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石刻最終被證實為真，秦漢乃至先秦時代的“仙山”昆侖山的具體位置將確認——在今天“巴顏喀拉山脈及其周邊區域”。視覺中國丨圖
“百年來最重要的石刻發現。”中國社科院大學考古學教授、中國考古學會秦漢考古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劉瑞在朋友圈裏激動地寫道。
2025年6月8日，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文章《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文章中提到的這方“昆侖采藥”石刻，迅速在互聯網上引起了廣泛討論。
文章提到，有考古工作者近期於青海省黃河源頭的紮陵湖北岸，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意義十分重大”。
文章將這37字小篆釋讀為：（下劃線為原刻殘損、作者推測的字）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將方士/采藥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車到/此翳囗/前囗可/一百五十/裏
仝濤介紹，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所刻內容大意為：秦始皇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於始皇廿六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再前行約一百五十裏（到達此行的終點）。
仝濤曾多次主持西藏阿裏、青海烏蘭泉溝等吐蕃時期、象雄時期的墓葬考古，並多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據史書記載，秦始皇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共有七次出巡，分別在山東嶧山、泰山、芝罘、東觀、琅琊台、河北碣石、浙江會稽立下七大刻石，皆由丞相李斯撰文並書丹。這七大刻石，大多隻有摹本或翻刻，現存於世的隻有山東岱廟的泰山刻石殘塊和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的琅琊台刻石殘塊，均殘損嚴重，漫漶不清。
如果此次發現的刻石確為秦人所刻，那將是唯一現存於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
“這是秦代刻石及簡牘文字的典型特征”
發現者侯光良與石刻的合影。受訪者供圖
仝濤的文章中並沒有指明具體發現者的姓名，但在文章發布之後，發現者侯光良的朋友圈也迅速被曝光。
青海師範大學地理學教授侯光良在朋友圈裏詳述了石刻發現經過：“2020年7月，我們把紮陵湖和鄂陵湖北岸全部跑完了，當時在紮陵湖北岸距離湖邊大約幾百米的凸起岩石上，岩石很大也很突兀，我就想看看有沒有岩畫，結果看到的東西，讓我大吃一驚，直接是漢字，而且是篆體，我頭一昏，這地方怎麽能發現這東西呢，再仔細一看，上麵有皇字，非常興奮，連忙拍照記錄，回來進行整理研究，並上報相關單位。”
在經過初步研究之後，侯光良對石刻有了以下基本的判斷：“首先這是古代遺物，不存在偽造，其次這石刻是國家行為，並非個人之力所能完成，字體造詣深厚，非常規範，並有車行到達非常遙遠難以到達的河源，而且伴隨有奏樂，這架勢，非國家不能完成。”
侯光良是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人類演化與環境考古專業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方向為青藏高原史前人類活動與環境演變的關係。侯光良帶著團隊常年考察青藏高原的地理環境，由他發現這一石刻，既是偶然，也是常年的積累所致，仝濤評價侯光良的的這一發現“居功至偉”。
侯光良當時也對石刻的年代給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偏向於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國家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河源地區成為管轄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繪製地圖，或者派官員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現實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區風蝕強盛，過於久遠難於保存。”
南方周末記者撥通侯光良的電話時，他正在野外工作，信號並不是很好。但他承認，當時做出“元代或清代”的推斷“比較淺薄，還缺乏認識，後期還需要繼續研究”。
仝濤在文章中給出了石刻為秦代的幾項關鍵證據。首先是“大夫”的“合文”寫法，即將“大夫”二字合為一字，這是一種流行於戰國、秦代的書寫方式，後世非常罕見。其次，“昆侖”中的“侖”字寫法也具有典型的秦代特征，偏旁為阜旁，寫作“陯”，“是秦代刻石及簡牘文字的典型特征。”
另外，由於石刻中提到了昆侖山，並給出了相對具體的位置，這對於今人認識秦漢乃至先秦時期人們心目中的昆侖山，具有重要意義。先秦時期，昆侖山一直被認為是神仙聚集、奇珍異獸生長的聖地，其上多瑞獸仙草、不死之藥。根據石刻提示的位置，仝濤認為，當時所稱的昆侖山就在今天“巴顏喀拉山脈及其周邊區域”。
證明一個文物是假的比證明是真的要容易
仝濤的文章發布當天，多位不同專業的學者就從各個角度對石刻進行了探討，其中不乏質疑的聲音。
首先發文質疑的是數學史學家、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院長曲安京，他認為，石刻錄文中的“廿六年三月己卯”，與秦代的曆法頗有抵牾，“根據迄今為止所有出土文獻複原的《顓頊曆》曆譜……石刻上記錄的‘廿囗年三月己卯’，無論如何無法與《顓頊曆》吻合。”
北京大學曆史學教授辛德勇也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上稱“高度懷疑乃今人偽刻”，但是辛德勇暫未提供進一步的證據。
另一位對石刻頗有質疑的學者為北京語言大學民俗學教授劉宗迪。除了曆法無法對應之外，他還認為三月份黃河源地區氣候寒冷，古人似乎難以在這個季節跋涉到達。
文史學者胡文輝從語文學的角度，認為秦漢的傳世文獻中沒有“采藥”這樣的說法，懷疑石刻中“采藥”二字並非秦漢時期的語言。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對石刻提出質疑的學者，均不是金石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相關專業的。
中國科學院大學科技考古專業副教授張明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看到石刻照片之後，“當時就覺得沒有問題，就是老的”。他說這是一種古董看多了的“直覺”。對於這些質疑的聲音，他總結了它們的共性：“都是從文本內容上找（漏洞），因為他們不懂鑒定，所以隻能從內容上找。”
對於曆法問題，很多學者共同指出，仝濤文章中的釋文可能存在問題，不是“廿六年三月”，而更可能是“卅七年三月”。如劉瑞就認為釋文中的“六”當作“七”。如果是“卅七年三月”，那麽曆法的問題就迎刃而解。
故宮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組副研究館員熊長雲表示，好多朋友在第一時間向他詢問刻石的真假。他的看法是：“銘刻真，不必懷疑。至於部份釋文，可以再討論。始皇卅七年，三月正有己卯。卅六年，始皇因熒惑守心等事，已預感時日無多。若是卅七年，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侖采藥，正合於其時心態。”
對於胡文輝質疑的秦漢時期沒有“采藥”用語的說法，熊長雲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采藥’雖不見於傳世文獻，但可以比照秦封泥所見‘采金’‘采青’等官名。”
複旦大學古文字學教授郭永秉也與熊長雲意見一致：“必真無疑，可能是近幾百年來最重要的新見石刻資料。但是有些釋文對不對，還有待後續進一步發表清晰的照片和拓本。”
郭永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絕無西漢以後的人能刻寫出這樣的小篆來。行款、字的筆畫結構和線條力度，以及內容，都不是後代所能達到的水平，明晃晃地刻了三四十個字，內容也複雜有層次，卻一點點馬腳都沒有，而且能還原當時的曆史場景和呈現於該處的邏輯，偽造是絕無可能的。”郭永秉還表示，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古文字專家出來說是偽造的。
曆史學者史傑鵬也認為石刻是真的，他在他的個人公眾號文章中寫道：“要是假的，終究有破綻。證明一個文物是假的，比證明一個文物是真的永遠要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