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去世3個月後父親就開始相親,年輕喪親者的哀傷無人看見

你們不會看見我們的哀傷，因為我們不會輕易在你們麵前情緒崩潰，而會把哀傷鎖在櫃子裏。我們的哀傷不會“節哀順變”……每一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每一個生命的低穀、每一個新春佳節/過世父母的忌日......甚至是每一個我們獨處的時刻或取得每一個人生成就的時候，都是餘震被觸發的時刻，哀傷從心底的裂縫裏跑了出來，抓住我們。

——“年輕子女的敘說: 關於我們哀傷的28個真相”

以上文字來自一份博士畢業論文的附錄。這是中國內地第一份關於年輕子女經曆父母死亡的質性研究——《與哀傷共處》。香港中文大學社工係博士李昀鋆在失去母親後綿延不絕的哀傷與無法自處的困惑中，“自私”地改變了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深入訪談了44位處在“成人初顯期”的年輕子女，即18-29歲、成年但尚未完全獨立的年輕人，他們都在這之前的青少年或成年初期（10-30歲）喪失了父母中的一位或喪失雙親。

這一群體並不像想象中的稀少，李昀鋆推算，約有3.4%-11%的年輕子女經曆過父母喪失。雖然在國內，尚無此類統計數據。

哀傷研究給了李昀鋆撫慰——自己不是孤獨的。年輕喪親者是一個時常被社會忽略的群體。社會常常以他們還有大好青春為理由，希望他們節哀，希望他們堅強，但已有的哀傷研究表明，哀傷會連綿不絕，“適應”和“放下”並不是這種情緒的終點。她希望這頭“房間裏的的大象”能被更多人看到，向公眾普及哀傷幹預的方法與重要性。

她與她的被訪者都要在哀傷中“修訂自己的人生”，思考存在於世的意義。一位被訪者為本書作序：了解年輕喪親者的故事有一種非凡的作用，可以“讓暫未經曆至親離世的大多數人，無痛習得一定程度的心智成長。”

文|裴丹

編輯|張瑞

出品|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哀傷的“後勁”

母親去世後，李昀鋆隻在她被火化前的短暫間隙再次見到她。她記得自己“親了親她”，一點兒也不可怕，但母親已經被視為一具屍體，等待著葬禮。

那是2014年7月29日，李昀鋆的母親突發中風，醫院搶救4天後，被宣告死亡。李昀鋆給母親梳了梳頭，告別時間可能不到10分鍾。然後母親被換了一套衣服，可能是推入停屍間，沒有人告訴李昀鋆。被流程推著走，沒有一點停頓的時間。

老家的葬禮上人來人往，鄉下請來的司儀用南方方言唱著她聽不太懂的悼詞，父親的遠房親人們張羅著儀式，指導她如何哭喪、守靈、送母親的骨灰上山，父親本人則始終在躲避媽媽的娘家人。事情來得太早，家人們找不到像樣的照片，“靈機一動”，用母親身份證件照掃描放大做了遺照。像素很低，模糊，一切匆忙，大家都還沒準備好。

那時李昀鋆21歲，剛剛在複旦大學完成研究生一年級的學習，葬禮結束後，她的第一反應是馬上回學校，練英語，為申請博士做準備，但當她以為生活回歸了正常，下意識想給母親打一個電話，卻馬上意識到，電話那頭再也不會有人聽了。哀傷的“後勁”這才開始。

她白天學習，晚上則獨自在學校裏一圈圈騎著單車痛哭。有時候回到宿舍門口，情緒還是“頂不住”，就站在走廊上，繼續哭，室友們不知如何安慰，默默從她旁邊走去。

一位同樣喪親的被訪者說，當同學們還可以與媽媽打電話、很自然地談起家裏打來了多少生活費，喪親的自己突然感覺變成了“孤兒”，因為不一樣，而感到羞恥。

另一位被訪者在母親去世後的半年裏每夜入睡困難、食欲減退，一位喪母三年的被訪者一直做著被母親拋棄的夢、一度撥打自殺幹預電話……還有被訪者在父親去世後頭暈了一個月。這些表麵上看起來與情緒無關的身體症狀在學術上被稱為“偽裝的哀傷”。

