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返鄉種地七年又回到城市，他們遭遇了怎樣的困境？

“雨後大地”六年的變化 圖/受訪者提供

2017年，24歲的繆睫結婚，從城市回到農村。她“逃離”的理由並不清晰。她與原生家庭疏離，大學期間的某個農曆新年還是跟朋友在寺廟度過的。畢業後，她先是在江西吉安的一所村小做攝影老師，其後成為一間公益機構的翻譯。朋友相繼離開城市，她開始困惑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同時對一些人事上的虛偽感到厭煩。

繆睫的丈夫鍾敏返鄉時同樣沒那麽篤定。2013年，從城市返回江西農村時，30歲的鍾敏的心態是“試一試”。從計算機中專畢業後，他先後在贛州、廣州、武漢等地工作多年。最後一年在武漢時，他負責的項目受行情影響，工作節奏驟然放緩。白天在公司，他對著電腦看與種地有關的紀錄片，研究樸門這一種植方法，晚上回家再做兼職。這種生活狀態說不上厭惡，但也毫無驚喜。日子持續了大半年後，他做好粗略的“五年計劃”和頭幾年沒有收入的心理準備，辭了職。

繆睫與鍾敏相識於朋友的婚禮。那是2016年，彼時鍾敏已返鄉三年，在距他自小長大的贛南村子20公裏外的山上租了一塊地，取名“雨後大地”。後來，繆睫多次到訪“雨後大地”，被鍾敏的赤誠打動，她在那裏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清爽”和“平靜”。

棲居山林，吃新鮮的有機食物，住在鍾敏建造的房子裏……盡管“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但她想試試。

起初這是年輕人返鄉種地的故事。他們與不斷侵擾的病蟲害鬥爭，堅持無農藥的多樣化種植方式，種過臍橙、石榴、無花果豆角、蘿卜、薑芋等蔬果，失敗，就推倒重來，靠“雨後大地”自給自足。但故事漸漸長出了新的枝椏。隨著繆睫成為母親、開始寫作，對自我的認識更深，她決定下山，與鍾敏分開。2024年，七年農場生活結束，繆睫的非虛構作品《雨後大地》也落筆於此。

《雨後大地》於2025年出版。挖掘這一選題的文學經紀人毛曉秋說，這本書“其實是在寫十年間的人生經曆與選擇”，其中既有一個女性的成長和出走，也記錄了一段關係的破碎。

2018年，繆睫在小屋後院鋤地 圖/受訪者提供

土地給予我們的

受邀探訪鍾敏的小屋時，眼前的一切都讓繆睫感到新奇。這座占地30平方米的閣樓位於江西龍南的一座山上，從設計、挖地基，到砌牆、澆築屋頂，鍾敏花了一年建造它。

小屋的後院是菜地。得知繆睫吃素，鍾敏從地裏摘了幾根鋥亮的茄子、一把翠綠的空心菜，還有青椒。離開龍南後，她開始把自己做的菜發給鍾敏，後者也會教她如何搭配食材和做菜。

那段時間，食物正是繆睫想探索的議題之一，也是她任職的公益機構所關切的內容。通過翻譯相關研究，她逐漸了解到工業化養殖方式對動物的傷害，覺得“無法麵對”，開始吃素。

回到城市，看著超市裏顏色亮麗的蔬菜，“它們並不難吃，但也算不上多麽好吃。”她常常回想起龍南山上那頓簡單的飯菜，“不花哨，卻有滋有味。”她後來數次重返龍南，參觀鍾敏的農場。“與一眾果園不同，那裏雜草叢生，雜樹遍布。”

龍南是臍橙的產地。2014年，鍾敏接手農場時，十畝地裏六百多棵臍橙樹一覽無遺。但這與他理想中的農場大相徑庭。他一直記得最後一年工作時看過的紀錄片《食材花園》，被其中“樸門永續設計”的理念吸引，開始著手改造農場。

樸門是一種以生態係統為參照的農業和生活設計方法，強調順應地形、氣候和物種關係，盡量減少人為幹預和外部投入，讓土地形成可以長期自我維持的係統。在鍾敏的實踐中，那塊土地雖然不適合種水稻，卻可以生長各式各樣的蔬菜瓜果。石榴樹、桃樹、櫻桃樹、李樹，以及杉樹、鬆樹等，漸漸出現在農場。而無論種什麽，他都不打化學農藥、不施化肥。

