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廣東深圳，天匯大廈。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 攝
26歲的周駿（化名）有一個秘密。大約一年半前，他名義上是一家“外貿公司”的員工，實際卻在和同事一起騙取外國人的錢財。
這份工作開始於2023年11月，結束於2024年3月。他半夜12點進入辦公室，上午8點離開。“做加拿大的盤”，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晝伏夜出的原因。
據周駿描述，這份工作是這樣的：員工在社交平台扮作日本女性，對照“話術本”，尋找來自加拿大的用戶私聊，再將他們拉往私域聊天軟件，推薦下載一個當地互聯網商店裏的虛擬貨幣交易App，鼓吹用戶在上麵買賣虛擬貨幣可以賺錢。
App上不僅有專門教用戶操作的指導老師，還有賺過錢的用戶在分享經驗。隻是一切都是假的，“都是我們在背後做的”。
加拿大用戶把加元兌換成比特幣、以太幣這類虛擬貨幣，投進這個App，公司老板能夠在後台目睹一切。這些虛擬貨幣經過數道轉手，流向這家“外貿公司”控製的電子錢包，過一段時間，比特幣就被公司兌換成與美元價值掛鉤的虛擬貨幣泰達幣，再經過層層洗白變成人民幣現金，來到周駿和同事們的手裏。當用戶想提現時，才發現提現渠道已經關閉。“領導說，我們隻是暫時幫用戶保管這些虛擬貨幣，但後來我意識到，這就是‘殺洋盤’。”
“殺洋盤”是電信詐騙犯罪中的一個民間說法，它與“殺豬盤”類似，但詐騙對象是外國人。犯罪團夥通過“話術本”、翻譯軟件和聊天軟件與外國人“交友”，取得信任後誘騙其投資，從而騙取錢財。
過去幾年，“殺洋盤”是各地公檢法機關打擊的對象。2025年4月，山東省菏澤市經開區法院就通報了一起近期審理的“殺洋盤”案件。9名詐騙分子在2023年6月至2024年1月間，詐騙了6.68萬名印度人，金額達5.17億印度盧比（約合人民幣四千餘萬元）。
消滅“殺洋盤”並非易事。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除了去境外從事電詐，也有一些“殺洋盤”就隱匿在境內城市的人流密集處。在外人看來，從業者們幹的隻是一份體麵而平常的工作。
話術，人設，“跨境電商”
在天匯大廈的公司裏從事“殺洋盤”，是周駿畢業後在深圳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天匯大廈地處龍華區油鬆片區，方圓一公裏內有富士康、華為等大型工業園，還有曾經以“日結工”出名的三和人才市場（現改名為“奮鬥者廣場”）。這是一棟高8層、由ABCD四棟樓宇組成的環狀寫字樓。2025年5月18日上午，南方周末記者來到此處，大廈的B座大門麵朝車流密集的十字路口，周駿當時就從此處進入寫字樓。
除部分臨街鋪麵被改為酒店和商鋪外，大廈其餘單位都被分割成大小不等的隔間，列於走廊兩側。它們大多被不透明的玻璃幕牆包圍，幕牆外基本不顯示公司和機構名稱，旁人難以從外部獲知公司主營業務。
表麵上看，周駿的工作確實有吸引人的地方：外貿行業，公司提供手機、電腦等辦公用品和翻譯軟件；通勤時間短，上班隻需過兩個紅綠燈；每周上6天，“因為外國人在星期天不愛看社交軟件”，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下班後領導同事不會聯絡；底薪四千元，盡管沒有社保、公積金，但有10%-20%的提成，提成上不封頂。
