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麗麗是一位在汽車行業打拚17年的職業女性，她的職場路徑原本走得順遂，換過三家公司，從一名普通銷售一路往上，臨近40歲換到新公司擔任銷售總監。但在2023年9月，一次去杭州出差的過程中，她和公司老板王某共赴一場酒局，被勸酒後醉到「不省人事」，之後在酒店遭遇了王某的性侵。
崔麗麗說，最開始也感受到害怕、絕望、羞恥等等情緒，最難受的是，因為醉得太厲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了性侵，也慌張到忘了保留身上、衣服上的生物證據。直到事發三天後，她想起一些被王某猥褻的畫麵，告訴丈夫梁靖寬，「自己可能被欺負了」。梁靖寬保持了冷靜，提示她可以查監控，崔麗麗慢慢恢複理智，谘詢律師如何取證，也很快返回事發酒店調取監控。
接下來，在丈夫梁靖寬的鼓勵下，崔麗麗報警立案成功，且辦案檢察官偵查到另一份關鍵證據，彌補了她記憶模糊的部分，最終以「強奸罪」對王某提起訴訟。2024年4月2日，事發過去七個月，法院以「強奸罪」判決了王某4年有期徒刑。
但崔麗麗的戰鬥並沒有結束。
和許多遭受職場性侵害的人一樣，她患上抑鬱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向公司請病假，而公司不僅不認，還停發她的工資，停用OA係統和郵箱，移出工作群，最終以嚴重曠工為由將她開除。她曾經信任的同事，大多站在了她的對立麵。
「站出來指證老板，實際上敵人不僅是一個王某，而是一個公司，一整個權力體係。」崔麗麗說，但她相信，個體是有主動性的，不會輕易被體係吞噬。她繼續查找法規，發現《工傷保險條例》有一條對自己適用。被開除那一天，她去人社中心申報了工傷，盡管要把傷口重複撕開，但她堅持戰鬥，最終曆時8個月，12次係統治療，兩次專家會診與鑒定，成功認定了工傷。這也是第一次女性遭遇職場性侵害之後，能用新的法規維護自己的權益。
戰鬥的另一麵，是精神難以彌合的創傷。今年1月元旦過後，崔麗麗一早去車站接我，她個子小小的，圍了一條厚圍巾，敏感地捕捉路人看她的眼神。事發後，她被噩夢折磨，不敢獨自出門，更做不到回歸職場。
梁靖寬一直陪著她，在心理谘詢師的建議下，他還和麗麗一起看專業的書籍、電影，理解病情，也試著理解女性的心理和處境。「麗麗告訴過我，其實她不需要任何語言安慰，但是有一個人陪著，我的一個眼神，一個握手，一個擁抱，對她來說都是珍貴的。」
第一次接受采訪，崔麗麗就考慮好要用真實姓名，她想「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站出來，而不是一個化名，接受視頻采訪時臉上也不是一個馬賽克」。她希望在采訪中不斷接受和正視自己，也希望給親友一個最直接的回應，為什麽留在家裏沒有工作？消失的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麽？梁靖寬也通過報道重新理解妻子，「不要低估一個人的聲量，也不要低估一個人站起來的勇氣和希望。」
工傷認定之後，崔麗麗接著準備打勞動仲裁，這一次她沒有請律師，而是自己收集證據上了戰場。她說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輸了不丟人，「但要贏，就想贏得漂亮一點。」過了一個冬天，又到一年春天，今年4月1日的早晨，她再次發來消息，「仲裁結果出來了」，後麵跟著奮鬥的表情符號。她又贏得了一次勝利。
以下，是崔麗麗和梁靖寬的講述——
（除特殊標注外）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拚湊的真相
崔麗麗
事情的真相，我剛開始其實不記得了，是後來才一點點拚湊起來的。
最清楚的記憶，是2023年9月24日，淩晨4點多，我不知道怎麽就醒來了，帶著一點醉意，看到房間裏還開著燈。我第一感覺是很奇怪，因為我睡覺從來不開燈，再仔細一看，就發現布局和我的房間不一樣，標準間的另一張床上，還躺著一個人。我很吃驚地坐起來，結果發現身上一件衣服也沒穿，衣服都雜亂地扔在地板上。
我當時直接就懵了，不知道因為羞恥還是害怕，一邊下意識穿衣服，一邊就哭起來，不知道是不是聲響太大，把王某吵醒了。他突然過來拉住我，我完全不知道怎麽思考，就是下意識地想要逃走，到了自己的房間門口，刷了幾次房卡都打不開，我隻好去一樓找前台，但走到電梯間才發現，自己慌張到連鞋子都忘了穿。
