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菲緩緩下潛，水溫在耳邊靜靜流動。珊瑚像一座水晶宮在她眼前鋪開，熱帶魚從肩邊穿過。那是她整個旅程最期待的環節——潛水，在埃及用了70塊人民幣，在國內至少三四百元才能換來的體驗。而在這個國家的另一端，白薇坐在術後恢複室裏睜開雙眼，她第一次裸眼看清遠處建築的輪廓。一次近視矯正手術，價格也不過一千元人民幣出頭。
自2024年3月6日埃及央行宣布放開匯率管製以來，埃及鎊對美元的匯率經曆劇烈波動，一度暴跌近40%，跌至曆史新低——1美元兌50.55埃及鎊。到了2025年，埃鎊依舊承壓，貶值趨勢未止。在這樣的匯率背景下，人民幣的購買力被意外放大，“像是花著人民幣，在薅世界的羊毛。”齊菲、白薇們回憶旅途時，都這樣評價。
高盛近期將其對未來一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的預期從7.35下調至7.00，認為人民幣將在中長期呈現漸進升值態勢，升值節奏仍將受中美貿易政策等因素影響。當大批遊客還在精打細算國內熱門目的地的酒店、機票時，一部分“精旅派”早已利用匯率差悄然出發。2025年人民幣對多國貨幣升值，帶動海外旅行“打折”。
其中，人民幣對日元、馬幣和土耳其裏拉的匯率走強，讓赴這些國家的旅遊支出顯著下降——數據顯示，日元每貶值1%，中國遊客數量即增長1.5%。與此同時，埃及、烏茲別克斯坦等幣值相對弱、物價體係親民的國家，也憑借人民幣的長期優勢，躍升為性價比爆表的小眾熱門。
匯率差催化的“低成本出境潮”，不僅重塑了遊客的目的地選擇，也正在倒逼旅行服務模式發生變化。傳統的多日遊“打卡型”產品之外，靈活、輕量、去中心化的定製服務成為新藍海。這種旅行結構的變化，催生了對當地地陪、語言向導等碎片化服務的強烈需求，旅行平台隨之調整策略，推出靈活組合服務產品，市場從“統一打包”走向“按需拚裝”。
一場原本預算緊繃的海外遊，因為匯率而被“拉長拉寬”，成為一次更接近當地生活的沉浸式體驗。對於越來越強調“生活質感”的年輕群體來說，旅行不再隻是移動與拍照，而是通向某種生活方式的實驗場。
人民幣“漲出”性價比
“我們在埃及玩了33天，人均才花了一萬一人民幣。”齊菲笑著說。
這是她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從開羅一路南下盧克索、阿斯旺，再轉往紅海沿岸的赫爾格達與達哈布，一路自由行。她把賬目記得一清二楚：人均每天不到50元的旅館，街頭5元一份的口袋餅，10元的星巴克拿鐵，“性價比高得有點不真實”。她並沒有刻意追求“窮遊”，但在匯率紅利與物價落差的合力下，預算被自然地拉長拉寬。
越來越多像她這樣的旅行者，正在用人民幣撬動一次更遠、也更豐盈的旅行體驗。碩士畢業不滿一年的陳曦，同樣因預算有限，本打算在西安短途度假，最後卻因“真的夠便宜”，在年初前往了馬來西亞的亞庇。2025年2月3日，人民幣兌馬來西亞林吉特匯率升至階段高點——這一時點的匯差，使她整趟行程的性價比陡然上升。
四天三晚的行程裏，她和朋友人均不到五千元，住進了五星度假村，海鮮大餐吃到撐，再到浮潛、看猴子、螢火蟲、落日沙灘。她對比著說，在海南、廈門等國內二線海濱城市，想要實現類似體驗，預算至少要翻倍。
這類看準“匯率差”的個體決策，背後是一個龐大而穩步複蘇的出境旅行市場。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內地居民出境約1.5億人次，較2023年增長約40%，繼續保持全球最大出境客源國地位。同期出境旅行支出達2506億美元，同比增長29%，反映出居民對跨境旅行的接受度與消費意願持續增強。