在此後的研究中，她發現，對於從青少年到成年初顯期（10-29歲）的年輕人，父母的離世意味著不可被他人替代的“非正常的人生轉變”——這往往是他們人生中第一次經曆至親離去。

但這也是“被遺忘的第一次”：社會文化往往否認痛苦、強調韌性，死亡被視為與年輕人的活力格格不入。

到香港讀博士後，李昀鋆選擇隱藏了自己的喪親身份。她選擇了一位臨終關懷領域的導師，在網頁搜尋導師信息時，在他的介紹裏看見了“bereavement”。這個詞不認識，李昀鋆一查，是“喪親”的意思。她第一次感受到原來自己的痛苦有了名字。後來，她旁聽了導師給本科生開設的通識課《與哀傷共存》。

2016年3月，她決心改變論文主題，研究喪親者。

她確定了44位中國內地的年輕喪親者。與喪母時的李昀鋆相似，他們平均在19歲經曆父母的離世，均處於青少年期或成年初期（約10-30歲）；接受訪談時平均25歲，處於成人初顯期（約18-29歲），或尚未經濟獨立，尚未結婚，又或尚未養育子女，絕大多數是獨生子女，其中33位為女性，11位為男性。

這些被訪者都被李昀鋆一封公開招募信吸引來。一反傳統的、有距離感的學術性陳述，她寫道：“很希望能夠聽到您的故事，傾聽您對逝去親人的愛”。這篇文章的擴散幫她聯係到散布全國各個城市的191位喪親者。

李昀鋆博士論文招募的朋友圈邀請

她在13個月裏展開了82段半結構式訪談， 搭建起年輕子女從父母離世到“回歸正常生活”的完整哀傷經驗——“為什麽父母會離世”（“追尋意義”）， 痛苦與難過（“情緒失序”），責問“不公”的命運（“認知失序”)，直至喪親後“我是誰”（“身份改變”），去理解苦難，以及生與死的意義。

“對母親的巨大不公”

母親過世後，李昀鋆經曆了“分崩離析的拆毀”，是從發現親戚們對母親迅速的遺忘開始的。

她記得母親還在醫院重症監護室時，每天隻有幾十分鍾探望時間，她一整天滿懷希望地站在門口等待探望，“覺得我要給她力量。”母親隻有60歲，好朋友查了數據，這個年齡去世比例不高。

但李昀鋆的二舅一進去就直接掰開了母親的眼睛，說沒救了。然後馬上出去，找父親把母親“拖回家”——人不能死在醫院。

大人們馬上讓李昀鋆更為失望。葬禮上，二舅、四舅帶著姨媽們來鬧：他們細數母親帶了多少錢到了李家，又怎麽在這裏被“虐待”，要父親把嫁妝還回來。葬禮一結束，父親很快搬回鄉下老家。

母親去世後，李昀鋆看見一張父親的新單人肖像照，上麵有三個字，“我想她”，女字旁的“她”，是父親托衝洗照片的打印店員工寫上的。那一刻，她感到了父親和自己共享了哀傷。

但不到半年後的春節，李昀鋆回家過年，表嫂突然讓她“接受那個阿姨”。原來從國慶起，父親已經開始瞞著她相親。父親的家人都見過了這位相親對象，“人不錯”，就等著李昀鋆說句話，好讓父親帶去給奶奶慶祝九十大壽。

喪偶絲毫沒有影響這個60多歲的普通男性在婚戀市場的優勢，“所有人都覺得他要有一個妻子”。父親當麵來解釋，十月份起就有人來介紹親事，還都是當地重要的人物，是關心他的老師，他“推辭不了”……相親對象們比父親年輕，有房，有人未婚，還有人是受人尊敬的醫護工作者。

李昀鋆感到了巨大的不公，“母親是這場死亡裏最不公平的受害者。”