我去杭州出差都住那家酒店，跟前台比較熟了，感到那個樣子太丟人，隻好又折回去敲王某房間的門，想把鞋穿上。當時還是很迷糊的狀態，我回到自己房間趴著就睡著了，直到8點多鍾才徹底清醒，想不起來前一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麽，更不知道為什麽會在王某房間沒有穿衣服醒來，就第一次去找王某對質，想找他問個明白。
那是王某第一次對我撒謊。他說我喝多了，打車送我回來，發現我的房門打不開才去了他的房間，後來我又吐在衣服上，他才脫了我的衣服。那次對話，我對王某還使用「您」這個字眼，始終沒直接問出口他是不是性侵了我，王某也像什麽事都沒發生過一樣，當天下午回了天津，而我留在杭州繼續工作。
那時候我已經有應激反應了，整個人變得特別恍惚，有一次和客戶見麵，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工作；還有一次過紅綠燈，也突然有一種很不真實的感覺，不知道自己怎麽會在這裏。後來心理谘詢師告訴我，這是一種「解離」反應，是人在麵對不可承受的壓力時，大腦把身體和周圍環境隔離開的自我保護。
那時候，我感到最難受和最困惑的，是對發生了什麽根本想不起來。我逼著自己從頭捋一遍：9月23日晚上，我和王某約客戶談合作，想著要跟別人聊正事，最好別喝太多酒，我本身也不擅長喝酒，就訂了一家日料餐廳，點了一瓶清酒稍微助興。客戶來之前，王某說今天一定要喝美了把對方拿下，王某平時酒量很好，但那天開場一個多小時，就發微信跟我說，「你陪著多喝點，我快不行了」，過後又補充，「這酒後勁挺大的」。
我想老板可能喝不慣清酒，既然他這麽說了，我就陪了幾杯。到11點左右，我開始感到暈乎，趕快去結了賬，提醒他們差不多可以結束了。但沒想到回來後，桌上又多了兩瓶酒，王某一直勸我敬客戶一杯，把我弄得下不來台，我就又陪了幾杯，之後徹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整個人就斷片了。
之後更多的記憶，我都沒有了。直到三天後，再次在重要的商務應酬上見到王某，一些被猥褻的畫麵就想了起來。我衝到衛生間，哆嗦得不行，但因為職業素養還是強撐到了應酬結束，回到酒店後，我坐在床上，靠著牆，坐了一整晚，精神徹底崩潰了。
圖源劇集《不完美受害人》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事發第四天，我才打電話跟先生講，自己可能被人欺負了。先生讓我趕快買票回天津，見麵後他也很生氣，說我為什麽不趕快查監控？為什麽不趕快報警？我才第一次回過神來可以看監控。那時候剛好碰上國慶節，我和先生按計劃要回老家參加親戚的婚禮，但我實在等不到假期結束，就先谘詢了律師怎麽取證，之後一個人去了杭州調取監控。
酒店經理是第一個站出來幫助我的女性，監控一般不能給客人看，但她幫我支招，說可以先報一個丟東西的警，看看監控到底錄下了什麽。後來在警方的陪同下，我才第一次在視頻裏比較完整地拚湊出當天的情況：
回到酒店我已經是昏迷不醒，王某原先說是背我回來，但其實是抱著我，在電梯裏就實施了猥褻，之後經過我房間也根本沒有停留，直接進了他房間。到了淩晨4點多，我從王某房間出來的狀態原本也忘了，那時候才看到，我光著腳，走得搖搖晃晃，襯衫也穿得亂七八糟，刷不開房門之後，癱坐在地上就哭了。
我一邊看，一邊哆嗦得全身發抖。因為提前谘詢過律師，我知道生物證據肯定采不到了，唯一的實物證據就是監控，一個月後會被新的視頻覆蓋，我就請酒店經理一定要把這些監控全部複製保存下來。她讓我放心，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幫我。
10月3日那天，我還向酒店保安、打掃阿姨錄音取了證。原來，事發的晚上，前台小妹擔心我被抱回來，就讓保安幫忙一起攙扶上樓，但被王某拒絕了。前台小妹又留意到監控裏王某把我弄進房間，讓保安去敲了幾次門，都沒有回應。最後，她再次給王某房間打電話，問是否需要幫助，王某說「不用」掛了電話，她沒辦法再堅持，隻好交代保安巡邏時多留意那個房間。
問完這些，我錯過了當天回天津最後的航班，不得不在杭州停留一晚，就選了一個離事發酒店30公裏的地方住下。當時天已經發黑了，我突然覺得城市變得很恐怖，周邊人也很恐怖，看到路上一位禿頂男性迎麵走來，一下子想到王某，嚇出了一身冷汗。我從來沒有那麽脆弱過，甚至連自己的房間都不敢回，就在酒店大廳裏坐著發呆。後來實在沒辦法，就給一位在杭州的女性朋友打電話，接通之後話都說不出來，一個勁兒地哭。
