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份報告，讓我作出如標題中的感歎。
12月14日，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布了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5》顯示，2023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為39.66歲，差不多就是40歲左右了。
也就是說，中國當下勞動力的主體，是80後一代。
這是體量龐大的一代人。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大陸30到39歲的人口數量約為2.23億人，這正好對應的是出生於1980年到1989年的人群，也就是我們常說的80後，其總數約占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強。
和前後代際不同，80後是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關鍵一代，他們的成長經曆了中國改革開放加速、市場經濟全麵建立、互聯網普及、以及高校招生擴張等一係列重大曆史事件，因此也賦予這一代人一些普遍的共性。
牛馬和社畜，是從80後掛在嘴邊的自嘲，也是其自身心態的最直接的描述。
社畜一詞源自日語，意指被公司馴養、放棄個人尊嚴、像牲畜一樣工作的職員，在2010年代開始被80後、90後職場人廣泛使用，強調的是被奴役的狀態。而牛馬是本土化、更具衝擊力的比喻。它直接指代耕作勞動的牲畜，強調的是任勞任怨、工具屬性、隻產出不享受、被動驅使的狀態。
他們是幸運的一代，也是承壓的一代。
大部分80後是第一代獨生子女。這使得他們在家庭中，普遍享有更多的教育和資源傾斜，相比於他們的父輩，80後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受益者。他們擁有更高的教育程度，這使得他們成為房地產、互聯網、金融等高附加值產業中的重要人才。
大部分80後被房貸壓不起頭。相比60後70後上一輩通過福利分房或者早期樓市買入，積累了大量財富，80後在20多歲參加工作時，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啟動，價格飛速上漲，即使辛苦工作，也很難超越上一輩的擁有量和質量。
在這種背景下，大多數80後隻能背負身上的高房貸，成為高杠杆購房者，甚至可以說，很多80後為上車房市按下了一生的暫停鍵，因為他們的早期財富、家庭積蓄乃至未來收入，都被巨額房貸綁架。
80後也是最早感知到代際財富傳遞巨大落差的一代。特別是當上代人將房產作為重要資產留給後代時，有房和無房的家庭之間的差距便進一步加大。換句話說，那些出生在沒有積累住房財富的底層家庭的80後，很容易被裹挾進“樓市困局”，需要幾十年才能縮小與其他群體的差距。
職場中的80後群體正在經曆著一種被擠出的危機。
當下職場普遍存在著一種短期化、功利化的趨勢。企業更多關注當下利益，甚至會從成本的角度考慮減少年紀稍長、薪資稍高的員工。這種用工模式之下，80後員工更顯得尷尬：年輕的時候拚命打拚，抱著美好的職業想象；但一旦年齡大了，突然發現公司並不願意為他們的經驗買單。
麵對如此功利化的職場，不少80後從小被灌輸的觀念是“做事要勤懇，要對公司忠誠”，偏向傳統的職場觀念，使得他們在需要為自己爭取利益或尋找新機會時，相對顯得遲滯和被動。
我也把這個問題扔給萬能的大模型，來自ChatGPT的回答是這樣的：
“職場中的80後確實正在經曆一場看似不公平的困難，甚至中年危機隨時可能爆發。但換個視角，這可能也是時代賦予他們的一次轉型機遇——挑戰背後，是重新定義自己價值的契機。擺脫外部枷鎖，抓住數字化和創新產生的新機會。”
大模型對人類是不是很雞湯？很雞血？還在鼓勵你終生學習，持續進化，直到長出三頭六臂、滿身盔甲。
很早前，也有人把80後的狀態稱為三明治，即上有老、下有小。
大部分80後是第一代獨生子女，他們普遍麵臨4-2-1或4-2-2的家庭結構壓力，之前的70後或更早一代人，兄弟姐妹較多，通常可以通過兄妹分擔共同贍養老人。而到了80後這一代，贍養重擔幾乎完全落在了夫妻雙方肩上，且兩個人要同時麵對雙方父母的養老問題。
隨著醫療水平的提升，中國人口的預期壽命從1980年的67歲提升到了2023年的78歲左右。雖然人均壽命的延長是一種社會進步，但對這一代獨生子女而言，也意味著贍養老人的時間更長，壓力更大。80後麵臨著比前幾代人更為嚴峻的養老壓力。
如果80後有兩個孩子，家庭負擔就要更多了一層。
