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賀一
編輯 | 阿樹
在不同國家，一個捐精者可孕育的後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製，也有各自的風險監控體係。但當精子開始跨國流通，事情就麻煩起來了，尤其是當這些精子還攜帶了某些未被識別的風險。
代號Donor7069的捐精者來自丹麥。十多年裏，他通過了歐洲精子庫（European Sperm Bank，ESB）的篩查要求，其精子被輸送至14個國家、67家診所，已確認的生物學後代至少有197人。
直到最近一項聯合調查發表，人們才發現他攜帶著一種在常規檢測中無法識別的遺傳突變，會顯著提高後代罹患癌症的風險，高達90%。目前，有些孩子已經被診斷出患癌，少數已經去世。
這並非篩查疏漏，而是一種在現有條件下無法提前識別、隻能在後代患病後才浮現的遺傳風險。真正暴露問題的，並非突變本身，而是一個人為什麽能在沒有任何預警機製的情況下，成為近兩百個孩子的生物學父親。
ESB將代號為Donor7069捐精者的精子出口到了14個國家、67家診所/圖源：德國之聲
一方麵，在現行的跨國精子庫體係中，並不存在統一的國際上限，來限製一名捐精者的精子可以被分發到多少國家、多少家庭，也缺乏對捐精者後代數量的長期追蹤。
與此同時，當精子跨越國界流通，這些信息往往是零碎且分散的。Donor7069精子存在的問題，是直到有醫生在臨床上陸續發現，一些並不相幹的孩子攜帶著同樣罕見的致病突變，進行上報後，歐洲精子庫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Donor7069的精子樣本才被終止使用。
在今天，隨著選擇捐精生育的單身女性和同性伴侶不斷增加，跨國精子庫的使用規模持續擴大，與之相伴的風險也在不斷累積。
特別是當同一份遺傳來源被反複使用、跨越國界時，問題的性質開始改變。
01優質精子選他，並不奇怪。
在歐洲精子庫（ESB）的檔案中，Donor7069化名“Kjeld”，來自丹麥，出生於1980年代。檔案顯示，他身體健康，已通過精子庫要求的醫學與遺傳篩查。在外貌與背景標簽上，他符合許多使用者常見的篩選條件：白種人，北歐外貌特征，身材高大，受過良好教育。
他的捐精行為高度穩定。記錄顯示，從學生時期開始，他幾乎每隔兩周就會前來捐精，這種規律持續了多年，直到2022年才結束。
捐精者通過代號或其個人資料上的化名來識別，對真實身份保持匿名/圖源：德國之聲
在丹麥，這樣的捐精者並非個例。作為當今全球最主要的精子出口國之一，丹麥聚集著多家大型跨國精子庫，向歐洲乃至世界各地提供捐精樣本。在這裏，捐精並未被視為高度私密或禁忌的行為，而是一種相對去汙名化、製度化的選擇。
與此同時，丹麥精子在市場上還被賦予了一層額外的“安心感”。精子庫Cryos International的創始人曾提到，當前捐精生育的主要需求來自30多歲的單身、高學曆女性。在這種生育情境下，許多使用者會格外在意，孩子是否“看起來像自己”。
他解釋說，丹麥人常被聯想到的藍眼睛、金發等特征，在遺傳學上多為隱性，這意味著這些特征必須同時來自父母雙方，才更有可能在孩子身上顯現。因此，即便跨族裔或外貌差異較大，孩子也會更接近母親的外貌。
如果不是發生在2020年的一件事，Donor7069或許至今仍會被視為一名合格的捐精者。
那一年，一位母親帶著自己的三個孩子走進了希臘一家醫院的診室。孩子們的年齡在5歲至10歲之間，先後被發現患有不同類型的腫瘤——腦瘤、疑似白血病、軟組織肉瘤。這些情況在同一家庭中同時出現，實在罕見。
接診的兒童腫瘤專家很快意識到，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隻是巧合。他為孩子們安排了基因檢測。結果顯示，三人都攜帶著同一種罕見的遺傳突變——TP53突變。這種突變會導致李—弗勞梅尼綜合征，使攜帶者從兒童時期起便麵臨極高的癌症風險。
Donor7069捐贈的精子中攜帶著TP53突變，受精後的孩子一生中患癌風險高達90%
