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創傷或影響三代人，甚至是生理健康？

2011年，16歲的非裔美國少女莫妮莎·沙利文（Monisha Sullivan）頻繁就醫，咽喉炎、哮喘、疥瘡和肥胖等疾病輪番襲來，常規的治療方法都未起效，而她更是表現出抑鬱、冷漠和對生活缺乏興趣等不良的狀態。這讓兒科醫生納丁·伯克·哈裏斯（Dr. Nadine Burke Harris）敏銳地察覺到，這些反複無解的身體問題背後，可能隱藏著更深層的社會和心理因素。

事實的確如此。調查和研究證實了沙利文從小被母親遺棄，輾轉寄養家庭、成長於幫派暴力橫行的社區，這些“看不見的創傷”，並沒有隨著時間消散，而是深深嵌入了她的身體和精神。

許多人或許都知道，童年時期的創傷經曆會對一個人造成深遠影響。但你是否想過，這些隱形的傷害，也許並非止步於個體，而是穿越血緣和家庭關係，在代際間悄然流轉？

2025年5月14日，《柳葉刀-區域健康（西太平洋）》（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Western Pacific）在線發表的一篇中國本土研究，為我們揭開了“家族創傷”傳遞的謎團。

“健康，不始於出生，也不止於個體。”文章通訊作者、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徐小林研究員告訴南方周末，“他們的研究試圖回答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問題：健康在家庭中是否會通過行為、情緒和社會環境代際延續？這些問題在公共衛生研究中關注不足，尤其在中國這樣強調家庭連結和母親角色的文化背景下，相關研究更為稀缺。”

三代人的健康檔案

這項題為“跨代童年創傷如何影響女性的孕產期心理健康：中國三代女性健康研究”的項目，首次利用中國三代女性的縱向隊列數據，深入了解第一代女性（外祖母）、第二代（母親）第三代（子女）之間的童年經曆與精神健康狀況的關聯。

他們依托江蘇淮安人群建立了“GMATCH（Grandmothers, Mothers, and TheirChildren’s Health）研究”隊列，招募了2242個家庭，自2020年起持續收集了涵蓋心理、社會經濟、生命經曆、醫療記錄等多維度數據，最終納入1931組母女樣本，深入探討童年不良經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在母女之間的代際關聯及其對精神健康的長期影響。”

女性童年期不良經曆與身心健康關聯的多代際傳遞分析。受訪者供圖

“這是中國首個專門研究三代女性健康的縱向研究隊列，他們以科學證據揭示‘家族創傷’如何穿越時間，在親密關係及家庭中代代相傳的流行病學證據。”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醫學院院長黃荷鳳教授對南方周末評價道，並提出“他們可以繼續通過長期跟蹤和係統分析，更全麵理解ACEs如何在家庭內部代際傳遞的機製，以揭示其對女性精神健康的長期影響以及在生命早期采取更有效的幹預措施。”

研究采用國際通用的兒童創傷篩查問卷（Childhood Trauma Screener）評估ACEs，並通過自報診斷、症狀評估及標準化量表（GAD-7、CESD-10）評估子代女性在孕期、產後1年和產後3年的焦慮與抑鬱症狀。分析還引入結構方程模型，探索子代創傷是否作為中介變量。

成長中的隱秘危機

並非所有的童年都是美好而愉快的。這句略顯殘酷的話，正是ACEs研究的出發點。

早在1998年，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與凱撒醫療集團就首次提出ACEs的概念，指個體在18歲之前遭遇的各種負麵或創傷性經曆，常用於公共衛生、心理學與社會服務領域評估個體的早期創傷風險。

這些“逆境”通常分為三大類，共10種典型項目，包括虐待、忽視、家庭暴力、父母離異/犯罪等內容。大量研究表明，童年創傷與成年後的健康風險高度相關，包括但不限於：抑鬱、焦慮、自殺傾向等心理問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癌症等慢性病；吸煙、酗酒、藥物濫用等健康風險行為。

後續超過1.7萬人參與的大型研究發現：ACEs評分越高，個體成年後抑鬱、物質成癮、自殺、心髒病、癌症等風險顯著增加。該研究還提出了“ACEs累積效應”模型——每多一種逆境，健康風險成倍增長。

此後，美國、日本、英國、澳大利亞等國陸續開展大量研究，揭示ACEs不僅損害個體健康，更有可能在家庭中代際循環。一項美國研究顯示，近一半兒童生活在經曆過大於或等於4種ACE的成年照護者身邊。日本學者還發現，有童年創傷史的成年人，更可能對他人施加虐待，這也被稱為虐待循環理論（cycle of maltreatment theory）。國際學者們廣泛討論童年創傷如何通過家庭關係模式、行為複製和表觀遺傳等機製影響下一代，甚至有研究指出童年時期慢性壓力會永久改變大腦結構，影響免疫係統。