“他有思考，也有自己的標準，做的事並非隨波逐流。”在繆睫看來，鍾敏做的事有創造力。她同樣渴望如此。讀大學時，戲劇課老師布置作業，“講解一個自己喜歡的繪畫流派”，班上大多數同學按部就班完成，但她覺得沒意思，思考再三，決定跳出既定範疇，做了一次“從中世紀繪畫流派到現當代攝影”的梳理匯報，最終拿到那堂課的最高分。

2017年，兩人結婚，繆睫搬到山上。此後幾年，她從都市女孩變成“鄉間農婦”。他們一同住在30平米的小屋裏，與土地和野生動物為伴，飲食多就地取材。

農場生活有歡欣，也有沮喪。最先讓繆睫不適應的，是食材的有限性。盡管農場采取多樣化的種植方式，但當季能種出來的食材不多，“幾個月也就那麽幾種蔬菜——夏天茄子、辣椒，冬天蘿卜、青菜。”當地鎮上的集市售賣的蔬菜多半也是如此，而下山進城到超市買菜又不方便。這對堅持吃素的她來說是不小的挑戰。

還有潮氣。每逢雨季來臨，繆睫覺得“整個房間都彌漫著水汽味和黴味，被子能擰出水來”。黴菌最先侵蝕木製品，木勺、木筷的黴點還沒處理幹淨，家具又開始發黴。潮氣嚴重時，“就連瓷器、鐵器和不鏽鋼製品都會發黴”。擦幹淨沒幾天，它們又會長出新的黴斑。

因大雨停電也是常有的事。這種時候，他們隻能一邊等待，一邊生火做飯。農場生活的七年間，“經曆過異常的暖冬、罕見的霜凍，洪澇將城市淹了三次。2019年的雨季更是持續了近半年。”

在山上，麵對自然，繆睫常常感到徒勞無功。

收獲山腳下的芭蕉，再背到山上小屋，“特別沉” 圖/受訪者提供

因為不打農藥，農場時不時遭遇病蟲害的侵襲。鍾敏和繆睫一同抓過金龜子、柑橘潛葉甲等害蟲，逐漸習慣了與它們共處，並用捕獲的蟲體堆肥。最棘手的是黃龍病。農場起步的那幾年，正值黃龍病在贛州大麵積暴發，鍾敏親手砍倒了600棵染病的果樹。直到2017年，他才重新種下一百多棵臍橙樹苗。2022年，黃龍病再次侵襲農場，“如果不使用化學農藥，很難防治。”他們別無選擇，隻能再次砍倒。

除了病蟲害，野生動物也會時不時到訪。白蟻尚在他們可應對的範圍之內。一旦遭遇野豬，地裏的收成便很難指望。當地不少農戶會設置陷阱捕獲野豬，他們始終沒有這麽做。

多年前，毛曉秋讀到一本日本農夫寫的《這輩子，總要當一次傻瓜》。書中，作者木村秋則返回故鄉後，潛心鑽研蘋果的栽培，經曆近10年的“顆粒無收”，最終種出完全不施農藥和化肥的蘋果。

聽說繆睫和鍾敏的經曆時，毛曉秋一度以為，這是一個中國版的“傻瓜農夫”的故事。但“雨後大地”始終沒能實現穩定量產。即使是農場收成最好的臍橙，由於黃龍病的反複侵擾，“收入最高的一年也不到10萬元。”鍾敏說。

陸續有朋友勸鍾敏換個地方種地，“這裏的基礎條件太差了。”但他覺得，即使換一塊土地，也會有別的問題。

他無法確切說出自己種地的理由，總說“不過是一種選擇”。2018年，父親意外出車禍，他不得不抽身出來，“走親戚、維護關係、求人辦事”，“這些我非常不擅長。”跟土地打交道免去了這些與人相關的消耗。“沒有期待，”他說，“我知道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等著我。”

《雨後大地》

關係的分岔

農事繁忙且辛勞。大多數時候，鍾敏在田間地頭忙碌，繆睫則在一旁“輔助”。幾年下來，她的皮膚曬得黝黑，手指愈發粗大，身心卻變得更有韌性。

發生在繆睫身上的另一變化是，她開始吃葷。

觀念的鬆動源自她養的鴨子意外溺亡。她哭得格外傷心，目睹這一切的朋友不解：“一隻鴨子死了，哭得這麽傷心？”她答不上來。其後幾個月裏，她開始重新思考自己與食物的關係。那陣子她還在讀中醫李辛的《精神健康講記》，對書中提出的“食物反映內在偏性”的說法篤信不疑——“在不適合素食的地方或者體質不宜的情況下也要吃素，是一種執念。”