陳曦在亞庇的第一晚就住進了當地最貴的酒店——香格裏拉度假村。她記得推開房門那一刻，海風撲麵而來，陽台直麵大海，樓下是篝火、音樂和緩慢搖晃的樹影。那是一個四五十平的房間，設施新、服務齊，含早餐和健身房，她估算在國內，這樣的配置價格至少在3000元以上，但她僅花了一半價格。接下來的幾晚，她轉住四星級商務酒店，同樣標配早餐，正對麵是當地最大商場，步行10分鍾可到出海碼頭，“如果對標三亞，根本找不到這個價格。”
這種“人民幣放大體驗”的感受，也發生在齊菲的旅行中。她在埃及住過一晚人均30元的小旅館，幹淨到可以赤腳進浴室，配獨立衛生間和空調。她也嚐試過海景房，一晚百元出頭，窗外是紅海，陽光透過薄窗簾照在瓷磚地板上。
最讓她難忘的是一種典型的“全包酒店”：白色建築掩映在整齊的棕櫚樹間，兩個泳池、一座花園，晚上亮起暖黃燈光。140元一天的價格中，包含三個人的早餐與晚餐。晚餐是自助餐，有牛排、烤肉、蔬菜和水果。
吃飯的價格落差，更是以一種具體、直觀的方式被感知和記憶。在埃及，齊菲常吃的一種街頭口袋餅，裏頭夾著豆泥、碎肉和蔬菜，合人民幣三塊錢；一整盒新鮮草莓，隻賣兩塊。她在星巴克點過熱拿鐵，十塊出頭——是國內門店標價的一半還多。偶爾想換換口味，她也會點一份肯德基炸雞套餐，內容幾乎與國內一致，但價格隻需二十出頭。
而在馬來西亞亞庇，陳曦印象最深的一餐是在跳島行程中吃到的奶油大蝦：20塊人民幣一隻，個頭接近手臂長，肉質飽滿，吃兩隻就已經足夠。她說：“如果在我工作的香港點這樣規格的大蝦，單隻都要接近一百。”
購物環節中，物價的對比也更為具象化。楊琪去日本時，人民幣對日元匯率在1:21左右，意味著100日元商品在國內消費者眼中僅相當於4.7元人民幣——這一轉換，讓日本街頭常見的“百元店”變成了“幾元商店”。楊琪在東京逛中古市場時，常看到售價100日元的二手服飾或雜貨，“像在城市裏開盲盒”，
在大型百貨清倉季，她曾用五塊錢人民幣買下一件薄外套。這種價格維度上的錯位，在高端消費中被進一步放大。在東京銀座，她發現LV、Celine等品牌同款包袋普遍比國內專櫃價格低15%-20%，若再疊加退稅，“原本隻是櫥窗消費的東西，在這裏變成了可以帶走的旅行紀念。”
日元的持續走弱，是這些價格魔法的背景推手。自2022年以來，日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已從高位緩步下探至2024年的1:20左右。匯率的變化直接放大了“便宜”的心理感知，也推動了一波“掃貨式旅遊”。
當然，“便宜”並不代表沒有摩擦。齊菲曾在開羅遇到出租車司機中途加價，在盧克索被街頭小販反複搭話。她逐漸摸出應對方法：講好價，堅決拒絕，一旦表現出強硬態度，情況反而會好轉。“他們其實不是一定要占你便宜，隻是會試探你底線。”
當旅行從目的地變成了一個生活試驗場，在匯率差和價格落差之間，一個更經濟、但不廉價的生活方式浮出水麵。
千元摘鏡成旅行伴手禮
越來越多的出境旅行者，開始將“匯率差”視為一次結構性的機會窗口——不僅用來“省錢”，更用來低成本完成過去人生中高門檻的體驗。
白薇原本隻是計劃一次常規的中東北非旅行。但在出發前刷社交媒體查行前建議時，她意外看到有人把“近視手術”列入埃及旅行的必帶清單。這才第一次讓她意識到：一個原本動輒數萬元的手術，竟可以作為旅行中的一個“附加動作”。
那次行程跨越一個半月，從迪拜飛往亞曆山大，再一路南下穿越西部綠洲與尼羅河流域。她把手術安排在第一站城市亞曆山大。國內熱門的半飛秒和全飛秒項目通常在1.5萬元左右，晶體植入則要2萬起，而她所選醫院的最貴套餐，也隻需七八千元人民幣，且包含術前檢查、手術和複診。
就診流程比她預想得更順暢：前台登記、驗光、診斷和手術全部在兩小時內完成，溝通以英文為主。雖然部分術語聽不太懂，但流程清晰、節奏高效。她把這場手術形容為“順手完成的一次升級”，像旅行途中多塞進一件意想不到的禮物。
