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4年六月開始，“WOMEN我們”開始了係列征文“廣場之外”，目前這個係列已經發表《女生回憶：十四歲那年的八九六四》、《三位大陸“80後”，不願忘卻的“六四回憶”》以下是我們的第三篇，關於一個當年在成都周邊的工廠、農村傳播民主之聲的青年，一位廣場之後繼續追尋廣場自由精神的新聞人。 他延遲二十餘年的流亡恰逢中國經濟與社會走出極權桎梏的機會窗口，他也用這個曆史機遇，協商與抗爭出言論的空間。他相信：“自由並不是在一條道路盡頭等待我們的花園，自由隻能是這條道路本身。言論即是自由。自由不是一個結果，它是動態的存在，是你的抗爭本身。”
我們希望尋找更為廣泛的國人的個體敘事和共同記憶：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麽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曆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身障者……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借此賦予六四的曆史敘事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曆，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係“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采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在中國境內的搜索引擎上，敲入“長平”這個名字，跳出來的多是關於秦國戰役的史實，或某個地名的介紹。而那個曾在中國新聞界舉足輕重、以切中肯綮的時評著稱並擁有大量讀者的新聞人，卻在中文互聯網中銷聲匿跡，仿佛從未存在過。
關於他的信息，隻能從維基百科上一則簡短的條目中略窺一二：長平，中華人民共和國記者、作家、異議人士，“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然而，他在中國國內的履曆顯然比六四一代的很多流亡者更長一些：參與《成都商報》創刊，曾任《南方周末》新聞部主任，《南都周刊》常務副主編，《陽光時務》主編。作為新聞人的二十年，延遲了他從廣場上就幾乎注定的流亡。如今，除了《德國之聲》專欄作家之外，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工作：“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這是一個由六四流亡者蕭強創辦的審查檔案館及反審查行動平台。
自2011年起，長平已在德國生活了十四年。他說：“我的流亡經曆始終難以講述。”於他，流亡不隻是被迫地逃離，也包含著主動地選擇，一種精神上的抵抗——通過一場絕望的抗爭，去戰勝流亡本身。
成都的“六四”廣場
六四運動之前，長平還是生活在成都的四川大學大二學生。80年代，中國重新向“西學”開放，幾乎每個大學生的床頭都會有兩本書，薩特的《存在與虛無》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還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一套世界人文社科叢書《走向未來》——盡管這些思想的譯介，是滯後於當時西方學術發展的，但經曆了“前三十年”思想禁錮的中國社會如饑似渴。
八十年代末，畢業前夕的長平（最後排左四）在川大校園與同學留影。（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原來世界是這樣子的”，那時候，他還隻是叫張平。“大學以前已經閱讀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但是（我）在政治上還是一個堅信共產主義能夠實現的理想青年。在當時的教育中，中共把反抗國民黨腐敗統治的曆史正當化，看起來順理成章。讀了很多西方書籍，對整個國內的文化、政治、曆史教育都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
文學也是大學社團活動的核心。長平成了其中一個社團的負責人，創辦了一份文學刊物。課堂上，一些教授文藝理論的老師熱衷於與學生討論政治話題，很快成了學生心中的偶像。那時的文學理論講座幾乎場場爆滿。
也正是在課堂上，改變社會的熱情在激蕩。長平記得，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傳來，他和同學們進行了悲憤而又激烈的討論。
民間哀悼迅速升溫，演變為一場席卷全國的抗議浪潮。
北京十餘所高校紛紛張貼悼念標語與大字報，許多言辭直指當局，呼籲民主改革。北大、清華等高校部分師生聯署《幾點建議》，提出建立學生治喪委員會、廢除專製、反腐等訴求，引發廣泛響應。當夜，北大千餘名學生走上街頭，喊出“民主萬歲”“打倒官僚”等口號，遊行至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前矗立的民主女神像，該雕像由中央美術學院等北京八所院校的學生製作拚裝而成。（圖片來源：Forrest Anderson/Getty Images）
4月17日的一堂課上，同學們為“要不要上街聲援北京學生”進行激烈爭論，直到下課回到寢室，爭論仍在繼續。午飯時，對麵第三食堂二樓的平台下聚集了不少人。長平說：“我去那兒講一講《毛選》吧。”其他同學也立即行動起來，手腳麻利地撕下床單，找來筆墨和竹竿，很快就做好了幾幅標語。
長平站在平台上，高聲朗讀著《毛選》：
……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成都有一百多名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
長平藉此告訴同學們，即便按照中共的邏輯，上街抗議也是人民的正當權利。隨後，又有其他幾位同學上台發言。
很快，學生們就出發了，舉著標語，喊著口號，沿途又有其他大學的學生加入，一直走到人民南路廣場，然後靜坐示威，直到次日淩晨被警察強行清場。學生和警察發生了肢體衝突。這是成都高校學生舉行的第一場大規模遊行示威。
八九學運期間，成都大學生走上街頭聲援北京。（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吳建國/自由時報）
4月18日晚，北京學生移師新華門前靜坐，遭警力清場。4月24日，北京39所高校約六萬學生發起罷課。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引爆了更大的輿論反彈。
成都各個高校也開始罷課。校園的各個公告欄都貼滿大字報，訴求集中在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敗、要求民主、法治和新聞自由等議題上。每天傍晚，校園一角的高音喇叭裏都會播放《美國之音》，播報關於北京局勢的最新動態。
有一天，一位陌生的青年出現在長平他們寢室裏。他自稱是北大學生，帶來了一大包傳單。政治成為一種新的“學習熱”。校園裏的大字報，吸引了大量同學駐足、閱讀和抄錄。
一天傍晚，一位青年老師把長平和幾位同學領到宿舍，從薩賓諾莎、洛克、盧梭一直講到羅爾斯。其中“社會契約論”給長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讓渡的自由。
