論環境

過去四十年，美國“接觸”政策的存續有賴於一個被稱為“接觸派”(Engager)群體的支持，普遍讚同對華“接觸”的老一代“中國通”是這一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另一部分人則更多來自與中國“接觸”中獲利的美國商界人士。盡管反對“接觸”的強硬派始終存在，但並未形成主流，且在美國對華戰略辯論中也未能占據上風。一個團結和穩固的“接觸派”群體確保了長期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不偏離“接觸”政策的總體框架。

近年來，新生代“中國通”通過發表學術論文、政策評論等方式掀起了針對“接觸”政策的大規模反思與清算，相關辯論也對部分老一代“中國通”的觀點造成了影響，進而衝擊了“接觸派”群體的穩固性，導致了該群體的分裂。其中一個關鍵標誌是一些曾經支持“接觸”政策的人如今卻走到了它的反麵，例如亞洲協會中美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以及曾經陪同基辛格秘密訪華並在後來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等。與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對華大辯論相比，這場由新生代學者發起的對華辯論改變了美國學者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反接觸派”(Anti-Engager)陣營也從弱勢到逐漸占據上風。

新生代“中國通”崛起間接為美國新對華戰略的出台塑造了輿論環境。“接觸派”群體的分裂從客觀上加速了美國學界就應當采取何種對華新戰略展開的討論。這種討論不僅聚焦新戰略的競爭性總方向，還涵蓋了應該如何從政策層麵對新戰略進行概念化與操作化。討論所形成的輿論環境與特朗普政府扭轉對華戰略產生了某種“互構”關係：一方麵，特朗普政府接受了美國學界提出的、以“競爭”為關鍵詞的對華戰略；另一方麵，特朗普政府的許多政策選擇又反過來成為美國學界討論和研究的對象。總的來看，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削弱了“接觸”政策的理論根基和群體根基，為“競爭”戰略的推出奠定了基礎。

(二)進入政府直接參與對華決策

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影響政策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是通過“旋轉門”進入政府、參與對華決策。但應當強調的是，政府的決策通常是一個“黑箱”，無論其透明度多高，仍很難分辨具有學術背景的官員們在某個政策出台的過程中究竟發揮何種作用。某項政策既可能由官員們驅動，也有可能僅單純反映了最高領導人的意圖。因此，判斷學者與具體政策之間的關聯往往在於觀察其立場與政策取向是否“同頻”。

特朗普1.0政府時期的國家安全與外交團隊中並沒有典型的“中國通”。該團隊中的大多數人對中國基本沒有了解，且高級職位頻繁易主，官員們的任期普遍較為短暫。博明是特朗普1.0政府中極少數任職時間較長且對美國對華政策產生實際影響的“中國通”。在擔任副國家安全顧問後，由於其上司羅伯特·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缺乏亞洲政策經驗，因此博明基本成為白宮對華政策的核心設計者。在國安會任職期間，博明參與了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起草工作。這份報告是美國曆史上對華表述最為負麵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也從側麵反映出博明的“鷹派”立場對美國政策產生了影響。

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新生代“中國通”們開始大規模涉足對華決策。外交領域，拜登政府重建了特朗普1.0政府後期遭到嚴重破壞的中美外交溝通渠道。拜登政府推出“護欄”的概念，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和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中國同行建立了高級別溝通渠道，中美通過三次元首會晤實現了雙邊關係的止跌企穩，這些行動都與杜如鬆等人倡導的“降低風險”“管理競爭”理念高度一致。經貿領域，拜登政府基於“小院高牆”理念打造對華先進產業限製政策，這與新生代學者關於在技術的安全風險和經濟收益中尋求平衡、對“去風險”的範圍實施限製、中美兩國保持一定程度的融合等觀點也是一致的。軍事安全領域，前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在拜登政府的政策中扮演了關鍵角色。作為國防部中國工作組的負責人，拉特納從三個方麵影響了拜登政府的對華安全政策。首先是聯盟，拉特納與其同事做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推動了美國與印太盟友在能力、態勢、互操作性等方麵的進展，包括落實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核動力潛艇的AUKUS項目、將日本納入美澳聯合軍事演習、與菲律賓簽署《加強防務協議》(EDCA)等。其次是強化威懾，拉特納闡述了美國《國防戰略》在中國問題上的重點，即建立一種綜合威懾，目標是阻止大陸認為存在一種快速且低成本的對台武統方式。拉特納稱，國防部正在投資關鍵能力、加大投入開發和部署突破性技術等，為維持長期威懾力奠定基礎。最後，拉特納也參與了與中國同行的溝通與對話，強調努力確保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