入職後，他發現這家公司存在諸多疑點：7天試用期，周駿都在學習一本話術，教他如何偽裝成日本女性，吸引用戶入群；工作沒簽合同，公司名稱也說不清，同事之間不知真名，互稱化名或英文名；辦公室用的是境外服務器，工作群建在外網，工作手機裝的也是境外手機卡；平時工資發現金，遇上收盤更是會有成捆的現金，“有人一次領了十幾萬現金，要不分批存進銀行，要不就去買黃金”。
周駿還發現，其他同事大多有同鄉、同學或朋友關係，有的看起來才剛成年。當時隻有周駿一人，是從Boss直聘App上找到這家公司的，招聘崗位描述為“跨境電商的客服銷售”。時隔一年多，周駿稱，已找不到該公司當時的招聘信息。
周駿大專學習工科，對口就業方向是進廠成為一名產業工人，與機器設備打交道。但他想坐辦公室，又覺得過了英語四級，想試試外貿，運營、客服、銷售等沒有專業門檻的崗位正好適合他。
投出簡曆沒多久，上述公司就邀請周駿來麵試。公司規模不大，隻有20人左右，天花板上掛著不同國家的、五顏六色的國旗，辦公室全是劈裏啪啦打字的年輕男性，占據了天匯大廈裏的一個小格子間。麵試官問的問題不算多，包括周駿是否了解跨境貿易，是否會使用海外社交賬號等。提交完身份證信息，他很快入職了。
這家公司有“精聊部門”與“合約部門”，周駿一開始去的是“精聊部門”，需要與外國人一對一聊天，但試用期結束，他擔心直接從事詐騙，便選擇轉崗去“合約部門”，成為私域聊天軟件WhatsApp群內的“托”，負責推波助瀾、鼓動用戶往App裏充錢，每月拿4000元固定工資。
“合約部門”更像是廣撒網，有專門的工作人員把從上遊供應商處買到的電話號碼、或者通過投流廣告前來谘詢的用戶拉進WhatsApp群，每個群約300人，他們拉了約100個群。周駿也拿到了新的“話術本”，他的新人設是投資者，在群內烘托氣氛，告訴其他人自己跟隨App內的投資專家得到了許多回報。但實際上，那位號稱來自摩根斯坦利的投資專家是周駿的同事，App由另一位同事維護。App背後的公司，隻是他們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注冊的一家用來走賬的空殼公司，隻有老板能看到用戶往這個App投了多少錢。
與“精聊”更高的提成相比，“合約”部門的提成稍微低一些，為20%。兩個部門最終都需要把潛在受害人引入App。至於何時“殺”，則由團隊小領導決定。周駿剛來沒多久，就經曆了一次。“殺洋盤”收盤時，老板請部門所有人在公司附近的宵夜檔吃了頓飯當做慶祝。“後台有3個比特幣，按當時一個比特幣6萬美元的價格來算，收了一百多萬元（人民幣）的樣子。”
遇上收盤或者發現金，周駿都會覺得這一切“太誇張了”。擔心高收益背後的高風險，他本打算2024年春節後再找一份新工作，但3月一天夜裏，辦公室突然來了一夥陌生人，要求老板出麵協調團隊“分贓不均”的問題，否則便報警。後來那夥人真的報了警，當天，除了沒有來辦公室的老板，其餘人都被帶去了派出所。
因為僅是一名基層員工，且證據不足以定罪，周駿在派出所待了不到24小時便被放了出來。自那之後，他徹底離開這家公司，還一並更換了電話卡，希望與這段經曆作別，“就好像一場夢醒了”。
天匯大廈內部。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 攝
“感覺奇怪，不敢多問”
周駿經曆的，正是“殺洋盤”的一種典型模式：在虛假的投資係統裏，給被害人營造盈利假象，盡可能地讓被害人投入更多錢。