那位朋友什麽都沒多問，立馬來找我，和電影裏的畫麵完全不一樣，知道原委後，她不是和我抱頭痛哭，而是特別冷靜地說，「麗麗，咱們把你監控看到的，能想起來的，再好好盤一盤。」我一下子被她的冷靜和理智鎮住了，就在酒店裏找了一個本子、一支鉛筆，我一邊說，她一邊寫，寫完以後，我們倆基本上斷定，不管有沒有被性侵，強製猥褻肯定是有了。
接著，我們又把職場的工作方法拿出來，策劃用什麽話術再找王某對質，如果對方承認性侵，話要怎麽說，如果不承認，又要怎麽說，把可能性A、可能性B都寫出來，盡量多問出一些話，多收集一些證據。
我們對著草稿演練了兩遍，一直搞到淩晨3點多。但那時候，我對於是否報警還是有一些掙紮，我會思考報警的代價是什麽，我先生能承受嗎？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能承受嗎？我女兒才11歲，她知道了要怎麽辦？還有我的職業，汽車行業的圈子就這麽大，鬧開了我怎麽麵對同行，之後找工作公司做背調怎麽辦？
朋友聽了這些顧慮，她的回應非常打動我。她說，「你要是能報警，我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也理解你，我懂你。」
梁靖寬
9月27號早上，聽到麗麗打來那個電話，我的感受挺複雜的。我記得麗麗當時是例假最後一兩天，所以她說「被欺負了」，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反複跟她確認才知道是真的。麗麗在電話裏一直哭，整個人就傻掉了，其實我也挺懵的，當然還有憤怒，那時候脾氣就上來了，怪罪她怎麽不及時報警，要趕快報警。
但問題是，麗麗對許多事情一點記憶都沒有了。我也感到奇怪，麗麗雖然酒量不好，但她對事業很負責，不可能讓自己在客戶麵前失態，而且喝了那麽幾杯就醉成那樣，我是有過其他懷疑的，但當時用過的餐具都清理掉了，也沒辦法再追查什麽，隻好讓她買最快的一班高鐵回家，我們再一塊兒商量商量。
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監控。後麵一兩天，麗麗也恢複理智了，找了做律師的高中同學谘詢，後來一個人去杭州看監控，期間我們是一直聯係的，麗麗說東西都查清楚了，但是具體查到什麽，她沒說，也沒發給我看。我聽出了她的猶豫，就想當天趕緊過去處理這件事，但麗麗堅持先回家再說，還說有人陪著她，讓我不用擔心。
後來，我才知道麗麗的很多顧慮，家人、朋友、事業，生活裏還上有老下有小，現在經濟又不景氣，所以她承擔的心理壓力非常大。但我當時沒有想過這一層，對報警也沒有過動搖，因為這是犯罪，壞人犯罪難道還要逍遙法外嗎？麗麗害怕承受外界的一些聲音，但我從來不會被這些觀點綁架，也告訴麗麗說，對她有看法的人才是病態的，我們幹嘛要去理會那些人？
圖源紀錄片《黑箱日記》
關鍵證據
崔麗麗
10月6日開工第一天，我特地拿了一支錄音筆，帶著猶豫和糾結去了公司。在王某辦公室，我像之前演練過的那樣，開始一個個提問，想著他哪怕撒謊露出破綻，破綻或許也是一種證據。但沒想到，王某不僅不承認性侵和猥褻，還說我「不知好歹」，言外之意是他沒嫌棄我就不錯了。我被徹底擊碎了，瞪著王某的眼睛咆哮，立馬就去杭州報警。
我先生特別支持我，這次報案是他陪我一起去的。他特別理智，讓我把關鍵點提前寫下來，以防報案時太過激動疏漏了什麽。
去事發酒店的路上，我都是雄心壯誌的，但剩下最後一個紅綠燈，我突然腿一軟，走不了路了，就開始哭。10月份的杭州其實特別美，但那天的藍天和白雲在眼裏都是灰色的。我拽著先生的手說，我太慫了，連走進那個酒店的勇氣都沒有了。我先生拉著我在街邊的長椅上坐下，說沒事兒，別著急，不想去咱們今天可以不去。我感到自己怎麽變得這麽懦弱，憋了一股勁兒，突然把眼淚擦掉說，「老公，咱們走。」
到了酒店，110電話很快接通了，但我光張嘴發不出聲音。我先生就接過電話，說我媳婦在哪個酒店被強奸了，要求你們馬上出警。
警方的行動很快，五分鍾之後，來了一輛小轎車跟一輛中巴車，把酒店戒嚴了，我和先生去了警察局錄口供，接著又去醫院采集身上是否還有王某的DNA。整個過程都很順暢，錄口供的警察是位特別好的男性，不會強迫我作答，也沒有提問讓我感到不舒適的問題，在我哭的時候還會安慰我；采DNA的醫生也說，沒事兒不疼的，然後說，「咱們沒有錯」。