她記得家裏那時窮得叮當響，母親為了省公交車錢，買完菜會走城南走回城北，手被裝滿菜肉的袋子勒出紅印，即使如此，哪個姨姨家生小孩，也一定會去照顧，“那種互幫互助的情誼是年輕一輩簡直不能理解的”。但如今，她感到母親為之奉獻了一輩子的東西都虛假而殘酷，隨著死亡一筆勾銷。

所有人都在快速“move on”。曾經堅固且從未懷疑的概念已不堪一擊。

李昀鋆發現，當去世的是母親，年輕子女的父親往往相親或再娶。有被訪者父母感情一直很好，母親去世後，擔心父親無法承受悲痛，專門辭掉工作回老家照顧父親，但不到3個月，父親就開始相親了。她感到十分受傷，為母親感到不值。

另一位被訪者的父親也是在母親去世一年前後找到女朋友，介紹人是母親的初中同學。“她知道我媽去世以後的反應，居然是給我爸介紹。”她對李昀鋆露出了苦笑。父親開始賣舊房子，擔心買家知道這裏死過一個人，母親開始變成一個“病死的人”。她感覺“失去了家”。

這兩位被訪者都是女性，她們都對親密關係產生懷疑，對男性產生了強烈的不信任。包括李昀鋆也是，她很長一段時間都覺得自己不會踏入婚姻。

這隻是年輕子女在失去父母後產生巨大失落的一種情形，李昀鋆的被訪者普遍感到“不公平”：喪親前，世界是“具有預測規律的、安全的地方”，但親人的死亡可能將之扭轉為“這是一個充滿惡意、殘忍的世界”。

年輕子女進行了無盡的痛苦反芻，有被訪者認為自己的父親為人良善，才50歲，卻早早逝去。有被訪者在喪母後感到“老天在懲罰自己”，隻能詮釋為自己“命運悲慘”。也有人嚐試尋找“社會結構”的結論——農民出身、缺乏社會資本的父親無法享有優質醫療資源，這是“這個社會的生存法則”，自己能做的隻有努力賺錢。 還有10歲喪母、經曆父親再娶的被訪者，感到被繼母忽略，隻能通過看社會負麵新聞、看村裏比自己更苦的小孩，來平衡內心。

是死亡，讓李昀鋆第一次意識到，再怎麽努力，這個不公平的“error”也不可能被改變。很多年，她寧願一人呆在異地，沒有再回老家過年，至少這樣，她可以靜靜地和自己的哀傷待在一塊兒，而哀傷裏也有她和母親的回憶。

“透明氣球”裏的哀傷

母親過世後，李昀鋆過於“正常地”考雅思、申請到了香港的博士、畢業，其實一定程度出於母親對自己的期待，知道媽媽想看見自己讀博士。

但喪母之痛從未停息，持續了十四年，來回擺蕩。“它依然在真實地疼痛著，就像腹部插著的一把刀，而我每天一寸又一寸地主動將它推進我的身體。”但這份哀傷無法言說，李昀鋆始終感到處於“一個有隱形功能的巨型透明氣球”。 當社會普遍期待喪親者能自然克製哀傷、“安靜地接受這件事情就好”，超出“節哀順變”限度的傾訴馬上被邊緣化，無法得到接納。

她的所有訪談對象幾乎都選擇對家人隱藏哀傷。東亞子女習慣了“顧全大局”，擔心影響他人，而壓抑情緒，甚至無法與另一位父母傾訴哀傷。

書中密密麻麻展露了年輕子女麵對這些期待時的掙紮：“其實我那一刻真的是不斷掐著自己，就是不能向所有人展示我很軟弱”、“爸爸想要看到堅強的小孩兒，爸爸最討厭你哭哭啼啼的”、“不想他們（四五個親戚）戴著這樣的‘有色眼鏡’來看……覺得我是一個很脆弱的人”、“我希望……能夠成為我媽媽的一個新的支柱”……

東亞社會是集體主義的，社會關係中的“他者”常常壓製著哀傷的年輕人。就以葬禮為例，這成為了年輕子女的一項社會任務，而非宣泄哀傷的渠道。雖然，人類學普遍認為，葬禮可以助力生者走出悲痛、將被死亡擾亂的社會秩序重新平衡起來。但被訪者們首先想到的是“要幫助招呼客人”，忍住不在母親麵前哭，做被圍觀中的一個 “清醒的人”，還有被訪者被告知“開棺時不可哭”，直到第二年，新墳邊也不能哭。

