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發在紐約時報觀點版，作者托馬斯·B·埃德索爾自2011年起為《紐約時報》觀點版撰稿。他的專欄探討美國政治的戰略和人口趨勢。
在西班牙，最近有一場關於社會撕裂的會議，曾深度參與北愛爾蘭和平進程的阿維拉·基爾默裏提醒與會者，1998年《貝爾法斯特協議》在全民公投中獲得超過71%的支持。
但她表示：“如果今天再舉行一次公投，在社交媒體的影響下，我認為不會通過。”
基爾默裏的這番話直指一個核心問題：不僅是社交媒體，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各種新技術日益融入生活，引發了深層的政治、文化與教育難題。
我們是否還能正確評估社交媒體的利弊？
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當選總統，是否是社交媒體帶來的代價之一？美國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以及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民主倒退，是否也是代價之一？
在同樣重要的另一個層麵，社交媒體是否導致一代年輕人，尤其是自由派女性，麵臨更嚴重的抑鬱和焦慮？
新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是否正在削弱學生長時間、深入思考和推理的能力？這是否能解釋閱讀成績的持續下滑？
實際上，關於第一個問題，社交媒體的利弊是否能夠被衡量，要得出準確結論幾乎不可能，而且可能也沒有意義。
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無法回到沒有人工智能、TikTok、Facebook、互聯網、智能手機和Instagram的時代，更不用說那些尚未出現的新技術。
斯坦福大學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寫道：“人們根本無法擺脫社交媒體，最多也隻能做到在學校禁用手機。整個世界正因人工智能被整合進平台和個人互動方式中而發生劇烈變化。”
不過，人們可以嚐試評估這些技術帶來的代價，以便盡可能減少傷害。
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理查德·皮爾德斯長期研究這些問題，他這樣闡述這種複雜性與模糊性：
“從技術革命的整體利弊來看，印刷術曾助燃了16世紀的宗教戰爭；馬丁·路德的《九十五條論綱》並不僅僅是釘在教堂門口，正是新發明的印刷術使它迅速而廣泛地在德國和歐洲傳播。”
“約瑟夫·戈培爾稱收音機是‘第八種強大力量’，他說，如果沒有收音機和飛機，納粹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今天我們並不希望失去自由媒體、收音機或飛機。”
盡管如此，皮爾德斯認為，“推特和有線電視（也是傳播革命的一部分），加上初選機製取代政黨大會的做法，共同在特朗普最初的選舉成功中起了重要作用。”
皮爾德斯接著表示：
“毫無疑問，新技術對幾乎所有西方民主國家正在經曆的政治碎片化起到了顯著推動作用。這些技術讓政治參與更廣泛，但也使得對政府施政的挑戰更易被動員，並且可能持續不斷。技術革命在很多方麵削弱了政府有效治理的能力，而一旦政府無法做到有效治理，民眾的憤怒、失望、不信任甚至更糟的情緒將會持續加劇。”
也有學者進一步指出，技術本身就是問題的根源。
在10月2日發表於Persuasion網站的一篇文章《是互聯網，笨蛋：全球民粹主義浪潮的根源？要怪就怪屏幕》中，福山在花了近十年時間研究全球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後寫道：
“我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從更廣泛意義上說，是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在這一特定曆史時期推動了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並決定了它所呈現的獨特形式。”
福山進一步指出，互聯網的出現，既能解釋民粹主義崛起的時間點，也能解釋它為何帶有如此濃厚的陰謀論特征。
在當今政治中，美國紅藍兩派不僅在價值觀和政策上分歧嚴重，甚至在事實認知上也南轅北轍，比如誰贏得了2020年總統選舉、疫苗是否安全等基本問題。
