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欣從小以為，隻有拿到最好的，自己才會快樂。“考上最好的高中，我就想考最好的大學，進最好的大廠，績效得打A。”拿不到，她就很痛苦。中考那年，從她學校進入青島最好高中的，不到5人，她是其中之一。但高考她沒發揮好，去了澳門一所大學。
要好好學習，繼續升研究生——入學後，盈欣對周圍同學產生一種不屑，覺得他們都是“一丘之貉”，隻有自己在學習，還更早地去實習。在那時候，她發現“整個世界不是像你之前所受的那種教育，多勞多得，隻要努力就能取得成績”。
去年夏天，她給項飆寫了封2萬字長信，表達這些困惑，講到優績主義的影響、原生家庭的問題，還有後來在互聯網大廠實習求職時的挫敗，想交流當前年輕人生存境況的一些感受，以及如何“把自己作為方法”，尤其是怎麽“從敘事中醒過來”。
那時，項飆在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在線講座《為什麽讀書這麽累？一個有關生命力的初步理論》。“像大海洶湧波濤上的一個泡沫，對自己的存在感到非常虛無，非常累，但不知道自己的存在是怎麽一回事。”講座中，他提到一個學生的表述。
後半程的2個多小時問答，很多名校生分享了對教育係統的感受。項飆回應，覺得年輕人的生命力正在被這個係統“捕獲”。他公開郵箱，希望跟他們深入交流。
盈欣的信發送了兩次。在一個早上，郵箱彈出項飆的回複：“濃度很大，我需要再讀一次。裏麵的內容很深，我覺得也許我們在線上聊一次會比電郵裏的文字交往有效。”盈欣覺得，能被項飆當作“一個人類學的觀察對象”，可能也是做一定貢獻了。
●項飆給盈欣的回信。講述者供圖
八月的一個周末，項飆出現在盈欣的屏幕裏，背景是家裏的陽台，開著幾朵天竺葵。他剛起床，隻有早飯時間有空，一邊吞麵包一邊說，“就以你為主線吧，你提出一些問題，我們聊一下”。
盈欣沒有提前準備話題，兩個小時的對談，圍繞學者好奇的——互聯網大廠內部人與人的關係怎麽被形塑開始，向各處發散。
作為大廠實習生，盈欣自認是最拚的那個。當時正好有員工離職，空出一個崗位，她被承諾了轉正offer，幹的是正職的活兒，還自學AI的底層邏輯。作為一個學市場營銷的文科生，一點點去摳數學、計算機的知識，和她對接的上下遊，都說她“厲害”。
每天下班時，辦公室已經空無一人，有時候甚至通宵。實習了10個月，offer突然以一個“很荒誕的理由”被取消了。她感受到一種“毀滅性的打擊”，隨後延畢一年，以應屆生身份參加2023屆的校招。但那年，很多大廠停招校招生。最後，一個曾經實習的朋友給她遞來“救命稻草”，推薦她到上海一家中廠，關於offer，公司隻是說“先實習兩個月，到時候再看”。
盈欣印象裏，在她之前幾屆的學生，都是競爭互聯網大廠offer，而她的學弟學妹，同時也會看更穩定的工作，可能工資隻有大廠的百分之六七十。他們有一種對大廠的調侃：我完成了過去十幾年的內卷教育體係，要大展宏圖的時候，發現壓根沒我什麽事了。
這個表達引起項飆注意。他在視頻中說到自己的理解，“是一個蠻瀟灑的說法”——不像一種受害者心態，也不是一個憤恨批判的說法，映射到具體的生活態度上，有一點點躺平。他向盈欣確認，這無力感是否也沒有徹底變成佛係？
以盈欣的經驗來看，這個語境裏其實包含優越感——雖然大廠不再有從前的安全感，“果實已經被摘取”，但進去還是有光環的。在她的感受裏，無力感和焦慮是不一樣的。有選擇的時候會焦慮，反而生命力很強，抗住壓力，焦慮很快會過去，或者轉換成另外的力量。這是在一個自由的前提下。無力則更可怕，盈欣說，“會有點喪失人的主體性，對周圍世界有種陌生感。”
在後來的圓桌交流中，2018年畢業的左小軍說到類似感受。他作為管培生進入一家房地產公司的新部門，領導是40多歲女性，很會喝酒應酬，而他相對內向。有次一對一溝通，領導說他總體挺好，但是不夠狼性。他陷入困惑：作為一個男生，在職場裏一定要很有狼性才是對的嗎？
