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商人的管仲為什麽為難商人？真的是大公無私麽？
各位好，前兩天我寫的文章中，提到了《管子》中的一段話：“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製）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我看到留言中有人說大開眼界，說沒想到著名的賢相管仲還說過這樣話呢？
這裏要多說一句，《管子》和中國先秦時代大多數古書一樣，的確是托管仲之名創作的，但到底原話是不是管仲說的，還是他的推崇者借他的名義總結，其實誰也不知道。
但甭管“利出一孔”這話是不是管仲說的，現實中的管仲的確開啟了古代中國“利出一孔”的首次嚐試。
他教齊桓公不用在稅收上下功夫，“官山海足矣”——說的簡單點，就是國家壟斷冶鐵和煮鹽這兩個當時最為重要、最為必須、也獲利最為巨大的行業，開啟了其後兩千多年中國官營鹽鐵產業的先河。
管仲的這個“利出一孔”，給後世王朝提供了一個思路，之後中國的曆朝曆代，官營行業的名單越來越擴展，釀酒、瓷器、絲綢等等等等，隻要一個行當逐漸成熟並有利可圖，朝廷就立刻敏銳的跟進，將其納入官營，不僅做到了利出一孔，也使得古代中國民間資本始終沒有發展到歐洲那種足夠由民間支撐大航海時代遠洋貿易和探險的規模。
所以，這個過分早熟而厲害的手段，就像《三體》中的智子一樣，鎖死了古代中國向工商業文明發展、最終爆發科技和工業革命的路徑。
這個主意領先全世界領先到什麽程度呢？十月革命之後，新生蘇俄由於經濟頻臨崩潰，列寧被迫執行“新經濟政策”，允許農民耕種自留地，企業主重新創設私營商鋪和工廠，當時俄布內部也存在爭論，擔心資產階級借機複辟，列寧說沒關係，“隻要我們掌握經濟製高點就可以了”——列寧說的這個經濟製高點，其實就是管仲所謂“官山海”的意思。
隻不過，時鬆時緊、搞來搞去經濟開放程度始終沒突破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蘇聯後來經濟也是一塌糊塗。這從一個側麵其實證明了“利出一孔”“官山海”或者“占領經濟製高點”這些思路，其本質上都是一種戰時經濟的特殊體質——如興奮劑一樣，能夠在短時間內激發和調動一個國家的空前力量，但從長期看，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水平的上升是起毒害作用的。
事實上，你去看到管仲和齊桓公問對中的很多思想，會發現管仲的很多治術，本質上都帶有“戰時經濟”甚至軍國主義經濟體係的思想，他的“寓兵於民”政策非常接近於近代普魯士所打造的軍國主義體係，這就難怪為什麽後世人們總結法家思想的淵藪，會最終總結到管仲那裏去，把他奉為法家思想的鼻祖了——管仲雖然沒出那些連坐、保甲、疲民、弱民、愚民、辱民的餿主意，但他是第一個隻站在對君王有利、且超級短視的角度，主張給國家“嗑藥”上強度的人。
然而，我每每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會有一種別扭的感覺——管仲這個人，你說他到底是聰明還是愚蠢呢？
你說他愚蠢吧，列寧兩千多年後想出來的招，他當年就能想到了。貨真價實的“領先西方兩千多年（當然俄羅斯嚴格意義上說不算西方）。”
但你說他聰明吧，管仲的出身不是統治階層，恰恰相反，他自己就是商人，一個商人獲準給君王提意見，開口居然是要掠奪民眾多餘的錢財、堵塞民眾賺錢的路徑，要官山海、要讓天下利出一孔，到頭來讓商人的生意都沒得做，你說這商人是不是瘋了？
當然，你可以說管仲“胸懷天下”、“有大局觀”，出了這個主意，得了齊桓公賞識之後，他就不用經商了，一步跨入統治階層，誰還去管那個？
可是馬有失蹄、人有失手，君恩有隆厚的時候，就也有衰減的時候，管仲的法家後輩商鞅，吭哧吭哧給秦國定了那麽一套嚴刑峻法，最後不就落到一個逃亡投宿都沒人敢收留，作法自斃、五馬分屍的下場麽？
指望君王的恩庇與特權生活，哪有自己安安心心勞動、做生意，財產能神聖不可侵犯，花自己掙來的錢安心妥當？
所以我讀先秦時代這些法家謀士故事，總覺得他們有一種大愚若智、外加精神分裂的神經病氣質。