接下來，另外幾位青年教師加入給學生骨幹補課的行列，幫他們分析運動的方向和策略。
在北京，學潮迅速演變成一場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新聞界、學術界、工人、市民和郊區農民都紛紛上街遊行，表達對學生的聲援，並呼籲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成都也是這樣，來自四川日報、成都晚報、四川人民出版社等機構的記者和編輯也走上街頭。
5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發布戒嚴令。三十多年後，長平在《德國之聲》的專欄中寫道：
李鵬的"5.19"講話徹底擊碎了我對專製政權的幻想。我至今記得當時觀看電視新聞受到的強烈震撼。李鵬眼神陰險，神情激動，聲音顫抖，多次揮動拳頭，表示要堅決鎮壓這場民主運動。那是殺人者動手之前的興奮，那是惡魔準備宣布勝利時的狂傲。那一瞬間，我確信屠殺即將到來。
很快，他收到北京的高中好友來信：“政府調兵鎮壓，我們血戰到底，廣場需要你！”而當時，很多北京市民和外地學生蜂湧至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運動。
長平想：在這有限的時間裏，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麽呢？他決定不去北京，而是組織一個演講隊，走進成都郊區的工廠和農村，傳播民主自由的理念。
鎮壓前幾天，長平組織學生群體去成都無縫鋼管廠（當地人稱“420廠”）門口的廣場演講。這個工廠有上萬名工人，廠子外麵就是一個廣場，下班時間工人如潮水般湧出來，紛紛圍在台下，聽大學生們介紹民主自由。
宣講活動本來規定不接受捐款，但有一位母親執意要捐款100元，一看學生們不願意收，差點跪下，說她兒子也在天安門現場，她為他感到驕傲。說完淚如雨下，在旁的學生也濕了眼眶。
在主流的六四敘述中，北京天安門總是焦點。但很少有人知道，成都也有“六四廣場”，也有流血和犧牲。
而最早帶出這個消息的人，是現任美國國會議員安迪·萊文(Andy Levin)。他當年正巧在成都旅行，親曆了6月4日至6日期間發生的暴力清場。他把成都天府廣場稱為“小天安門”。
1989年6月4日，成都天府廣場發生暴力清場，中共當局施放催淚彈驅趕為聲援北京而聚集的民眾。（圖片來源：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他在日記中記錄——
6月4日淩晨，武警進駐市中心，強製清場導致至少兩至三人死亡，百餘人受傷。
隨後一天，市中心幾乎處於失控狀態，武警與示威者爆發持續衝突，後者投擲石塊對抗警察的催淚彈攻勢，混亂中發生踩踏與毆打事件，許多示威者被捕或重傷。
6月5日淩晨，街區起火，公共汽車與警車被焚毀，消防車也被人群推翻、點燃。當局施放更多催淚彈，試圖重新控製局麵。
同日晚間，軍方力量進駐錦江賓館區域，大量參與或圍觀的民眾被逮捕、毆打，甚至疑似被致死。士兵將被捕者粗暴堆入卡車，形如“扔一袋袋土豆”。
安迪·萊文將目擊經曆傳真至美國媒體《底特律新聞》，並於6月8日發表。他曾在現場拍攝了20卷膠卷，記下了大量筆記，直到“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日才得以公開。
六四當天，長平參與組織的演講隊從成都郊外的132廠撤回，在位於廣場附近的鹽市口搭起了台子。很多被警察打得頭破血流的學生從廣場跑過來，登上講台控訴當局的暴行。
這時，他們已經從新聞裏知道，北京的學生抗議遭到了血腥的鎮壓。很多同學都放聲痛哭。
1989年6月，由安迪·萊文拍攝記錄的成都天府廣場鎮壓現場。（圖片來源：Andy Levin/紐約時報）
6月6日，當局已經控製了局勢，但是街頭氣氛仍然緊張。長平跑到人群聚集較多的錦江賓館附近圍觀，看到人群塞滿了道路，軍車疾馳而來，人群迅速閃開，軍車開過，人群又迅速圍上來。一個華西醫大的學生突然拽著他說：“你怎麽還在這裏？你趕緊跑，逃到香港去！”
他彷佛才感覺到危險，返鄉避禍。可縣城氣氛同樣緊張。有人圍住他問：“電線杆上的傳單是不是你貼的？”還問：“你們到底想讓誰上台？王丹比鄧小平厲害嗎？”他說，這時候，從北京傳單上學來的那句話特別有力：“問題的關鍵不是誰上台誰下台，而是怎樣上台怎樣下台。”
警察開始大規模抓人。他回校前，父母搬來凳子，坐在他麵前，非常嚴肅地說：“你到底幹了什麽？”他說了實情。父母以為這會是最後一麵。母親遞給他一件花襯衫和一把花傘，暗示他男扮女裝逃跑。他默默接過轉身離開。兩個小時後，警車呼嘯而至。
長平先一步回到了學校，另一位學生領袖問他：“你怎麽回來了？這裏到處都是便衣和軍車！”但他沒有離開，在校園裏待了兩天，看書、睡覺。
第三天早晨，他穿著拖鞋、毛巾搭肩，正要去洗衣間，那個曾握手支持他的老師出現在門口：“找你有點事，跟我來一趟。”他明白自己被拘押了。
關押審查了一個多月後，長平得到釋放。
無法從廣場走出的人
學生運動的骨幹們紛紛遭到抓捕。有些人回到家裏，警察深夜敲門。有些人在旅行途中，被警察攔住。還有些人躲藏在朋友住所，也被搜索出來。他們被關押的時間，從一個月到兩年不等。
有一位同學找到長平，對他說：“非常非常抱歉，我供出了你，但也不得不供出你。他們拿了五盒磁帶，是你演講的錄音，叫我確認是不是你。”長平覺得詫異：一則覺得自己並不是那麽重要，二則在402廠演講，周圍都是誌同道合的支持者，宣講中大家都激動落淚，難以想象原來還有人在跟蹤錄音。
經曆過關押的學生，心理上一直受到重創。有一位六四參與者，隻要聽到汽笛聲或者消防車響，就會站起來，跟每個人握手道別，說：“這一次是真的來抓我了。”
1989年6月，對峙中的武警和成都示威民眾。（圖片來源：Andy Levin/紐約時報）
長平說道：“這不是一批年輕人，而是整代人，整整一代人。每個個體的生命價值都被暴力摧毀。”
他感覺自己從此生活在深深的屈辱感當中，一想到那些在血腥的暴力前喪失生命的同伴，而自己什麽也做不了，就感到人生毫無價值，“為什麽中彈的不是我？我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麽，我真的應該這樣活著嗎？”
主流的敘事在漫長的歲月中發生了更加可恥的轉變。長平說：“原本中共的官員對於這次鎮壓也沒有那麽理直氣壯，新聞發言人還在辯解，說‘我們沒有殺那麽多人’——這個辯解的邏輯還是‘殺人是不正當的’。但是近年來，辯解的邏輯變成了‘殺人是對的’——如果沒有六四鎮壓，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發展。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柏林牆的倒塌、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讓很多人仍對“巨變”抱有期待。當時坊間流行的說法是，中共政權再維持個五年、十年便會崩塌，甚至有人預測，兩年之內它就會土崩瓦解。
長平並不樂觀。但是無論如何，他和他的同學們，已對“體製”充滿了厭惡和鄙視。
離開學校一年後，他收到一位大學室友的來信，幾頁紙密密麻麻，文字奔湧如淚，語氣裏滿是激情與羞恥。室友說自己被分到一個大廠工會——那封信寫得像訣別書一樣：“我們以前總是嘲笑國家幹部，現在（我）自己成了那個角色。我不能忍受這樣的命運，我要做出一個改變命運的決定。”信發出不久，這位室友沒有告知單位，便從北方出發南下逃離體製。在深圳，他身無分文，幾近乞討，也沒有回頭。十年之後，他擁有數家工廠，資產上億。