在亞曆山大，不少中國留學生也兼職做地陪，術後陪護可以在社交媒體上提前溝通價格；在開羅等大城市，還能找到會中文、對中國遊客相對熟悉的醫生提供一條龍服務。圍繞“旅行中的手術場景”，一個細分且成形的服務生態正悄然成型。
與之類似的還有齊菲的深潛行程。作為一位有潛水經驗的自由行者，她將紅海潛點作為整趟33天行程的核心節點，選中赫爾格達和達哈布兩個潛水資源密集的城市。初次體驗在赫爾格達，一次體驗潛水僅需70元人民幣，費用包含教練、設備和船隻。但這種短時間、標準化的“打卡型”潛水並未滿足她。
轉場到達哈布後，她花40美元報名了完整潛水課程，課程更紮實，教練經驗足，水下時長也成倍增長。她紮入海中，身邊是大片的藍色世界與密集珊瑚，那是一種既安靜又讓人沉進去的自由。
在港工作的陳曦，也將人生中第一次浮潛安排在了亞庇。她早就聽說香港西貢有片適合浮潛的海域，但當地即便不算器材租賃，僅地鐵往返費用就接近百元人民幣。而她在亞庇選擇的跳島浮潛團，車船接送往返四趟，含導遊和浮潛指導，全程價格不過300元人民幣。即便要額外租用呼吸管和麵罩，也隻需再加50元人民幣，當然也可以選擇自帶。
旅行中所消費的不止是風景和食物，還有技能與身份的想象。社交媒體上，“邊走邊學”的旅行方式正在成為新趨勢：滑雪課、馬術課、深潛、高爾夫等原本在國內價格高昂的“技能型消費”，在一些目的地變得觸手可及。
在老撾、埃及等匯率窪地國家，馬術一對一課程折合人民幣往往不到60元，價格僅為國內的十分之一；滑雪和高爾夫等項目也常因地租、人力等成本結構不同而壓低整體價格，還有“包課包教包器材”的低門檻組合。這些課程不再是“有閑有錢”才能解鎖的人設標簽，而成為年輕人旅行時“重新養自己一遍”的工具。
匯率差重塑旅行市場
匯率差正在重塑旅遊市場的供需結構，不僅改變了遊客的目的地偏好，也對產品模式和服務邏輯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批非傳統熱門國家正因“人民幣更值錢”而成為新晉平替選擇。旅行社從業者陳鵬提到，與動輒兩萬起步的歐洲長線團相比，埃及的價格優勢極為明顯：全程機票、住宿和三餐全包的8至13日團，人均僅需1萬至1.5萬元。甚至放在國內旅遊市場對比，如新疆、西藏等長線路線，“有時候反而出國更便宜”。
而新一代消費者的旅行期待也已明顯分化。傳統紅海浮潛、尼羅河遊船仍為標配，但有客人明確提出希望增加自由潛、沙漠熱氣球甚至醫美項目。“我們接到越來越多‘幫我找個靠譜潛水教練’的請求。”陳鵬說。旅行社角色由“成團組織者”轉變為“資源整合中介”的趨勢正在形成。
當越來越多遊客不再願意被團體節奏牽著走，地陪、翻譯、包車等自由行服務就順勢被拉入了消費者的剛需清單。
在馬來西亞亞庇，陳曦觀察到，這些服務已具備相當成熟的供給體係：既可通過天貓、攜程等OTA平台提前預訂，也能在當地碼頭等線下節點臨時雇傭。價格普遍在300元人民幣一天上下，平台提供的多數是當地的華人二代，中文流利、服務標準；而當地公司的地陪可能是本地人，但經過簡單培訓，溝通並不成問題。
這類服務的爆發式增長有據可循。攜程數據顯示，2024年境外包車業務交易額同比上漲204%，並預計未來三年將維持30%以上的年均增速。大量華人以自有車輛進入這一產業鏈，構成從語言、接送、景點講解到購物引導的“本地幫手網絡”。
在日本等華人聚居地，這一模式更趨成熟，中文司導已成為跨境自由行的標配資源。這類服務不僅極大地降低了語言與文化障礙，也反向激活了當地華人社區的就業結構與商業網絡，形成了外溢效應。
旅行不再隻是移動與打卡，它越來越像一場向“想要的生活”的預演。人民幣在海外的“購買力擴張”，不隻撬動了更遠、更豐富的生活體驗，也悄然推動了旅行服務向碎片化、多樣化重構。對年輕一代消費者而言，低價不僅是誘因，更是一種入口，讓他們以“出境可負擔”的方式，提前試探那些原本遙遠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