幾年後，回看這段經曆，她認為吃素包含著某種極高的道德要求：既是對自我的約束，也暗含著一種道德優越感。而她對動物的關懷，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麵。鴨子的死亡撬動了她情感的開關，她意識到，自己“與千千萬萬的動物並未真正發生聯結”，那是一種靠頭腦想象出來的“虛偽的共情”。

有一陣子，繆睫曾與當地農戶合作養豬（半野生） 圖/受訪者提供

結婚頭兩年，繆睫仍在線上遠程處理編輯和翻譯工作，後來她懷孕、生育，工作逐漸中斷。2021年年初，女兒小碗降生。山上蚊蟲多，繆睫常常追在小碗身後打蚊子，女兒還是免不了被叮得渾身是包。她向鍾敏抱怨，對方隻是淡淡地說：“咬一咬沒事的。”

成為母親後，繆睫看到了更多自己與伴侶之間的差異。小碗一歲多時，新冠疫情仍在肆虐。一次，繆睫帶著小碗到隔壁奶奶家串門，鍾敏知道後，堅持要她回公婆家自我隔離，“但不包括小碗”。她不認同鍾敏對風險的判斷和控製方式，卻無力反抗。那天是除夕前夜，她氣鼓鼓地獨自下山走去公婆家。

現實層麵的壓力悄然累積。農場的收入並不穩定，經常有半年處於幾乎毫無產出和收入的階段，盡管兩人的物欲都不高，但這還是讓身為母親的繆睫非常不安，她渴望工作——一份穩定、可預期的收入來源，更多人與人的聯結。

更深的分歧源自兩人對孩子的教育和未來生活地的規劃。繆睫希望小碗以後離開農場，到城市接受教育。鍾敏卻認為，“學校教育不是最主要的，家庭教育才是。”鍾敏曾說，小碗長大了就到鎮上或縣城裏讀書，而這點“完全超出了”繆睫的接受範圍。

小碗兩歲多時，繆睫帶著她到鎮上趕集。看到同齡的孩子，小碗便“挪不動了”。“她已經顯露出想跟同齡夥伴一起玩的興趣，而且我們也需要從育兒勞動中解放出來。”繆睫想過獨自下山找工作、夫妻分居兩地的方案，被鍾敏否定，他認為這是“向外求”。兩人數次討論下山的問題，始終以一方不情願、另一方無可奈何告終。

鍾敏察覺到了繆睫身上的變化。比如她的興趣愛好一直在變，兩人初識時，她對做飯產生興趣；後來又熱衷於學習中醫；再後來，開始係統接觸華德福教育和生命傳記相關的課程。在鍾敏看來，兩人最大的不同在於，“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她嚐試了很多事。”

兩人聊到下山後的責任分配和花銷時，鍾敏希望由繆睫主導，但對方無法按他的期待給出明晰的方案。有時爭執得凶，正在做飯的繆睫氣得放下鍋鏟轉身離開——這讓鍾敏覺得她無法承擔責任。

爭吵中，繆睫常常感到喘不過氣。在山上，除了鍾敏，她交流最多的人是鍾敏的表妹。她曾向鍾敏抱怨自己找不到說話的人，對方說：“龍南住了60萬人，你都找不到一個跟你聊得來的？”

2023年夏天，《雨後大地》簽訂正式合同前，毛曉秋第一次在上海見到繆睫。那天她穿了一條牛仔褲，齊鎖骨長的頭發規整地散落在肩上，“看起來非常文藝。”兩人聊山上的日子，還有家庭生活。繆睫的表達欲格外旺盛。毛曉秋當時隱隱覺得，“她肯定是要下山了。”半年後，陪小碗過完三歲生日，繆睫獨自下山。

這個決定並非一時衝動。成為父母前，兩人的分歧已經初露端倪。2018年，繆睫接到一個翻譯工作，準備下山。鍾敏也想跟著去，她不同意。兩人一度僵持，最終各退一步，選定某個折中地當作散心。之後，繆睫繼續出差，鍾敏返回山上。

在他們生活的龍南，兩人曾是許多外人看來很恩愛的夫妻。他們在鎮上散步會手牽手，繆睫肩膀酸了，鍾敏會幫她捶肩。朋友聚會時，鍾敏總是帶著繆睫一同出席。繆睫覺得，這些都是當地女人少有的經曆。