近年來，中國學術界對ACEs的關注度顯著上升，本土ACEs研究數量逐年增長，但仍缺乏全國大樣本縱向隊列研究，幹預實踐有限，政策嵌入度也不高。在公眾層麵，對ACEs的認知仍較低，多以“原生家庭”概念出現，在社交媒體上零散傳播。

這也更加凸顯了GMATCH研究的價值。

“多數ACEs研究停留在個人或親子兩代，GMATCH研究將外祖母也納入模型，提供了‘代際傳遞鏈條’的實證數據。”《柳葉刀-區域健康（西太平洋）》高級編輯黃潔芳博士告訴南方周末，“這項跨越三代的縱向研究揭示了女性ACEs暴露對其後代成年心理健康（尤其是孕產期心理健康）的長期影響，這些發現可以為完善兒童早期發展幹預體係、優化家庭支持政策以及加強女性全生命周期心理健康服務提供重要的依據。

此外，相較於荷蘭Lifelines和日本ToMMo等已有的三代隊列研究，研究團隊認為，GMATCH具有三方麵創新：其一，圍繞母係親屬結構建立三代縱向追蹤隊列，更符合中國家庭結構實際；其二，整合個體童年經曆、孕產期精神狀態與家庭社會經濟因素；其三，采用標準化工具與多時間點測量設計，為揭示ACEs在母女之間的傳遞路徑提供了更高的識別力。

創傷如何穿透三代女性

“創傷的種子，有時並不隻長在一個人的生命裏。”淮安市婦幼保健院朱曉琴副院長也是GMATCH研究的通訊作者之一。作為一位長期從事婦幼健康工作的臨床醫生。她見到過許多女性在圍產期出現情緒困擾、親密關係障礙，甚至影響到親子互動，而這些問題的根源往往可以追溯到她們童年時期未被覺察和處理的創傷性經曆。

從一份份細致的調研問卷中，研究人員了解到這些女性年幼時經曆的冷漠、辱罵、暴力的過去，以及為人母後的焦慮和抑鬱時光。但在這些故事之外，科學家們更想知道：這些痛苦的過去，是否會在家庭內部悄然流轉？

結果印證了他們最初的猜測。GMATCH研究發現，在1931對母女樣本中，19%的母親與14%的女兒曾報告童年創傷經曆，且母親有創傷史的女兒，更易遭遇類似創傷。

更重要的是，母親與女兒的童年創傷經曆，都與女兒孕期和產後心理問題顯著相關。數據顯示，經曆ACEs的女兒在孕期、產後1年和3年出現焦慮或抑鬱症狀的風險，分別是未經曆者的2.05倍、2.41倍和2.30倍。

未來的研究也將進一步關注女性ACEs、圍產期心理健康對下一代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的影響。已有文獻提示，母親的ACEs和圍產期的焦慮與抑鬱可能削弱兒童的情緒調節、社交反應和安全依戀能力，這一過程可能在我們的樣本中同樣存在。

此外，盡管外祖母並不直接撫養孫輩，但她們的童年創傷經曆，依然可能通過家庭情緒氛圍、溝通模式等“隱形路徑”，作用於子代與孫代的心理發育過程。

研究者指出，這種代際傳遞更可能通過“社會-心理機製”而非單純遺傳機製發生，例如通過家庭關係、養育方式、情緒表達方式，甚至是對子女安全感的塑造等途徑傳遞下去的。

“創傷的傳遞並非簡單的‘複製’，而是以更隱蔽的方式影響下一代的情緒調節能力、自我價值感、與他人的親密關係能力等。”研究人員指出。

打破代際創傷的時間曲線

打破創傷的代際傳遞，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GMATCH研究還揭示了一項重要發現：童年逆境對孕產期精神健康的影響，並非在整個產後時期均一存在，而是在孕期及產後第一年最為顯著，至產後第三年有所緩解。這一發現提示，孕產期或許是打破創傷代際傳遞的重要“窗口期”。

徐小林向南方周末解釋：圍產期是女性身心變化最劇烈的時期之一，既包括妊娠和分娩帶來的生理負擔，也包括角色轉變、照護壓力等心理社會挑戰。對於有童年逆境經曆的女性來說，這一階段的壓力更容易被放大，從而引發或加重精神健康問題。

這一時點的“脆弱性”恰恰也意味著幹預的可能性——提供及時、係統的心理篩查與支持服務，或可在創傷的家庭傳遞鏈中插入一道“減震帶”。

“我們強調的是一種‘縱深幹預’邏輯。”文章第一作者、浙江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研究生王慧指出，“圍產期幹預不僅要關注當下心理狀態，更要追溯其成長軌跡與家庭史，從更早期、更根源處打破代際循環。”