警方告訴我一般7天能立案，最多不會超過一個月，讓我回天津耐心等一等。一直到10月27日下午5點左右，我突然接到警方打來的電話，語氣特別嚴肅地告訴我立案了，我整個人就激動地從沙發上溜到了地板上。
在醉酒類性侵案件中，往往要證明被害人醉酒到了什麽程度，這點在我的案子裏沒有任何質疑，監控和相關證言都很明確，我已經嚴重到「不省人事」的狀態。檢察官最初遇到的難點是，采集不到DNA，光靠我模糊的記憶，指控「強奸罪」肯定不夠。但辦案檢察官特別負責，一幀一幀地細致看監控，看到我進王某房間約半個小時之後，隔壁房客突然打開了門，在王某房門口徘徊了幾分鍾，還有掏出手機的動作。
檢察官憑直覺感覺到，那名房客是不是聽到了什麽？拿手機是不是錄了音？那天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還下著特別大的雨，但檢察官生怕這條線索斷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沒想到那位客人還在酒店裏住著。
那名房客告訴檢察官，因為酒店隔音比較差，他先在房間裏聽到很大的動靜，還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聲音，之後在門口聽得更清楚了，就用手機錄了大概2分鍾。這段錄音成了指控「強奸罪」的關鍵證據。我記得特別清楚，2023年11月11日，檢察官給我打來電話，聲音特別興奮地說，崔麗麗你知道嗎？我找到了非常關鍵的證據，王某已經實實在在被抓起來，不怕給他定不了罪了。
2023年10月9日，梁靖寬陪崔麗麗去杭州報警，他走在前麵，崔麗麗拍了他的背影留念。
去戰鬥
崔麗麗
報案後的一個多月裏，我一直做噩夢。
可能是事發之後，我曾回去王某的房間找鞋，就做了各種找鞋子的夢：要麽在一片漆黑中找鞋，要麽在大雨中跑著找鞋，而且夢裏的鞋子特別具體，有時候是運動鞋，有時候是拖鞋……我總是害怕得從夢裏驚醒，醒了以後就覺得很不真實，想不明白自己怎麽落到這個境地。
我做銷售17年了，發生這件事，真的是把我過往十幾年的職場信念完全推翻了，把我對於人的認知和信任也完全推翻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完全不講什麽喝酒拉客戶。記得27歲那一年，我第一次出國去談業務，後麵又帶團隊出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拉個箱子就走了，覺得哪裏都很安全。第二份工作，老板是一位和我同歲的男性，出去見客戶都直接說，麗麗是女孩子，她不能喝酒你們照顧一點。所以在以前的環境裏，銷售雖然要應對很多酒局，但大家都特別保護我。
但這家公司的酒文化特別重，王某經常向我灌輸，我的領導雖然是一名女性，但很多業務都是她喝酒喝來的。公司聚餐的時候，王某也會勸下屬喝酒，下屬就下意識地服從老板的指令。包括這一次，其實最開始我對自己是有怨恨的，為什麽不強硬拒絕王某，但我根本沒想到會喝到那麽醉。我想過提防客戶，但從沒想過提防自己的老板。
我真的是信念崩塌了，在醫院裏檢查出抑鬱，變得不敢出門，就喜歡在家裏樓上一間小書房裏待著。先生擔心我自我封閉，經常招呼我出來看電視，或者陪女兒下一盤圍棋，但我甚至不願意親近他和孩子，覺得一個人在小房間才安全。
因為擔心我的精神狀態，我先生轉為半工作狀態，每天守著我，承接了很多我的負麵情緒。那時候，我跟他已經分開睡了，有一天夜裏，我又從噩夢裏驚醒，怎麽也睡不著，外套都沒穿就跑下樓，那天晚上下了點雪，薄薄一層鋪在地上，我就坐在雪地裏發呆。
可能是聽到開門的響動，我先生追著我下了樓，以為我產生了不好的念頭。他的情緒第一次變得激動，說我難道為了一個畜生要把自己毀了嗎？這麽活不下去，有想過他嗎？有想過孩子嗎？他一直撫摸我的背，幫我平複下來。
我確實被先生的關心，還有那晚的一段話激勵到了。我覺得自己不能再頹廢，案件還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拉鋸戰，我想起碼要有一個好的身體、好的狀態去戰鬥，慢慢開始恢複運動，在房間裏一個人也是查資料，看別人的求助帖和經驗帖，有的會抄寫下來，有的截圖保存在電腦裏，學到了很多法律知識。
案子開庭前，王某還可以走一個「求諒解」的環節，檢察官說可以見一見王某的家人，王某太太是公司出納，拒絕了和我會麵，公司二股東和我的直屬領導就作為代表，但一見麵也不是道歉，而是為王某哭窮，然後提出一筆賠償。我一聽就不想談了，對方看我態度這麽堅決，幹脆不要我的諒解，翻供打無罪辯護，不承認強奸，甚至說我主動倒貼。