兩派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信息空間中，都相信自己在為美國民主的生死存亡而鬥爭，因為他們在威脅民主秩序的本質認知上就存在根本分歧。
福山表示：“如果沒有互聯網，特朗普關於2020年選舉的敘事根本不會引發任何關注。”
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即將出版《厄運循環：全球經濟秩序為何陷入混亂》的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郵件中指出，新技術正在共同顛覆“真相終將浮出水麵”的傳統觀念：
理論上說，優質、可靠信息的傳播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本應有助於擠壓錯誤甚至惡意信息的空間。但實際上，媒體和信息平台的結構卻導致了相反的結果。
大型平台幾乎沒有動力去篩除錯誤信息，通過盡量減少對內容質量的限製，吸引了廣泛而多元的受眾；同時又通過算法推送迎合用戶固有認知的信息，增強用戶黏性。
因此，盡管技術讓少數大型平台權力集中，但也導致信息來源碎片化，平台上信息質量也隨之下降。
一些學者對技術對政治和民主影響的看法，更為矛盾與複雜。
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研究中俄在美英選舉中散布虛假信息的瑪麗亞·帕帕喬治烏表示：就像計算機和互聯網等其他革命性技術一樣，社交媒體有利也有弊。主要問題在於，社會對其對溝通、娛樂和政治話語影響的深遠程度認識過於遲緩，導致缺乏及時且有效的安全措施和使用教育。
她指出，社交媒體在過去幾屆選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並回顧了2016年的一幕：特朗普通過他對推特（現X平台）的獨特使用，徹底改變了政治溝通。他那種直接、不加修飾、經常挑釁的表達方式，確立了一種全新的政治話語風格，不僅超越了傳統媒體，甚至影響到外交政策的表達方式。
帕帕喬治烏對技術影響的整體評估，與福山形成鮮明對比：社交媒體放大了許多重要議題，也為此前被主流社會忽視的群體提供了表達訴求的平台。公眾可以直接對政府政策進行回應、批評和反對。社交媒體極大地改變了政治語氣——從以往更正式、講究外交辭令的風格，轉向更直接、情緒化、麵向公眾的方式。
盡管她對新技術持較為積極的看法，但帕帕喬治烏認為，在這方麵，特朗普在2016年和2024年遠遠領先於對手。
她在2025年1月發表的論文《社交媒體、虛假信息與人工智能：改變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格局》指出：社交媒體在實時追蹤公眾情緒與互動方麵也發揮了關鍵作用，通過點讚、轉發和粉絲數量等指標來衡量候選人熱度。在粉絲數方麵，特朗普在X平台擁有9500萬粉絲，其競選搭檔萬斯擁有280萬；哈裏斯有2110萬，競選搭檔蒂姆·沃爾茲則為120萬。特朗普在X平台上的互動數據遠超競爭對手，他在喬·羅根播客上的破紀錄專訪也在YouTube和X等平台上獲得極高觀看量。
賓夕法尼亞大學計算與信息科學係教授鄧肯·沃茨對技術的批評持更強烈的懷疑態度，他在寫道：我理解人們傾向於把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等宏觀技術趨勢與全球民粹主義上升、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惡化、學習方式轉變等社會趨勢聯係起來的衝動。但我認為從科學角度看，這種做法是徒勞的。（不過，這對一些公共知識分子打造個人品牌倒是很有幫助。）
沃茨指出，現在流行關注社交媒體的負麵影響，但也要記住，它同樣帶來了許多積極作用。正是這些技術，讓陰謀論者質疑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時也讓高質量的科學和教育內容得以傳播。
同樣是這些技術，讓極端分子能彼此聯係與協作，也讓癌症幸存者、慢性病患者或被社會孤立的人得以組建互助小組，改善生活。而且，雖然技術讓部分人遠離有意義的社交，但也讓一些人建立起了新的連接，比如戀愛關係、鄰裏互助，或者與曾經失聯的朋友重建聯係。
與此同時，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技術本身並不是政治上的負麵力量，而是不受監管的技術給政治帶來了破壞。
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教授傑克·戈德斯寫道：
