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做題家”會在人生不同階段，或多或少感受到原生家庭的“向下拖拽力”。作為家族中第一個獲得名校學曆、打破區域限製的年輕人，他們是一輩子生活在小地方的父母眼中最耀眼的“社交資本”。但在走向更大世界的過程中，這些年輕人逐漸意識到原生家庭帶來的認知局限，在與父輩傳統觀念的反複拉扯中，迎來親子關係的“冰封期”。
父母的強勢、不理解，甚至攻擊、貶低，成了這些孩子精神內耗的源頭。向前是令人眼花繚亂、不知所往的人生戰場，身後是和家人之間無法填平的觀念鴻溝，他們被迫踏上一條自給自足的孤獨之路。
他們在往上走的同時，卻成了家庭的陌生人。
撰文 | 徐可瑩（《中國科學報》記者）
01
“不努力，所以失敗”
論文再次被拒的那個傍晚，李優失魂落魄地遊蕩在校園中。望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他“鬼使神差般”撥通了母親的電話。沒響幾聲，那頭便出現了親切的西北方言。
母親正在擀麵，開著免提。聽見兒子論文又沒發出去，她突然撂下手中的擀麵杖，聲音不受控製地高了八度：“是不是你沒認真寫？早讓你聽導師的話，多改改，你就是不聽！”一股無名火瞬間躥上嗓子眼，李優掛掉電話，衝路邊的石墩狠狠踢了一腳。
他30歲了，在江蘇一所“985”高校讀博，今年博四。科研進度比李優預想中慢了許多。如果這篇論文再投不出去，他連畢業都成問題。
盛夏的校園透著一股黏膩，李優隱約聞到自己身上的T恤都有點發臭了。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焦慮過。一個月前同門為他慶生，望著蛋糕上的數字“30”，他甚至感到恐懼。“許願的時候有一個詞就出現在我腦海，叫‘一事無成’。”
回想過去的12年，李優覺得自己走了很多彎路。他出生在甘肅省的一座小縣城，父母都是當地拿死工資的“體麵人”。父親在一所初中教數學；母親本來在一家基層醫院做會計，為照顧上高三的李優，她提前申請了退休。
上大學之前，李優沒坐過飛機。小學五年級的暑假，李優考了全班第一。作為獎勵，一家三口報了一個去南京和杭州的旅行團，那是李優去過最遠的地方。於是，高考填報誌願時，他隻填了江浙地區的學校。
李優記得很清楚，開學後的第一個周末，室友約他去市中心逛街。進地鐵站刷票時，他刷了好幾次，閘機都沒有反應，臉蛋瞬間漲得通紅。已經進站的室友見狀折返回來，告訴他要刷在感應區。室友不知道，這是李優從小到大第一次乘坐地鐵。
高中時，李優在縣中“火箭班”名列前茅，高考後順利被江蘇一所“985”高校錄取。原以為自己能再續中學時的傳奇，現實卻將李優打擊得“懷疑人生”。在大一的期中考試中，他的總成績竟排在了全班倒數，連平時總抄他筆記的室友都遠高於他。
自信心一落千丈。李優開始頻繁逃課、熬夜打遊戲，臨近考試再集中抱佛腳。大三時，保研名單公布，李優不出意外掛在全係最下遊。看到同學們各有各的出路，他才開始著急，準備考研。
第一年，李優落榜了。畢業後無處可去，李優回到了老家縣城，準備再考一年。居家那段時間，李優和父母的關係變得劍拔弩張。
“隻要我早晨晚起一會兒，我媽就忍不住罵我。”李優的母親性格強勢，對兒子要求嚴苛。李優本科畢業後的“失學”令她既憤怒，又失落。“本科四年我不怎麽和他們聊成績的事。每次她說好好學，我就應和著，所以她不知道我成績很差。”
起初，李優還忍著。後來他發現，母親在旁人問起自己畢業去向時，總有意回避，有幾次還謊稱自己是在家等待入職。自尊心受挫的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隨即向父母借了一筆錢，在學校附近租了一個單間，獨自備考。
好在第二年，李優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研二時，他在導師的建議下轉了博。在他印象中，聽說自己轉博後，母親眉開眼笑了好久，在親戚朋友麵前也總提起他讀博的事，還為此特意發了一條炫耀的朋友圈。
