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則跟音樂版權有關的新聞破圈。
6月12日，鄧紫棋在社交媒體上稱，已經“六年沒收到自己舊歌的版稅了”。經過一係列複雜的維權，她要開啟自己專輯的重錄計劃。
而在更早一點的5月30日，泰勒·斯威夫特宣布，終於拿回了自己全部的音樂版權。這一好消息在她進行專輯重錄的四年後發生。
泰勒·斯威夫特和鄧紫棋在各自的領域絕對算得上成功，但她們依舊麵臨著創作版權爭奪的惡戰。
如今回看泰勒·斯威夫特的維權之路，每一步都是一場小型戰爭，而她最終取得的勝利，是音樂產業中一場奇跡般的“弱者的勝利”。這絕不是某則輕鬆的娛樂圈八卦。
01.
“我的人生，我的過往被奪走了”
今年5月30日，在結束史上票房最高的演唱會——“時代”巡回演唱會（The Eras Tour）後，沉寂數月的泰勒·斯威夫特，突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照片，瞬間一石激起千層浪。
這是一張價值3.6億美元的照片。
泰勒·斯威夫特坐在地上，麵前擺著她出道後發行的六張專輯。配文“You belong with me”，後麵跟著指代這些專輯的六個彩色愛心emoji。
同時，泰勒在個人網站上公開了一封手寫信，她寫道，“幾乎已經不再奢望了，20年來（版權）就像胡蘿卜一樣一直吊在我麵前……現在我終於可以說，所有我創作的音樂，終於屬於我自己了”。
這是一場長達六年的版權戰爭。
事情的起源要回到2004年，年僅14歲的泰勒·斯威夫特與音樂經理人斯科特·波切塔（Scott Borchetta）簽約，加盟了他成立的“大機器”唱片公司（Big Machine）；簽約條款規定，前六張專輯的版權歸大機器所有。
2018年合約到期後，已經功成名就的泰勒·斯威夫特收到了大量唱片公司的邀請，最終她選擇簽約環球音樂公司。泰勒表示，環球音樂開出的條件最能打動她，是因為環球允許泰勒保留她今後作品的所有權，而隻分享她歌曲的收入。
2019年，波切塔將整個大機器公司，包括泰勒的音樂母帶版權，通通賣給了著名經紀人斯庫特·布勞恩（Scooter Braun）。
據BBC報道，當時泰勒強烈反對收購，雖然她料到大機器會被出售，但她沒有想到，出售的對象，偏偏是曾經霸淩自己的布勞恩。
這就不得不提到2016年的那起事件。嘻哈歌手坎耶（Ye，曾名Kanye West）發布了臭名昭著的《Famous》，其中一句歌詞“I feel like me and Taylor might still have sex Why? I made that bitch famous”，帶有赤裸裸的性羞辱和輕視的意味，歌曲MV更是使用了合成的泰勒裸照。
泰勒對此嚴正抗議，但坎耶的前妻卡戴珊發布了一段被剪輯的通話錄音，暗示泰勒提前知情並同意。隨後，泰勒被全網攻擊為“心機女”，#TaylorSwiftIsOverParty（泰勒·斯威夫特完蛋了）的話題網絡刷屏，貼文後麵貼滿了蛇的emoji“”，用以指代泰勒。
當時，一眾歌手和音樂行業人士站隊坎耶，其中就有布勞恩。因而泰勒十分反對收購案，尤其是收購者偏偏是縱容坎耶霸淩自己的布勞恩。
她在貼文中寫道，“我強烈地感受到，這兩個男人（波切塔和布勞恩）正在試圖控製一個跟他們不願有任何瓜葛的女人，而且試圖是永遠的。”
泰勒想買回自己的音樂版權，但波切塔提出了一個苛刻的條件——泰勒不僅要重新與大機器公司簽約，還要一一“交換”版權。也就是說，她每製作一張新的專輯給公司，才能贖回一張舊專輯的版權。如此循環往返，泰勒永遠不可能擁有自己全部歌曲的版權。
她當然沒有答應這樣的條件，但當時的泰勒沒有太多的手段和財力，隻好寫了一封公開信，公開這起事件，並表示自己“sad and grossed out”（憤怒和無能為力）。
收購案之後，布勞恩不僅擁有泰勒專輯的版權收入，還不斷阻礙她與這些歌曲的聯係。
比如布勞恩曾試圖禁止泰勒在全美音樂獎（American Music Awards，即AMA）的頒獎典禮上表演那6張專輯的歌曲，還阻撓Netflix在拍攝泰勒的紀錄片時，插入她過往的音樂片段。直到泰勒公開抗議後才作罷。
作為一名創作型歌手，泰勒專輯的所有歌曲，都是她用自己的人生片段、疼痛、苦惱和快樂，嘔心瀝血創作而成。那些“坐在臥室地板上，用酒吧和俱樂部駐唱賺來的錢來構思投入”的作品，就這樣被奪走了。泰勒感覺，“隻能做出一個痛苦的抉擇，拋棄過往的自己。”
版權事件發生後，泰勒在網絡上公布自己的沮喪，獲得了不少人的支持。著名歌手凱莉·克萊森（Kelly Clarkson）提供了一個想法，泰勒可以重新錄製自己的歌曲，號召大家認準新的版本。
泰勒接受了這個“小點子”，以此為節點，她進入了漫長的版權拉鋸戰。
02.