“我不會說社交媒體的代價超過了收益，而是說不受監管的社交媒體的代價超過了收益。”
他接著引用了漢娜·阿倫特的話：阿倫特曾指出，謊言泛濫未必讓人們全都信以為真，而是讓普通人辨別真假變得過於困難。一旦如此，他們就會對任何人的判斷能力失去信心，最終隻會接受政府說的可能是真的。
戈德斯通指出：
“正如班農曾說的，不受監管的社交媒體使得‘信息泛濫’，讓人們無法相信任何東西。這種環境下，每個人都可能被鼓勵撒謊來鞏固自己的立場或攻擊對手。”
他認為，如果沒有監管，社交媒體就會變成分裂力量，威脅民主生存。
他繼續寫道：民主的基礎，是持不同意見的人能圍繞共同價值和目標，通過妥協與協商達成共識。如果社會被分裂成彼此敵視的身份群體，各自將對方視為威脅自己核心價值和生存的敵人，那民主就會衰退，最終淪為各派競相掌控國家機器的鬥爭，以打擊那些“危險的敵人”。
對技術革新帶來的負麵影響的討論，也遠不止於政治領域。
紐約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和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珍·特溫吉的研究，引發了很大關注。他們指出，智能手機使用的激增與青少年焦慮、抑鬱和自殺傾向的急劇上升之間存在明確關聯，尤其是在自由派家庭成長的女孩中。
他們的研究推動了全球範圍內一場在學校禁止智能手機的運動。
多項來自美國和歐洲的研究顯示，實施這項禁令確實顯著提升了學生表現和行為。不過，2025年4月，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研究稱：“目前的研究數據，並不能為全麵禁止學生上課期間使用手機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這類政策還需進一步完善。”
人工智能的應用也引發了新的擔憂。
《富足》一書作者德裏克·湯普森在9月22日發表於《論點》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技術正影響人類深度思考的能力。而我更擔心人類思考能力的衰退，而不是人工智能的崛起。”
湯普森認為，學生對人工智能的依賴正導致“寫作的消亡”，而寫作非常重要，因為：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思考方式。無論是對專業人士，還是學生來說，都是如此。
期刊《自然》在社論《寫作即思考》中指出，“完全把寫作過程交給大型語言模型，剝奪了科學家理解自身研究發現及其意義的機會。”
他還引用了美國國家教育進展評估的數據顯示：
“2024年平均閱讀成績跌至32年來最低點——而這個數據係列也正好從32年前開始。”
數據顯示，2024年12年級學生低於熟練水平的比例由1992年的20%上升到32%；高於熟練水平的比例從40%下降到35%；處於熟練水平的學生比例從39%跌至33%。
變化在最低兩組學生中最為明顯，而且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24年，下降速度明顯加快。
隨著學生幾乎不再閱讀紙質書籍，轉而使用ChatGPT來寫作，我們到底失去了什麽？
湯普森寫道：我們失去的是——耐心去閱讀長篇複雜文本的能力，容納相互衝突觀點並欣賞其張力的能力，在寫作過程中與句子“搏鬥”的能力——以及在如今這個視頻娛樂取代閱讀、ChatGPT取代寫作的時代裏，對這些能力的重視。而人工智能愈加普及，深度的人類思考反而可能變得稀缺。
盡管我讚同沃茨的觀點，即試圖證明社交媒體、人工智能等技術直接導致具體政治或社會問題，是“徒勞的”，因為因果關係與相關性之間糾纏不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應通過技術的視角來探討今天的特朗普現象、專製主義與右翼民粹主義。
這種探索至關重要，因為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若要擺脫正滑向專製的危險局麵，人類主動作為至關重要。
最後，我想引用皮爾德斯的一段話：這場傳播革命對民主政府構成的挑戰，比起人們熟悉的“虛假信息”、“錯誤信息”或“冒犯性言論”這些問題更為深刻。傳播革命可能從根本上破壞民主製度中那種“正當且廣泛認可的政治權威”，而這種權威恰恰是有效治理所必需的。
政治碎片化既是對現有治理方式不滿的結果，也使得有效治理變得更加困難。雖然當前人們還未充分認識到這一新的碎片化時代，但克服這種碎片化、實現有效治理，是當今西方民主國家最緊迫的挑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