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體製小城執行“禁酒令”後，誰為“整風”買單？

幾乎每個人被問到“有沒有試著偷偷出去吃飯喝酒”時，都展示出了令人驚訝的恐懼：“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們能用衛星拍到人”“酒店窗戶都有無人機出來檢查”“紀檢委的人有種眼鏡，戴著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個單位的。”在許多公職人員心裏，仿佛天網恢恢，稍有不慎就會被“抓”。而這些缺少現實依據的理由有的來自私下口耳相傳，有的在短視頻中被廣泛轉發。對“上麵無所不能”的想象，實實在在地震懾了許多人。

6月燒烤旺季，榆林鬧市區的網紅燒烤店卻空蕩蕩的，隻有外擺位置稀稀拉拉坐著幾桌人，幾摞塑料椅收在角落，沒機會擺出來。一年靠幾個月旺季賺錢的小飯店老板們沒想到，春節後幾名河南幹部“違規吃喝”引發的“禁酒令”，會在陝北小城榆林如此嚴格地落地執行，波及到他們的生計。

日常吃飯喝點小酒的客人本就少了許多，“禁酒令”的執行，讓榆林的公務宴請“全軍覆沒”，高檔大酒店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擠進街頭市場，開設平價大排檔，進一步擠占了小餐館的生存空間。

水瓶紀元觀察到，出於整風反腐本意的“禁酒令”，在各地具體實施時，出現執法標準含糊不清，層層加碼，甚至“一刀切”和形式主義的亂象，這些亂象加重了體製內普通公職人員的焦慮，對當地餐飲業、服務業造成了巨大衝擊。

榆林靠開采煤礦起家，依賴國有能源工業發展，“體製內”繳存公積金人數占比超過九成，是典型的體製強度高，經濟結構單一的城市，“禁酒令”帶來的衝擊，在這裏尤為明顯。

含糊不清的指令

這場榆林餐飲業的蕭條由5月13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下稱“中紀委”）的公開通報引發。

通報中舉例，今年3月21日，河南省羅山縣委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李獻林召集10名幹部在“深入貫徹中央八項規定”學習教育期間違規吃喝，五人共飲四瓶白酒，當天下午其中一人死亡。

“違規吃喝”是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一種情形，中紀委通報中將此事定性為“頂風作案”，並要求各級黨組織“以案為鑒”。此後，在中紀委的“層層壓實責任、傳導壓力，‘一把手’以身作則”的倡導下，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掀起了一場體製內的禁酒運動，被媒體報道為“史上最嚴”的“全天候禁酒令”。

幾位與水瓶紀元交流的體製內人士，都無法準確回憶榆林是從哪一天開始“禁酒”的，隻大約記得是在5月下旬。所謂的“令”並沒有一紙紅頭文件，甚至沒有一條微信群裏的文字通知。

“這種不會直說的，不可能留下痕跡”，榆林市下轄縣政府單位的一名公務員梁迪說。

不能喝酒、不能外出就餐的要求，是從密集的會議、要求嚴格的學習和上級領導拐彎抹角的敲打中“領會”到的。

莫橋是榆林市一事業單位的無編製工作人員，在禁酒風波前，單位開會學習都是黨員幹部的事，隻有年末年中才要求全體職工參與會議。

現在，她也要每周參與學習，從早上8點到中午11點多，一學就是一上午。莫橋覺得自己像是回到了高中，早晨來到單位，領到一份十幾頁的材料，往往是《八項規定》相關文件、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會議精神等。同事們需要一個接一個地誦讀文件，讀完後再集體觀看警示教育片，主要內容是貪官們如何犯錯和懺悔。

中央《八項規定》的具體內容（圖_網絡）

學習後需要研討，每個人都必須發言，談自己的想法。發言要嚴肅深刻，要有內容，留下記錄材料給紀律檢查委員會_（下稱“紀檢委”）_檢查。“有時真不知道說啥，我翻手機，領導還不許，說‘要用自己的話談’”，莫橋無奈地說，“就這樣紀檢委還批評我們研討不夠深刻。”