得知王某拒不認罪，我的精神又崩潰了，有一天去接孩子，走到樓下就失神摔倒了，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那時案件馬上開庭，按照我的本意，即便繃帶吊著胳膊也要去參加庭審，但先生怕我情緒激動，最後就全權交給律師和檢察官處理。
庭上的爭辯很激烈，王某堅持陳述，我到公司一年沒有業績，擔心被開除才主動勾引。檢察官辯護說，這個邏輯不通，既然是想討要好處，為什麽一個女性連工作、職業生涯都不管不顧，最後也要討一個說法？一般強奸罪是3到10年的刑期，檢察官提出判6年，最後法院判決了4年，連帶民事賠償診斷焦慮、抑鬱、失眠的醫療費用3000元。
庭審前，讓我沒想到的是，法官主動給我打電話說，他知道我遭受很大的精神打擊，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工作，但根據國家關於性侵案的法律規定，除了未成年人，沒辦法支持成年女性的精神賠償訴求。他最後鼓勵我說，案件結束之後，可以打勞動仲裁繼續維權。
圖源劇集《不完美受害人》
梁靖寬
這一年多我也學會換位思考，照顧麗麗的心情。我們去醫院治療，心理谘詢師會給她推薦一些電影和書籍，我就跟她一起看，比如有一部電影講在911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變得極端和自閉。我了解了疾病，但說實話，學習了一段時間，麗麗的狀態還是不好，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辦。
麗麗自己睡覺，每天噩夢纏身，剛驚醒時不認識我了，哭著往外推我，我一邊拍她的背，一邊說別怕，要等個一兩分鍾，她才能清醒過來，我就守在她旁邊，等她睡著了，給她蓋好被再走開。她還總是晚上跑出去，我害怕她想不開，睡眠變得很淺，留意著她的動靜，甚至有時候幻聽，也會突然跑上去再看她一眼。
白天狀態更不行了，就好像掉進一個漩渦裏，什麽事也幹不了。我拚命想把她往外拉，說要不咱們聽相聲去，看電影去，唱歌去，還有我們之前沒事就帶著孩子去玩的一些項目，她都拒絕了。後來她胳膊又傷了，那時候我壓力也很大，每天送孩子，接孩子，做飯，打掃衛生，帶她去看病，還有工作的事兒，還要跟律師溝通一塊兒複盤，已經沒有時間去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我特別想擴大她的世界，讓她感知到生活的很多麵，有時候去單位，會把有意思的事兒發給她，有時候中午來不及回家吃，就把午餐拍個照片發給她，想要逗她開心，逗她笑。但在案件進行過程中，她有天大的委屈，正義沒得到伸張，根本就笑不起來。
最大的支持，就是陪她一起戰鬥。後來案件開庭，麗麗受了傷還特別想去現場，我不同意，害怕她和王某接觸越多，越是會勾起不好的回憶。但我仔細問過檢察官，兩次庭審，王某狀態特別不一樣，第一次非常囂張，拒不認罪，第二次臨近宣判，他終於感到害怕了，像皮球泄了氣。
但這並不意味著傷口就此彌合。在我眼中，麗麗真的是一個特別真誠、特別友善的人，無論誰和她接觸，都能感受到她的無微不至和熱情。但我和她都預料不到，那些她曾經真誠對待的公司同事，有一天會從背後狠狠敲打她一棒。
圖源劇集《不完美受害人》
敵人
崔麗麗
從事發到案件在2024年4月2日判決，我逐漸感知到，站出來指證老板，實際上敵人不僅是一個王某，而是一個公司，一整個權力體係。
公司裏第一個知道這件事的是我的直屬領導。同為女性，她最開始特別共情我，但是很快態度就變了。最開始我去杭州報警，在OA係統上請假，理由是「出差期間遭受重大侵害」，直屬領導為了不擴大影響，讓我改成「處理私事」，我不認同「私事」這個說法，審批就一直沒有通過。
王某還沒有被批捕時，我都是在微信上跟直屬領導請病假，她原本是一個我很信任、很尊重的人，有一次聊天，就跟她說會拿出比開發業務更大的決心把王某繩之以法。沒一會兒，話就傳到了王某那裏，他直接把我踢出管理群，停用了我的OA和郵箱。接著，直屬領導又把我踢出股東群、部門群等等群聊。在錄口供環節，她更是完全站在了我的對立麵，證詞都是說我的工作能力不行。