進一步核對後，醫生發現，這三個孩子都是通過體外受精技術出生，而用的正是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
在醫生的提醒下，診所將這一發現上報給ESB。但在當時的篩查框架下，這一突變並不在常規檢測範圍之內。精子庫隨後給出的結論是：精子樣本未顯示異常，捐精者仍符合現行標準。
直到2023年，這位希臘醫生又遇到了同一捐贈者的第四個孩子，同樣攜帶該TP53突變。
同年，法國魯昂大學醫院的遺傳易感專家埃德維格·卡斯珀博士在學術交流中得知這一情況，隨即展開了係統性調查。調查最終確認，這名捐精者的精子確實攜帶TP53基因變異。
自2023年11月起，Donor7069的精子被禁止使用。在相關聲明中，ESB對受影響的家庭表示了“深切的慰問”。
02總數未知Donor7069的精子被立即停止使用，但對於已經使用過相關樣本的家庭而言，風險並沒有隨著這一決定而消失。
對其中一些孩子來說，他們將終身處在高度醫學監測之下，需要從幼年起定期接受全身及腦部核磁共振檢查（MRI），並持續進行超聲篩查，以盡早發現可能出現的腫瘤。對女孩而言，成年後還可能麵臨是否進行預防性乳房切除的艱難選擇。
按照現行程序，歐洲精子庫於2023年11月通過歐盟人類組織與細胞快速警報係統（Rapid Alert System for Human Tissues and Cells，RATC），向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內所有相關國家的衛生主管部門和生育診所發出通報。依照歐盟指令，精子庫負責向監管體係示警，各國診所承擔聯係使用過相關樣本的家庭、告知風險的責任。
但在現實中，信息的傳遞極其滯後。
直到2025年6月，Céline（化名）才接到來自比利時診所的電話。她是一名單身母親，2011年在比利時的一家診所，使用Donor7069的精子完成了受孕。當她得知自己的孩子很可能繼承致命基因時，距離精子庫發出警報已過去一年半。診所方麵解釋稱，由於兩年前進行係統遷移，她的檔案一度丟失，最近才通過人工檢索重新找到。
Céline並不接受這個說法。她表示，自己超過25年沒有更換過郵箱地址和手機號碼，“他們不可能聯係不上我”。
Céline對模糊的精子去向和不規範的監督感到震驚/圖源：歐洲廣播聯盟
類似的情況並非個例。
來自丹麥的單身母親Dorte Kellerman是在一個由丹麥、瑞典和挪威家庭組成的社群中，從另一位母親口中得知這一消息。她隨後在群組中詢問，是否還有人沒有收到任何來自診所或精子庫的通知。結果發現，約有一半家庭此前對此一無所知。她16歲的兒子後來檢測結果為陰性，但在此之前，家長們隻能在不確定中等待。
隨著越來越多家庭開始追問，另一個問題逐漸浮現：究竟有多少孩子，曾使用過這名捐精者的精子？
對醫生而言，這並不是一個統計問題，而是臨床判斷的前提。如果無法確認總量，就無法判斷是否仍有孩子尚未被發現，也無法向焦慮的家長明確說明風險是否已經被完全識別。
但在這一關鍵問題上，ESB選擇了拒絕回應。
在回應醫生和調查記者的詢問時，ESB以捐精者的數據保護權利為由，拒絕提供受影響兒童的總數，並表示不會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捐精者或患者的具體信息——即便對方是參與調查的醫學研究人員。
與此同時，ESB在公開聲明中反複強調，這起事件不應被理解為一次捐精者篩查的失敗。按照他們的說法，Donor7069攜帶的TP53基因突變，並不在當前任何常規篩查技術的可檢測範圍之內；從既有程序看，體係並未“失靈”。
歐洲精子庫（European Sperm Bank，ESB）/圖源：丹麥國家廣播電視台
他們還指出，在前來提供首次精液樣本的男性中，最終能夠成為捐精者的比例僅為約5%，精子庫本身已采取嚴格標準。
ESB認為，這起事件真正的嚴重性，並不在於突變本身，而在於受影響家庭的數量之多，因此應被視為一個關於“捐精者可孕育後代規模”的典型案例。
這一判斷並非沒有道理。但現實是，風險已經被確認，但現有體係未能確保所有相關家庭被及時告知，也無法提供一個足以終結不確定性的明確答案。