美國華裔Clara就是這一模式的受害者。她2023年從社交平台LinkedIn認識一位“投資人”後，被對方介紹到一個投資虛擬貨幣的網站，以為在此交易就能獲得收益。Clara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自己做過比特幣投資，知道如何操作，直到發現無法在虛假網站裏提取收益時，她已投入3個比特幣。“就是騙我們這種好像比較懂，覺得自己不會被騙的人。”
除了虛假投資，“殺洋盤”騙取受害者錢財的模式，還有在海外建立資金盤，以及“殺豬盤”裏常見的兼職、刷單等。
資金盤又稱“互助盤”，操盤手允諾收益，不斷拉人“投資”，用新人的投入填補老投資者的利息，直到崩盤，本質上是龐氏騙局。南方周末記者以同行交流名義聯係上阿強（化名），他稱在過去幾年做過這種模式的“殺洋盤”。
2024年4月前，他所在的團隊做過印度、南非和尼日利亞的資金盤。“（參與者）按收盤結餘來算錢，（模式）像金字塔一樣，必須要拉人頭。”阿強記得，南非盤的參與者大約有1000人，印度盤約有13000人。作為基層業務員，他每拉一單，結算時能得到10%的提成。
不同於阿強的主動參與，一些從業者屬於誤入“殺洋盤”。
“會發擦一點邊的照片，分享自己的生活。”2023年9月，大專畢業生常旭（化名）入職一家跨境電商公司，擔任“引流客服”。常旭也是工科專業學生，就業考慮與周駿類似。入職後，公司給他配發了5部手機，讓他經營Instagram和Facebook上的賬號。
常旭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賬號此前也由公司掌控，人設都是來自歐洲的年輕富裕白人女性。他每天像經營朋友圈一樣，發幾張公司提供的照片。每當有用戶主動點讚、私聊，他就依照“話術本”與對方聊天，並讓對方加上由公司“銷售部門”控製的WhatsApp賬號。
銷售部門每加上一個用戶，常旭就拿一份提成。可他並不知道公司到底在賣什麽產品。他問經理，對方的回答總是模糊不清。“每天搞這些感覺很奇怪，有點像詐騙，我就沒幹了，但也不敢多問。”
如果銷售部門做的是電信詐騙，常旭的“引流”工作就是行業裏俗稱的“粉商”，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或詐騙罪。這超出了他的認知，“沒想過上個班還能被抓”。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發現，在“殺洋盤”犯罪網絡中，公司會嚴格控製基層員工了解更多組織信息，員工會被指派去完成單一的、重複性任務，更多資源則被上層管理人員掌握。“基層員工很像是犯罪工具。”一位熟悉“殺洋盤”及相關產業鏈的從業人員李菲（化名）說。
周駿在工作中得知，如果有人做得好，可以“分出去單幹”，這意味自己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詐騙團隊，共享原有的操作平台，給公司上交提成。周駿的直屬領導代號為“Micheal”，管理公司大小事務。Micheal往上是老板“力哥”，他隻與Micheal聯絡，很少在辦公室出現，“至於‘力哥’的上線我們隻能道聽途說，據說是與緬北的人聯絡的”。
這一情況得到阿強的印證。他說自己與公司老板是同鄉，但老板也有上級。“據說他（老板上級）是從緬北回來後學了這套（指“殺洋盤”），他自己不做，隻做抽點代理，同時投資好多個盤。”阿強沒怎麽見過這個上級，隻看見有一次老板換了泰達幣後，找他當麵兌換現金。
阿強愛賺錢，也想賺錢，他說自己也想去國外繼續幹這行，但沒有門路，出去也沒人帶。在一些社交平台的評論區，總會有一些賬號在談論“殺洋盤”等詐騙工作的頁麵下留言“求帶”“求指路”。