王某被批捕後，公司的投資人也開始行動。當時公司正在麵臨上市，他擔心王某被判刑會影響上市，一天晚上11點多給我發來信息，說一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難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飯碗都受影響，讓我要以大局為重。我沒回複這條信息，淩晨1點多，他就又發來一條，說資本圈都是利益至上，他會介入進來，讓我拭目以待。
期間，公司怕被指控打擊報複，沒有直接開除我，但也沒再給我發過工資。直到去年4月18日，人力資源部長約我見麵，從包裏拿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書，說我隻是在微信上請假，後麵還中斷過一段時間，屬於嚴重曠工，以違反公司製度為由將我直接開除。我最開始沒明白，案子4月2號就判了，為什麽拖延到18號才開除我，也是最近才回過神來，因為他們擔心我不滿4年刑期提出上訴，而18號剛好過了上訴的最後期限。
這些事不斷衝擊著我。其實最早加入這家公司時，我已經三十八九歲了，大家都說，女性的職業生涯比較短暫，我雖然一直不認可，但也會覺得，這家公司可能是我職業生涯的最後一站了。那時候，我對這個選擇做了很多考量，覺得公司有一定技術積累，想要拓展業務板塊，又想要上市，而我有資深的市場經驗，可施展的空間很大，值得為之再努力打拚幾年。我那麽認真地考慮和對待公司，但公司那麽容易地把員工拋棄，那種反差感是很大的。
在公司裏，我也是一個小股東，如果被扣上違反公司製度的帽子，股權就會被公司0元回購，相當於所有損失都是我自己承擔。我感到極度的不平等，甚至是被職場霸淩。我先生勸慰我說，別人隻是打一份工，不用跟他們談道德，因為道德是比法律更高一層的要求，但經曆這種背刺，我依然會感到很恐怖、很受傷。
我不想那麽輕易被打倒，個體不能就這麽輕易被一個體係吞噬。和人力資源部長見完麵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人社中心申報工傷。我知道那將又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需要不斷地提供證明，把我的遭遇再給別人敘述很多遍，但我必須去戰鬥，我覺得那是一場維護過往17年職業生涯的戰鬥，也是一場對過往40年人生的努力和付出負責的戰鬥。
申請工傷時，崔麗麗準備的證據
在這之前，職場性侵害造成的精神傷害，沒有工傷認定的先例可循，但我查找到，《工傷保險條例》裏明確提到，員工因公外出期間發生意外或者受到傷害的，應當認定工傷。我覺得這一條對自己適用，但麻煩的是，人社中心說必須在他們指定的安定醫院經過12次係統治療，之後由幾位專家會診，才能開具正式的精神診斷書，證明我的工傷。
那時候，我才開始去安定醫院的精神科門診做檢查，不光是抑鬱、焦慮，還查出了創傷後應激障礙。
2024年7月9日，崔麗麗經過天津市安定醫院專家會診，確診創傷後應激障礙。
還有一段波折，是三位專家第一次對我會診時，發現我是事發第七個月才來到安定醫院，要求我把前麵三甲醫院的治療證明補給人社中心，再去預約二次鑒定。我當時就崩潰了，感到太折磨人了。專家說流程必須要走，不過他們告訴我，他們傾向於保護勞動者，因此會盡快安排二次鑒定，不讓我再等待那麽長時間。
就這樣，一直到2024年12月3日，距離申報過去七八個月，我的工傷最終得到了認定。人社局先是電話通知了我結果，又將認定書郵寄到了家附近的郵局。
那天，我先生開車帶我去取，剛開始我心裏還很平靜，但打開郵件之後，先生讓我從頭到尾讀一遍給他聽，讀到結論那一段，我就有點哽咽住了，再到「崔麗麗同誌」這幾個字，我開始控製不住掉眼淚，就感受到自己作為一位國家公民，一個勞動者，再次被認可。
工傷認定結果。
「崔麗麗」不是一個化名，一個馬賽克
崔麗麗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伊藤詩織寫的《黑箱：日本之恥》，講她被知名記者也是熟人性侵，5年之後再去事發酒店，走到門口的時候還是崩潰了。她還寫過一本書《裸泳》，講去拜訪韓國慰安婦，見到老婆婆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她們什麽時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實？那些婆婆拉著她的手說，「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記。」