另一個朋友，被分到一個非常體麵的體製工作，由於家境困難，他不得不接受現實。每次請老友吃飯，都要請求大家諒解。
“經曆過六四創傷的年輕人，覺得要更正當、更有尊嚴地活著，哪怕一事無成流落街頭，也是最值得活著的一群人，（大家）都應該幹點什麽事情”，長平說。
很多年後，在美國一家咖啡館，他見到當年一起組織學運的學生領袖。對方看見他，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為死去的學生活著的。”他深深共鳴。
1989年6月，成都天府廣場鎮壓現場的受傷民眾。（圖片來源：Andy Levin/紐約時報）
而那個高中好友，曾在廣場上寫信喊他“廣場需要你”的人，也堅持到最後。子彈打進了他的腿，被送進醫院，但很快又被警察帶走提審，導致他終生殘疾，兩腿一長一短。
長平一直沒有忘記。他說：“我隻是僥幸成為屠殺的幸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我。我們活著，隻是偶然。”每年六四紀念日，他都會在境外媒體上寫紀念文章。大多發表於《德國之聲》——他後來成為該媒體的專欄作家。
“對我個人來說，這是對恥辱記憶的一種抵製。”
投身報業，撐開自由的牢籠
回溯長平三十年的新聞曆程會發現，1989年的那場曆史巨變，為他以後的每一次筆觸奠下了隱秘而清晰的基礎。他所踐行的新聞，並不僅僅是報道現實，更是一種“六四精神”的承續。
1991年離開校園之後，長平曾在小說、劇本之間試探，並有作品在文學刊物上發表。同時他也為出版商工作，寫了幾本書。
在此期間，他還和朋友一起開過錄像廳、火鍋店和雜貨店。
那是一個中國走向“政左經右”路線的時代，市場經濟繼續深化，商業信息成為剛需，他因緣際會參與創辦《荷花商情資訊》——那時候流行的簡報商訊，再承包《市場導報》——這是長平新聞生涯的開始。
1993年，何華章、陳舒平等人在成都創辦了市場化報紙《成都商報》。他們曾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因為也在六四時上街遊行，在體製內前途無望，轉而寄望於新聞的力量——雖然何華章經由辦報成功後又回歸體製，最後作為貪官在十年前的反腐運動中落馬。
何華章，1993年曾自籌資金創辦《成都商報》，2002年從政起，先後擔任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部長、成都市委常委、遂寧市市長等。2016年，何華章以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6個月。（圖片來源：網絡）
長平和他在《市場導報》的同事一起加入了《成都商報》。
當時市麵上的報紙，對於重大事件的報道，都統一采用新華社的通稿。長平和他的同事們不願重複“新華體”那套自上而下的官話、套話，嚐試用市民語言重新描述公共生活。用《人大政協開會了》這樣簡潔的標題，取代“在京隆重召開”的八股語言——“語言一變，意義也就不一樣了”，但這一嚐試很快遭到省市宣傳部門的嚴厲批評。
盡管如此，由於市場化的改革帶來了靈活空間，早期的《成都商報》很快崛起，成為中國首家上市的地方媒體。長平組織了一批深度報道：崔健的搖滾和反抗，春運列車上的“民工返鄉潮”……他開始係統學習西方新聞寫作方法，為了練習鍵盤打字，逐字敲寫了大量普利策獲獎通訊。
但很快，《成都商報》被省市宣傳部門收編，成為“精神文明建設”的成果。長平察覺到了微妙的轉向：選題被過濾，語言再次退化為宣傳和口號。他主動淡出核心管理層，除了深夜值班之外，主要工作放在了略顯邊緣的特稿部，繼續耕耘深度報道。
1997年冬末，長平受《南方周末》記者相邀，一道追蹤昆明“孫小果案”。這是一樁在本地諱莫如深的涉黑案子。他當年寫下的調查報道發表在《南方周末》頭版，引起全國輿論震動，推動“孫小果終受到法律製裁”，被判處死緩。諷刺的是，減刑出獄的孫小果在二十年之後，再次因為持續多年的惡性犯罪引發“輿論震動”，最後因“中央掃黑除惡督導組”介入，被判處、執行死刑。
《南方周末》邀請長平去廣州工作。當時的《南方周末》剛完成從娛樂周刊到時事周刊的轉型，以揭黑反腐報道為主，因敢於報道重大負麵新聞，有口皆碑。它還經常邀請各地記者合作調查。它的口號是："正義、愛心、良知"。
長平意識到這裏會有更多的報道空間，1998年夏天，他放棄了《成都商報》的優厚待遇與福利房，南下廣州 ，正式加入《南方周末》。彼時的《南方周末》已從一家地方報紙蛻變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輿論平台之一，每期報紙1塊5毛，發行量超過一百萬份。編輯部剛剛擴張，版麵從創刊時期的4版變成24版，編輯和記者從二十幾人變成四十多人。
幾個月後，報社開始籌備紀念改革開放二十周年的特刊。編輯部裏討論：二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固然經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改革開放”四個字真假難辨。大家達成共識：用“思想解放”作為關鍵詞。
長平被安排寫頭版文章。所有人都在等一篇“高屋建瓴”的社論。可他翻著那一摞厚重資料，開始懷疑宏大敘事的意義：京西賓館[1]裏燈火通明的時候，中國的普通人正在做什麽？他們吃了什麽，看了什麽電影？
他決定寫一篇講普通人、講日常生活的文章——《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
篇幅很短，開頭卻列滿了瑣碎：當天的天氣預報，電影院上映的電影，南方和北方人分別在吃什麽飯，理發多少錢一次。《中國青年報》編輯馬立成與友人小聚，席間有人曾因“四五運動”[2]入獄，卻無人提及往事，熬白菜端上來，沒有啤酒，眾人一直聊到淩晨一點；50歲的“右派”楊奔在哈爾濱太陽島當理發匠，小孩2毛5，光頭3毛，其餘3毛5；北大66級畢業生王瑋在廣州工廠辦學任教，日記記下那日三餐：水泡飯、鹹菜，白菜豆腐，雞蛋炒酸黃瓜。
文章見報後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在這整個記錄的背後，你能看得出來當時的民眾對於變革的渴望，以及在極權政治下個體命運的無助”，長平說。他清晰地認識到自己對個體命運的關注，這在往後的寫作中越發清晰。
1999年5月11日，《南方周末》就“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發表了頭版報道《比導彈更強大的力量》和社論《沒有高度的紀念碑》。
1999年5月11日，《南方周末》報紙封麵。（圖片來源：改變中國）
因北約轟炸導致三名中國記者喪生，大多數媒體報道都渲染反美情緒。
在共產主義陣營倒台之後，失去意識形態支柱的中國共產黨，開始以民族主義作為新的合法性基礎和政治動員工具，隸屬於《人民日報》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在1993年創刊是標誌之一。然而，《南方周末》的這篇社論，對三位喪生的記者表達了痛惜和悼念，嚴厲譴責北約戰爭暴行，同時倡議“與法治、民主、科學相結合的現代愛國主義”，警惕“會把中國推回‘閉關鎖國’鐵屋的義和團式或其它樣式的盲目、狂熱的狹隘民族主義”，尊重國際法，“高揚和平、人道的旗幟”。
那期報紙上架後，立刻被搶購一空，足足賣了150萬份， 也是《南方周末》史上最高的零售記錄。
那幾年，《南方周末》的傳真機幾乎沒有停止過響動。每天成百上千條線索從全國各地寄來，有人告狀，有人求助。主編江藝平，時常為了爭取報道空間，頂住一些上級壓力，保護記者。
