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在書裏寫：“國外流行一個說法，在中國待一個月就能寫幾篇文章，待一年可以寫一本書，超過五年就什麽也寫不出來了。”如今，他已在中國度過了許多個“五年”。慶幸的是，他還能寫，還樂於用熟練掌握的媒介去表達。
先讓我們介紹一下故事的主人公。
他叫安德烈·卡瓦祖蒂（Andreade Cavazzuti），聽名字就知道，這是個“老外”。不過，你很難將眼前的他與這個詞關聯上。除了那張臉，他所有的行為舉止，幾乎都與你我別無二致。他愛笑，健談，能準確地將兒化音放對位置，聊到憤懣之處，甚至偶爾冒出幾句國粹。
他來中國四十多年了。朋友們就快忘了他的本名，大家更喜歡叫那個親切的稱謂——老安。和那些來此處“淘金”的外國人不同，老安是打心眼兒裏喜歡這片土地，不然也不會待到今天。
在中國，他一邊生活，一邊埋頭搞著自己的創作。說到這兒，不得不給他貼幾個標簽了，盡管他不一定樂意，但這也許是了解他最快的方式：他是《稍息：1981—1984年的中國》中無數張照片背後的攝影師，也是最近出版的《氣呼呼的小詞典》的作者。
書作出版前夕，我與老安相約在他的新家，展開了一場愉悅的對話。采訪開始前，他特地去廚房磨了咖啡，並準備了甜品（後者出自某連鎖麵包店，而這些習慣讓人意識到，他身上依舊帶著意大利人的某些特質）。
關於拍攝名人的往事和如何尋找取景器中的人與物，他聊得已經有些膩煩。現在，他坐下來了，調整到合適的體態，靠在沙發上，先是說房子被拆的事情，緊接著，又平滑地過渡到下一話題。兩個小時的時間，他似乎把在中國的四十多年，整個兒回溯了一遍。
《氣呼呼的小詞典》
來中國的最大驅動力是好奇
老安最早來中國是1981年。即使不用講述，也能想象他彼時的處境。這個長著典型的外國麵龐的小夥子，隻要出現在人群裏，就必定是被圍觀的對象。
在《氣呼呼的小詞典》裏的“長江大橋”篇中，他寫了類似的經曆：“當時經常會有人跟蹤或圍觀老外，所以沒把它當回事。過了一會兒，跟隨的人群越來越大，有老有小，有男有女，還有扛著農具的農民。我們開始覺得有點尷尬……”
到中國前，他沒預想到這些情景，滿心隻有一個驅動力——好奇。
他高中學的是理工科，“研究計算機的”。當時，他的學校花了100多萬美元，買了個IBM的計算機，跟房間一樣大。老安幹的事兒，是花費一天半到兩天的時間，給計算機裝係統。
覺得“安裝計算機”沒什麽勁兒，老安把興趣焦點轉向文藝領域。那時候，他已開始正兒八經地拍照片了，“還有自己的暗房”。有一回，一位搞攝影的朋友同他聊天，說自己要前往印度學印地語。在那個年代，這是小眾的選擇，遊離於主流道路之外。
老安覺得朋友這個想法挺奇怪，但也動了類似的心思。他看完地圖發現，中國好像也是個好去處，“在我的意識裏，那裏很大，但我對它卻什麽都不知道”。後來，他翻了一些19世紀末傳教士在中國拍攝的照片，愈加篤定，“要是去搞攝影，那一定是個天堂”。
說幹就幹，從學中文開始。他成了1978年威尼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的本科新生，對於中國，同學們懷著各式各樣的興趣，“大家稀裏糊塗，心態都差不多，純屬好奇。”等語言學得差不多了，他拿到獎學金，來了中國。
公派學生的日常是“一天上兩節課，完事兒了趕緊回住的地方，誰也不惹事兒”。老安的生活狀態差不多。不同的是，他愛抱著相機，記錄正在發生的一切。“我麵對的現實不再一樣，我沒什麽新聞意識，但我關心那些普通的生活場景。”
盯著取景器時，老安被一種強烈的感覺攫住。“那時的中國有一種舞台感，像是在看一部進行時的戲劇，建築、標語乃至石獅子，都吸引著我。”老安近乎癡狂地拍攝，但凡是認為有感染力的景象，都收入底片之中。