這種矛盾的觀感，就像你觀察今天網上某些人，平素義憤填膺的叫喊，收複那啥啥、打誰誰，我捐一年的工資！甚至我捐一條命。還深謀遠慮的給你擺事實講道理，大河滿了小河才能滿，撕碎西方對咱的包圍網，我們才能實現全民富裕，到時候“騎在洋人頭上拉屎”，對咱們所有中國人都有利啊！
勇是挺勇，慷慨是挺慷慨，深謀遠慮是挺深謀遠慮。可是現實中，換另一個場景，看到那些弱勢群體受到欺辱，看到社會不公現象，你讓他們挺身而出，甚至哪怕就是微信轉個朋友圈，幫著呼籲一下？他們卻又立刻化身犬儒主義者，哎呀，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把自己小確幸的日子過好就行了。他人受難關我鳥事？食品安全眼不見為淨。
這種人，你說他們是勇敢還是畏葸，是慷慨還是吝嗇，是智慧還是愚蠢呢？
在我看來，這些人倒真不愧都是管仲和商鞅的子孫，在大愚若智、精神分裂的道路上閉目狂奔著。隻不過龍種產下了跳蚤，管仲、商鞅的法子甭管怎麽作法自斃，是真的對君主有利的。這些人的論說，則除了聽上去慷慨激昂，於己於國都無一好處了。
當然，他們仍喜歡說自己有“大局觀”，連平時看個電視劇都喜歡的幻想自己是帝王，或者至少是國師——哎呀，這幫刁民不管不行啊，什麽康熙雍正乾隆，還是太仁慈！人殺少了。
是的，你會發現罹患這種“大局觀”病的人，在中國真的挺多的，於今未得痊愈。
那我們不妨就從管仲的故事出發，分析一下，我們的國人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怎樣罹患這種“大局觀”病的呢？
前文說了，管仲這個人的出身，在整個中國古代曆史上都非常特別——他是一個商人。齊國內亂，公子糾與公子小白（齊桓公）爭儲，管仲和鮑叔牙分別輔佐一個主公，並約定好了隻要一方事成，就舉薦另一方也成為上卿。
從這個故事裏麵我們能獲得兩個重要信息：
第一，中國商人早在那個時代就懂得“分散投資”“風險對衝”這件事了，管鮑兩個人本質上其實是合夥人，他們的政治投機行為用這種約定達到了穩賺不賠，公子糾和小白相比之下反而成了為他們的利益拚上性命的傻帽。
第二，從管仲和鮑叔牙的身上，我們似乎看到了一種中國商人特有的強烈的“從政欲”。
商人從政這個事情，在全世界範圍內都並不鮮見，比如中世紀的歐洲，神聖羅馬帝國的許多商貿城市的商人會趁著帝國或者諸侯出現財政危機的時候，主動向君主提供資金，用於“贖買”自己城市的自治權，贖權之後這些商人則會通過競選成為城市的市長或者議員。漢堡、法蘭克福、不萊梅等許多“自由城市”，最早就是建立的。與該手法大同小異的商人贖權在同時代歐洲的其他國家也屢見不鮮。
議會、大學、股票交易所……等等這一切，都是在這波商人從統治者手中贖買城市的自由權之後才逐步成為可能的。
但對比之後我們會發現，古代歐洲的商人贖權與古代中國管仲式的商人從政有一個本質的不同，那就是像管仲這樣的人他們並不為本階層做長遠的考慮，在自己投機成功、一腳踏入政壇之後，管仲們就不再為本階層、甚至廣泛意義上的“民”說話。
如你所見，管仲給齊桓公出的主意，就是要“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換句話說就是要掠奪富裕者的財產，還要斷絕他們致富的手段——雖然最初的手段有待提高，但這在思想上就是一個要轉手致自己所出身的階層於死地的絕戶計。這跟歐洲商人願意不斷的簽訂契約、花錢從君王手裏一點點贖買權利、提高商業地位是決然不同的。
而管仲之後，古代中國商人階層中的精英似乎就染上了這種自己一上岸，就“把海水弄幹了，從一個黑暗森林奔向另一個黑暗森林”的奇特癖好。
比如漢武帝時代著名的“能相”桑弘羊，武帝時代幾乎所有對民間竭澤而漁、榨幹國力的政策，幾乎都是在桑公羊的參與下製定的，什麽算緡令、告緡令、鹽鐵官營等等，導致“天下富戶率破之”——有點錢的商人基本都被搞破產了，從武帝之後，有錢地主們即便能從田地裏獲得多餘的收獲，也寧可立刻吃喝花掉、或者繼續擴大田產，商業衰落和土地兼並同時發生。桑公羊不僅搞亡了商人這個階層，還讓漢代由盛轉衰。
即便如此，在漢武帝死後舉行的西漢鹽鐵會議上，桑弘羊依然梗著脖子為這套竭澤而漁的政策辯護。
當然，饒是桑弘羊巧舌如簧，他也最終沒有躲過殺身之禍，他很快因為跟大將軍霍光爭權而被滿門抄斬，也落了一個商鞅式的兔死狗烹的下場。
但你知道麽，恰恰是這個最為徹底的聚斂之臣，桑公羊自己的出身卻恰恰是一個商人家庭，童年時是因為會幫家裏的生意算賬而被選拔進朝廷的。