彼時，記者可以全國各地跑采訪，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道義感，受外界尊敬，地方官員也會感到畏懼。記者生涯充滿戲劇性，也能夠密集體驗弱勢群體麵對的盛世悲涼——而報紙，是難得能夠給他們撐腰的“青天”。
1999年初，長平前往西安郊外調查一個“優秀共產黨員”的案件。這個被無數次表彰的國有大型農場場長蒲渭濱，因為一戶袁姓農民未送禮，便雇人將他們即將收割的蔬菜搶光。幾萬元，是這家人一年的全部希望。官司打到法院，法官輕描淡寫：“你們不可能贏。”幾天後，袁家父子兩人在法庭外喝下農藥，雙雙身亡，其他家人也隨之自殺。
長平前往調查，被拖進一間空倉庫，四五個彪形大漢圍著他，一頓搜身搶設備，還逼他朗讀自己之前寫過的歌頌報道。
僥幸逃出之後，稿件刊出。報道一出，陝西省副省長親自過問，還接受了長平的第二次采訪；並且，副省長“幾度哽咽”，聲稱痛心，承認法官貪贓枉法。案件最終被重新立案。在法庭上，長平看見曾關押過他的場長蒲渭濱低頭坐在被告席。“那時候就有相當多的人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報紙來實現自己的一些社會抱負，還可以得到市場回報”，長平說。
1999年，長平跟進的“農家父子討公道法院自盡案”後續報道在《南方周末》發表。（圖片來源：改變中國）
《南方周末》被譽為“改革開放的橋頭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中國社會公正與政治改革最堅定的輿論陣地之一”，影響力越來越大，隨之，審核和管製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南方周末》麵臨幾次被關門的危險。記者、編輯們每天都處於一種高度緊張的壓力下，每一次批評都無法預知是否能順利過關，報社還能否運營下去。
沒多久，中宣部直接下令，要求新聞部主任沈灝、消費版編輯曹西弘、專欄作家鄢烈山必須離開《南方周末》。沈灝離職後，長平被提拔為新聞部主任。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在頭版封麵發表了一篇《張君案檢討》的整版報道，這個全國性矚目的大案，曾被全國媒體爭先報道。湖南農村青年張君，在打工途中一再遭遇失業後，參與搶劫、偷盜等犯罪活動。他多次被警方逮捕，並遭遇刑訊逼供。每次出獄，生路更加難尋，隨後他組織起一個犯罪團夥，並逐漸壯大，犯下多起銀行搶劫、殺害警察等重大刑事案件。在六年的犯罪生涯中，張君殺害22人，傷害20人，搶劫銀行和珠寶店共計65萬美元的金銀財物。
2000年9月，張君終於被抓捕。在張君案的收網現場，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文強將嫌犯按倒在地，用腳踩住頭，打電話對上級匯報：“張君就在我腳下。”一旁的記者迅速按下快門，隨後公安部門罕見地對媒體全麵放開，多家媒體爭先報道張君傳奇性的犯罪經曆，中央電視台派記者去看守所進行了采訪。一場獵捕行動，被層層包裝成一出全民凝視的“正義秀”。
2001年4月19日，《南方周末》頭版封麵報道《張君案檢討》。（圖片來源：改變中國）
作為新聞部主任的長平，卻派記者前往了張君的老家和犯罪路經地，調查他的成長經過，以及張君如何從一個普通農村青年一步步成為黑社會頭目。報道探究犯罪的社會成因，質疑司法係統忽視程序問題和嚴打酷刑對社會治安的負麵影響。九年之後發生在文強身上的事情，諷刺地證明了這個議題的重要性：“打黑英雄”文強，在薄熙來的重慶打黑運動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被捕、審判並執行了死刑。
報道一出，當期135萬份《南方周末》傳閱大街小巷，湖南省政府向北京投訴，稱《南方周末》違反了宣傳規定，重慶市公安局暴怒，嚴厲指責《南方周末》汙蔑公安形象和農村政策。
隨後，中宣部下令整頓，長平被調離編輯部，安排到發行部門，主編江藝平、副主編錢剛也相繼離職。
這次整頓，被業界認為是《南方周末》曆史轉折點，也是《南方周末》遭遇過的最嚴重的一次打擊，報社走上漫長的衰落過程。
黃金時代
2002年，長平離開《南方周末》後，短暫進入央視工作，隨後前往上海，參與《外灘畫報》的創刊，擔任副總編輯。
《外灘畫報》同時吸納了六位《南方周末》的采編人員，外界曾有猜測，它將會成為《南方周末》的上海版。當時的上海沒有一家做時政的媒體。在創辦初期，主創人員達成共識，上海需要真正的時政新聞，《外灘畫報》就要做真正的時政新聞。他們在創刊號的社論寫道：“新聞應是新聞本身，不是別的。新聞價值不應妥協。”
初期，《外灘畫報》嚐試了一些調查和批評性報道。其中一起報道涉及某企業產品質量問題。企業為阻止報道刊出，提出以40萬元廣告費交換，《外灘畫報》拒絕。企業隨即通過宣傳部門施壓，報道最終被叫停。
《外灘畫報》創刊號，其初期以時政報道為主，辦報宗旨為“公信就是生命力”。（圖片來源：澎湃）
長平回憶，這類情況在《南方周末》時期也並不罕見，但彼時的《南方周末》有更大的報道空間與市場支撐，甚至拒絕過一家國企300萬的廣告費，這一直是《南方周末》引以為傲的事情。“我們的邏輯是，我們不被你收買，但我們相信出於正義良知原則的報道是有市場的，真相是值錢的。有了市場，我們不愁廣告。這是當時很多媒體人的想法，在《南方周末》的結果是成功的。”
《外灘畫報》主辦單位上海文藝出版社也有心把《南方周末》經驗移植到上海，推動一套現代化、國際化城市所必需的新型新聞理念。然而事實是，水土不服的《外灘畫報》遭遇了失敗，這是因為上海的審查環境、同行理念跟廣東完全不同。
創刊不久，他們幾乎每日收到三至四條禁令。主管單位受到壓力，被強製要求將《外灘畫報》轉給上海文新集團。此後報社仍試圖繼續批評性報道。有一次，集團因此被整體處罰，導致文新集團上千名員工收入受損，《外灘畫報》亦在集團內部引發不滿。市場層麵，報紙的發行受限，定位逐漸向都市時尚轉型。
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部門開始關注長平，多次約談。2003年，他前往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訪問學者。
《外灘畫報》並不是個例。2003年，文新集團創辦《東方早報》，光明日報與南方報業合作推出《新京報》，都吸引了不少《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的前記者與編輯加入。這些新興媒體一度被寄予“南方係全國擴張”的厚望。然而，它們很快在本地監管體係中遭遇現實碰撞，報道尺度迅速收緊，管理層和骨幹人員流動頻繁，最終褪去“南方係”色彩。
2003年4月，《南方都市報》因刊發《被收容者孫誌剛之死》，引發廣泛社會關注，並最終促成“收容遣送製度”的廢除。但很快，報社高層被檢察機關調查，主編程益中、總經理喻華峰等人相繼被捕，其中二人被判刑。
這件事被網民稱為“中國傳媒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2004年，長平結束訪學返回中國，繼續到上海《外灘畫報》工作，擔任執行副總編輯。2005年，他回到南方報業，參與創辦《南都周刊》，擔任副總編輯。
此時南方係已承受更強監管，人事安排更多基於更嚴厲的管製需要，宣傳部門甚至“空降”幹部擔任其子報領導。
《南都周刊》創刊初期，中國社會也開始出現公民意識的覺醒，一些NGO組織、公益行動、法律援助項目等逐漸活躍起來。NGO、公共知識分子、律師等，構成了一種雖然微弱但真實的公民社會景觀，連接了民間與“體製內”。