他們的孩子多數正在上中小學，隨著各類補習班、興趣班費用攀升，以及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和競爭加劇，父母往往不得不將更多的財富和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尤其是在大城市，這種家庭教育支出的壓力更加明顯。
作為勞動力主體的80後，在職場和生活的雙重夾擊之中，步入到四十年的中年，也意味著整個中國社會也在遭遇自身的中年危機。
而更年輕一代，比80後的人口總規模要小得多。前述《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5》顯示，中國0-15歲人口數量持續下降。從1985年至2023年，作為未來的後備勞動力，中國0-15歲人口占非退休人口的比例，從38.61%下降至22.71%，意味著無法填補80後一代的人口真空。
勞動力紅利的消失，首先拖累的是經濟增長。
過去幾十年，中國快速經濟增長得益於年輕、廉價且充滿活力的勞動力。但隨著勞動力平均年齡接近40歲，人口紅利逐漸消失，隔壁的日本就是明證。
日本的勞動人口在1990年達到8704萬人的頂峰後便開始減少，到2019年已降至7551萬人，而且還在繼續減少。此間，日本的經濟增速從1970年代的年均9%以上，下滑到1990年代以後的1%左右。如今，日本的實際GDP增長率經常維持在0%到1%之間。盡管嚐試通過技術創新提高勞動效率，但生產率增長緩慢，2019年的勞動生產率排名位於OECD國家中的第26位。
經濟增速放緩之後，消費將是倒下的第二張多米諾骨牌。
在當前經濟壓力大增的背景下，80後麵臨高房貸壓力、子女教育開支、贍養老人需求等問題，進一步限製消費意願。不僅茅台賣不動，核桃沒人盤，冰島普洱沒人收了，包括房子、大家電、珠寶首飾等奢侈品的消費都會疲軟。
韓國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總和生育率在2022年僅為0.78。韓國實際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逐年放緩，奢侈品高端消費市場逐步轉向國外遊客本地購買，韓國本地年輕消費者選擇節約性消費，許多人放棄房屋購買、減少外出消費，甚至不再考慮結婚。
在中國，人口老齡化與消費降低幾乎同時發生，好特賣、蜜雪冰城、名創優品等廉價品牌的風行，始祖鳥、大鵝賣不過駱駝、360，星巴克眼睜睜看著人們都跑到瑞幸、庫迪，人們對性價比的追求越來越極致。
經濟下行和消費疲軟，最終會形成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的瓶頸。
巴西在上世紀60到80年代的人口紅利期，推動了經濟快速增長，但隨著勞動力紅利的消失，巴西經濟對出口商品如鐵礦石、大豆和原油的依賴過高，製造業占比始終未能超過14%，雖然有巴西航空工業公司這樣少數高科技公司，但國家整體未能及時轉向高附加值製造業或技術密集型產業。
中國的基礎比巴西要好一些，雖然中國的人均 GDP 雖然仍低於發達國家，但已經形成了較強大的財富積累和工業基礎，且勞動力素質遠高於巴西，前述報告指出，從1985到2023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6.14年上升到了11.03年。
主力人口走向中年，也會給社會結構帶來壓力。
中國的中年主體勞動人口正處於家庭養育和贍養的雙重夾擊之中，“人口倒三角”結構讓中年勞動者壓力劇增。中年群體不僅要供養高齡父母，還需麵對獨生子女政策留下的家庭結構問題，這是未富先老的典型表現。
若沒有有效的養老體係，家庭結構壓力會進一步轉化為社會問題，導致中產階級陷入困境，甚至出現賈樟柯導演的電影《天注定》裏的那血腥的一幕幕。
代際的衝突也會越來越明顯。
年輕人追求工作生活平衡，更多人選擇不婚、不育，與中年群體傳統的奮鬥觀形成對立。反過來，中年群體可能認為年輕人不夠努力，缺乏社會責任感。這種代際文化和價值觀的衝突可能在社會深層次蔓延。
年輕勞動力通常是社會創新和文化活力的源泉。但隨著勞動力整體年齡增大，社會文化也可能進入一種中年化的狀態，社會整體可能喪失冒險精神，轉而更加看重務實、穩定，而年輕人的創造力卻無法發揮，導致社會價值觀和文化氛圍逐步僵化。
雖然中年危機不可避免，但ChatGPT教導我說：個人可以通過財務規劃、健康管理和情感支持打好持久戰，政府可以通過教育、靈活就業與社會保障確保中年群體的意義感和安全感。抓住這些支柱，個人和社會都有可能在中年危機來臨時，更有韌性和應對能力，把負麵影響降至可以接受的程度。
希望AI支的這些招數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