學習會議上，莫橋的領導給職工講了河南信陽幹部被通報的典型案例，然後告訴大家：工作的8小時之外，也不屬於你們，都在監管範圍內，不要因為喝酒鬧出什麽事來。“他都這麽說了，沒人會去撞那個槍口。”

為了證明開會學習到位，梁迪每周要抄寫大量筆記，遇上頻繁的時候，隔一兩天就要開一次會。“我們開會效率也高，牆上PPT換一下，領導換個外套，大家換換位置，又拍一張，那就相當於又開一次會，半個小時能開四五個會。”梁迪笑了笑，“學習的還是《八項規定》裏的‘不能搞形式主義’，說學習得非常深刻。其實領導念幾句，剩下的讓我們自己去抄（筆記）。”

盡管指令含糊不清，但頻繁學習、檢查帶來的緊張氛圍，讓端著鐵飯碗的人們自覺管住了嘴。

作為醫院的中層幹部，佘曉書過去很少有機會在家吃晚飯，新一輪《八項規定》學習開始後，她再也沒有在外就餐過。

佘曉書在單位人緣好，愛熱鬧，哪個科室吃飯都愛叫上她，“光是和單位的人吃，一周就有個兩三次。各科室之間業務往來多，經常麻煩人家，（我們）飯桌上聊聊天、聯絡感情，工作的時候溝通更順利。”工作之外，作為家族裏的姐姐，唯一有穩定收入，生活水平夠得上中產的人，她也經常請家人朋友出去吃飯，“外地的親戚來了、家人過生日、工作讀書的小輩回家了，（我）都會請他們吃個飯，嚐嚐新開的餐廳。”

今年情況不同，年邁的父親過壽本來是大事，但對待工作一向謹慎的她不願冒險，一大家人最後決定在佘曉書妹妹家裏聚餐。“在家吃也很溫馨，就是妹妹忙前忙後的，很辛苦。”

最近，佘曉書的外甥搬了新家，原本也要一家人慶祝。佘曉書不想再讓家人遷就自己，這次聚餐，她把在火鍋店充值了千餘元的會員卡交給妹妹，讓她帶著一家人去吃飯。“她們都沒單位，不怕出去吃。”她回憶，把卡交給妹妹時，她告訴妹妹，“趕快把裏麵的錢都用掉，現在這個情況，說不定（火鍋店）哪天就倒閉了”。

整個6月，佘曉書已經推辭了四五場婚喪嫁娶、滿月喬遷的邀請。宴席上難免要喝酒，為了避免違規，沒有公職人員敢答應。對於請客的人來說，不邀請這些人似乎顯得人情淡了，如果發邀請又會讓別人為難，幹脆就不請客了。

突襲檢查

不是所有人都像佘曉書一樣自覺。

蔣豪對“禁酒令”很不滿，他隻是一個縣級單位的無編製工作人員。他想不通，自己沒錢沒權，隻是賺點工資，違規吃喝和他這樣的人有什麽關係。“我能去吃誰的啊？”

於是在最初，他沒當回事，還是如常在外就餐。

直到6月上旬，他在單位附近的餐廳一個人吃午飯，遇上了紀檢委的隨機檢查。蔣豪回憶，當時飯館突然進來了兩個人，上來就管他要身份證，還拿著手機在錄像。“我當時就問‘讓你（拍）攝我了嗎？’他們就說自己是紀檢委的，要檢查。”

兩名自稱紀檢委的人盤問蔣豪：“有沒有單位？”“是什麽單位什麽崗？”“為什麽在這裏吃飯？”蔣豪回答，家裏沒人做飯所以在外麵吃。“他們還問隔壁桌的兩個人，結果人家說就是附近打工的，把他們（紀檢委人員）凶走了。”