當時，他感到職場通路被堵住，“自己狼不了，領導又要讓我狼，那我的未來怎麽辦？是不是房地產行業不適合我？”後來他離職了，2022年跟夥伴創業，又感到同輩壓力——別人能做到我做不到的話，創造不了新的價值，我的價值感又在哪裏尋找？
這次聽見項飆談到，自己也依然有同輩壓力，左小軍明白這種恐懼是不可避免的，“那我目前和解的辦法就是放過自己，盡量在行動裏創造價值，或許沒有得到世俗意義的認可，但做的過程總體是享受的，就夠了。”
●項飆與來信者進行圓桌交談。源自紀錄片截圖
對於自己走不出來的經曆，盈欣選擇寫出來。她最後留在了那家中廠做產品經理，同時報考同濟大學非全日製的創意寫作專業。平時工作，周末上課，她感覺寫作成為對抗現實失控感的一種方式，是一條理想的支線。
之前她把工作當做生活的全部，對自己高要求，也苛責周圍人。發展出支線，轉移了注意力，不再在工作中找意義和尊嚴，生活相對鬆弛下來。筆下的文字是能被掌控的，通過梳理，她把自我厭棄和優勢聯係起來，變成自我接納的過程。
遇見他者碎片
2020年居家隔離時，不到20歲的盈欣在《十三邀》中第一次認識項飆。那期訪談她看了“無數遍”，把每一幀字幕剪下來做成圖片，排進公號文章，去年底又重溫了一次節目，還在網上看完項飆的所有中文講座、對談視頻，以及《把自己作為方法》。沒想到幾個月後，自己有機會與這位學者寫信、對話，並約定了下次繼續。
以前她幾乎不發社媒，“不知道該怎麽和身邊人說心裏話，隻能躲進書裏讀讀寫寫。”這次視頻結束後，她感歎，在這個效果都被數據量化的時代，人文學科的效用好像真的很難被衡量，但公共討論的空間始終是很重要的，不同聲音和表達值得被看到。征得項飆同意後，她把對話內容剪成一個半小時音頻，放到播客“貳律背反”上，引來184條評論。
有人提到，這種形式好像一個互助會，也有人想給項飆寫信。盈欣跟項飆提議，向年輕人發起一次邀請——讓大家用具體經驗來闡述自己，再組織有意願的人和他共同線上對話。項飆支持了她的想法，給出三個話題方向——間隔、看見、失控/可控感。
兩個月後，盈欣收集到51封信件，共15萬字。她花了半個月讀完，整合出一張excel表格，提煉其中的共性，例如懸浮、彼此之間的原子化……總而言之，“找不到自己的意義感”。她好像看到曾經迷茫的自己，覺得寫信人也都希望“被看到”，於是幾乎一一做了回信，除了幾封隻想給項飆看的內容。
“在他人身上看見自己，或許也是一種看見？”盈欣的自我接納過程裏，包括建立愛好——當為了去看劇而盤票，她找到同好，下意識有了一點人與人的連接感。她在自己的信裏，跟項飆提過，去看《搖滾莫紮特》時，演員在結尾到觀眾席互動，粉絲找了交響樂隊演奏片尾曲，大家在這種感動中產生交互。現在，她微信裏經常聊天的幾個朋友，都是在劇場裏認識的。
後來對話時，項飆追問她，怎麽理解這種“被看到”——人什麽時候是想被看見？什麽時候又不願意被看見？這中間如何麵對隱私？
盈欣意識到，對於自己考研的前前後後，都不想讓很多人知道，尤其是同事。她把朋友圈分組，精細到每一個人。更不想被男領導看見，工作軟件的頭像都為此從卡通人物換成德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抽煙的黑白照，簽名寫：老登恐懼症患者。順著這個思考，她反觀那些劇場朋友，其實在一開始想讓對方了解的，也隻是“劇場裏的我”，把很有具身性的部分也隱藏起來了。
工作之後，跟過去好朋友生活軌跡不同，沒法分享日常。而互聯網把人切得很碎，不是完整的主體，盈欣發現，自己常是作為一個碎片跟人連接的。比如工作中結識的同事，在一個周末街頭偶遇，彼此都會感到尷尬。而上班時並不反感，也都在一起吃飯。這似乎是工作和生活需要剝離的界限。
這種弱聯係，她在實習時已經感受到。那兩年她換過四五份實習，從北京到深圳，再到上海。因為漂泊，沒敢給自己的生存環境置辦東西，也不敢跟同事建立深入的關係，整個人的狀態混沌無序。而業務線太過細分，與現實產出的距離特別長，她雖然在做偏用戶分析的工作，但“根本不知道做的東西怎麽抵達用戶”，意義感也隨之喪失。