即使至親之間，麵對哀傷，也是各自孤單消化。很難說這是基於恥感，還是喪失了處理哀傷的能力。有被訪者在失去父親後無比悲痛，但因為擔心觸動母親的哀傷情緒，而“裝作不傷心”，甚至去墓地都不會告訴母親。

另一位被訪者18歲時經曆父親去世，一度一直流淚無法閉眼，在高考體檢被診斷為麵癱，卻始終不敢與母親交流——母親對“父親”二字諱莫如深，甚至把生父的遺物全都“藏了起來”。當她終於鼓起勇氣，想“將千瘡百孔的內心袒露”，母親隻說：“我比你更痛苦”，“你不苦，因為你有我；而我很苦，我沒有男人”。

母親去世後，李昀鋆也曾努力與父親進行情感交流，卻屢屢碰壁。修改博士論文選題後，她把這個決定鄭重地告訴父親，他卻隻回複了一句：365行，行行出狀元。“我的意思其實很明顯，我放不下媽媽，走不出來，他卻就是不能正視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在核心家庭之外袒露哀傷更為困難。有人嚐試過在家族聚會提及父親，“哦哦，（你）真的是很不容易”，親戚們說，“現在結婚生子多好，你爸爸肯定會很欣慰的”……也有被訪者向朋友講述喪母的經曆，收獲的反應卻隻能用“詭異”來形容，一個要好的同學當著她的麵給母親打起電話撒嬌。傳統哀傷理論都將哀傷視為一個有盡頭的過程，比如，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強調個體應該對逝者實現“情感分離”，但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向友人承認失去女兒的“傷心欲絕”無法被填補，他說這是“不放棄這份永存之愛的唯一途徑”。

接受他們流淚

在選定博士研究方向後，有同學“天真”地問：喪親者不是自然而然就會好起來嗎？李昀鋆選擇用研究數據，而非個人經曆給予反駁。

親人離世後幾個月內，50%-85％的喪親者會表現出常見的哀傷反應，包括認知障礙、焦慮、健康惡化等；15%的喪親者在兩年後仍然存在嚴重的哀傷情緒，包括嚴重抑鬱、創傷後壓力反應的症狀等。

學者霍普·愛德曼訪問了92位有過喪親經曆的女性18-72歲女性，其中80%都表示哀傷的旅程還沒有走完，無論怎樣在年幼時宣泄，哀傷都不會結束，反而在每個人生重要節點重新出現，讓她們深陷失去與被拋棄的感受中。

當情緒被壓抑，得不到處理，喪親者會走向“複雜性哀傷”，又稱延長哀傷障礙（Prolonged grief disorder，PGD），指失去故人的痛苦持續產生生理與心理傷害的狀態，是2018年起世界衛生組織正式確認的疾病。這樣的群體在喪親總人數中占10%以上，卻尚不為中國社會所了解。

李昀鋆的被訪者中有人在喪親後選擇了退學、自殘，或陷入抑鬱狀態。還有人在父親去世14年時依然感覺活在過去，而當下的生活隻是被動在應付：“我的生活就像一個城中村，圍繞著城中的這個破爛的大窟窿、貧民窟，蓋了圈大樓房……外圍再好，都掩飾不住它中心的那一部分。”

哀傷需要一個出口。李昀鋆進行的訪談讓很多年輕子女第一次訴說自己的哀傷。第一次通話時，他們往往泣不成聲，直到第二次溝通，他們的情緒才穩定下來，告訴李昀鋆自己好多了。

在與導師陳智豪討論喪親案例時，李昀鋆也獲得過難得的安慰。在辦公室裏，她聊著喪親案例，講著講著眼睛就紅了。陳智豪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情緒，問她：“是不是有一些話觸動你了？”另一次，在課上，陳智豪對所有人說：“哀傷就是愛，愛一個人多久，就會哀傷多久。”