那天之後，蔣豪忿忿不平地和妻子抱怨了許久，最後還是決定不再外出吃飯，免得讓自己撞槍口上。

縣公務員梁迪警醒得更早。他的朋友是當地某政府部門的協理員，在“禁酒令”還沒有廣為人知的時候，這位朋友去和一個高中同學吃飯，兩人喝了啤酒，被來隨機檢查的工作人員拍下了照片。梁迪說，這位協理員朋友是外聘人員，沒有編製，如果挨處分工作就沒了，或許考慮到這一點，紀檢委給了他部門有編製的領導一個“管理不到位”的警告。

對梁迪來說，身邊的朋友被處理，起到了些殺雞儆猴的效果。對體製內的工作人員來說，挨了處分，晉升和漲工資就更難了，即使那位朋友沒有受到嚴重的處罰，他給領導添了麻煩，以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還是聽話一點。”

2023年，雲南紅河縣紀委縣監委向全縣126名紀檢監察幹部發放了“禁酒令”提醒卡。（圖_網絡）

原本就很少有飯局的梁迪，現在連和朋友家人的聚餐都取消了。“禁酒令”實行以來，他們單位食堂格外熱鬧，中午吃飯都要早點去。“你別說，之前沒有感覺，這段時間天天吃灶上（食堂）的飯，路過館子聞到都有點饞。”

紀檢委巡查不僅會去小餐廳，榆林市內較為高端的酒店才是他們檢查的重點。

一家高端酒店的經理楊斌告訴水瓶紀元，他所供職的酒店已經開了六七年，生意一直很好，直到“禁酒令”實行後迎來斷崖式下跌。整整一個月，紀檢委的人都頻繁地在酒店巡查，“天天在大廳轉啊，誰還敢來。”

紀檢委人員和執法機關不同，不會穿製服、開執法記錄儀，而是著便裝在酒店大廳、前台、走廊等地轉悠，也會查問幾句。“有的客人看打扮就知道是公職人員，（紀檢委）再看了身份證，（對方）在哪個單位一下就查出來了。”

上述酒店的實際控製人伍嘉透露，據他了解，榆林市其他酒店的情況“都差不多”。他聽說，在別的酒店有進包間查住（查實）的，還有調監控的，“（調監控）這種一般是有人舉報，和公安局抓小偷一樣的，目標很明確，我們這裏還沒有遇到過。”伍嘉回憶，在他的酒店，紀檢委的人曾多次來查看酒店的流水，當天消費較高的單子，會核查付款人是誰，金額較低的則不會深究，一般不會進包間。

為整治“違規吃喝”，多地出台了最嚴禁酒令，禁止三人以上的公職人員聚餐。（圖_網絡）

伍嘉、佘曉書、梁迪等多名人士都提及，市裏有某些單位會在傍晚和早晨突擊檢查，讓職工吹酒精檢測儀。

煙酒超市的老板辛雲燕也從客人口中聽到了這個說法。有夫妻倆來她店裏買東西時，順便拿起酒瓶在看，她順勢推銷：“家裏喝二兩還不讓嗎？買回去喝。”男顧客回答她：“誰敢喝啊，明天早上去了單位還要吹酒精（檢測儀）呢！搞得和查酒駕一樣，比酒駕都嚴格了。”

恐懼的力量

沒有人知道，紀檢委查人的標準是什麽。

開會時，莫橋的領導告訴他們，某某局處理了二十多個違紀人員，另一個單位處理了六十多個違紀人員。“但也沒說（他們）具體做了啥被處理，處理結果是什麽。”

當標準不明時，“層層壓實責任”的指導不斷催生出更嚴格的要求，市縣兩級出現明顯的差異。

莫橋所在的市級單位，學習之餘還要求整改。她拿出一份個人問題整改表格，表格列的內容包括“問題及表現”“整改措施”“整改時間”和“整改情況”。她透露，單位要求每位職工都必須檢討自己的問題，“不可能沒問題，寫一條問題還不行，非要兩條。”