那幾年，廣州還存在一種相對活躍的知識氛圍。比如“南都大講堂”，經常邀請國內外學者演講，話題常常相當大膽，從憲政、法治到環保、公共參與，也為城市裏的公共討論空間提供了支撐。
《南都周刊》在那個階段，依然嚐試拓展了許多邊界，在城市報道與公民社會議題中尋求空間。
據《南都周刊》一位前同事回憶，主編是最前線的“把關人”，也是最靠近現實的博弈者，長平一直為編輯和記者爭取最大可能的空間，經常對手下的采編人員說：“先不要給自己設限。”
2012-2013年《南都周刊》封麵節選，長平早期的參與為其專注時政報道的定位奠定了基調。（圖片來源：南都周刊）
但審查總是無法回避，常常製造很多無力感。有時對某些稿件做出取舍，都是出於對記者、作者，乃至報社整體安全的考慮。這種權衡在當時非常現實，也非常艱難，必須保證稿件在“安全邊界”內，但又要盡量不讓內容失真。明明知道一個稿子可以寫得更深、說得更明白，但他們必須用“換詞”、隱喻、文字遊戲的方式表達出來。規避審讀，形成中國語境下媒體人的一種“折中智慧”。有時候，審讀看不出問題來，稿件就能過關。
後來，《東方早報》整體砍掉調查板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大幅削減調查報道。《新京報》也開始弱化深度報道，一批中堅記者陸續離職。調查報道麵臨全麵萎縮。
彼時的長平，受外界關注更多的身份，其實是時評作者。
這也得益於早期的《南方周末》，它率先設立獨立的評論版塊，嚐試推動中國當代時評的現代轉型。隨後，《南方都市報》時評版麵完成了這一使命，進而在全國範圍內被廣泛模仿，開創了都市報時評寫作的新時代。長平是其中一位最受關注的時評作者之一。
2004年至2010年間，是長平寫作最為密集的時期。他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中國新聞周刊》、《FT中文網》、馬來西亞《星洲日報》等多家媒體開設專欄，寫作覆蓋廣泛。他的評論被讀者廣泛轉載，各大門戶網站也自發為他建立專欄。他並不介意這些“盜用”，認為文章能被更多人閱讀才是目的。他也開始被頻繁邀請參與文化活動與演講。
2008年，中國經曆了一係列重大事件：南方雪災、西藏“3·14”事件、汶川地震、金融危機、零八憲章、三鹿毒奶粉，以及北京奧運。民族主義情緒在這一年達到高點。民眾開始對國家民主化轉型重拾希望，億萬國人沉浸於“中國夢”的熱潮之中。
然而長平認為，這也是世界對中國誤解最深的一年。這一年，他的人生走向也發生了徹底的扭轉。
3月10日，是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的周年紀念日，拉薩多所寺廟的僧人舉行和平示威，紀念1959年藏人起義，並呼籲宗教自由與釋放被拘僧人。隨著抗議活動蔓延，最終在3月14日升級為暴力事件。拉薩街頭出現騷亂，政府強力鎮壓。
事件迅速引發國際關注，西方媒體廣泛報道，中國政府則指責所謂“達賴集團”煽動暴力，並迅速平息事態。
中國網友發現，包括CNN、BBC等在內的西方主流媒體在報道拉薩騷亂時，存在諸多事實信息錯誤。網民們發起“抵製西方媒體”的活動，出現了一些命名為“反 CNN”“反BBC”“反美國之音”的網站，還組織線下抗議。
2008年4月，長平寫下了一篇標題是《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刊登在FT中文網上——對於國內媒體平台，即便是在最“開放”的時代，民族宗教問題也一直在審查紅線之外。這篇文章批評了政府在信息傳播方麵的不透明，指出官方封鎖消息和限製媒體采訪，隻會加劇謠言和誤解，並向公眾呼籲“民族情緒不應吞噬公共理性”。
2008年4月3日，長平在FT中文網發表《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圖片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一夜之間，這篇時評登上了網站首頁，閱讀量超過40萬，評論數突破2萬。評論區一片喊殺聲，有人詛咒他，有人威脅他，還有人散播謠言，說他收了40萬美元、替BBC做宣傳。更有甚者，人肉搜索他的家庭住址，惡意P圖，把他與日本色情影星合成“合影”，指控他“生活腐敗”。
《北京晚報》很快發文點名批評，說他的“言論自由已到了恐怖的程度”。黨報點名，在體製內是一種政治信號，長平心知，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媒體爭議，而是一次“無聲的暴力”，逼人噤聲。
隨之而來的，是他在南方報業的“第二次流放”——被調任南都傳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員。《亞洲周刊》、《蘋果日報》等香港媒體也進行了聲援。《南都周刊》所有員工向上級南方報業集團聯名請願，不希望對長平進行職務調整，擔憂此事被外界解讀為“因言獲罪”，並在距離奧運會不到100天的敏感時間裏上升為政治化事件。
一位《南都周刊》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我們一致認為，這篇時評筆調冷靜理性，隻是一個中國新聞工作者對公共危機事件的善意提醒，況且長平是以個人身份發表時評，並不涉及到《南都周刊》的職務身份，這樣的處理是不公的。《南都周刊》的定位和調性，和主編人員有直接關係，長平可以稱之為《南都周刊》的‘靈魂’所在，他的離開讓《南都周刊》漸漸失去了核心表達。”
到了2010年，南方報業幹脆以“去印度見達賴（喇嘛）”為由不再與長平續約。即便他出示了護照，證明自己當年根本沒去過印度，警方仍以“勾結境外敵對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對其立案調查。他的文章開始遭遇下架、刪帖，並被禁止在中國大陸媒體發表任何文章。
2010年後，封鎖升級——“全網封殺”。以前搜索“長平”，會跳出大量文章；現在搜索“長平”，隻剩下長平公主或地名。
“這件事，改變了我的人生軌道，也改變了我家人的命運”，他說。
2011年初，長平抵達香港浸會大學，成為該校的駐校記者和訪問學者。正當他安頓下來之際，中國大陸爆發“茉莉花大抓捕”事件。一通突如其來的電話將他卷入漩渦，電話那頭的人告訴他，他在一份秘密抓捕名單上，勸他不要回國。長平起初不信，“我隻是寫寫文章，沒幹別的”。可就在他飛往巴黎參加文化交流活動期間，警察登門造訪了他的家人。他明白，自己真的回不去了。
轉戰香港：尋找失蹤的聲音
2011年秋，香港，《陽光時務周刊》創刊號穿越中國內地的互聯網防火牆，出現在一些讀者的郵箱和iPad屏幕上。
那時，微博火了起來，微信公眾號還沒出現。媒體人集體站上了時代的岔路口，紙媒漸漸式微，他們抬頭望見一種全新的傳播可能——iPad，那個剛剛走進消費電子時代的新平台。
“這是一群大陸自由派媒體人在香港做的一次媒介實驗”，副主編賈葭認為。這是一本大陸媒體人第一次以iPad為載體製作的互動雜誌，容量高達500多兆，一期一期發布在App Store上。雜誌中不僅有長篇深度報道，還有可以直接播放的視頻、音頻，“比如艾未未的專訪，你不止能讀，還能點開看視頻，甚至能聽到羅大佑的配樂”，他說，“這對媒體人來說，是一種全新的表達自由。”
他們的設計靈感部分來自美國的《Wired》，幾位主創常常研究國外的排版和互動組件，琢磨怎麽“用中文語境做出技術上的突破”。
《Wired》是一份在全美國發行的彩色月刊雜誌，並同時擁有在線版本。該雜誌於1993年3月開始發行，著重報道科技對文化、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圖片來源：網絡）