(三)影響國會出台涉華法案

“中國通”們通常會通過聽證會、簡報會等方式向國會議員輸送自己的涉華觀點或立場，這些觀點有時被議員們吸收，並最終轉化為涉華法案的具體條款。例如，杜如鬆曾於2020年在美國參議院作證，闡述了通過調整美國經濟政策來應對中國“挑戰”的觀點。他建議國會應強化經濟戰略相關的信息收集、促進高技能人才移民美國、將聯邦研發支出增加四倍、采取反壟斷措施以增強美國在關鍵行業的韌性以及與主要盟伴加強科學合作等。杜如鬆的上述觀點一定程度上體現在美國國會2022年8月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中。例如，法案為美國半導體芯片行業生產、研發和人才培養提供高達527億美元的直接撥款。法案還設立“國際技術安全與創新基金”(ITSI Fund)，專門用於強化與美國盟友在半導體領域的合作。

又如，梅慧琳長期以來專注台灣問題。2023年4月，她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就台灣問題作證，對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威懾提出政策建議。梅慧琳認為，即使美國的力量投射平台能在中國的打擊中全部幸存，美國也缺少足夠的國防庫存來應對台海的戰爭需求，更遑論上述前提假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美國需要分散軍事資產的部署，提升政府與國防工業界、私營企業的協調以激發國防裝備的生產潛力。梅慧琳還重點提到應該提升台灣地區的“自衛”能力，所有涉台援助都需要優先考慮美台聯合作戰的前提。觀察2023年12月美國國會表決通過並送交拜登總統簽署的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可以發現，法案包含了多項旨在促進國防生產的條款，例如支持運用“多年度合同授權”(Multiyear Contracting Authority)工具、更及時向小型企業分包商支付款項、支持國防部加強國內戰略及關鍵材料的生產工作等。涉台方麵，法案提出與台灣地區開展實戰訓練和軍事演習以提高雙方的互操作性，為台灣軍隊製定全麵的訓練、谘詢和機構能力建設計劃等。這些條款和內容與梅慧琳聽證會上的觀點在方向上保持一致。可見，國會立法也是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發揮政策影響的一個重要途徑。

▍結語

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深化，美國學界“中國通”的代際轉換已成定局。老一代“中國通”及其倡導的對華“接觸”觀基本淡出曆史舞台，新生代“中國通”持續崛起並終將成為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競爭的“操盤手”。盡管新生代“中國通”中也存在強調對華合作的聲音，但是這種“合作”與老一代“中國通”眼中的“合作”存在重大差異。老一代“中國通”往往將合作視為推動中美關係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在新生代“中國通”看來，合作並非代表對華友好，而是基於對美國利益的清醒認知，是為了實現“共存”、管理競爭而不得已做出的選擇。

除了“新老之別”外，美國學界新生代“中國通”群體內部也展現出一種“新新之別”。“致勝派”強調在對華政策中采取更加強硬的手段，通過尋求一定程度的對抗甚至是推動“政權更迭”來實現對華戰略競爭的目標。而“共存派”則代表了一種折中的現實主義策略，主張在強化對華競爭的同時維持必要的合作，從而實現與中國在競爭中共存。如果說“新老之別”的背後更多反映出時間線索的變遷，那麽“新新之別”的背後則更多體現出空間視野的差異。說到底，“共存派”與“致勝派”的分野實際上反映出使用“全局思維”還是“局部思維”看待中美關係的兩套邏輯。在全局思維下，對中美關係的考量結合了體係與地區層次的結構視角，因此也推動“共存派”更多關注中美競爭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在局部思維下，意識形態與政治視角占據主導地位，體現出一種更為狹隘的中國觀。

總的來看，由兩黨大多數新生代“中國通”組成的“共存派”陣營在新一輪美國對華戰略辯論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與此同時，過去八年兩黨政府在對華戰略競爭的實踐中均不同程度地認可了中美兩國走向長期共存的前景。兩屆美國政府都明確表示不尋求改變中國體製，同時都力圖遵循“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的核心底線，那麽與中國的“共存”將無可避免地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前景的唯一選項。麵對一係列新變化、新現實，中國應當積極參與、主動塑造，推動中美戰略博弈逐步邁向“穩態”與“共存”的新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