梁迪所在的縣政府部門單位更加嚴格，要求寫學習心得時檢討自身不足。其中，單位給列出三十多條“毛病”，要求他們在其中必須挑出自己的“毛病”，“毛病”指標按職級分配，一般幹部四條，科級以上七條。讓梁迪為難的是，這三十餘條“毛病”中，許多是“我收了別人的東西”這種程度嚴重、足以把自己“送進去”的錯誤。據稱，上級列出這些構成犯罪的毛病，用以證明幹部的“自我認識非常深刻，自我革命非常徹底”。“可是我沒犯這種錯誤，哪能承認啊。”梁迪說，他隻能盡量選輕的。

任青就職的縣中學，6月上旬突然通知了新規定，今後三個人以上一起吃飯，就屬於違規聚餐。但她在縣政府上班的丈夫並沒有收到這樣的通知。任青猜想“這不知道是領導自己想的，還是和哪個單位學的。”很快她發現，雖然隻有個別單位出了這個規定，但其他單位，甚至她在市裏工作的朋友、親戚，聽說“三人吃飯屬於聚餐”的說法後，都開始自覺執行，並互相知會。

“三人吃飯屬於聚餐”的規定也在其他省市出現，引起不少網友的關注和討論。（圖_微博）

市級醫院工作的佘曉書就說，醫院從來沒有規定過三人吃飯就違規，但她已經借這條規定拒絕了許多人。“大家都知道，好像也就默認了。”

約束每個人的不止模糊的規則，還有“傳言”帶來的恐懼。

水瓶紀元采訪多名公職人員後，發現許多人普遍認為“上麵”這麽重視，一定不能被“抓典型”，不能有僥幸心理。而且“防人之心不可無”，人們擔心下級舉報上級，擔心同事朋友出於嫉妒心，互相舉報的情節會發生在自己身上，“誰知道會怎麽處理，沒犯錯也說不清楚”，隻能管好自己。

幾乎每個人被問到“有沒有試著偷偷出去吃飯喝酒”時，都展示出了令人驚訝的恐懼：“微信定位都能查到的”“他們能用衛星拍到人”“酒店窗戶都有無人機出來檢查”“紀檢委的人有種眼鏡，戴著拍照就能知道你是哪個單位的。”在許多公職人員心裏，仿佛天網恢恢，稍有不慎就會被“抓”。而這些缺少現實依據的理由有的來自私下口耳相傳，有的在短視頻中被廣泛轉發。對“上麵無所不能”的想象，實實在在地震懾了許多人。

有餐飲從業者發布短視頻調侃稱要為顧客砸掉監控，避免“違規吃喝”被拍攝到。（圖_抖音）

酒樓階級滑落

在榆林市，酒店大多是住宿和餐飲一體的業態，酒店的餐飲形式以包間和宴會廳為主，很少有普通的堂食座位，因此不是市民日常“下館子”的選擇，隻有請客和慶祝時才會在酒店吃飯。

酒店實際控製人伍嘉清楚自己的客戶群體是誰。“說實話，酒店的一桌飯平均價格一千多，普通家庭一年能吃幾頓？指望一個月掙三五千的（普通）老百姓消費不現實。”他聽說，中紀委在指示中強調要“（作）風腐（敗）同查”，也就是說，如果有人被抓到吃喝方麵的作風有問題，就會被進一步調查是否存在貪腐情況。“他們（公職人員）是怕由於（吃喝）引出一些其他的問題。這些人誰能經得起查嗎？”

高度集中在體製內的財富資源分配，或許是“禁酒令”在榆林市帶來大範圍連鎖反應的現實基礎。

榆林市位於陝西北部，人口300餘萬，煤炭資源豐富，能源產業是其支柱產業，2022年GDP總量超過六千五百億元，在中西部地區的非省會城市中GDP排名前列。中國的能源產業高度國有化，榆林的能源收益是地方財政的一個主要來源，用以供養大量公職崗位。