那時的香港尚未進入“反國教”[3]運動，對北京的社會不滿還未爆發。“但在那個夾縫裏，iPad、香港、電子雜誌，這三個變量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時空。”《陽光時務》試圖在這裏搭建一種新秩序，一種可以繞開審查，用視覺、聲音和交互去觸摸公共議題的秩序。
雜誌團隊不過二三十人。主辦人陳平，一度也被看作是在體製內外之間遊走、試圖推動社會改革的特殊人物。他找來長平擔任主編、張潔平擔任執行主編、柴子文和賈葭擔任副主編，後來又找來程益中任總經理。台港背景的編輯張鐵誌也加入其中。這份雜誌因此被稱為“大陸自由派”在香港的新陣地。
創刊初期的編輯部充滿“激蕩”氛圍，張潔平回憶道：“好像什麽話都能說，什麽新鮮事都能試。”
而彼時，主編長平因遲遲未獲得香港工作許可，被迫遠程工作，輾轉於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和柬埔寨，最後前往德國。
2009年6月4日，長平第一次走進香港維多利亞公園。那晚，十餘萬人舉起蠟燭，喊出：“追究屠城責任！建設民主中國！”這是“六四”二十周年的紀念集會。人群中，他抬起手，卻一時無法開口。
他感到陌生，甚至是恐懼。此前二十年裏，他從未在公共場合喊出過一句政治口號，發現自己的身體和精神已經失去了這種功能。這些話語與場景，本應是一個社會的正常表達。但在大陸，這種“正常”早已消失，他也像無數人一樣，漸漸適應了沉默。
2012年第20期，《陽光時務》用整本雜誌作為“六四”23周年紀念專刊，21期封麵故事亦是：“六四囚徒 沉默的受難者”。從流亡者、受難者、香港市民中的堅持者，專刊逐字逐句地采集他們的“六四”記憶碎片。
曾擔任天安門廣場的播音員石冬青、傳出天安門廣場總指揮柴玲錄音帶的蔡崇國、被囚禁累計達22年的工運領袖李旺陽、長期追蹤調查“六四”受害者情況而被判刑9年的李海，還有因撰寫《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江棋生……《陽光時務》讓那些知名度較低的六四親曆者重新開口，再根據多位香港文化界人士的文字記錄，共同整理出一份《八九六四記憶檔案》，讓那些被邊緣化的故事彼此互為補充和印證，填補那一年六月未竟的敘述線索。
他們還讓“六四二代”與這段曆史展開重新對話，走近80後、90後中國青年——他們大多數人從未在課本上見過“六四”兩個字，卻依舊在互聯網的縫隙中感知到一場失語的曆史。在評論中，寫道：“不是我們不能記得，而是我們被訓練成不需要記得。”
《陽光時務周刊》第20期六四專題（圖片來源：陽光時務/Newtalk）
賈葭認為，對於媒體人而言，六四是一個標尺，它測量的是一個人是否有能力去記錄真實的曆史記憶。“你怎麽看待這樣一個曆史事件，其實就代表了你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你是否敢於麵對真實，麵對身邊那些未被允許發聲的現實。”
在他眼中，六四不隻是一段曆史，而是一記長鳴的警鍾，是一種沉默的圖騰，提醒他去思考：為什麽我們今天變成了這個樣子？“如果說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曆史，那今天新聞的虛假，也注定了明天曆史的荒謬。反過來講，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昨天的曆史之所以麵目模糊，是因為當年的新聞從一開始就不是真的。尊重六四，和尊重每一條真實的新聞，在意義上其實是一樣的。”
這也是《陽光時務》的信條。
2012年，薄熙來落馬，引發外界對中共高層動向的樂觀猜測，有人甚至期待習近平將“去毛”或“平反六四”。長平並不認同。他在《陽光時務》發表文章《每個官員都姓薄》，寫道：“重慶模式與中國模式在本質上並無區別，都是強權與控製的延續。”
他的判斷來自多年采訪與觀察，也來自對“改革開放”這套官方敘事的深層懷疑。在他看來，這個概念被過度包裝，早已失去了真實內容。
第35期以《痛哉西藏》為題，報道整理了王力雄記錄的97位自焚藏人的遺言檔案：38%表達了對達賴喇嘛的祈願，54%表示“為雪域西藏而自焚”，19%直接抗議中共政權。
長平在主編寄語中再次重申：“要改變民族衝突的危險，請先從傾聽藏人自焚者的心聲開始。”
《陽光時務周刊》第35期封麵（圖片來源：陽光時務/中國數字時代）
尚未進入運動時期的香港，仍有著強烈的中國議題關懷。烏坎事件[4]，作為主筆的張潔平多次實地采訪，與烏坎村民代表、“熱血青年團”成員、普通村民、地方官員等建立直接接觸，捕捉村民自組織維權的細節。《陽光時務》在多期刊物中持續推出烏坎的深度報道，並舉辦紀錄片《烏坎三日》的放映，記錄這個南方小漁村的政治覺醒。
此事之後，《陽光時務》也隨之遭遇封殺，雜誌從App Store下架，主創的微博賬號也被集體封禁；大陸讀者即便用境外賬號，也難以順利下載，必須借助翻牆工具才能訪問。再之後，因發行不理想，轉型為紙質版本，在港澳台地區上架。
“這本雜誌並不是為了成為反對力量，而是希望去掉自我審查，恢複正常的媒體表達。我們隻是稍微多說了一點，就已經讓內地當局覺得無法容忍”，長平在接受《德國之聲》采訪時說。
張潔平認為，在當時的香港媒體生態中，《陽光時務》並不算最激進，語言“大膽”也談不上出格，“那時候《蘋果日報》更犀利”，她說，“隻是因為《陽光時務》是一批大陸人在辦，就更被大陸關注”。
隨後，國務院新聞辦發布通知，禁止大陸網站提供雜誌下載。陽光衛視試圖技術破局，允許大陸蘋果用戶更換賬號區域下載，並通過郵件向訂閱用戶發送PDF文件。口號是：“你一定能讀到。”
長平說，這是一次出版的實驗，反封鎖本身也成為內容的一部分。編輯與讀者共同穿越高牆，共同生成內容，在困境中尋找公共討論的可能。
然而，接下來是多名主創人員和內地記者接連被國保上門問詢。2013年5月23日，《陽光時務周刊》宣布停刊。6月3日，陳平在街頭遭遇兩名蒙麵男子襲擊，頭部被木棍擊打。
2013年6月5日，《陽光時務周刊》主辦人陳平在街頭遭襲擊後接受媒體訪問，向在場記者展示傷情。（圖片來源：明報）
說到這本刊物的關停，賈葭認為是意料之中，它並非神話，也不是有多尖銳的政治立場，更多是把一些在大陸說不了的話，恢複成了常態。“真正可惜的不是它被封殺，而是喪失了做中文世界裏第一個真正成熟的電子雜誌的可能。如果那時候《陽光時務》能撐下去，沒準今天我們會有一個像Kindle那樣的中文多媒體平台。”
對長平來說，這種嚐試至今也從未止步。“很多人以為自由是個固定的籠子，隻要不被關進去，我們就可以自由；被關進去的人又想，隻要我不去碰邊界，就能留下空間。可事實上，這個籠子是彈性的，你不去撐大，它就會收緊，把外邊的人也卷進去。我給自己的任務，就是把它撐大。”
被問及如何回望在國內二十年新聞生涯，他引用一句話：“自由並不是在一條道路盡頭等待我們的花園，自由隻能是這條道路本身。言論即是自由。自由不是一個結果，它是動態的，是你的抗爭本身。”
他這句話，曾經刊登在《南方都市報》——那是2007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那天，該報發表由長平撰寫的社論《紀念王小波， 爭做自由人》。
2013年，《陽光時務周刊》第38期，關注《南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當年，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未經過該刊正常出版流程，對《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辭及相關內容進行大幅刪改，並產生數個常識性錯誤，引發《南方周末》采編人員抗議的事件。（圖片來源：陽光時務）