同時亞組分析結果也顯示：社會經濟條件對ACEs的影響有顯著調節作用——家庭資源越匱乏，童年創傷的代際影響越劇烈。母親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可能導致醫療服務獲取受限、經濟壓力增加、社會支持不足，從而增加女兒對童年期不良經曆所致精神健康風險的敏感性，進一步放大其不良影響。

其他國家的曆史經驗已經給了我們一些線索。應對ACEs的幹預和服務在美國、日本、歐洲（如英國、芬蘭、德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已經廣泛存在。目前，已有部分國家嚐試將ACEs評估納入孕產婦常規篩查流程。

如美國自1998年ACEs研究首次發表以來，在過去二十多年裏不斷將ACEs理論嵌入醫療、教育、司法、社會服務等多個體係中。2018年，“支持家庭第一法案”（Family First Prevention Services Act）就利用聯邦資金用於預防性服務，支持高風險家庭，防止孩子進入寄養係統，還允許資金用於ACEs相關心理健康谘詢、家庭治療、育兒培訓。而美國衛生資源和服務局（HRSA）支持的“早期啟蒙計劃”（Early Head Start）項目，為0–3歲兒童及其家庭，提供包括ACEs篩查、早教、家庭訪視在內的綜合服務。

類似的還有英國，作為國家級創傷知情係統改革先行者，將ACEs視為公共健康問題，2017年起大規模推廣ACEs知識，不僅與慈善機構合作，製作《ACEs宣傳短片》（“Resilience”）在全國傳播，還為所有教育、衛生、警務和社會工作者接受創傷知情培訓（Trauma-Informed Training）；並在多數小學配備心理谘詢人員，引入“情緒識別”和“正念時間”等課程，幫助孩子識別和表達情緒。結果顯示英國特別是蘇格蘭地區，中小學學生的校園暴力率和早期退學率下降，家庭訪視服務滿意度顯著提升。

在澳大利亞，全國設有多個創傷恢複中心（Child Trauma Recovery Centers），專門為遭遇ACEs的兒童提供心理治療、創傷敘事支持。司法係統也與ACEs聯動，引入“創傷評估報告”，家庭法官在處理兒童監護案件前必須審閱專業心理師出具的ACEs評估，判決更傾向於安排具有安全感和穩定關係的照護人。

借鑒上述經驗，徐小林和研究小組提出如下建議：第一，將童年期不良經曆篩查納入常規的圍產期保健服務。建議同時評估孕婦及其母親的童年期不良經曆的暴露情況，以早期識別精神障礙的高風險個體及家庭。對於篩查陽性的孕婦，應延長心理健康監測的時間範圍，不僅覆蓋孕期和產後早期，最好延長至產後3年，甚至貫穿整個生命周期。第二，強化基於家庭的心理幹預措施。對於存在童年期不良經曆暴露的家庭，應提供以家庭為單位的育兒支持和心理幹預，重點促進兒童社會情緒發展，從而打破不良經曆代際傳遞，降低後代精神健康風險。第三，推動ACEs篩查在中國的本土化試點與路徑探索。

談及研究動機，研究者強調，這項工作並不是要“標簽化”曾有創傷經曆的母親，也不意味著有“創傷就一定會傷害下一代”，而是希望通過數據與證據，打破社會長期以來對“家庭問題”的沉默和忽視，讓社會更理解這些隱形痛苦背後的機製，從而通過製度幹預減輕其連鎖反應。

“很多人會下意識地弱化自己的創傷經曆，或把它視為成長的‘正常代價’。王慧指出，中國文化對“隱忍”和“堅強”的強調可能影響個體對ACEs的報告意願及準確性。因此，在篩查實施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以下方麵：如引入創傷知情評估理念，向篩查對象解釋評估目的與流程；加強醫務人員關於敏感問題溝通與心理支持的培訓；提供安全、私密的篩查環境，並采用簡潔、標準化的篩查工具；加上結合病史等客觀醫療信息，提升篩查結果的準確性。

“基於現有關於童年期不良經曆對女性精神健康影響的研究，我們將繼續開展GMATCH隊列的隨訪，深入追蹤女性精神健康的長期軌跡，探索關鍵幹預窗口及跨代影響機製，尤其關注早期逆境如何通過跨代效應影響個體精神健康及家庭功能。”徐小林在最後表示。

在這樣一個家庭結構深重、親密關係高度嵌入的社會，理解創傷的代際路徑，不僅關乎公共衛生，更關乎我們如何理解家庭、理解母親、理解成長。

正如一些心理學專家指出，創傷本身並不會自動在家庭中延續，但那些未被承認、未被回應的痛苦，往往會以沉默的方式在親密關係中悄然流轉，影響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