2022年，財經博主劉曉博發布一項統計結果，榆林市“體製內”繳存公積金的人數占總繳存人數的90.24%，在全國GDP前50的城市中位居第一。這意味著，榆林所有的在職人員裏有九成就職於體製內。

“禁酒令”之後，體製內人士撤離。市裏的高端酒店紛紛開始服務體製外群眾、走進百姓家，做起了“便民外賣”“鹵肉檔口”。伍嘉經營的酒店也開了大排檔。一葷一素加上主食不超過30元。

榆林某酒店開設的大排檔（圖_毛栗子/攝）

一位中年女性帶著孫子在樹蔭下，等著排隊買飯的家人。她就住在附近，“天太熱了，這裏買幾個菜，都不用在家開火，蒸點米飯一家人就都吃了。”伍嘉笑著接話，“我們這兒米飯也有，一塊買回去，別做了。”

正值飯時，許多市民在酒店支起的大排檔前排起了隊。來購買的市民中，有人歎息“酒店的生意差成這樣，日子不好過了”，也有人覺得“貪官不能吃了，正好讓老百姓吃”。

伍嘉看著人頭攢動的大排檔，眉頭一直沒鬆開。

“這都是暫時的”，他告訴水瓶紀元，餐飲包間“零點業務”_（即包間單桌預定業務）_營收下降了95%，酒店每天都在賠錢，做外賣和大排檔是為了讓員工有事做，後廚的食材保持流通。“餐飲這個板塊一百多號人，連辭帶退的已經走了三四十個。”

酒店廚師在大排檔做飯（圖_毛栗子/攝）

這家酒店的經理楊斌用“斷崖式下跌”來形容這個月的經營狀況。他說，以前周一到周三生意不好，下午隻能訂出去二十來個包間，現在工作日內是“光板”，一點生意都沒有，隻有周六日才能坐四五桌。如今為了降低人力成本，這家酒店隻能讓服務員和廚師輪休，一個月上10至15天班，工資也隻能按天數發。

楊斌透露，為了發工資，酒店還挪用了給供貨商的錢，而有的員工因為領不到工資，已經在起訴酒店維權了。而給酒店供菜、供肉的大棚和屠宰場，突然沒了售賣渠道，都在尋找新的客戶。

伍嘉的酒店占據了一棟高樓，如今隻有大排檔所在的一小片區域有些喧鬧。酒店內部安靜無聲，為了節省成本，掛滿水晶吊燈的走廊和宴會廳一片昏暗，以往吹到讓人發冷的空調也沒開。六月是高考結束的季節，本來是酒店承接“謝師宴”的小高峰，“現在哪有老師敢出來喝酒？”伍嘉苦笑，“禁酒令”一朝實行，他一天之內就接到三個宴會取消的電話。“我們一個客人給孩子辦百天宴，去單位報備，領導不說不能辦，也不說能辦，那最後就是沒法辦。”

市民在酒店大排檔排隊購餐（圖_毛栗子/攝）

擠壓底層

公務員們是小城最大的消費群體，他們從酒席上離開，受害的不止酒樓。虧損的壓力在餐飲供應鏈條上傳遞，對越底層的供應商來說，是愈發不可承受之重。

辛雲燕的煙酒超市就開在一家大酒店對麵，店鋪一年租金就要二十多萬。過去仰仗著酒店生意好，店裏零售都能賣七八箱酒，日流水在五萬以上，一到下午，兩個店員都忙不過來。“現在一天連一箱都賣不了，加上煙和飲料，一天的流水勉強一萬左右。”

茶葉店店長景蕊的每日流水隻有之前的一半，“生意比疫情的時候還差。”她告訴水瓶紀元，她店裏售出的茶葉禮盒，過去大多用於贈送，“煙酒茶不分家，這個事（“禁酒令”）以後，誰還敢收東西呀？我們店裏回款明顯慢了。”