“都挺好的”——難以講述的流亡
在德國的生活，是長平人生的另一種重啟。目前，他仍在為《德國之聲》撰寫專欄文章，同時擔任《中國數字時代》執行主編。他還為多家中文、英文及德語媒體發表時評。
即使遠在德國，他的公共活動，依然還是受到中國方麵壓力的影響。
2011年，長平前往德國，隨後定居於此。（圖片來源：端傳媒）
近幾年，他不再像前些年那樣活躍於公共講壇。部分曾經積極邀請他的組織，不再發出邀請。有些機構甚至主動與他切斷聯係。
“這讓我非常驚訝”，他說，“以前很驕傲地請我參加活動的組織，有些自己就是做新聞自由、人權倡導的，但在中共的壓力下，他們做出了選擇。”
在西方國家的人權講台上，更容易被邀請的是來自一些中東或更小國家的記者。長平談到：“他們當然也應該站上這些講台，但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請他們更安全一些，不會遭到幹擾。”
在長平加入《德國之聲》之前，也就是他因為評論西藏事件遭到整肅的2008年，《德國之聲》也發生過一場風波。時任《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的華人記者張丹紅，在德國媒體稱讚“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麵的貢獻都要大”，以及認為中共“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等，引起軒然大波。張丹紅因此被調離中文部。
中國媒體廣泛報道張丹紅因親中言論被停職的事件，稱讚其為“仗義執言”。（圖片來源：搜狐）
即使在海外，審查也以沒有消失，它隻是換了形態。有同行對長平說，“別寫那麽激烈”。“我覺得我隻是正常表達，但他們一看到’習近平’這幾個字，腦子裏就有審查。”當然，也有同行對他表達敬佩和支持。
每一個流亡者，都有相似的軟肋。2016年3月27日，是長平父親的壽宴，這天本應是家人團聚的時刻，飯桌上的人卻一個接一個被帶走。沒有出示任何手續，四川西充縣的警方強行將他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帶走。他們沒有犯任何罪，隻是“與長平有關”。
起因是，2016年3月15日晚，賈葭突然被警方帶走，外界稱此事與《要求習近平辭任總書記公開信》5有關。長平在《德國之聲》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為《賈葭失蹤，睜眼之罪》，批評中國政府對媒體人的打壓。
因家人受到威脅，他在推特上公開發聲。他說：“我在國內的任何家人和親屬，都對我的思想、文章和媒體工作沒有任何了解，也沒有任何相關聯係。”
中共以家人作為要挾，他隻能與家人切斷所有聯係。
往後這些年，總有人問他家人現在怎樣，他總是笑著說：“都挺好的。”問到父親身體如何，他還是那句話：“挺好的。”
每個流亡者處理家人關係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選擇公開，把背井離鄉帶來的傷害和牽連一並說清楚。有人選擇沉默，讓親情在斷裂中自行風化。而他的方式——幾乎不談。他坦言自己對家人的傷害，至今沒有辦法釋懷，“那種愧疚感，是我始終過不去的坎”。
他感到無力，這14年的流亡，應該以何種方式才能得到敘說。
去年，一位出版社主編約他寫書。他拒絕了，“我覺得我寫不出來”。
在參加一個與香港有關的紀錄片講座活動之後，他再一次受到邀請。他答應寫一篇與流亡有關的文章。長平把自己關起來，花了很多天時間，看了很多書，重讀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和赫塔·米勒的小說與文章。寫了大量片段、筆記，但文章最終還是無法完成。
一些參與過六四的朋友，坐牢出獄後卻從未提起過去，“甚至連朋友都不見”。他說，那是一個沉默的群體，能講出來的人，其實是極少數。“有些是政治高壓下的自我保護，有些是心理創傷太深，還有些人的思想已經徹底改變了。有些六四的學生領袖，後來想法都變了。”
前同事張潔平在《離散的中國人，像一個個小黑洞》一文中也寫到，每一個眼前的人，都“散”了——那曾經生長於某塊熟悉土地上的才華與經驗、安身立命的安全感、甚至鑲嵌在本地社群網絡中的幽默與智慧，都在不斷的遷徙與失根中潰散無蹤。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自2012年習近平上任以來，截至2024年，已有超過115萬人次的中國公民在海外申請庇護。2024年，難民署預測中國尋求庇護者人數將達到176,239人，創下新高。與2012年相比，這一數字增長了1426%，僅2023年，就有32,665名中國公民在其他國家申請庇護。
在這個數據統計中，中國籍難民人數多年位居首位。
賈葭把流亡者形容為一個存在於中國體製之外的U盤，存放著著中國最真實的記憶，等待著某一個未來的時刻，或許能被重新打開。
但是受中共長期意識形態的影響，國人對“難民”有一種深深的偏見，“流亡”已經成為一個被汙名化的標簽。
“流亡是刻在時代臉上的紅字”，這是長平在台北一次分享會上的題目，他清楚這枚“紅字”的重量，它意味著羞恥、挫敗、孤獨、身份的模糊和生存的不安。許多流亡者希望洗淨這個印記，仿佛這是他們犯下的罪。
他選擇講出來，每年六四紀念日，他還在書寫悼念文章，不斷地向世界重申六四運動的世界意義。到今天，他依然還在承擔“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的策展工作。
2009年，長平參加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紀念晚會。若幹年後，他依舊堅持將自己的記憶與“六四”深深綁定。（圖片來源：德國之聲）
談話中，他多次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她始終走不出過去的陰影，也不願意走出。沉浸在記憶中，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曾有人勸米勒轉寫其他題材，別總是書寫共產黨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創傷，她則堅定回應：“我不拋棄那些你們現在可能覺得是笑話的記憶。”長平也從中看到了自己，他們在為過去活著，才能抵製遺忘。
2017年，《中國數字時代》的總編輯蕭強邀請長平加入一起工作。他們在布拉格邊散步邊聊天，聊了好幾個小時。走著走著，長平停下來問：“你認為《中國數字時代》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麽？”
他以為自己會聽到一個標準答案，比如“做一個自由的信息平台”“打破信息審查”“服務被壓抑的聲音”之類。
但蕭強的回答出乎長平的意料。他說：“戰勝流亡。”
“很多流亡者，其實沒有真正‘戰勝流亡’。很多異議者被監控，被審查，被囚禁，但最致命的是，被自己的流亡生活壓垮了。他們無法過正常生活，無法修複關係。他們的世界永遠停留在失去的那一刻。”
長平深以為然，不隻是為了自由而流亡，也要在流亡中找回自由。
六四二代
安頓下來並不容易。
來德國的第一年，作為訪問學者，長平是被“照顧”的人。基金會為他辦理簽證，提供生活補貼，帶他熟悉超市、公交和生活用品。
2011年，長平以訪問學者身份遠赴德國，在伯爾小屋居住了一年。（圖片來源：改變中國）