“我是開放的，沒有明確目的，也不想交給什麽報社，更不想講一個什麽故事。”無任何約束的照片，一直擱在老安的“抽屜”裏，後來經過挑選，才被收入《稍息》那本攝影集。至於為什麽起這個作品名，老安淡淡地說：“‘稍息’這個概念隻適用那個時段，再往後就完全不一樣了。”
拍照片的狂熱，衝淡了老安本該有的“水土不服”。如今回想起來，最不適應之處也就是“冬天屋裏冷”“得去外麵上廁所”這一類的問題。老安說，自己年輕、能扛，可這些事情還是會偶爾提醒他，這是在異國他鄉，與遠在意大利的家終歸有所差別。
中意兩國倒是有不少共通之處。比如，吃飯，“我們都會把吃飯當成聚會和交際的主要方式，這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們更熱情，中國人會拘束、含蓄一點。”不過，老安也感慨，隨著時代的更變，那種熱鬧正日漸減少。
就像他在《氣呼呼的小詞典》裏“吃飯”篇寫的那樣：“飯菜劈裏啪啦地爭先恐後成形上桌。這會兒所有人該看電視的看電視該抽煙的抽煙該玩耍的玩耍，桌上擁擠的碟碗拚命地冒熱氣。後來大概會有一兩個人先上，蹺著二郎腿一邊抽煙一邊用筷子懶洋洋地夾一兩顆花生米。等人到齊了，先倒酒，舉杯，幹杯。”而寫下這些文字的時間，也不過是1997年。
被時代推著走，
“早一點晚一點都不行”
巨變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老安最直觀的感受，是城市麵貌“一天一個樣兒”，不消幾年時間，往昔的痕跡便不複存在。在此之外，老安也敏銳地察覺到，周遭的人做事的效率更快了，人口的流動性隨之增強。
“城市不隻是樓房和街道變了，汽車多了，還有一大幫人來‘北漂’。”這之中，包括老安自己。80年代時，他曾到訪北京。再一次來到這裏，“很多記憶裏的地兒沒了，行事方式也不同以前”。
他記得，最早在北京飯店門口，滿滿當當站的都是等車的人，“那時開出租車的司機很牛，乘客說了不算，司機說自己想去哪兒，順路的乘客才能打上車。到了後麵，有了小麵包車，這樣的情形才開始轉變。”
到北京紮根算是個偶然。用老安自己的話講，是被時代推著走的，“早一點晚一點都不行”。此前，他在香港的代理處任職三年，“做到了二把手，職場空間不大”是出走的一方麵原因；另一麵，他確實“待夠了”，渴望到更大的地方，四處走一走。
彼時的北京，已有裝滿玻璃幕牆的辦公樓，但尚未有太多企業入駐。趁著租金極低，老安向意大利的公司總部發出申請。與此同時，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的黃金時期，老安所在公司售賣的機器，恰恰是國內所需要的。
北京辦事處“頭兒”的位置，沒人比老安更合適。在那個年代，少有意大利人既有語言優勢，又懂中國文化。作為外企分部的掌舵人，老安業務水平夠硬，在給予員工的福利上，也不摳搜。給他開車的司機，甚至能掙到3000元一個月——在當時，這是許多人望塵莫及的薪酬水平。
多年過去，再想起那些員工時，老安笑著說起各自的命運，“我的秘書如今在加利福尼亞，做惠普的高管。我的業務員現在也是某代理商的管理者。”如果按照既定的路線走下去，老安的今天也許會在世俗意義上更加成功。
但在老安心裏，有更重要的東西等待著他。
“我一直在拍照片和視頻。我知道工作的那種狀態，不能讓我繼續拍下去，我得全力以赴地去做我想做的事兒。”隨著工作新鮮感的褪去，老安提了辭職。總部的回複是：“不同意，給你漲薪一倍”。
看到消息，老安沒動心，“我那時候都40歲了，知道自己肯定餓不死，所以很堅決地走了”。接班的是個英國人，聽聞薪資待遇，壓根兒沒猶豫，火速入職。私下交流時，英國人覺得有點兒匪夷所思，生意做到最好的時候，怎麽就急流勇退了呢。
