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為什麽這麽多中國人深陷債務深淵?

經濟學人:為什麽這麽多中國人深陷債務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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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中國出現了擁有房產、從事創業的中產階級,徹底改變了城市麵貌。

這個群體推動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消費。今年5月,零售銷售同比增長6.4%,是自2023年12月以來的最快增速,得益於政府為重振消費熱情而提供的補貼。

過去幾年,政府甚至謹慎地鼓勵借貸。

但所有這些也帶來了新的風險。除了車水馬龍的街道、華麗的餐廳和龐大的購物中心之外,還有一個同樣深遠但不易察覺的變化:居民債務飆升。

居民債務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6年不足11%升至如今超過60%,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貸款方包括國有銀行和科技平台。研究機構龍洲經訊估計,目前可能有2500萬到3400萬人已經違約。如果再加上逾期未還的,人數可能在6100萬到8300萬之間,占15歲及以上總人口的5-7%。

這個機構表示,兩項數字都比五年前翻了一倍。在高企的青年失業率和房地產低迷的背景下,情況可能會繼續惡化。

在中國,個人債務問題仍令人感到羞恥且缺乏處理經驗。政府在幫助債務人方麵也舉步維艱。

政府已經在全力應對整個體係中的債務問題:地方政府債務依然居高不下,企業債務也令人不安,居民債務則是另一個需要操心的問題。雖然這還不是對金融穩定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但越來越沉重地壓在中產階級心頭,抑製他們的消費,動搖了共產黨視為維係執政基礎的“日益繁榮”信念。

中國家庭有一定的緩衝。摩根大通的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居民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接近32%,遠高於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美國不到3%的水平。但在經濟繁榮時期,住房貸款似乎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尤其是當時就業機會充足、穩定。人們習慣於從支付寶、微眾銀行等大型網絡貸款平台上大手筆借錢。還有人借錢投資家族企業。

然後,2020年的“動態清零”封控和次年開始的房地產崩盤改變了一切。

不管起因是什麽,如今很多人都陷入債務危機,甚至與咄咄逼人的債務催收人員打起了交道。

先說房地產。

去年,住房貸款(不含經營性貸款)占居民貸款總額的65%。大部分按揭貸款由國有銀行發放,銀行在處理無力償還者時必須謹慎。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去年法院拍賣的住宅法拍房數量為36.6萬套,略高於2023年的36.4萬套。但未能按時還貸的人數可能增長得更快。

監管機構對涉及居民首套住房的激進收房行為持謹慎態度,擔心引發公眾抗議。銀行還可能考慮另一個問題:在當下低迷的市場裏,拍賣房產可能無法收回貸款本金。而在住房貸款份額較小的網絡貸款平台,對收回欠款態度通常更為強硬。

揮霍型借貸者也是一個麻煩群體。

上海的“千禧一代”莉莉,在就職的軟件公司因現金流困難停發工資後陷入債務危機。她欠網絡貸款平台3萬元。為了還債,她嚐試做“債務IP”,也就是把自己的破產故事變成在社交平台上吸引流量賺錢的手段。

她在社交賬號上用短視頻講述自己的負債經曆,但還沒火起來。一些最受歡迎的債務IP有數十萬粉絲。

她說:“有的人甚至在比誰的債更多,哦,我欠了1000萬,我欠了一個億。”

再看投資性債務。在浙江省杭州市,白女士曾經營一家成功的教育公司,並為此申請了數百萬元的個人貸款。很多中國人會為家族企業融資,而貸款機構往往要求個人擔保,這使得如果創業失敗,整個家庭都麵臨風險。

她的公司全盛時期在30多個培訓點開設輔導班,學生人數在5萬到6萬人之間,年收入在1億到2億元之間。

然後,疫情爆發,政府對教培行業實施了嚴格整頓。她被迫賣掉房子和車來還債。

不過,和銀行打交道還是相對容易的。

在疫情期間,政府要求銀行對受影響的借款人寬容一些,銀行同意免除數萬元利息。真正的難題是應付那些從網絡貸款平台借錢後遭遇的“催狗”。他們不斷用不同的電話騷擾白女士、她的朋友和親屬,讓人無法屏蔽。

她尤其憤怒的是對父母的騷擾。她說:“在中國,我們一般不會把壞消息告訴父母,他們因此非常非常受打擊。”

白女士因此患上抑鬱症,還曾產生輕生念頭。她的丈夫最終和她離婚。

中國針對催收行業的相關法規還很新,執法也不夠到位。法院不僅沒有幫助白女士,還把她列入“社會信用”黑名單,導致她不能乘坐飛機、高鐵,也不能住豪華酒店。

那麽,債務人能從哪裏獲得幫助?

線上互助群體正在發展。芬蘭圖爾庫大學的 Jiaqi Guo研究了在豆瓣上的一個組織“負債者聯盟”。這個組織成立於2019年,如今已有超過6萬名成員。

 Jiaqi Guo博士說,用戶經常討論“社死”,指的就是因為“電話轟炸”這種催收手段導致的人際關係破裂。

隨著負債人數量的增加,政府也試圖表現出一絲同情。去年,中國禁止催收公司威脅使用暴力、使用辱罵性語言或在深夜打電話騷擾。政府還提醒貸款機構要保護個人信息(大概是指不要濫用通訊錄數據)。

但在中國,數據隱私法規執行鬆散。債務人論壇上的投訴顯示,催收人員的恐嚇和侵犯隱私行為幾乎沒有改變。

一個可能起到幫助作用的改革,是引入類似於發達國家的個人破產法,防止債務人因為債務索賠而被徹底榨幹。

缺乏這類法律也助長了高利貸平台向絕望的違約者發放高息貸款。2021年,深圳成為中國首個引入個人破產法的城市。但這個製度運行得非常謹慎。到2024年9月底,申請破產保護的人數超過2700人,但法院隻受理了大約10%的案件。

還有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試點類似計劃。但中央政府並不急於推動全國性立法,因為債權人往往是國有大公司,官員擔心這樣的法律會被視為對衝動消費或投機投資的縱容。(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