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脆弱的未來精英，終將直麵真實世界

美國頂尖高校是國家精英的培養搖籃，政界、商界、學術界、醫學界等領域的頂尖人才，半數以上均出自這些院校。然而近年來卻出現一個觸目驚心的趨勢：這些名校中申領殘障補助的學生數量持續飆升，其背後的貓膩昭然若揭。

據哈佛校報數據顯示，2014 年僅有 3% 的哈佛本科生獲批殘障特殊便利待遇，到 2024 年，這一比例已飆升至21%。

耶魯、布朗、康奈爾及芝加哥大學的本科生中，申領殘障補助的比例也達到了相近水平。

斯坦福大學的情況尤為典型：2012-2013 學年，僅有 1570 名學生向學校無障礙教育辦公室申報殘障情況；時隔不到十年，2020-2021 學年這一數字增至 3672 人，占本科生總數的 24%、研究生總數的 18%。最新媒體報道顯示，今年斯坦福38% 的本科生申報了殘障情況，其中 24% 因此獲得住宿或學業方麵的特殊優待。

這些殘障情況中，不乏肢體行動不便、視力、聽力、語言障礙及慢性疾病等傳統意義上的殘障類型，但此次人數激增的核心原因，是大批學生申報心理或情緒類問題，例如 “截止日期焦慮”“注意力難以集中” 等。

為何殘障補助申領潮在精英名校愈演愈烈，而本應出現更多殘障學生的社區大學，這一比例卻始終相對穩定？答案顯而易見：家境優渥的學生通過申報殘障認定，獲取諸多重大特權優待 —— 從單人宿舍、作業延期提交，到無電腦課堂破例使用筆記本電腦、考試額外延時等。對於並非真正有需求的學生而言，這些優待成了阻礙其心智成長的拐杖。大學課業的本質，本就應具備一定的挑戰性。

我們坦言，難以相信斯坦福大學四分之一的本科生（學術能力評估測試中位數高達 1540 分），必須依靠一係列突破通用規則的特殊優待，才能完成大學學業。更合理的解釋是，這類新增診斷源於 **“概念泛化”**：相關判定標準不斷放寬，以至於社會將正常的個體差異，或是過去所說的 “優缺點”，統統病態化定義為殘障。

這類特殊優待措施本身，往往隨意且缺乏科學依據。沒有人會反對學校為真正的殘障學生提供針對性保障，比如輪椅坡道、盲文書籍等；但考試延時、安靜的單人學習宿舍，這些福利對所有學生都有益處。隻因特權階層的學生不擅長在壓力下快速解決問題，就為其破例豁免規則，這無異於因飛行員視力不佳，就豁免其視力檢測，毫無合理性可言。

這種做法對其他學生極不公平，而這份顯而易見的不公，又會促使更多學生跟風申請殘障診斷。此舉不僅破壞了唯才是舉的公平原則，加深群體間的不滿情緒，更向有抱負的年輕人傳遞出錯誤信號：遵守規則是愚笨之舉，鑽空子才是明智選擇。這也意味著，更多畢業生步入職場後將手足無措 —— 職場從不會遷就，隻會要求他們以正常節奏履職。

令人遺憾的是，聯邦法律的相關規定，讓學校難以遏製這股亂象，更無力叫停。2008 年，國會大幅放寬了《美國殘疾人法案》中對 “殘障” 的定義範疇。

過去的殘障政策製定，始終秉持合理平衡的原則。數十年前，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會對在非標準條件下完成標準化考試的學生成績標注星號，比如單獨考場考試、考試延時等。盡管這些帶星號成績的學生難免擔心院校歧視，卻也正因這份顧慮，讓非殘障學生不敢鑽製度空子。

數十年來，為消除殘障 “汙名化”，政府出台了一係列初衷良好、卻思慮不周的政策調整，最終取消了成績星號標注。如今，是時候恢複這些約束機製了；否則，不如幹脆宣布所有人都屬殘障，徹底放棄所有規則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