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家研究機構關於人工智能可能引發一係列經濟、金融動蕩的預測報告引發關注，這份劇情演繹式的報告甚至讓華爾街的投資人驚慌失措，科技股一度大跌。盡管我們已經有了幾百年應對科技創新的經驗和教訓，當今的製度體係已遠非前幾次科技革命時期能比，但是在人工智能的不確定性麵前，我們仍然難免恐慌不安。
科技創新的反噬效應可能如何展開，應對之策可能有哪些經驗和教訓？不妨回到科技史和經濟史中，把曆史經曆當作一份“檢查清單”，看看哪些細節容易被當下的我們所忽視。
1768年的一個夜晚，英國蘭開夏郡，一群怒氣衝衝的工人撞開紡織工人兼木匠哈格裏夫斯的家門。這群人不由分說，將幾台珍妮紡紗機砸得稀碎，甚至有人還放火點燃了哈格裏夫斯的房屋。
當時，距離哈格裏夫斯製造出能夠同時紡出8根線的多軸紡紗機不過一兩年光景，他還沒有拿到專利證書，機器也沒有被大規模投入使用，隻不過是哈格裏夫斯自產自用增加了一些紡紗產量而已，但是他迅速就成為了當地不受歡迎的人。機器被毀還險些搭上性命，從驚喜到驚嚇的哈格裏夫斯倉皇出逃到諾丁漢避禍。
在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曆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拉開帷幕的。
此外，18 世紀 60—70 年代到 19 世紀 50 年代，與紡紗機、蒸汽機、蒸汽輪船、鐵路等曆史性發明創造相交織的，還有持續多年的大國爭霸戰爭、反殖民獨立戰爭和民權革命，以及市場體係、全球貿易、社會保障等製度的探索和改進。談科技革命的影響和應對，離不開這段時代大背景。
機器衝擊與時代巨變
麵對工人破壞機器的騷亂，當時的英國政府顯示出少有的預見性，在1769年就頒行了製止騷亂的法令——這一年，蒸汽機尚在實驗室，機器大規模替代人工的現象還沒有發生，瓦特本人還困於債務問題缺乏研究經費。英國的法令規定，無論單獨一個人或者一夥不法的、叛亂的人群把安裝著機器的建築物故意毀掉，都按重罪論處，犯罪人最高將被判處死刑。
然而，嚴刑峻法並沒有阻止破壞機器的事件再次發生，反而是騷亂暴力事件越來越頻繁和嚴重。從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上半葉，幾十年裏從零星幾十人的砸機器行動，到數萬人的集體暴動、遊行請願在英國主要工業區此起彼伏。
在那個機械化肇始、產業革命發軔的年代，新技術的蓬勃發展和社會的灰暗低沉幾乎同頻。1842年英國政府發布的《關於大英帝國勞動人口的衛生情況報告》為例，該報告顯示，當時曼徹斯特男性居民中約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失業。索爾福德郡一份報紙說：“麵容憔悴、衣不蔽體的男男女女，蹣跚在街道上，向人討要麵包。”由於居住環境擁擠不堪，衛生條件差，這份報告還說，1842年的“技工和勞工”平均壽命隻有17歲。【1】
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是多方麵的，除戰爭因素外，機器對勞動者的衝擊顯而易見：
第一，就業結構的變化。機器讓原來的職業技能顯著貶值，原來需要跟隨師傅學習多年才能掌握的“手藝活”，現在通過使用機器隻需要少量訓練就能完成。如此一來，勞動力的供給模式和勞動力潛在供給數量明顯改變。
比如，工廠主開始大批量雇傭婦女兒童。對於紡織工業中的某些工序來說，兒童的矮小身材、婦女纖細的手指使其成為機器的最好助手，一些需要鑽到機器下麵清理棉絮或者鑽到高聳的煙囪裏麵做清潔的工作大量使用婦女兒童。
更重要的是，相比於有成熟技能的男性工人，雇傭婦女兒童意味著更低的工資。
第二，失業。在市場需求沒有擴大之前，工廠主使用機器的目的就是替代人工、降低成本，因此，就業替代造成的失業在機器出現之初最為明顯。
同時，勞動力的大量供給也是失業的一個重要原因。工廠的高工資吸引農村移民湧入到城市和工業中心，在圈地運動中喪失土地的農民也被迫聚集城市。比如，1790年時曼徹斯特有五萬居民，到1801年數量猛增到9萬5千。當勞動力需求增長的速度遠遠趕不上人口湧入城市的速度，失業就大幅增加。
第三，工資的不對稱變化。之所以說工資的不對稱變化，是因為技術進步並沒有使工資單向上升或下降。比如，工人的工資顯著高於農民收入，隨著產業繁榮，工人工資也有上漲。但是另一方麵，產品產量增加價格下降又直接衝擊了傳統家庭作坊手工業者的收入。
在大多數工業中，上升之後跟著就是悲慘的下降。比如，英國織布工人在享受了1792年前幾年短暫的繁榮之後，一場工業危機隨即而來：工廠主為了限製可怕的失業擴大，就對在家勞動的工人規定一個最大的工作量，接下來工人織一匹布所獲得的工資持續下降。【2】加之新湧入城市的農民工寧願接受更低的工資以保證急需的生存條件，從而導致勞動力市場開始“逐底式內卷”。