在北京西二旗時，花三千多和陌生人合租，她把他們“非人化”，當作一個符號，才能在這種親密環境裏不覺得太尷尬。一旦具象化之後，想到自己是跟男性共用衛生間，“挺沒有尊嚴的”。最難受的時刻是發現男生把尿滴到馬桶圈上。
她8點出門上班，晚上12點下班，吃飯點外賣，共用的廚房基本沒有人去。她告訴項飆，這種“附近”不是很舒適。關於人生的道路、方向，自我的價值，她當時內心想得特別多，但周圍沒人可以交流。“憋瘋了”，急需和世界確認一些信念的存在。
●淩晨1點的西二旗。講述者供圖
她去青年作家張怡微、朱婧的新書發布會，加上朱婧的微信，把自己的小說發給她看。在翻譯《海德格爾導論》的農民工陳直的講座上，她見到陳嘉映，之後寫信詢問，如果對哲學感興趣，有沒有必要去讀一個哲學的研究生？要不要也去翻譯一本哲學書？陳嘉映分享自己的觀點：鼓勵學生先去工作，再去讀研。
這次整理信件，盈欣看到，很多人說自己把閱讀寫作作為建立生活秩序的方法，可一旦跟具體的人聯係——身邊意見不同的朋友、有觀念拉扯的家長，會再次感到失控。
不少像盈欣一樣受困於此的人，希望能跟學者深度交流。
剛讀研究生的小敏，在一個考研村苦學6個月上岸後，發現研究生跟自己想得很不一樣，讀博士除了自身實力，還要靠人情往來，研究生同門隻聊生活，不聊學術，在背後默默地卷。她在日記中寫：“在這座城市裏，我一直覺得我是旁觀者，而非參與者。就像一條寬敞河流，我流淌其中，像個垃圾袋一樣飄過，留不下一點痕跡。”
她向項飆寫信表述，原本以為選擇了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向，會有引領者告訴我，我該以什麽方法去做。但是這個引領者告訴我，世界非常大，要自己去尋找自己喜歡的方向，去做就行了。可是方法是什麽，依舊沒有告訴我。
小敏在圓桌談話中進一步表達了這種失控感，認為這是源自對權威的畏懼——決策依賴於他人的想法指引。她說到，自己的導師“很大佬”，她問導師一個問題“yes or no”，導師回到“or”，她就一頭霧水，失去方向。這場對話結束後，她意識到，自己總把問題的答案寄托在那些比她更強大的人身上。
項飆在最後回應了“被看見”的問題——關鍵不是被看到或者不被看到，人抗拒的是“被重新定義”“當做被控製的對象”。
一點“間隔”
第一次圓桌對談聊了3個小時，第二次隔了十多天，又聊了1個半小時，一共40多人參加。大部分問題，項飆也沒有解答。
隨機地聊，自然展開，形成討論——圓桌的開始被項飆比喻成“種子培育”，大家種種看，會有什麽。他跟參與的年輕人說，人生中的問題，絕大多數沒有答案，但它是需要回應的，也因此要摸索、擁抱它。
這種深刻，是因為“直白，直接麵對自己的經驗，不用過度用理論框架去證明。”項飆解釋，“間隔”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種起源，沒有它就完全被控製，卷入一個係統裏麵。怎麽在接受被係統支配的前提下，有一點可控感？——“你和現實生活中間，是有空間的，得用實際的行動把這個空間填補起來，最後還有很具體的東西產出。”
他講到自己童年，由於父母是老師，常聽他們抱怨工資太低，他就知道了老師之間關係的複雜，和背後的係統。出於對老師困境的了解，他產生“間隔”，能夠回看自己身處的教育環境。“大家覺得迷茫無力，是除了係統之外，沒有其他生活資源、信息資源、情緒資源、審美資源，來回看這個係統。”
知道教育係統背後是什麽，同時有自己的“小世界”，這也是間隔的意思，即構造“橫向反思空間”。項飆舉例，如果總反思領導怎麽說，老師怎麽說，我為什麽會這樣？——就是在一根線上打圈的“縱向反思”，將陷入二律背反的囚徒困境。
●圓桌交流進行中。講述者供圖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29歲的左小軍開麥接話，原以為自己能在創辦的福建鄉村會客廳裏，找到交流的錨點。他組織放映獨立電影，用兩天一夜的時間放下手機，和大廠產品經理、考研黨、來歇腳的數字遊民討論人生的意義、“愛是什麽”，工作的困惑。