在課上和下課後的巴士上，她止不住流淚，“我是可以哀傷的！”

李昀鋆提到了一個概念：哀傷權，即喪親者有權利決定自己在何時何地表達哀傷，但在集體主義、避諱死亡的東亞社會，我們能接受年輕子女流淚嗎？會在他們流淚時給一個擁抱嗎？往往，傷害喪親者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周遭人不允許他們繼續哀悼的態度與反應。

避諱死亡的文化隻會加重喪親者的痛苦。許多被訪者被隱瞞父母病重的情況，許多兒童不被允許參加爺爺奶奶的葬禮，因為那裏“陰氣太重”，隻會讓子女終身遺憾愧疚。喪親者應該被允許與逝者保留聯結——李昀鋆介紹了澳洲的“遺物轉換”：將逝者的衣服製作為抱枕，不至於太觸動哀傷，又能給生者一個陪伴。

她希望人們能更直接的談論死亡，直到現在，她依然為母親葬禮的倉促感到後悔，希望能以一種更莊重也更真切的形式，大家一起懷念她的一生、認可她做過的事情，這樣才能給生者一個安慰。

走到陽光下的意義

三年博士論文研究裏，李昀鋆“背著45個人的哀傷故事“，百分百沉浸在與喪母相關的情緒裏，努力記住被訪者父母的忌日，在節日給被訪者送去問候。這樣的陪伴裏，她覺得，“我好像好一點了”。

李昀鋆在春節給被訪者送去問候

哀傷領域的許多研究者也有喪親經曆。美國學者羅伯特·內米耶爾在青少年時期則經曆了父親的自殺。李昀鋆在英國交換時的導師蒂什·馬拉布爾也是喪親者，她愉快而毫不避諱的分享讓李昀鋆第一次順暢訴說自己的喪親經曆。劉新憲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哀傷療愈工作者，也是一位中年失獨的父親。他主動參加了李昀鋆的博士論文研討會，為她的書做了序。

在博士論文中，李昀鋆第一次公開自己的喪親身份。曾經李昀鋆不覺得必須要打破社會陳規，但如今，她在其中找到了一種意義：通過自己的行動，給其他仍在迷惘和恥辱中的人一些安慰。“好像在一片黑暗裏麵變成了一個小小的蠟燭”。

李昀鋆有意挑選在母親的忌日7月29日完成博士答辯。後來，婚禮也是7月29日，母親的照片被放在教堂的第一排座位。

李昀鋆在每年母親忌日時都會發朋友圈紀念

畢業後，她報了更偏實務的社工碩士課程，白天做博士後打工賺錢，晚上上課，再擠出時間在社工機構實習。堅持了三年，在今年夏天成為一名香港注冊社工。她想陪伴像自己一樣曾身陷黑暗的更多人。 “超窮，超級辛苦，努力撐下去。”她笑著調侃。

在服務香港無家者（流浪漢）與喪親者的過程裏，讓她看見了由喪親導致的巨大的情感需求，許多低齡孩子在父母其中一位去世後的一兩周內會拒絕吃飯、上學，瘋狂打電話、粘住僅剩的另一位家長。年紀40歲以上的喪親來訪者也增加了兩成，擁有家人陪伴和社會資源的他們還是會感到情緒“失控”，希望獲得專業人士的輔導。

她也看見家庭的態度和機構的介入能如何讓喪親者避免創傷。一位7歲的女孩，在父親患癌後，得到了父母細致的解釋，還做了一條手鏈，隨父親的骨灰一同火化。另一位小男孩在社工的鼓勵下，親手按下了父親的火化按鈕，他們獲得了更多為離別準備的時間與機會。但也有家庭更避諱談死亡，結果是死亡變成一團陰影，李昀鋆記得，當社工問，死亡可不可以表達？一個失去了父親的小男孩非常困惑。

“他站在那裏說，我不知道。”這個孩子有時會獨自在學校裏哭。

即使在香港，哀傷輔導依然人手緊缺，全香港隻有三家專門提供哀傷輔導的機構，有機構一個月服務60位來訪者，但隻有5位員工。“大家都挺怕觸動哀傷，一個人如果因為喪親出現問題，其他機構的第一反應是把他直接打包轉介過來。”但這些機構也不享受政府資助，要依賴基金會資助與自籌款存活。