看到這句話我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結束了，或者失憶了，要不怎麽可能會忘記？有時候，我騎著動感單車，會突然想到被侵害的場景，還會把自己帶入當時無助、絕望的感受，就會出現喉嚨被卡住、喘不上來氣的軀體反應。我也變得不敢一個人坐高鐵，不敢一個人住酒店，更不敢像以前一樣見同行跑業務，醫生說這都是PTSD的典型症狀。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緒裏，直到2024年6月，辦案檢察官把我的經曆寫成報道，發表在檢察院內部期刊雜誌上，他告訴我說，我的經曆不是個案，發表出來可以展現一些力量，讓更多女性反對職場性騷擾。檢察官的話格局很大，一下子把我點醒，那時候就想要接受媒體采訪，用更大的聲量把經曆說出來，也是不斷正視和接受自己，找回跟社會鏈接的自信。
第一次接受報道，我就考慮好要用真實姓名。我知道這是一條不能回頭的路，但既然要發聲，我想「崔麗麗」就要作為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站出來，而不是一個化名，接受視頻采訪時臉上也不是一個馬賽克。我不再怕先生之外的家人和熟人看到，恰恰認為應該給他們一個最直接的回應，為什麽我留在家裏沒有再出去工作，消失的這一年到底發生了什麽？
當然，做這件事的家庭支撐是很重要的。我的先生很尊重我接受采訪，其中一次訪談還給他很大的衝擊。其實剛開始知道這件事時，他隻是責怪我為什麽不趕快報警，但沒站在我的角度考慮我的感受。看過訪談之後，他才說我是多麽有勇氣，在應激狀態下還能堅持工作好幾天，把任務完成，再思考這件事一步一步怎麽處理，之前他從來沒體會到這一層不容易。
我的母親雖然是上一輩的女性，但知道我的遭遇後，沒有一句責怪，第一反應是心疼，然後說，「隻要你認為做得對的，媽媽都會支持你。」母親非常堅韌，她早年經曆過丈夫去世，帶著一個男孩改嫁；中年又經曆喪子，那個男孩在10歲時溺水沒有了；前兩年，我的父親因癌症去世，母親失去第二任丈夫，人生的大風大浪都挺過來了，我在她身上也收獲了很多力量。
最後是我11歲的女兒，不久前也知道了這件事。我原本不想讓她過早接觸社會的惡，期末開家長會時，就想回避讓她爸爸去。但女兒堅持要我去，我就趁這個機會跟她解釋了性侵害，也簡單給她看了我的訪談報道，說去家長會怕老師和同學家長用有色眼鏡看她。沒想到女兒說，媽媽又沒有做錯任何事，我們老師才不會那麽幼稚。
後來我就去了家長會，明顯感覺有家長認出我了，大家都挺友好的，有人主動打招呼，有人還挎著我的胳膊說，之前很少見我開家長會，應該歇一歇，不要因為工作把自己搞得那麽累了。我也沒覺得有什麽不妥或者羞恥，反而感覺之前的很多擔心是多餘了。
很多時候，我會覺得是自己給自己預設了很多障礙，才不敢探頭往前走。我擔心過鄰居知道了該怎麽辦，也想過之後出門是不是要戴著口罩了？我先生說，你是病毒嗎，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實現在生活節奏這麽快，我的事情會像過眼雲煙一樣過去，除了有跟我相似遭遇的人會記得，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崔麗麗」這個人的存在，這麽坦然地想，我現在也能和老公出門去買買菜了。
圖源紀錄片《黑箱日記》
梁靖寬
麗麗說的《黑箱：日本之恥》，我也看了，也確實看到了女性職場的一些不容易。可能之前沒想過這些，因為在我的認知裏，現階段的許多職場人都是經過高等教育出來的，這種粗俗、低級的犯罪不應該有人犯，所以確實也挺毀我三觀的。
麗麗說不可能忘記，我是能理解的，不是說傷害有多大，而是侮辱性極強，這是恥辱，一個人怎麽會忘掉恥辱？麗麗又是一個特別要強、在事業上有追求的人，其實在我們結婚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外麵出差，一個月有10天在家就不錯了，作為家屬我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想在職場走得多高，隻要她開心就好。我們家裏請了保姆，就把家務、接送孩子這些事情安排好，我和她的工作都能有更大的空間。
但現在，麗麗在家裏出不去，我最擔心的還是她的精神狀態。我還看了伊藤詩織的紀錄片，她已經能夠和閨蜜出去喝個小酒了，麗麗以前喜歡喝點紅酒，現在是滴酒不沾，而且也不跟好朋友見麵，我就希望她什麽時候能夠像伊藤詩織一樣，再往外走一些就好了。