“有討論的氛圍，但不多”，他更關注和年輕人的交流，而合夥人更關注咖啡賣了幾杯。這些活動好像“和上班差不多”，有妥協和掙紮的部分，他也在考慮“是否要一直做下去”。
最後，他和合夥人散夥。他明確地知道，自己無法忍受“為了賺錢而忽視社會價值”，開始做親密關係的概念店，再出一些周邊。微信列表裏的顧客有1000多，隻是願意買賬的僅幾十人。
他把項飆當成“遠方的榜樣”，一直在踐行項飆提出的概念。項飆說“如今城市的生活是折疊的，一切亂七八糟的東西都被隱藏起來”，他就去踐行一些體力活，給會客廳裝燈具、裝監控，擰上每一顆釘子。還把自己和妻子的婚禮做成一個月的展覽，希望重建“附近”，回答“不婚不育的時代為何走入婚姻”。
“我算是比大多數年輕人或者說大多數同齡人多一些探索的，但我依然對我的生活也沒有多滿意。為什麽你取得了多少成就，好像跟你去做了多少探索，經曆多少東西是沒有太直接的關係的？為什麽我折騰了這麽多自己想做的，依然不滿足？”他說出新的困惑，覺得自己好像另一種意義上的“蜂鳥”，需要不斷地探索自我，在探索自我的路上，仍舊像陷入慣性的驢，拚命奔跑，要取得成績。
談話結束後，盈欣和一位參與者方景還在討論這些困惑。因為經曆相似，她們後來約著去了濟州島、雲南玩。清明假期，兩人又在昆明和另一位圓桌朋友吃了頓飯。從下午兩點聊到晚上六七點，話題依然延續之前的交流。
28歲的方景還掙紮在無意義感的工作中。她換了三四份工作，都是收入體麵、曾經覺得有意義感的內容行業，但做完項目，迎接她的不是升職加薪的承諾，而是出於沒有提升空間的考慮，整個部門被裁員。
“我能很具象化的感覺到自己生命力的流失，感覺自己變得愈加幹癟。”給項飆的信中，她這樣描述。寫信距離被裁員不久，她問道：“我是不是正在用自己最珍貴的時間換一個符合社會規範、符合家庭期待的想象中的未來，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此時此刻的我處在哪裏？”
她的房子40平，自帶一張褐色條紋的塌塌米，擺在白色書桌的斜對角，鋪上沙發巾，橫著摞起紙質書，就構成了她的“小世界”。工作的內容放到白色書桌上，閱讀、工作以外的寫作，都在榻榻米上完成。讀《哲學小史》《卡拉馬佐夫兄弟》《西西弗神話》，她嚐試通過這些，去反思工作的工具化。
●方景的塌塌米。講述者供圖
而盈欣正在接受，即將失去上海中廠的工作。組織圓桌對談的時候，她碰上同期三個校招生晉升。考核要述職，還要評估工作的努力程度，盈欣沒怎麽準備。最後其他校招生都晉升了，隻有她被卡了。
領導找她談話，以為她會不高興，但她覺得，自己找到了想做的事情。忍受著年終總結時“你能力不行”“你這一年沒有成長”“你表現太差了”的批評，裁員對她來說，變成了“期待”。
上個月被裁之後，她又給項飆寫了封信，溝通圓桌對談接下來的走向，也提到了自己的工作情況。項飆回複她，會每5-6個月參加一次，但對就業，“我給不出什麽建議，我怕你失望。”
盈欣沒有期望項飆給出解答——被裁員的第二天，她就去複旦蹭課了。她決定再考一個人文社科類的研究生，也做好了競爭很大的準備，哪怕再試兩三年，“不想經曆找工作那種被挑揀的感覺了，盡管也羨慕忙忙碌碌的大多數。”
她的“小世界”在公司旁邊的大眾書局，中午午休的2小時，她會去讀書。王安憶的《考工記》陪她度過了一個春天，她開始看到時代的背景、現實的環境“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文學讀了八九十本，又去讀哲學，從康德讀到薩特。
在這些之後，她才有勇氣花了好幾個晚上，反思實習期經曆的幻滅，寫下五六千字。“好多事情你以為逃避了，就你把髒衣服推到床底下，你就不用再去麵對它了，但是總有一天你還是要麵對它，當你拿出來，真的是一團亂，你要把它們都拿出來熨帖好，疊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