但讀博並沒有李優想象中那麽順利。他越發覺得，自己不是做學術的料。導師的問詢、同門的進展都令他精神緊張。他開始頻繁失眠，身體也出現了狀況。
他性格內向，朋友不多，更沒有女朋友。有時實在鬱悶，隻能打電話和父母傾訴。但每一次，最後都鬧得不歡而散。在父母看來，李優的現狀都是“不夠努力”造成的。最初李優還嚐試反駁過，解釋並非所有事情都是隻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的，但父母根本聽不進去。
到後來，李優也疲了。“我約了心理醫生，想去看看自己是不是抑鬱了。”
02
不再“體麵”的女兒
韓瀟幾乎每三天就要發一條朋友圈，內容多與父母有關。在她的敘述中，自己和父母之間已經到了“話不投機半句多”的地步。
“在爸媽50多年的小縣城價值觀中，隻要你不在體製內，就約等於沒工作。”最新的動態中，韓瀟洋洋灑灑寫下一大段文字，控訴父母對她職業選擇的不理解。
今年33歲的程瀟，曾是名副其實的“別人家孩子”。高考時，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從山東省膠東地區一座人口100多萬的小城市，考入了南開大學文學院。當年，全係排名最靠前的學生有條件都會選擇留學深造。韓瀟和父母商量過後，選擇了“性價比”較高的香港地區，並拿到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去香港讀書前，韓瀟從未出過境。用她自己的話說，那個時候“土土的，沒見過什麽世麵”。在香港的第一個月，她對一切都感到新奇。乘坐扶梯時，後麵的人會禮貌又不耐煩地說一句“excuse me”，她第一次知道，乘坐扶梯時要讓出左側通道。
雅思7分的標準分在課堂上根本不夠用。入學3個多月後，韓瀟才勉強跟得上老師的授課節奏。周末，幾個要好的內地留學生會約著去尖沙咀購物，韓瀟一般什麽也不買。時間久了，朋友出去購物就不叫她了，似乎是看穿了她口袋裏的窘迫。
韓瀟的父母都是老家小城市的基層公務員，工資隻有三千多塊。父母都是農村考出來的，平時生活格外節省。來香港讀碩士，差不多花光了韓瀟家中的多半積蓄。
好在韓瀟足夠爭氣。從港中文畢業後，她入職了當地一家傳媒公司。“當時內地留學生都想留在香港，覺得在香港賺錢多一些，而且有更多國際化經驗。”韓瀟第一份工作的起薪隻有一萬五左右，還要拿出一多半來付房租。
韓瀟沒有選擇狹小但更實惠的劏房，而是在旺角租下了一間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每月租金要九千多塊。“不管怎麽樣，還是想住得舒服一些。”剛開始工作那兩年，韓瀟基本“月光”，甚至需要父母偶爾補貼生活費。
和父母關係惡化發生在3年前。韓瀟和相戀多年的男友分手，辭去原來的編輯工作，進入某地產公司做銷售。工作前期，她需要戴著安全帽下工地，穿梭在做活的師傅間做調研。
從那時起，父母開始頻繁催促韓瀟離開香港，回到北京、上海這樣的超一線城市備考公務員。但韓瀟想留在香港。為此，雙方爆發了很多次激烈的爭吵。
有次吵架，母親脫口而出：“你做的什麽工作？年齡又大了，沒有對象，跟別人說起來我們都嫌丟人！”韓瀟聽見後愣了許久，淚水奪眶而出。當晚，她發了一條對父母不可見的朋友圈動態：“我不再是那個令他們榮耀、有麵子的孩子了，也許這才是他們生氣的真正原因。”
從那以後，韓瀟不再頻繁和父母打視頻電話，有時會裝作自己很忙快速掛斷電話。父母的不理解已經成為她負麵情緒的主要來源。“我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他們卻一直把我往回拉，貶低我辛苦打拚來的生活。”
03
“但不影響愛”
程東是全村第一個博士生，也是第一位大學老師。他出生於湖北農村，本科考入華中科技大學電子專業，碩士保研上海交通大學，又在清華大學讀了博士。博士畢業後，程東入職中部地區一所“985”高校，現在已經是一名副教授了。
