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總統宣稱摧毀伊朗三處目標，取得“輝煌的軍事勝利”——此說法是否屬實仍有待驗證。可以確定的是，他已將美國推入與伊朗的戰爭中，而且他也承認局勢可能升級。
除了對轟炸伊朗的合法性存疑外，我認為美國和世界未來麵臨的風險圍繞著三個根本性的未知因素展開。
第一個不確定性是伊朗將如何反擊美國。伊朗最高領袖大阿亞圖拉阿裏·哈梅內伊此前曾經放話：“如果美國軍事介入這場衝突，將遭受無法挽回的後果。”
伊朗手裏的選項有不少，包括襲擊美軍在伊拉克、巴林及中東其他地區的基地。可能還有發動網絡攻擊、襲擊美國大使館，或者支持恐怖襲擊。
另一個選擇是通過攻擊船隻或布設水雷完全或部分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這將重創世界經濟，因為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輸運要經過這裏。多位專家告訴我，他們相信美國最終可以重新開放海峽，但需要付出經濟和其他代價。1988年伊朗在該海峽布雷時，一顆水雷曾使美國海軍護衛艦“塞繆爾·B·羅伯茨”號遭受重創。
2020年，美國暗殺伊朗高級將領卡西姆·蘇萊曼尼後，伊朗向伊拉克的美軍基地發射了導彈。一架烏克蘭客機被意外擊中，機上176人全部遇難。
我推測，伊朗此次可能想進行更猛烈的報複，一定程度上是為了重樹威懾力，但它可能力不從心。例如，以色列的打擊可能已經削弱了它在該海峽的布雷能力，而且這樣做也會阻礙它自己對中國的石油運輸，從而觸怒在北京的盟友。
但需謹記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國防部長的詹姆斯·馬蒂斯曾說過的話：“戰爭終局，不由己定。縱自認勝券在握，敵方仍有終局發言權。”
第二未知數是以色列與美國的打擊究竟終結還是加速了伊朗的核計劃。這部分取決於福爾多以及其他地點的轟炸是否如特朗普聲稱的那樣取得成功，而這可能需要時間才能查明真相。
即使15噸的美國地堡炸彈，事前也無法確定是否足以摧毀福爾多山體中的鈾濃縮設施。我們也不知道伊朗是否在其他未知地點還藏有離心機。
外界普遍認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將是一場災難，並將導致該地區其他國家競相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項目。但特朗普的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今年春天公開表示，伊朗並未製造核武器，他認為該說法不足采信。
風險在於，以色列和美國對伊朗的襲擊可能導致該國決意發展核武器。畢竟，如果擁有核武器，以色列必不敢輕易轟炸。
專家指出，伊朗已濃縮足夠多的高豐度裂變材料，可製造多達10枚核彈，據信這些材料存於伊斯法罕。特朗普稱美軍打擊了該地，但摧毀與否不明。
第三個未知數，也是最關鍵的一個問題：這究竟是衝突的結束還是開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等樂觀派認為，美以可終結伊朗的核計劃及政權。但需注意，內塔尼亞胡曾是伊拉克戰爭的堅定支持者，曾希望其改變伊朗，結果伊拉克戰爭反使伊朗受益。
即使伊朗濃縮能力被毀，鈾濃縮技術恐難消除。隻要政權仍在，這可能隻是核計劃的一個挫折，而不是終結。
至於轟炸能否摧毀政權，目前沒有什麽跡象能證明這一點。伊朗的一些異議人士，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納爾吉斯·穆罕默迪，上周譴責了以色列的轟炸行為，並呼籲特朗普止戰而非參戰。
我在伊朗旅行時看到了這個政權多麽不受歡迎。在民眾層麵，伊朗一直是我眼中該地區最親美的國家之一，正是因為政府因腐敗、虛偽和經濟無能而引起民眾的極大厭惡。
在最高領袖去世後，這種親美傾向本預示著美好的未來。但若美國對伊開戰，親美政府恐難以出現。事實上，政權更迭更有可能是一場強硬派發起的政變。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存在各種可能性，其中一些相當令人擔憂。
馬裏蘭州民主黨參議員克裏斯·範霍倫是這樣闡述這些風險的：“盡管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是大家的共識，但特朗普放棄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外交努力，反而選擇了不必要地危及美國人的生命，進一步威脅我們在該地區的武裝力量，並冒著將美國拖入另一場中東長期衝突的風險。美國情報界多次評估認為，伊朗沒有在製造核武器，本有更多時間通過外交手段解決。”
在我看來，此言甚為中肯。特朗普發表了勝利的演說，但慶祝為時過早，不確定性依然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