對於那些被牽連其中的家庭來說，這並不是一場關於製度是否合規的討論，而是一段已經開始、卻無法輕易結束的生活。
03全球生育市場Donor7069的悲劇，並非個案，而是發生在一個迅速擴張的全球生育市場之中。過去二十年，輔助生殖技術從少數人的選擇，變成了一條成熟的跨國服務鏈。據多家研究機構估算，全球輔助生殖服務市場規模已超過450億歐元，且仍將保持年均7%至9%的增長。
在生育率下降、家庭形態變化的背景下，歐洲成為這一產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越來越多單身女性和同性伴侶，通過捐精與體外受精，進入這一高度製度化、跨國運作的生育體係。
在這套體係下，歐洲精子庫提出的“規模問題”並非沒有根據。目前，並不存在統一的全球標準，用以規範捐精者究竟可以孕育多少後代。各國雖設有各自的限製，但多以本國為邊界製定，標準不一。
歐洲精子庫拒絕提供代號為Donor7069的捐精者所生子女的確切人數/圖源：德國之聲
當精子跨越國界流通時，同一名捐精者的樣本，可以在不同國家被分別使用、分別計入各自的上限之內，卻沒有一個機製，能夠持續追蹤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實際使用規模。
從製度角度看，一切似乎都“合規”；但從結果看，風險卻被不斷放大。
與此同時，另一條生育路徑也在悄然生長。
在許多國家，輔助生殖治療費用高昂，公共醫療覆蓋有限，成功率並不穩定。對一些家庭而言，核心問題在於是否負擔得起。當正規體係的門檻不斷抬高，一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開始轉向私人捐精渠道。
在社交平台上，一些Facebook群組由少數頻繁捐贈者主導，向有需求的人提供看似更靈活、更低成本的選擇。照片裏是成功懷孕的分享，帖子裏是對“自然”“高效”的承諾。但多位參與其中的女性描述的，卻是另一幅圖景：金錢勒索、性騷擾、欺騙、漫長的法律糾紛，甚至性暴力。
私人捐精群組內部甚至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術語。“AI”指人工授精，“NI”則意味著發生性行為。多名女性表示，即便最初明確拒絕NI，也會在接觸過程中遭遇持續施壓，甚至被欺騙或強迫。所謂的“選擇權”，在現實中並不對等。
Netflix在2024年推出的紀錄片《擁有1000個孩子的男人》就展示了私人市場的極端性。片中的捐精者在多國同時捐贈，被指係統性隱瞞自己的捐贈規模。紀錄片推測，他可能通過臨床與私人渠道，孕育了多達數千名後代。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超級捐贈者”公開無視捐贈上限，甚至在未經告知的情況下混合精液，隻為“看看誰會成功”。
紀錄片《擁有1000個孩子的男人》截圖
無論是在高度製度化的正規體係中，還是在看似更自由的私人路徑裏，有一個共同點正在浮現：風險並沒有消失，隻是被推遲、被轉移——轉移到母親和孩子身上，轉移到未來。
在公共敘事中，私人捐精往往被描繪成一種更“自主”的選擇：女性主動尋找、主動挑選，仿佛掌握了決定權。但現實中的權力結構並不按這種順序分配。
這是一種新的脆弱性，卻也是古老的。
在現有社會結構中，母親往往與孩子的命運被捆綁在一起，而父親則可以脫離身體、脫離關係、脫離後果。當監管長期不足時，跨國精子庫、隱匿身份製度與跨境生育技術，在某種意義上，將這種不對稱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它帶來的是另一種更難命名的關係形式，一種對未來關係的不可想象性——數百個共享基因卻互不相識的孩子，會如何理解彼此？如何理解自己？
當生殖被抽象成資源、數字、供需與市場，母親和孩子仍然在過具體的生活。麵對這一快速擴大的市場，我們還不知道它將如何塑造人，也不知道它將如何塑造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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