重錄不是複刻，而是重生
重新錄製自己的專輯，並不是簡單地再唱一遍。
現代流行音樂的製作工程是工業體係化的，想要重製，很難一比一地組建當年的製作人、編曲、混音等原班人馬。更何況十幾年過去了，泰勒的嗓音狀況和情感狀態，也不似當年青春，隻是複刻，無法超越原版。
2021年4月，泰勒終於發布了第一張重錄專輯，《Fearless（Taylor’s version）》，專輯收錄了她少年時期的代表作，包括《Love Story》和《You Belong with Me》等大熱金曲。錄製原版專輯時，泰勒隻有18歲，聲音還十分稚嫩，甚至因為緊張而聲帶微微顫抖，青春的氣息撲麵而來。
這次重錄讓泰勒感覺，過程“比我想象更充實、也更讓人感觸”。在泰勒版裏，她加深了編曲的複雜度和情緒的渲染力，演唱時的聲線，也更為低沉和飽滿。雖然曲調一樣，但聽感已然是另一張專輯了。
首張泰勒版重錄專輯發售後，銷量登上唱片排行榜Billboard的當周銷量第一，這是首次有重錄專輯登頂Billboard，也創下了自2015年以來，鄉村音樂專輯的最大單周銷量的記錄。
第一張重錄專輯的成功鼓舞了泰勒，她繼續重錄專輯的步伐，並不斷強化“Taylor’s version”的概念。在重製專輯裏，她還進行了更多元和有突破性的創作嚐試。
比如，泰勒請來了Gary Lightbody等音樂人，共同演奏吟唱新版本，用不同人的聲線情感，碰撞出不同的火花；再比如，她將原本柔和舒緩的鄉村歌曲《Girl at Home》，改編成熱烈叛逆的電子流行器樂版。
最特別的，或許是在第二張重錄專輯《RED（Taylor’s version）》裏，泰勒發布的一首長達10分鍾的歌曲《All Too Well》，原版專輯中的版本隻有5分鍾。
《All Too Well》的創作，來源於泰勒年輕時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在歌詞裏，她按照時間線，回憶了兩人一路走來的過程，寫盡了最初的甜蜜與最後的心痛。
泰勒在創作原曲時十分沉浸投入，不斷地添加段落，最後歌曲長達10分鍾。但當年發行時，唱片公司出於市場接受度的考量，精簡到5分鍾。
由於重錄版不再受到公司和業界的“行規”所限，泰勒決定像導演發布導演剪輯版電影一樣，重新錄製了10分鍾版本的《All Too Well》。她還專門請來熱門美劇的演員，製作了相應的微電影MV。
這張專輯不僅拿到了第65屆的格萊美大獎，發行當天在Spotify上點擊率破億，專業樂評網站pitchfork給泰勒的新版本打出了8.5分的高分。
在重錄專輯裏，泰勒加入了許多“From the Vault”（私藏曲目）未發行歌曲。那些從前被唱片公司淘汰的、認為不值得收錄的創作，泰勒進行了全新演繹，實實在在挑戰了音樂市場的“商業傳統”，並大獲成功。
泰勒音樂的最大魅力，是她敢於將創作和人生合二為一，在大眾麵前袒露和剖析自己。她是講故事的高手，將自己的生命體驗，轉變為簡單而富有敘事結構的鄉村歌曲。
行業高層在決策時往往保守，隻敢遵從成功範例，並不總是鼓勵創新。許多不被認可的歌曲，恰恰是泰勒寫盡了自己的的微幽情緒的歌曲。
不過，同一首歌，重錄版本和原版並沒有高低之分。
在原版專輯裏，泰勒往往是情緒充盈的。她記錄下情緒衝擊的瞬間，這樣的歌曲常常帶著極致的憤懣或心痛來創作，非常有衝擊力。
而在新錄製的版本中，可以感受到泰勒的人生已經進入下一階段。她不再卡在當時的情緒中，以用一種更理性、更成熟也更超脫的視角，去回看當時年輕稚嫩的自己，用更平和的心態麵對以前的衝擊性時刻。
不管是哪種狀態，都是她真實的人生體驗。重錄反而是一個讓泰勒沉澱下來的契機，重新審視過去的創作和人生，不斷重塑與成長。
當新變化遇見從前的創作，是兩個自我的重逢。在《I Can See You》的MV裏，泰勒試圖救出被關在地下室裏的自己，這不僅象征著她要奪回音樂版權，同時也在宣告，她不再是從前符合大眾期待的“美國甜心”，她會反擊和表達攻擊性。
多年以後，她終於成為可以救自己的那個人。
03.