程東家中兄弟三人，父母都是農民。大概從中學起，程東就意識到，父母無法給予自己任何建議，托舉更是有限，這在無形中令他養成了超前的獨立性。
和父母之間最大的意見不合發生在讀博前。碩士畢業後，程東在武漢找到一份事業單位的工作，體麵又穩定。但工作不到兩年，他就厭倦了這種能一眼望到頭的生活。於是，他開始申請清華大學的博士，想繼續讀書深造。
聽到這個消息後，程東的父母急了。在他們看來，能夠在省城找到一份體麵工作，生活衣食無憂，離家又近，已經非常圓滿了。如果再去北京讀博，未來的日子不一定像這樣一帆風順。但程東沒有理會父母的意見，一心撲在申博上。
錄取通知書出來後，他隻是通知了父母一聲。
從上大學起，程東便有意減少回老家的次數，“對村裏那種文化不太適應”。程東說，他們喜歡相互攀比，常為雞毛蒜皮的小事浪費精力。他不喜歡這種氛圍。
程東有一輛代步車，車身舊了。每次開車回老家，父親總會提一嘴，讓程東換輛新車。村裏家家戶戶都買了嶄新的轎車，在父親看來，這象征著麵子。
程東也試過和父親說明白“不需要向外人證明自己”的道理，但總會把自己說煩。解釋一遍，父母聽不懂；再解釋第二、第三遍，程東就開始發毛。後麵再遇到類似的事情，程東寧願選擇不開口。
“他們理解不了加班這件事，還是莊稼人的那套思維：今天插不完的秧，可以明天再插。他們甚至不明白現代職場是存在很多工作時間節點的。”因此，程東基本不會和父母聊起工作上的事，因為哪怕是安慰，他們大多也安慰不到點子上。
今年高考，程東的侄子過了一本線，父母高興極了，逢人便誇小侄子厲害。程東聽見後有些恍惚，在他印象中，父母從未肯定過自己在學業上的成就，也沒有正麵誇獎過自己，連清華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都沒能在他們心中激起波瀾。
程東苦笑道：“一個30多歲的男人這麽想可能有些好笑，但我最近的確這麽想，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得到過他們的認可。但後來想想，他們可能對這些真的沒有認知，不知道大學與大學之間還有差別。”
進入高校工作後，原生家庭的影響逐漸顯現。程東發現，自己在待人接物方麵還是有所欠缺，不善於經營人際關係。之前也嚐試改進過，但意識到自己實在無法自然講出一些“場麵話”後，程東便放棄了。因此，他晉升得比同齡人慢一些。
對於那句悲觀的“寒門再難出貴子”，程東是認可的。從他的個人經曆來看，隨著學校層次的升高、學曆的進階，家庭條件差的學生會肉眼可見地減少。
原生家庭造成的“隱形天花板”，會隨著年輕人的不斷向上而變得真實可感。程東至今最後悔的事就是博士畢業後沒有繼續出國深造，做個博士後再回來。現在想來，如果他能在那個時期出國，後續職業發展也許更好。
盡管讀博時的導師也勸過程東，但他顧慮太多。不僅是經濟方麵的擔憂，還有對全新文化環境的恐懼。最終，保守的他還是沒能生出勇氣，放棄了這個機會。
從小到大，程東和家人的關係一直是親密又疏離，書本成了他最重要的導師和精神寄托。好在成家後，妻子成了為程東指引方向、鼓勵打氣的那個人。他的嶽父嶽母也是大學生，程東常和他們交流工作上的事，“他們都很理解我，我覺得不孤單了”。
“但這並不影響我對父母的愛。”現在，程東常常把父母從鄉下接到家中短住，也非常樂於照顧日漸年邁的父母。但父母總待不了幾天，就嚷嚷著要回去，說住在城裏不舒服、不自在。一回到農村，父母就跑到活動中心轉悠，向街坊鄰裏顯擺幾句。“感覺他們不顯擺一下就不開心。”程東笑道。
對於父母，程東已經完全做到了自洽。他沒有埋怨過父母，隻是把人生的方向盤始終握在自己手中。“要明白，我們和父母的思維層次不一樣。不能說誰更優、誰更劣，誰更高、誰更低，隻能說一個人長期以來受過的教育、讀過的書、經曆的事，會帶給他不一樣的觀念。”
在程東看來，“成年人很難跳出自己的固有認知去看待另外一種生活，理解另外一種思維方式。父母對我們是這樣，我們對父母也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