我知道這急不來，就一直陪在她身邊。每次去醫院做完治療，麗麗都是很崩潰地出來，我剛開始很擔心，後來查了一些資料，明白這是她必須經曆的治療過程。回家路上，她的狀態很累了，我就把車座椅放平讓她躺下，把車開穩當，慢慢帶她回家。麗麗告訴過我，其實她不需要任何語言安慰，但是有一個人陪著，我的一個眼神，一個握手，一個擁抱，對她來說都是珍貴的。書裏不會教我做這些，我是憑著對麗麗的了解和觀察學會了怎麽陪伴她。
看完伊藤詩織的書，也看了檢察官的報道，麗麗的想法是要站出來，也可以為這個群體發聲，我一開始覺得她想得有點大，但是她的一些報道發出去以後，已經有超過20位女性給她發過私信，有的說看了她的訪談，才獲得了去報警的力量；有的向她求助，有什麽有效收集證據的辦法；還有一些女性是被性侵很多年了，沒有報警，也沒跟家人講述過，但那根刺就一直紮在了心裏。我確實覺得，麗麗很堅毅，也感覺到，不要低估一個人說話的聲量，也不要低估一個人站起來的勇氣和希望。
圖源紀錄片《黑箱日記》
海河邊的歌曲
崔麗麗
我曾經看到一個報道裏說，人的身體大概是你最能控製的一個東西了，而性侵害是對身體這種最根本的控製權和邊界感都非常大的摧毀，所以對一個人的傷害才會這麽大。為了重新獲得對身體的控製感和力量感，我恢複了每周3～4次的鍛煉，最喜歡打拳擊，在一次又一次的力量突破中，也會感到自我在重建。尤其我有PTSD的軀體症狀，練完拳擊就會感覺渾身通透，晚上也能睡得著覺了。
我也在努力恢複獨立，有一次坐高鐵去北京做訪談，堅持不要先生陪同。前一晚我還害怕得打退堂鼓，但第二天進了高鐵站和預想不一樣，車站很清靜，我心裏也很平靜。但轉到北京地鐵看見密集的人群，難受勁兒又上來了，我是個強種，想起來上次來北京，穿著我最喜歡的一件風衣跑業務，那個時候可以自信滿滿、意氣風發，為什麽現在不可以，就逼著自己進了車廂，最後也到了目的地。
開啟新工作還不那麽容易。其實2024年6月，有一位同行朋友找到我，說身邊正好缺少一位有資深市場經驗的夥伴，但我考慮到還沒法像以前那樣去見客戶，就拒絕了那份工作邀請。心理谘詢師非常想幫我從人際背叛和傷害中走出來，目前在做「想象暴露治療」，比如讓我不斷想象和客戶約見的工作場景，在想象層麵一步步克服恐懼，但我每次到了客戶樓下，還是會打車逃走和退縮，所以還需要時間去突破自己。
12月23日，我提交了勞動仲裁申請，仲裁委員會告訴我，科長會親自辦理這個案子，就等著1月21日開庭。
2024年12月23日，崔麗麗在天津津南區勞動仲裁委申請勞動仲裁
知道消息時，我又一次哽咽地哭了。原來我考慮過請律師，但後來想了想，既然要重建，我索性就自己來打這場官司，自己整理了208頁的證據。我想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萬一輸了不丟人，但要是贏了，就想贏得漂亮一點。
今年3月25日，我拿到了仲裁結果，許多訴求再次得到司法支持，給了我很大的力量：公司被判決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資、在職期間周六工作加班費、帶薪年休假工資等等，還有一些小的賠償項目，共計111多萬元。
2025年3月25日，崔麗麗在勞動仲裁委領取裁決書
那天，先生陪我一起去的勞動仲裁委，取完判決書回來就傍晚了，我們接上孩子，一家三口去了最喜歡的一家新疆餐廳，吃了椒麻雞火鍋，還點了最喜歡的鮮奶茶。新疆妹妹在麵前表演舞蹈，那個姑娘大概十八九歲，跳得非常開心。我看著看著，突然就流淚了。先生問我怎麽了，我說，「沒事沒事，隻是真的感覺太好了。」
這一年多，對我來說其實充滿了消磨，充滿了對惡意的認識，日常生活重建很不容易，但我還在努力往前走。
今年5月，那位在杭州幫助過我的女性朋友特意來天津看我，到家裏陪了我一個下午。她真的是一個「大女主」，在公司已經做到總經理級別了，我鼓勵她，說你好好在這個行業發展，把我沒有完成的夢想全部替我完成，我永遠回不去那個職場了。
晚上，她邀請我出去走走，我鼓起勇氣，第一次和朋友出門了。我們去了海河邊，坐了遊輪和「天津之眼」摩天輪，看到碼頭邊上有駐唱，又聊起彼此喜歡的歌曲，我們都喜歡劉若英的《為愛癡狂》。她說，不如現在就唱，打開手機K歌軟件，我們在海河邊完整唱了一曲。結束之後，我們還特地拍了一張合影，記錄那個特別美好的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