冰山下還有更多的人。依據中國年度死亡人口數據，近年來，中國每年有1000萬以上人口死亡，在以核心家庭為主的中國，這意味著每個家庭至少兩位家人成為喪親者，也就是有2000萬以上的人經曆了喪親之痛。但真正願意表達的隻有很小一部分。李昀鋆在2017年收到了191份訪談報名表，但許多人都在後續接觸過程中出於種種顧慮退出訪談。其中的一位男性直到2025年3月李昀鋆“一席”演講當天上午才再次聯係她。他和愛人一起參與了整場活動，“想來聽聽你和其他人的經曆是怎樣的”。

李昀鋆知道，長輩往往告誡年輕喪親者隱藏自己的身份，單親會被看不起，在婚戀市場上甚至也被視為缺陷。新書宣發活動中，她甚至看到了這樣的評論：你們這些小孩“克”父母。

但那次演講的600張門票在開票第二天就販售一空。站在台上，李昀鋆開門見山地介紹道，她是一個“喪母的人”。她感到兩盞巨大的探照燈打在臉上，讓自己看不清ppt或台下的人，但能明顯感受到左手邊有人在哭，哭得很大聲。許多年輕觀眾在簽售環節表達了感動，有人專程從深圳飛到上海來。一個年輕女孩欲言又止，直到所有人都離開，又默默走過來，告知自己的父母也都過世了。

李昀鋆陪她哭了一會兒，擁抱，重新簽名。

此書獻給甘瑞珍

有了家庭、工作，與社會角色後，李昀鋆感到自己的強烈哀傷轉變了，成為對母親悠長又篤定的思念。

2020年，李昀鋆在博士論文的扉頁將研究“獻給我最最親愛的母親”。又過了五年，書籍正式交印，她把它改成了“獻給甘瑞珍”，她的名字。“我希望她不僅是我媽媽，她其實還是她自己。”

甘瑞珍一直是家人們的好大姐、丈夫的妻子、女兒的好媽媽。但李昀鋆上墳時，甚至不知道她喜歡什麽花——母親總說買花太浪費錢，不如買點實用的。她所代表的那一輩女性，生活中的一切都圍繞家庭，不太有自己。

同樣不知道的，還有甘瑞珍喜歡哪一張自己的照片，如果可以選擇，她想在葬禮上放怎樣的音樂？回想起葬禮時的倉促，雖然聽不太懂方言，但是她大概知道，悼詞裏在讚頌逝去的人是一位好妻子、好母親，雖然這都是事實，但又像和真正的甘瑞珍沒什麽關係。

李昀鋆努力拚湊記憶中的母親：38歲才結婚，很喜歡讀書，喜歡數學，受“文革”影響，自學、讀夜校、考上會計。母親的好姐妹提起過，當時大家覺得她太“挑”、催著她結婚，母親一定受到過很多壓力……母親希望女兒能讀博士，想參加女兒的畢業典禮。

李昀鋆最終選擇在母親的碑前放上向日葵，不是菊花或康乃馨，她想把向日葵的溫暖帶給母親。她還“收留”了母親的許多小照片，在老屋子“搶救”母親的遺物，帶到香港的家。

她留下的，包括幫母親整理遺容時用的梳子、打完針後幫母親止血用的棉花、一張寫了母親字跡的便簽，以及一遝母親未完全納成的手工鞋墊。這些直接屬於母親的東西，是李昀鋆“無數次哭到崩潰時”的安慰。記憶讓逝者繼續存在，李昀鋆的愛是甘瑞珍生命的證據。

李昀鋆依然會在很多時刻感到痛，但人生就是這樣，並不隻有快樂，也包含關於痛苦的真相。

一位被訪者告訴她，回想過去那些年，渾渾噩噩，“眼前好像是蒙了一層霧”，但現在看清萬物的顏色，太陽美好，花花草草也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