南方周末記者以求職學生的名義給這些賬號留言，詢問他們的想法。一個賬號回複說：“我是因為資源不行。（你）進一家公司先做著，積累經驗，等同事離職，問他們去哪家公司做，好不好做，選擇就多了。”談到這種工作如果涉及違法要怎麽辦時，對方回答，這是風險問題，“被抓就是一鍋端。”
湖南瀛啟律師事務所律師龍意在看守所會見參與“殺洋盤”的當事人時，會覺得他們有一種“僥幸和逃避”。龍意歸納，這些當事人多為犯罪組織裏的基層人員，出身農村，年齡不大，家庭條件普通，受教育程度也不高。不少當事人甚至還產生“騙外國人的錢不犯法”“這是愛國行為”的錯誤想法。
報案難，取證難
廣東南方福瑞德律師事務所律師鄧凱代理過多起“殺洋盤”案件。在他看來，一些詐騙分子已經形成了做黑灰產的路徑依賴，但近年麵向國內的電信詐騙越來越難做，他們就把原來用於詐騙中國人的套路改用在外國人身上。與“殺豬盤”不同的是，“殺洋盤”的被害人由於在境外，難以向國內警方報案，因此這類案件的線索往往來源於公安機關主動排查或內部員工舉報。
鄧凱分析，在司法實踐中，“殺洋盤”麵臨取證難的困境：“沒有被害人報案，就很難證明他們（指被害人）是被騙而不是自願。行騙時雙方使用虛擬貨幣也難以追查。有的犯罪分子還會有意定期刪除聊天記錄，改換辦公地點、交易平台和支付賬戶，因此即便有的公司做了挺久，也可能難以查明具體的涉案金額。”
在裁判文書網以“殺洋盤”“詐騙外國人”為關鍵詞，可檢索出超過40篇判決書。它們來自福建、湖南、廣西、山東等省份的基層法院。這些團夥有的在境外犯案，也有的在境內犯案。與境外的電詐園區相比，國內詐騙公司的規模會很小，通常一家公司不超過20人。
最早的案例來自2019年湖南省道縣，薑某為首的14人，以跟著“投資專家”投資虛擬貨幣為由，詐騙了55名外國人共51.9萬美元。
2022年後，“殺洋盤”的俗稱開始集中出現在法律文書裏。犯罪團夥的行為，也呈現了新的變化：波及範圍更大，一個案子中，可能會有數千甚至過萬外國人接收過詐騙信息；詐騙金額更多，有的案件查明的詐騙金額可達數千萬元；目標範圍更廣，被害人所在地包括日本、韓國、印度、美國、尼日利亞等多個國家。但另一方麵，這些文書中不一定能看見被害人的證言，有的判罰也是以發送信息的條數來給被告人定罪。
鄧凱解釋，這也與這類案件在偵辦時一些證據比較難獲取有關。“以發送信息條數、撥打電話的次數來定罪時，法院會認定成犯罪未遂，這類人判得相對比較輕，但如果能夠查明他們的獲利金額，就可以往重的方向來判。”
3份由重慶一中院在2024年做出的終審判決，描摹了“殺洋盤”騙局的大致輪廓。案件中的騙局開始於2022年2月，案發於2023年3月，一年時間裏，該組織前後通過3個虛假交易平台，吸引印度籍被害人谘詢、投資，最後騙取錢財合人民幣四千餘萬元。
提成最多的人是平台方，達40%。他的任務是提供網絡平台、詐騙話術，以及將詐騙所得的外幣兌換成人民幣並轉移至國內的資金結算通道。判決書顯示，平台方人士2022年2月曾居住在湖北，使用化名，截至2024年12月尚未到案。
排名第二的股東是該案共犯。他平時與平台方對接，占股25%。這起案件中，他的任務是招募、組織人員實施詐騙，並帶隊前往湖北平台方處學習詐騙的方法。
團隊經理是第三大股東，占股15%。他與二股東一起招募、組織人員，並負責團隊日常管理。此外，該團隊還有負責後勤保障、管理業務員的股東若幹，占股3%-5%不等。
一年多時間裏，不斷有新人加入，整個組織也隨之裂變：3人在二、三股東的聯係和邀請下，開始學習詐騙的模式和技巧，並新組建了3支團隊。這3支團隊與原團隊一起共用虛假交易平台，在新團隊裏，兩位股東又能占有12.5%-15%不等的股份，而這3支新團隊又騙取了印度籍人員錢財合計1020餘萬元。