不再是獵物，而是主動的獵手
在這七年裏，泰勒並非被動地等待，而是進行了多方麵的宣傳戰爭，用各種行動推動事件朝向她想要的方向發展。
她拍攝新的專輯封麵，發行同步設計的周邊，發售發燒友版的黑膠，配合TikTok上流行的模因（meme），進行重錄製作，比如原版《Wildest Dreams》意外走紅後，泰勒立即提前釋出重錄版。
泰勒並沒有將所有重製專輯一次性發布，她有針對性地錯開發布時間，每次重錄專輯的發布，都與巡演、周年紀念日有關，或者順應當下流行的熱點，以維持足夠的媒體曝光度與關注度，並獲得輿論支持。
其中最濃墨重彩的，是泰勒配合專輯重錄的步調和氛圍，進行了“時代”巡回演唱會。演唱會的時代主題，就是泰勒在回溯自己的不同創作時代與想法，並進行全新的演繹。她還會在演唱會結束時，宣布自己專輯的重錄計劃和進度，不斷維持著話題和熱度。
重錄歌曲、全球巡演、發行演唱會實錄電影，一係列行為互相增益，如滾雪球一般越來越大，讓泰勒取得了堪稱奇跡的商業成功。
2024年，泰勒發表聲明，自己已經從版權事件中走出（move on），過往的痛苦掙紮，已經變成自我實現的努力和功績。
無論是誰，都無法從她身邊奪走這些努力和成果。接下來她不會再繼續與布萊恩等人進行版權爭奪戰，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專輯重錄、新專輯創作以及巡演之中。
泰勒掌控了談判的主動權，事件漸漸發生轉機。手握泰勒版權的商業資本Shamrock Capital（2020年從布勞恩處購買了泰勒的專輯版權）主動推進與泰勒商討收購的進程。
“Taylor’s version”的發行，讓原版專輯的價值被稀釋。而泰勒的重錄專輯與“時代”演唱會的高額收入，讓她賺得了錢贖回版權。
據報道，此次泰勒購買版權的交易價格，出價約為3.6億美元，比過往的收購價要低許多。《紐約客》評價這一過程稱“她拉低了自己舊音樂的價值——相當於做空自己的股票——然後再用低價買入。”
在拿回版權的公開信中，她說“這是我最大的夢想成真，其實是相當保守的說法”，泰勒寫道，“我一直以來的願望，隻是通過努力工作，能夠直接購買我的音樂作品，沒有任何附加條件，沒有複雜的關係，完全自主。”
泰勒從一個被捕獵的獵物，主動轉變為獵手，她占據了主動權，最後一步步購回了自己的版權。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時刻。
泰勒當然不是第一個被奪走版權的音樂創作者。披頭士樂隊的的核心成員保羅·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花了近50年時間，試圖拿回披頭士的作品版權。
歌手Prince曾說“自己像奴隸一樣”，背負著唱片公司的合約和剝削，有傳言認為他一度更名以“愛的符號”活動是為了與公司抗爭；然而最後Prince也隻是同意了類似大機器給泰勒開出的交換條件，用新專輯贖舊專輯的版權。
這不是泰勒唯一一次為創作者權益發聲。2014年，她為了抗議Spotify平台的免費推廣政策導致創作者權益受損，直接將自己的作品從Spotify下架。
根據CNBC的資料數據，平均每次收聽，Spotify隻給予創作者約0.007美元的分成，而這一分成，還需要經過代理商和音樂公司的層層抽成，收入更是微薄。
2018年泰勒與環球音樂簽約時，她要求將自己線上收入分成的條款，運用到旗下所有音樂人的身上。這一要求得到了許多音樂人的稱讚，也被各大媒體廣泛報道。
泰勒的成功作為一種示範，提醒和鼓勵著更多音樂人，讓ta們不必像以往那樣向公司和資本低頭，可以用種種手段為自己的權益奮鬥。
同時，也讓大眾得以一窺音樂界的剝削。當人們在享受免費音樂，平台在享受流量時，對於一些沒有殷實家底的創作者來說，ta們變成了平台和唱片公司的廉價勞工。
這些年，有許多創作者尤其是女性音樂人表達了對泰勒的感激與支持，比如賽琳娜·戈麥斯（Selena Gomez）曾公開發聲，感謝泰勒在音樂創作上對自己的深刻影響，同時呼籲各個音樂人共同捍衛音樂版權。
最近鄧紫棋在網絡公布版權紛爭的心路曆程，並決定進行專輯重錄，或許也是被泰勒的成功所鼓舞。
這場來之不易的成功的後續影響，遠比想象中重要，泰勒領導的不止是創作者與機構、平台的鬥爭，而是一場更廣泛的反厭女鬥爭。
年輕女藝人在主張對自己作品的所有權時，麵臨著重重挑戰，她們常常成為行業內性別不平等權力結構的犧牲品。
泰勒的行為，向她這一代以及未來的藝人們發出了一個響亮的信號：我們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進行更公平的交易，重新定義自己在音樂行業裏的位置。
路不一定好走，但泰勒已經幫大家開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