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金融時報，作者約翰·普倫德是專欄作家，曾擔任多個顧問職務，包括世界銀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企業治理私營部門谘詢小組成員，並曾參與英國公司法審查指導小組的工作，該小組為《2006年公司法》的製定奠定基礎。2002年，普倫德加入Quintain公司董事會擔任非執行董事，並於2007至2009年間出任董事會主席。他目前是皮爾森公司價值40億英鎊養老基金的受托人。
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是否已陷入根本性失控？
這個問題並不誇張。最新債務數據清晰地凸顯出，我們早已脫離那種“戰時舉債、和平時期還債”的傳統財政範式。
先來看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債務占GDP比重在1946年為106%，到1990-91年已降至21.6%。但由於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比率已大幅反彈至近100%。
令人不安的現實是，相較於二戰後的幾十年，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當前經濟增長乏力，利率走高，財政赤字擴大。
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目前預測，到2055年，美國的債務占GDP比重將升至不可持續的156%。這可能削弱美國國債作為全球金融錨定資產的地位。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如果不進行政策調整，歐洲各國的平均公共債務將在未來15年翻倍，從而推高借款成本、壓低經濟增長，並引發金融不穩定。
這一切都意味著未來幾代人的沉重負擔。
當然，降低債務占GDP比重的方法早已存在。實現息前財政盈餘是關鍵政策工具。經濟增長有助於提高稅收收入、減少周期性支出，也顯著有利於減債。而保持實際利率低於經濟增長率，則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債務削減機製。
通脹引發的非正式違約同樣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政府通過強製投資者以低於市場利率購買債券的“金融壓抑”政策，也是一種常見手段（注，在央行獨立性增強的情況下，怕是很難實施）。
英國戰後經曆便是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的典型案例。1946年英國債務占GDP比重超過250%，而30年後降至42%。在巴裏·艾肯格林和魯伊·埃斯特維斯的研究中指出，從1946到1955年這段去杠杆時期，盡管工黨政府大幅擴張福利國家，英國依然持續保持較大規模的財政盈餘。
不過，債務削減的最大貢獻來自通脹，僅1946到1955年間，通脹便占了去杠杆效果的八成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自1955年起，財政紀律和經濟增長成為主要驅動力。這點令人驚訝，尤其是考慮到英國當時常被視為經濟管理失敗的典型，因為1975年曾高達24%的通脹率所帶來的效應，被飆升的利率所抵消。
如此劇烈的債務削減過程，在政治上被視為一場收入再分配的鬥爭，圍繞“割韭菜”的對象展開：是資本持有者、普通勞動者，還是企業家。
現實中，這三類人身份重迭，尤其是如今的資本持有者包括數以百萬計的養老金領取人。
如今，這場鬥爭麵臨著來自老齡化人口的額外壓力，其對養老金、醫療體係等領域帶來了高昂支出。此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氣候變化治理，也讓財政負擔雪上加霜。
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帶來巨大的生產率提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緩解債務問題？
德意誌銀行研究院的一篇報告中，馬修·盧澤蒂及其團隊參考多位主流經濟學家的估算中值，認為AI每年可能帶來0.5%至0.7%的生產率增長。
然而，他們指出，這樣的增長動能更有可能隻是放緩債務上升速度，而非徹底逆轉趨勢。因此，AI並非解決當前債務困境的“救世主”。
在這個增長越來越依賴債務的時代，政治極化與民粹主義造成了“花更多錢、收更少稅”的雙重壓力。與此同時，各國央行熱衷為市場提供安全網，卻無力抑製市場泡沫，這種“單向保護”效應加劇了問題。而央行以控製通脹為使命，使得通過通脹減債變得更加困難。隻有當通脹出乎市場預期時，才可能有效減少債務占比，否則效果會因利率隨之上升而被抵消。
因此，通脹減債現在隻能依賴央行出錯（隻有當央行沒能及時應對通脹、反應遲緩、預判失誤，才會讓“高通脹+低利率”同時存在，從而意外地實現通脹減債），或者政治主導的央行融資方式。
在更為複雜的現代金融體係中，金融壓抑也變得難以實施。實施此類政策所需的資本管製，幾乎必定會因全球金融的高度聯通而失效。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債務整頓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政治意誌，而是債券市場的嚴苛約束，這預示著金融危機和政治動蕩的到來。
瑞典經濟學家安德斯·阿斯隆德認為當前的局勢令人聯想到1929年（注，這一年是全球金融史上的重大轉折點，美股崩盤引發大蕭條，全球經濟係統全麵崩潰）。
即便認為他的看法偏激，也很難否認他所指出的問題，這局麵恐怕不會有好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