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朋友談了9年，因為彩禮談崩了。”
歲末年初，本是婚嫁高峰期。在返鄉見雙方父母、籌備婚事的喜悅氛圍中，一些年輕人卻因彩禮問題陷入兩難。與此同時，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了“彩禮超過5萬元建議分手”“彩禮就是買賣” 的聲音。
情感承諾與現實利益之間的拉扯，使彩禮議題成為輿論焦點。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提出整治農村高額彩禮問題，並首次提出了“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新表述。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胡衛衛長期研究彩禮問題，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過去一段時間，各地整治高彩禮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治理半徑多局限於縣域或市域。當民間婚配超越行政區劃時，本地治理的效力便大幅衰減。此次中央文件提出以文化地理邊界為依據的“區域協同治理”，“恰恰是對這一治理盲區的精準回應”。
中央首提聯動治理
春節前夕，一位網友在社交媒體上發問：“外地嫁到江西，彩禮要多少啊？”
評論區很快熱鬧起來。有人為她謀劃計算，結合兩地彩禮的“行情”，給出了接近20萬元的平均數；還有評論稱自己即將訂婚，也麵臨著同樣的問題，有跟帖熱心提醒：“勸你強硬一點，這是我走過的路，不能低於20（萬）。”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春節前湖南、湖北、浙江等多地政府發出倡議，再次重申對高額彩禮的反對態度。2月3日發布的2026年中央一號文件在提及持續整治農村高額彩禮時，更是首次提出了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表述。
中國新聞周刊梳理近年來多地整治彩禮的做法，無論是以優先入托等措施進行獎勵，還是以取消文明戶等榮譽進行處罰，又或是製定村規民約進行約束，相關措施多是由區縣市一級政府製定實施。
胡衛衛指出，這些治理路徑除了麵臨“低彩禮沒麵子”觀念根深蒂固、治理成本和反彈風險高等共性難題，近年來，隨著職業媒人的“平台化”趨勢，部分婚介從線下走向線上，利用短視頻平台跨區域撮合、規避屬地監管，男女雙方分屬不同省份，本地政策的約束力被嚴重削弱。
區域協同治理的必要性由此體現。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龔為綱的研究顯示，彩禮價格的空間分布具有明顯的區域集聚特征，彩禮水平相近的地級市往往在地理上相互毗鄰，形成穩定的區域性價格。
“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思路，與當前高價彩禮問題的空間分布特征是高度一致的。”龔為綱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他結合裁判文書網約12萬篇涉彩禮糾紛文書，並借助問卷調查和田野調研發現，高價彩禮區域中存在大量“省際毗鄰地區”，如由皖北、豫東、魯西南構成的黃淮海區域，以及陝甘寧、冀魯、閩浙贛等交界地帶。這些區域在文化特點上具有相似性，彩禮價格形成機製亦相近。但由於行政區劃分屬不同省份，政策標準與執行方式各異，給高價彩禮的統籌解決帶來挑戰。
河南豫東某縣青年準備好在訂婚宴上給女方的16.8萬元彩禮。圖/受訪者提供
胡衛衛進一步指出，省際毗鄰地區往往呈現出“通婚密集、標準分化”的結構性矛盾。現實中，婚姻市場天然具有跨界屬性。在部分交界區域，客觀上形成“向高彩禮地區嫁女、向低彩禮地區娶親”的套利空間。此外，社會文化邊界與行政邊界存在錯位。毗鄰地區往往同屬方言圈、習俗圈，婚戀流動遵循文化邏輯而非行政區劃。
在胡衛衛看來，此次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加強省際毗鄰地區聯動治理”的表述，本質上是讓治理半徑匹配婚姻市場真實半徑。這既是對人口流動與社會轉型背景下鄉村治理複雜性的回應，也標誌著高額彩禮整治正從“各自為戰”轉向“協同共治”。
如何落地？
事實上，毗鄰地區的彩禮治理已有嚐試。
2023年起，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聯合山東省菏澤市曹縣、單縣，組建 “豫魯聯姻”抵製高價彩禮跨省聯動議事協調機構，建立兩省三縣區移風易俗跨省聯動機製，通過發布倡議書、萬人簽字、青年聯誼會等活動培育 “低彩禮、簡婚禮”的婚戀觀念。
在河北省河間市二十裏鋪村，2017年就推進婚俗改革抵製高額彩禮。圖/解雪薇
在浙蘇皖三省交界處，長興縣煤山鎮與江蘇宜興太華鎮、安徽廣德新杭鎮地緣相連，長期存在高額彩禮交織蔓延的問題。三年前，煤山鎮牽頭打造三省毗鄰區“有禮鄉宴”文明實踐項目，推行“彩禮轉化計劃”。
不過，在胡衛衛看來，推進省際聯動仍麵臨現實阻力。不同地區收入水平與曆史彩禮基數差異明顯，簡單統一標準既難落地，也容易引發群眾抵觸。與此同時，職業婚介媒人開始跨區域流動，而現行備案與監管體係仍以屬地管理為主，跨省協查缺乏穩定製度支撐。此外，縣級主官主要對上級負責，跨省協作做得好是“潛績”，做得不好反易暴露本地問題，部分交界縣市存在“守界不越界”心態，基層動力不足。
針對以上困境，胡衛衛提出，相比對齊彩禮金額標準，更可行的路徑是推動毗鄰縣市互認婚俗改革示範村、互享紅黑名單，建立彩禮糾紛跨省調解機製，並把聯動實效納入省級鄉村振興實績考核，例如省級層麵可通過要求交界縣市簽訂合作框架協議，定期交換彩禮監測數據，讓“聯動”從倡議變為必須完成的履職動作。
隨著政策層麵對跨區域協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把握婚俗自治空間與公共政策介入之間的邊界，成為當前治理實踐中值得重視的問題。
胡衛衛認為，把握這一邊界的總原則應是“介入手段、不幹預目的”——政府可以對給付過程設規則、對公共成本設底線，但不替當事人定感情、不為婚姻定價。
“例如，當彩禮數額明顯超出地區常態水平，甚至需通過舉債方式完成給付時，其影響已超出家庭內部禮俗範疇，對社會風氣產生外溢效應，公共治理介入具備一定合理性。”胡衛衛特別提出，程序上應堅持行政引導與民主同意的協調配合。
在他看來，政府可以通過提供成本測算、發布倡議性標準、納入考核引導等方式傳遞治理意圖，但具體彩禮限額、宴席標準等不宜以紅頭文件強製規定，而應經由村民代表大會、紅白理事會等自治組織民主協商後，轉化為村規民約。行政指令為自治設定底線和方向，民主程序為規則賦予執行力。
他強調，手段上應多用“服務替代”，少用“懲罰威懾”。與其設卡攔截婚車、通報批評高額彩禮家庭，不如建好集體婚禮基地、讓“零彩禮”新人在宅基地審批、信用貸款、技能培訓等方麵享受可感知的優待。
從長遠看，高額彩禮治理的核心，並不在於簡單壓縮數額，而在於通過更具吸引力的現代生活方式與製度供給，自然替代陳規陋習的生存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