很長一段時間裏，繆睫想努力經營好這段關係。直到爭執愈發頻密，她意識到，自己“吵架了也無處可去”。“許多女人上班、忙於家務，吵架了也還是會跟丈夫在一起，我很難去契合這種共性。”

繆睫在山下鍾敏父母家附近的田裏割稻子 圖/受訪者提供

出走之後

《雨後大地》寫了兩年。最初，這本書由兩人共同執筆，寫著寫著愈發像一本生態農業書。他們與毛曉秋幾番溝通後，決定由繆睫主筆。

2023年夏天，繆睫一度寫不下去，頭腦被離婚的念頭占據，“很難靜下來。”下山後，她花了很多時間獨處，試著療愈自己。她讀與離婚有關的書，鼓起勇氣重新打開文檔，“也算是梳理和複盤。”那段時間，她借住在天津朋友家，做英語家教，後來搬到北京。很久沒跟小碗聯絡，隻要身邊朋友提起孩子，她就忍不住落淚。

一向睡眠很好的她開始頻繁失眠。睡不著的時候，“腦子一直在轉”。7月生日那天，她什麽都沒做，哭了一下午，仿佛要把心裏的委屈都倒空。她想起小時候自己這樣哭，總被母親說是“惺惺作態”。

母親得知她離婚後，並未多說什麽，“她覺得我是‘下嫁’，還挺支持（離婚）的。”梳理情緒的過程中，她開始做心理谘詢，與谘詢師一起回溯童年的經曆，漸漸意識到，八年前走進山裏，或許也跟她與父母的關係有關。

她成長於一個離異家庭，自小跟父親生活，而父親常常忽視她提出的各種需求。很長一段時間裏，母親是她重要的精神支柱。

“這些經曆形成了我的一些性格特質：渴望未知的事物，逃離俗世的虛假。我其實從小到大沒感受過什麽是好的關係。”自我複盤時，她覺得與小碗的關係是“美好的”，但那是靠著極強的意誌和自我要求維係的，“我並不是一個充滿幸福的人。”

回到大城市後，她將對食物的關照放在了個人生活的次要位置。排在前麵的，是自我療愈，以及賺錢——為小碗攢教育經費。在工作之外，她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說錯話是常有的事。與鍾敏一樣，她覺得自己“不會來事”。

她記得一次房東突然到訪的情景，看著室友與房東之間熱絡寒暄，她無措地站在一旁。也是在跟室友的相處中，她意識到自己個性中有非常理想化的一麵。

剛認識繆睫時，毛曉秋就捕捉到了這點，“她在精神上可以冒險，但對物質生活中的風險和現實計算並不敏感，比較隨遇而安。”兩人曾聊起下山後的生活，毛曉秋提醒她：“重新找地、租房子、孩子上學都需要錢，能掙到多少錢，得先算清楚。”

令毛曉秋欣喜的是，下山近兩年，繆睫的職業發展還算順遂，小碗也順利入學了。

繆睫 圖/受訪者提供

2025年1月，距繆睫下山一年後，鍾敏告別父母，帶著小碗離開了農場。他們輾轉西安、黃山，最終落腳在杭州。夏天，繆睫從北京搬到杭州，與鍾敏在新城市共同撫養小碗。

如果不是繆睫的離開，鍾敏篤定自己會一直待在山上。2025年12月中旬，我們見到鍾敏時，他穿著紅色衝鋒衣、牛仔褲，正忙著在良渚的一塊田裏堆肥。一個多月前，他找到這塊土地，租了下來，打算在這裏開啟新的“食材花園”項目。說起這些，他顯得野心勃勃。

距這塊地不遠的一棟民宅也被他租下，繆睫搬來同住。現在，兩人既是分擔房租的室友，也是小碗的共同撫養人。

他仍記得繆睫離開那天自己的恐懼，與小時候春節假期結束、父母南下打工時他的感受如出一轍。過去一年，除了種地，他還想通了一件事：造成今天的局麵，既不是自己的問題，也不是她的。“沒有對與錯，是這兩個係統沒辦法兼容。”

不久前的一個早上，兩人擁抱了一下。繆睫背過身去擦眼淚，不清楚鍾敏有沒有看見。“他很不容易，這一切都很不容易。”那一刻，她開始與過去和解，很快又開始懷疑，“可能隻是我一廂情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