可一年之後，一切突然歸零。雖然有朋友熱心相助，但是很多事情都得自己來：找房、辦保險、買手機卡、配置廚房用具。 租下來的房子連燈都沒有，連燈線接口都不統一，他得先搞清楚家裏的接口是哪一年的，然後再查詢該怎麽接。他學會了自己去裝燈，去退稅，去和陌生人打電話爭取一筆賬單的合理解釋。
生活再也沒有“關係”可以倚仗，沒有“特權”可供調動，一切要靠紙質信件溝通。寫得不規範，都可能錯失一個銀行賬戶的開戶許可。
那種狀態裏，流亡並不是一句抽象的政治身份，而是每天都要麵對的實際生活困境。長平提到馬克思說，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在流亡之後，他才真切地體會到這句話。在中國，家庭意味著社會支持，哪怕你曾覺得那些親戚聒噪，他們畢竟是可以依靠的，可在這裏，一切都要獨自承擔。
由於長平較多地參與育兒勞動，他有機會更多地了解女權主義。他有些驚訝地發現，即便在德國，育兒互助小組往往叫“媽媽小組”，大多由母親們組織和參與。有時，長平是全場唯一的男性。
接送孩子，聯係老師，參加家長會，安排課外活動，都被默認為母親的勞動。由於德語稱呼區分性別，所以長平的女兒一看就知道對方是在稱呼母親。女兒好幾次問他：“爸爸，你為什麽要冒充我的媽媽？”長平告訴她說：這是一個女權主義的問題。
2024年，女兒給長平畫的專欄畫像。（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長平常常被迫在中文社群中隱藏身份。他談起，在德國的華文學校，在孩子的家長聚會中，很多人默認你是“愛國”的，是那種“跟他們一樣”的中國人。他不想影響孩子，所以盡量屏蔽“長平”這個身份。看到別人家的孩子寒暑假可以回國探親，女兒小時候總是會疑惑：“為什麽別人能回中國，而我們不行？”
“從前，有一隻鳥兒在天空中飛翔……”敘利亞思想家米歇爾·基洛曾這樣開頭給一個獄中出生的孩子講故事。孩子卻打斷他：“什麽是鳥兒？”
多年以後，長平也講了一個故事，隻不過，他的聽眾是自己的女兒。他密切觀察著女兒如何成長——一個在德國長大的中國孩子，也是“六四”二代之一，她是否理解父親的經曆？是否會因這個沉重的標簽而不安？是否能用自己的方式接過父輩的“遺產”？
她六歲那年，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看到了父親的大幅照片，掛在“流亡”主題展覽的一麵牆上。她認真地戴上耳機，聽了兩遍解說。長平站在她身邊，忐忑不安，不敢開口問她聽到了什麽。幾個月後，他終於鼓起勇氣問：“你聽見了什麽？”
2015年，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長平拍下女兒與畫像的合照。（圖片來源：德國之聲）
“它說的是英語，我沒有聽明白”，她回答。
長平才了解，原來女兒不知道可以切換成德語，那時她隻會說中文和德語，英語還在學習中。幾年後，語言變得不再是障礙。一天，長平無意中聽到她對別人說：“You know, we are in exile.”
那一刻，長平說不出那是一種悲傷，還是一種認同——“她沒有說爸爸在流亡，媽媽在流亡，而是‘我們’。她把自己列入其中。她已經確認了自己的政治身份。”
這個確定，發生在一個心照不宣的瞬間。
女兒去年的生日，他送她一本林培瑞與吳大智合著的英文傳記《劉曉波傳》。他希望這能成為她了解六四那段曆史的起點。
今年，長平又為女兒準備了一個特殊的生日禮物：一台縫紉機，滿足女兒自學裁縫的願望；一本德國《基本法》；還有一本書，《以尊嚴之名：一段德國的曆史》。書中解釋了為什麽德國憲法的第一句話如此重要：“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是所有國家機關的義務。”
他希望，女兒不會重複父輩的屈辱感，能生活在一個有尊嚴的社會，並且，願意捍衛這種尊嚴。
長平說，女兒在德國接受的是完全的民主教育，有政治課、哲學課，了解選舉、權力製衡，知道中國沒有真正的選舉，是一個專製國家。她對政治很感興趣，在模擬選舉中非常積極，甚至主動研究候選人的背景，和同學討論政策。
2015年，長平女兒的畫作，取名為《女孩的天空》。（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說到未來的期待，長平提到小時候給女兒講過一個繪本《花婆婆》，裏麵有一句話：“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情。”
他對女兒說，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做三件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事。他也告訴她，你的出生、你的存在，本身就是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開始。
注釋
[1]京西賓館，1964年9月開業，隸屬於中央軍事委員會機關事務管理總局，是一座高規格政府官員專用賓館和內部會議場所，不對外營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舉行，黨內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被視為鄧小平時代和改革開放的開端。
[2]四五運動，又稱“四五天安門事件”，是1976年4月4日—4月5日清明節期間在中國各地（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主）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議活動。大批群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悼念已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時表達對四人幫和毛澤東的不滿情緒。最終，北京出動民兵、公安和衛戍部隊，以木棒暴力鎮壓在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群眾收場。
[3]反國教運動，2012年，香港政府曾計劃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列為中小學課程必修科，此舉引發民眾抗議。2012年7月29日，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發起“反洗腦”遊行示威，要求政府撤回計劃，遊行高峰時期超3萬人參與。香港學運組織“學民思潮”亦在此期間成立。
[4]烏坎事件，2012年，廣東陸豐市烏坎村村民因不滿土地被村委會私自轉讓，爆發集體抗議維權，促成首次一人一票公開選舉村委會，倍受中國國內和海外媒體關注。2016年9月，由村民推選的村委會主任林祖戀因受賄罪獲刑三年，引發村民不滿情緒抗議遊行，陸豐市政府派武警進行了武力壓製，造成流血衝突。
[5]要求習近平辭任總書記公開信，2016年3月，兩會期間，中國新聞網站《無界新聞》刊登一篇題為《關於要求習近平同誌辭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公開信》的文章。當月23日，《無界新聞》被關停，一百多名員工就地遣散，多名高管和網站技術員工被帶走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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