2025年4月，南方周末記者聯係該案多位辯護律師，但截至發稿，未獲對方回複。
河南見素律師事務所律師郭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殺洋盤”的犯罪組織裏，真正的頭目、上遊人員很難被追蹤到，因為他們一般通過難以追溯真實身份的匿名社交軟件聯絡。當犯罪窩點被端時，被抓到的通常是基層員工，他們可能獲利相對較少，但還是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並接受法律的製裁。
“犯罪鏈條細密、專業，犯罪協作性強、分工明確，形成了分工合作、彼此依賴、利益共享的詐騙犯罪集團。”山東菏澤法院在2025年4月的通報中這樣總結“殺洋盤”的行為特征。
逃避追蹤與加強監管
虛擬貨幣在不同平台與國家間流轉，也讓犯罪變得更難追蹤。
Clara在美國被騙後，曾想在美國起訴追蹤比特幣的平台方，申請凍結對應賬戶，拿回被騙的財產，但並未成功。2025年，她和其餘150名被害人又準備去英國立案。這批受害人來自美國、澳大利亞、英國等不同國家，有人甚至被騙超過百萬美元。Clara說，被騙的虛擬貨幣經過了不同的平台和幾十個電子錢包，有的還與合法的虛擬貨幣混在一起，“查到錢如何流通、去了哪裏沒有用，問題在於要怎麽拿回來。”
南方周末記者從李菲、鄧凱以及一位反詐誌願者處了解到，“殺洋盤”的上下遊其實還涉及更多產業：海外社交賬號的注冊和買賣、電話卡開設和買賣、詐騙App和平台的開發與包裝、“人設”照片的獲取、廣告在線上與線下的投放和獲客、海外用戶個人信息的盜取和泄露、海外公司和銀行賬戶的開設、洗錢和現金兌換等。
在近年中國打擊電信詐騙零容忍的態勢下，一些團隊主要成員為逃避監管和追蹤，開始前往其他國家，有時還會招募當地人組建詐騙團隊。
根據尼日利亞經濟和金融犯罪委員會（EFCC）發布的信息，2024年12月，EFCC抓獲了一個加密貨幣投資和戀愛詐騙的團夥。被捕的792名嫌疑人中，有148人為中國公民，另有40名菲律賓人、1名哈薩克斯坦人、1名巴基斯坦人和1名印度尼西亞人。
EFCC稱，外國團夥在當地招募尼日利亞人，給他們配備關聯了歐洲國家電話號碼的WhatsApp賬戶，在網上以釣魚的方式尋找受害者，主要的詐騙目標是美國人、加拿大人、墨西哥人和歐洲人。目前，該集團頭目仍在逃。
2025年1月，該案進入審理階段。嫌疑人們因涉嫌詐騙、持有虛假文件、身份盜竊、洗錢等不同罪名陸續出庭。
中國駐尼日利亞大使館也關注到了這起案件。在2025年3月與EFCC主席的見麵中，中國駐尼日利亞大使表示，執法合作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方願同尼方一道，加強執法交流合作，共同打擊網賭電詐和跨境違法犯罪。
離開“外貿公司”幾個月後，周駿聽說天匯大廈還有“殺洋盤”團夥被警方抓獲。他慶幸自己及時抽身，但這段經曆還是成為他心底“像汙點一樣”的秘密。後來，周駿找到一份契合他專業的工作，回到珠三角的工廠，成為一名產業工人。新工作依舊需要晝夜顛倒，強度也比之前大得多，但周駿很滿意：有合同、社保、公積金，最重要的是“回歸了正常生活”。
2024年4月，阿強的老板聽到風聲也收了手。阿強說，一年多來他問過幾次，但對方都說風聲比較緊，沒繼續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