辛雲燕賣煙酒已經十多年，有許多熟客逢年過節都按箱買，少的兩三箱，多的十來箱也有。平日裏，客人請客帶的酒不夠了就隨時給她打電話，讓她送到酒店去。“熟客都是上班的（體製內），現在怕得啥也不買了，不上班的少，買酒也是請上班的喝，又不會單獨喝，現在是沒人喝了。”

過去，晚上十點店員下班，辛雲燕還要自己守到十二點以後。“吃完飯那會也會有一個小高峰，人喝多了出來買煙買水，坐我們這喝喝茶、聊天醒酒，又能賣不少。”現在，她還是會守到十二點，但卻是因為白天沒生意，人流大幅下降，隻能盡量拉長營業時間，哪怕多賣一瓶水。“今天坐了一下午，就賣出五六瓶，這生意咋做。”

辛雲燕說，她在“禁酒令”前高價進的十幾箱酒如今貨都還閑置在庫房裏，其中不乏一瓶兩千多元的茅台。她在考慮辭退一兩個店員，“沒有生意，我自己也守得過來，實在雇不起人了。”

7月1日淩晨十二點快要關門時，空蕩蕩的煙酒店裏進來一位收廢品的老太，辛雲燕翻找出兩個空酒盒給她，抱歉地說“今天隻有這些”。“以前大紙箱、酒盒子要給她打包一堆，現在破爛都撿不著了”，她說。

圍在煙酒超市對麵酒店門口的代駕也消失了。辛雲燕說，對麵酒店生意好的時候，代駕司機們就守在門口，三三兩兩的湊在一起抽煙聊天，有人出來就湊過去攬客。“來來回回總有十多個人在那，他們都帶著頭盔穿著馬甲，很好辨認。”現在，酒店生意冷清，代駕也不知道都去哪了。

7月1日晚11時許，水瓶紀元在上述酒店門口徘徊許久，才遇到一個騎折疊電動車經過的代駕司機，試圖攔住他詢問生意如何時，他沒有停下，揮揮手說“沒生意”，便騎車離開了。

酒店生意難做在意料之內，而當家門口賣烙餅稀飯的小餐館也難以支撐時，劉海洋意識到，“禁酒令”波及的範圍比自己想象中大。

榆林某餐廳的夜市空無一人（圖_毛栗子/攝）

劉海洋是一名國企中層幹部，性格外向喜歡美食，和不少餐廳的老板是朋友。他告訴水瓶紀元，賣烙餅稀飯的老板做的是夫妻檔小生意，但利潤主要來自酒水，“賣啤酒二鍋頭賺的錢能管（覆蓋）房租水電成本，剩下的才是賣飯菜賺的。”“禁酒令”後，小餐館的酒水收入微薄，在酒店低價大排檔的擠壓下，就連去吃烙餅稀飯的人也變少了。

餐飲業的最末端是靠打零工謀生的人，在經濟結構單一的工業城市榆林，很多在幫廚、洗碗、服務員崗位上工作的年輕人失業了。榆林某縣城一家窗簾店老板透露，“禁酒令”前他許久都招不到年輕店員，“禁酒令”後，上午貼了招聘廣告出去，下午就接到幾個電話，都是可以隨時上班的年輕女孩。

在階級的另一端，公務宴幾乎消失後， “正風反腐”的目是否達成了呢？

公職人員莫橋不知道答案。此前她因父親過生日，給單位報備後和家人外出就餐，飯店裏隻有他們一桌，沒人敢出來吃飯。老板告訴她，雖然店裏沒人，但他們很忙，因為最近都是買好食材帶著餐具，領著廚師和服務員上門去別人家裏服務。“這都叫去家裏了，還怎麽管？規定管的都是我們這些普通小職員，領導想吃喝還是有辦法。”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