所以古代中國朝廷裏不是沒有商人的代表，恰恰相反，至少在科舉選拔體係完全成型之前，商人很多，官位很重。
但就像入朝的知識分子總在想著怎樣幫帝王牢籠士人一樣，這些商人也沒有遏製古代中國重農抑商、利出一孔、越來越精密的壓抑和盤剝商業的趨勢，恰恰相反，從管仲到桑公羊，他們在一步步的幫君王加強、完善這套體係。
王小波先生說過，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與愚蠢，就是打造關押自己的牢籠。我覺得王小波對知識分子太苛刻了，你看精明如商人，到頭來不也一樣？
管仲和桑弘羊們到底為什麽這麽幹？這個事情可能能從另一個商人政治家呂不韋和他老爹那番對話裏獲得啟示——呂不韋在決定投資秦始皇他爹嬴異人這個“奇貨”之前，曾經問他父親：
歸而謂父曰：“耕田（農業）之利幾倍？”曰：“十倍。”
“珠玉（商業）之贏幾倍？”曰：“百倍。”
“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
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
從呂不韋這個對話裏，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國商人之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插手和幹預政治根本原因，其實還是政治的暴利性——
歐洲中世紀的大商人之所以熱衷於與國王訂立契約，贖買自由城市，自己繼續做商人，根本原因是商業在當時歐洲就是最掙錢的行當——甚至比作為封建領主更加獲利巨大，否則領主們也不會為了十字軍東征、公主嫁妝這種事問商人們借錢。
而與之相比，中國古代商人從管仲時代起， 參與政治的最終目的則是拋棄自身商人身份，向“其利無數”的真正暴利行業——獲得權力進行湧動。而為了達成這種蛻變，從管仲、商鞅、韓非、李斯到桑弘羊，都不惜損害甚至斷絕自己原屬階層的生路——管仲教導齊桓公“塞民之羨”，桑弘羊算緡告緡，都是向商人宣戰。而出身知識分子（士人）的商鞅、韓非、李斯，則汙蔑知識分子為五蠹、要求主上焚書、愚民，則是力求要斷絕知識擁有者的生路。兩者的思路其實異曲同工，都反映了一種自己活就不讓別人活，萬民死亡和奴役我不管，隻要我能削尖了腦袋往最暴利的權力中心拱的急迫。
所以這些在君王麵前急切獻策、諂媚、求用的“國士”們，他們所謂“大局觀”、所謂“胸懷天下”的口號包裹下，隱藏的其實是一顆極度自私自利、隻要我自己出人頭地、牟取暴利，其他人怎樣我都不管的醜陋內心，這就難怪為什麽如今在網上有這種“大局觀”、動輒叫囂“打xx我捐一個億”的人往往同時也是那些在現實中都是最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對不公正緘默不語、一副關我啥事的態度了。
看似矛盾的態度背後，其價值觀本來是統一的。
千古“大局觀”，實為名利心。
“微管子,吾其披發左衽矣。”孔子在提到管仲時，雖然對他的諸多做法並不讚成，但最終還是說了這樣一句好話——也就是從實際功效的角度講，孔子依然認同管仲通過利出一孔，通過那個時代能達到的國家準戰爭動員，抵抗了外族的入侵，改變了“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的戰爭劣勢狀態，保證了孔子最看中的周禮、束發、（男子）右衽等文明的傳承。
但是，想來頗為諷刺的是，中國最後一個帝製王朝——清朝，它的特點恰恰是辮發和左衽的，也就是孔子視為噩夢的“以夷變夏”最後還是降臨到了這片土地上。而在歐洲普遍爆發工商業和技術革命、遊牧民族征服農耕文明早已成了明日黃花的時代，東亞經濟實力第一的大明仍無從抵抗北方民族的侵攻，究其原因，則無非是因為明代把管仲所定下的“利出一孔，塞民之羨”的思路發揮到了極致。等到清朝再創新高的時候，就遭遇了力量差距更懸殊的近代西方列強入侵。
管仲的大局觀與他的治民術，真宛如一口毒癮，剛開始的時候的確能刺激國家迅速虛胖、雄起。但吸食了兩千多年後，越到後來、誘發的越是羸弱和畸變，除了扼殺創造力、導致晚期中華帝國陷入無休無止的治亂循環，再沒有任何益處。
於是知——所謂大局觀，無非是一種可怕的害人害己也終究害了國的短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