更重要的是，無論在哪個年代，工資都是相對的。在19世紀的最後十多年，英國農業連年歉收，圈地運動和農民進城導致農業的凋零，英國國內糧食短缺。而且，1815年以英國為首的反法同盟挫敗拿破侖之前，貿易封鎖禁運，國際貿易受到了嚴重幹擾。因此，工資的漲幅趕不上糧食價格的騰飛，遍地響起對食物騰貴的怨言。
第四，工作和生活環境的變化。機器生產以及隨之興起的大工廠製摧毀了家庭小作坊，也將原來習慣於自由靈活工作的小作坊手工業者推進了運轉不停、規則森嚴、嘈雜肮髒又經常出現危險的機械工廠之中。隨著大量人口湧入城市和工業區，居住環境惡化，疾病流行。19世紀上半葉，英國遭遇過兩次霍亂流行病，第一次暴發於1831年至1832年，造成32000人喪生。第二次則暴發於1848年至1849年，奪走了62 000人的生命。【3】
一場社會保護的“陷阱”和製度的演進
在科技革命引起的社會巨變之際，英國政府的製度供給沒有缺位，一場對平民、勞動者的保護運動提上日程。
實際上，在工業革命開始前的兩百年，英國於1601年伊麗莎白一世時期就頒布了《濟貧法》，它為最弱勢群體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避免貧困人口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甚至在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爾·莫基爾看來，工業革命之所以能在英國而非其它國家發生，包含《濟貧法》在內的啟蒙思想原則是必要條件之一。
《濟貧法》的施救包含了一些前提條件以避免人們因可以獲得救濟而懶惰，比如，獲得救濟的人需要付出勞動，對犯懶惰罪的人會施以鞭打、烙火印或者被投入監獄般的救濟院。
進入18世紀後期，隨著貧困人口和社會騷亂的加重，也為了避免發生像法國那般的大革命浪潮，《濟貧法》更加寬鬆和仁慈，貧民不再被嚴酷地對待，即便是健壯的成年人也可以獲得救濟而且不會被投入監獄般的救濟院遭受處罰。
即便如此，仁慈的救濟製度並沒有改變人民的貧困和饑饉。到了18世紀90年代，由於糧食價格普遍持續上漲，工人的生存危機更加嚴重，搶劫商店的騷亂時有發生。
1795年5月，伯克郡的治安法官在斯品漢姆蘭小鎮召開會議商量應對之策，結論是，貧民需要比以前更多的救濟。這次會議提出了被稱為《斯品漢姆蘭法令》的救濟方案，即將救濟標準與食品的市場價格掛鉤，其最早標準為：
“當1加侖二等麵粉做的麵包價格為1先令時，每名勤勉的窮人每周必須有3先令才能維持生活，另需1先令6便士能供養他的妻子或家中其他一人。當1加侖麵包價格是1先令6便士時，則每周需4先令才能維持生活，而供養家中其他一人則另需1先令10便士。”若工資無法達到上述標準時，教區應動用濟貧稅補足差額。
《斯品漢姆蘭法令》先在伯克郡推行，很快便推行到全英國。然而，這一救濟原則推出不出數年，勞動者反而陷入難以自拔的深淵。有了這個不設前提條件的基本補貼，雇主們可以任意降低工資，因為有濟貧補貼可以將工人收入提升至最低限度以上。如此一來，勞動生產率就下降至赤貧勞工的生產率水平，這反過來又為雇主拒絕提高工資提供了理由。而且，它要求保證每個人的生存權利而不管他是否能通過工作來賺取生活所需的工資，勞動者無論是忙於工作還是無所事事都可以遠離饑餓，救濟變成了一種對懶惰的獎勵。【4】
更進一步，事情的發展超出了法令製定者的預期，對救濟的依賴就像病毒一樣會“人傳人”，申請救濟的人數與日俱增。最直觀的表現是用於補貼的開支急劇增加，這讓該項開支的來源——濟貧稅同步飆升，從1785年的200萬鎊，到1801年增加到400萬鎊，1812年已增加到650萬鎊。【5】
卡爾·波蘭尼一針見血地指出，《斯品漢姆蘭法令》這種以財政手段保障的“生存權”，反而摧毀了它表麵上旨在救助的民眾。
不過，以該法令為標準的濟貧救濟製度也並非完全負麵的作用，它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勞動者的痛苦處境，反抗機器的騷亂事件得以減少，在那個戰亂紛爭的時代也讓英國免於爆發法國那般的大革命。
後來，隨著濟貧稅上漲，納稅人怨聲載道，要求改革。越救濟越貧困的現實甚至讓受救濟的勞動者自身也意識到必須廢除無條件獲得救濟的權利。各地開始取消對貧民直接發放津貼的救濟措施，取而代之的是管理極為嚴格、具有威懾性質的濟貧院救濟，降低濟貧院生活質量的辦法也被逐漸推廣。
在《斯品漢姆蘭法令》實施近40年後，1834年，英國議會頒布《濟貧法修正案》。該法案規定身體健康的人獲得的救濟應低於最低工資標準，目的是讓窮人不敢尋求援助，除非走投無路；隻有那些願意進入濟貧院、接受集中管理和強製勞動的人，才有資格獲得救濟。這份新的《濟貧法》實施了100多年，直到1948年現代福利國家建成時才被完全廢除，對英國的政治與社會改革影響深遠。
無論是《斯品漢姆蘭法令》還是修訂後的《濟貧法》都隻是起到了緩解勞動者痛苦的作用，這些保障措施是“安慰劑”而非帶領勞動者走出困境的解藥。