老安的解釋是不解釋。離職後，他做了挺多自認為好玩兒的事兒：拍電影，做宣傳片、專題片，以及持續攝影。那些年，他還認識了不少有趣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後來極具盛名的藝術家。
在老安記憶裏，最初認識他們時，大家都窮得叮當響，“我當時有車，有收入，算是那撥人裏有錢的了，吃飯買單都是我。可沒過幾年，中國的藝術家被西方頻繁關注，這幫人有的很快成名，像曾梵誌再來找我時，他已經開著法拉利了。”
這些故事，都零散地分布在《氣呼呼的小詞典》裏。書作之外，“氣呼呼”的老安談起“折騰”的緣由：“我隻是一直對觀察世界特別感興趣，所以我才幹了那麽多怪事。我想更深更廣地探索這些問題。”
攝影解決不了的問題，
交給寫作
老安的寫作肇始於他的青春期。那陣子，但凡有台打字機，他就能劈裏啪啦地敲上很久。他還做過文字實驗，“我和一個朋友合寫長篇小說，我寫一頁交給他，他往下寫一頁，循環往複。”
這部初啼之作，並沒有得到很好的保護，它早已於世間消失。某次醉酒後，倆人燒掉了它。早期的創作載體，也就這樣始於荷爾蒙，又終於荷爾蒙。老安正式提筆寫些什麽，一晃就到了90年代，“我去了各種各樣的地方，遇見各種各樣的情況，各種各樣的人，但照片無法解決其中一些我困惑的問題，這時候我就開始了寫作。”
從那時至今，老安寫了無數篇小文章。和其他外國人係統化地寫中國美食、旅遊、文化等專門領域不同，老安寫得短而精悍，每篇文章不過幾百個字。這個“老外”似乎走的是“四兩撥千斤”路線，力求用一樁小事，傳遞出雋永之意。
寫的時候，老安用中文，“開始有點費勁，現在就會更自然”。也正是因此，老安的書很難被歸類，“打眼一看就不是中國作家的語言，既不是翻譯腔，也不是純中文”。每回把稿子交給編輯，對方基本沒什麽修改意見，弄得老安時常納悶兒，並捫心自問，“我寫的東西，已經那麽好了麽？”
在書裏，老安隻寫自己關注的事兒。
他寫“城鎮化”，講地域之間的同質化，三十年裏，城市與縣鎮的個性在減少，共性在增加：“從佳木斯到景洪，一個模樣。”
他寫“工作”：“我這輩子沒找過工作，我隻是隨心所欲、努力做我喜歡做的事情，不拒絕任何命運帶給我的機會，就是這樣。”
談到中國巨變時，老安寫：“我在目擊著又一次的大變化，尤其是經濟、商業體係的變化。比如過去的三十年，中國仍然是最好的觀景台。剛興旺了二十來年的大超市正在沒落，小店卻早已被超市所取締，電子商業已逐步覆蓋了所有領域。正好，經過了風風雨雨的中國社會，貌似沒太多舍不得的。”
短小的詞語，被他延展成特定時代發生的故事，而那些故事，又承載著這個外來者對這片土地最真實的感受與反饋。
老安在書裏寫：“國外流行一個說法，在中國待一個月就能寫幾篇文章，待一年可以寫一本書，超過五年就什麽也寫不出來了。”如今，他已在中國度過了許多個“五年”。慶幸的是，他還能寫，還樂於用熟練掌握的媒介去表達。
“小詞典”問世，也意味著新的創作階段開始了。最近，老安琢磨拍個紀錄片，“我要走個長線，比如從北京到昆明，不走高速路隻走國道，就去拍當地風貌以及人的生活狀態。”這個新的好奇，始於自己的孩子。
老安觀察到，無論是趕路還是在家，孩子頭都不抬，一直盯著小屏看，這代人似乎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也完全不關心自我與環境的關係。但老安在意，他想走出去，去探索現實和虛擬對人有何影響。
至於能實現多少，老安不做太多預設。這些年來，他一直如此。他很明晰，“想到什麽就寫什麽，看到什麽就拍什麽，有方向，沒目的。隻有積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顯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