在19世紀中葉，英國開始認識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局限性：自由貿易、流動性、市場門檻低及依賴競爭市場會遇上市場失靈和不平等的殘酷現實。【6】除了救濟製度之外，英國也推出了一係列的製度改革。
比如，1850年後，英國開始提供免費教育，1860年推出《食品摻假法》，這項法律加大了對消費者的保護力度。此外，議會通過了新的法案，明確公共責任，以解決人們認定的眾多市場失靈問題，貧困、失業、不宜雇傭和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平等問題被納入公共政策議程。
此外，1815年後，特別是到19世紀中後期，世界難得的長期和平也創造了消化吸收前期社會問題的條件。隨著大國戰爭的相對消弭，全球市場的逐步建立，消費需求上升特別是海外需求的擴張，市場進一步繁榮，社會總財富的增長，工廠吸納更多勞動力，失業問題減輕，工資的購買力上升，以及工會運動、民權運動等，勞動者的生活狀態和政治地位才逐漸改善。
到了1850年，英國成為世界上最發達的經濟體和頭號強國。1851年，英國水晶宮博覽會展覽了工業革命的一係列創新發明成就，人們對科技創新的敵意逐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對科技改變國運的無上信仰和追趕競爭。
AI的時代和時代的AI
人工智能浪潮洶湧而來，重複曆史，並不能希冀在故紙堆中找到預測未來的模版，更沒有解決當下問題的現成答案，回顧這段第一次工業革命與人類社會的交互史，至少可以讓我們有如下的思考：
一是超越“技術決定論”，強化“嵌套”的思維。不能僅就AI談AI，討論AI的影響離不開它所處的時代大背景。誠如19世紀初英國麵臨的大國爭霸戰爭、農業凋敝和不平等加劇，這些因素成為技術創新影響的“放大器”。而AI的時代背景又如何呢？是在全球承平之世下發生，還是在戰火頻仍的大爭之世發生？是在人口增長、勞動力剩餘的時代發生，還是在人口負增長的時代發生？是在一個收入分配公平的環境發生，還是在一個分配差距高度極化的環境中發生？
二是科技革命帶給人的影響不是線性的，而是周期的。AI浪潮之下，發展與衰退或將交織發生。特別是在AI導致的破壞大於其創造之前，部分群體大概率未獲其利、先嚐其苦。但是，人的生命是單向的，難道隻能寄望於命運的垂憐生在科技的福利期嗎？因此，當下的行動至關重要：在AI的“破壞期”最大化社會保護與人力資本投資，主動塑造其發展方向，並為可能到來的新一輪增長與繁榮儲備包容性的社會結構。
三是善意的“陷阱”不容忽視。正如《斯品漢姆蘭法令》所顯示的結局，並不是所有出於善意的製度都有好的結果。因此，必須建立“適應性治理”框架：政策應像敏捷軟件一樣，具備“監測-評估-調整”的循環能力。這意味著需要強大的社會影響實時評估體係、政策沙盒機製以及定期修訂的法律法規。我們不必因懼怕犯錯而“躺平”，但必須為可能的政策糾偏留出空間和彈性。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查了各國是否對人工智能的到來做好了準備，構造了人工智能準備指數並進行了國際比較。該指數係由數字基礎設施、創新與經濟一體化、人力資本與勞動力市場政策、監管與倫理4個分指數合並而成。總體來看，中國的人工智能準備指數排在第31位，明顯比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位更靠前，這同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先地位是一致的。【7】
當我們回望科技造福社會的曆史，莫不是將科技嵌套於社會政治經濟關係和人性之中，如果脫離這種嵌套關係，我們或將受其反噬。正如尤瓦爾·赫拉利所說：永遠別去召喚自己控製不了的力量。【8】
參考資料：
1、西蒙·沙瑪：《英國史（第三卷）》，第163頁，中信出版社。
2、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第383頁，商務印書館。
3、喬爾·莫基爾：《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中信出版集團。
4、卡爾·波蘭尼：《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第89頁，商務印書館。5、保爾·芒圖：《十八世紀產業革命》，第386頁，商務印書館。6、喬爾·莫基爾：《啟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中信出版集團。
7、蔡昉：《中國就業新趨勢：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勞動力市場》，第6頁，中信出版社。
8、尤瓦爾·赫拉利：《智人之上：從石器時代到AI時代的信息網絡簡史》，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