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一位中國女生蔣小姐作為學生代表致辭，視頻傳回國內，火了。網絡輿論批評居多，蔣小姐家庭背景，以及被綠發會秘書長推薦入學的經曆也被翻出來。
蔣小姐視頻火了之後，在網絡輿論場上被兩邊罵。中國老百姓罵，美國MAGA罵。還被一些身在中國，心在美國的“精神美國人”罵。
網絡上有人扒了蔣小姐的LinkedIn, 簡曆很漂亮，在Duke成績很好，畢業之後，在瑞士信貸工作了3年，然後在舊金山的一家PE工作了一年。這個簡曆，蔣小姐選擇讀MPA而不是MBA，感覺還是有理想的。網絡上有人說蔣小姐是西方精英人設，展現的是“世界公民”的視角，這個形容並沒有錯。
中國老百姓批評蔣小姐，不在於她的演講，而是她的升學路徑。在英國讀高中，Duke上本科，靠長輩的關係網，拿到推薦信，進哈佛學MPA。這條路，和協和的董小姐類似。因此，哈佛蔣小姐也就接住了協和董小姐的剩餘流量。中國老百姓對教育公平極其敏感，哈佛蔣小姐再次觸動了這根神經。這個話題之前聊過，就不再贅述。
網上扒出給蔣小姐寫推薦信的是NGO綠發會的秘書長，這個機構理事長和秘書長，輿論場上也有很多爭議，也進一步給網絡提供了吃瓜材料，讓輿論進一步發酵。這方麵我沒有第一手信息，也不評論了。這篇文章也並不想討論蔣小姐的入學途徑。
今天主要想聊聊“世界公民”。
冷戰之後，哈佛這樣的西方頂級大學的教育，確實是比較“白左精英”的，學校希望學生能夠脫離國家的局限，站在全球化，世界公民的視角看問題。我在留學讀MBA的時候，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什麽國家都有。當時學校劃分的五人學習小組，包括在新加坡工作的英國人、在美國工作的黎巴嫩人、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和我。在學校學習的時候，確實感受不到什麽國家之間的界限，非常有全球化，地球村的感覺，大家之間的共同語言也很多。學校非常注重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學生之間的交流，確實在試圖培養超越國家界限的世界公民。
然而，學校的生活永遠是短暫和美好的。每個人畢業後就得回到現實。現實世界分成一個個國家，國家之間互不信任互相博弈，真實世界並不是一個地球村。
我MBA畢業後回國，進入外企，雖然在中國，但日常工作都是中外混合的團隊，老板更是外國人居多。中國同事的日常生活也非常西方化，“世界公民”的感覺多少延續了一段時間。後來自己創業後，徹底回到了“土鱉”的世界。
比較我前後的經曆，一個體驗就是：接受西方精英教育的不同國家“精英”之間的共情和相互了解，遠遠高於這些“精英”和本國普通民眾之間的相互了解。
也許，這就是西方精英教育的目的吧。通過教育，造就一個超越國界的，有共同價值觀和共同語言的“精英階層”，“世界公民”。
蔣小姐的演說很符合上麵所說的，西方全球主義“世界公民”的價值觀。演說雖然不接地氣，又大又空，但我覺得沒什麽值得非議的。學生代表的畢業致辭，本來就是又大又空，基本都是說點雞湯文漂亮話，然後結合一下自己的個人經曆講兩句。大家可以上網去翻翻國內高校的畢業致辭，基本也都是這個樣子。
“世界公民”是進步主義“白左”價值觀的一部分，符合哈佛特別是肯尼迪學院的教學理念。這些“世界公民”不是壞人，對貧困國家有同情心，也願意幫助貧困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能力解決問題，至少他們看到了全球不同國家之間貧富差距問題的存在，也認為應該解決這些問題，至少心是好的。
“白左”的特點是，聲音動聽，但幹不了啥實事。要幹實事，不是“白左”，而是“真左”了。“真左”就要被西方世界主流輿論無情打壓，抹黑醜化。
就拿蔣小姐演說中舉的衛生巾這個例子。她說“世界上如果任何一個女人買不起一片衛生巾，我便不配稱富足”。
怎麽讓全世界每個女性都有衛生巾可用？世界銀行的極端貧困標準是每天生活費用低於2.15美元，低於這個標準全球大概有7億人。每天2美元，一個月就是60美元左右。月生活費60美元的人願意花多少錢在衛生巾上？1美元？2美元？
想讓每個女人都有錢買衛生巾，
第一是要提高貧困人口收入，脫貧。毫無疑問在消除極端貧困人口這方麵，中國是過去30年做得最好的。
第二，是增加衛生巾的產量，極致降低價格。我在拚多多上看到最便宜的衛生巾8.38元157片。平均5分錢一片，便宜得難以想象。如果這個價格是真的，那再窮的中國人也能實現衛生巾自由。就算不是5分錢，如果全球各地的女性都能用5美分一片買到衛生巾，也能很大程度上解決“衛生巾貧困”問題。
這兩件事“白左”都做不到。他們能做的，就是募一筆捐款，買一批衛生巾送到貧困國家，免費分發給那裏的婦女。這個做法隻能解決一部分人一段時間的問題，但無法治本。
“白左”做了這些事情，在西方媒體上宣傳。然而，西方人，特別是西方世界的窮人，看到這些慈善新聞，會覺得“白左”有愛心嗎？不會，相反，他們會罵娘。
因為，西方國家同樣有人買不起衛生巾。即使在英國，這樣一個老牌發達國家，2025年5月的一則調查發現，21%的婦女買不起衛生巾。
西方的窮人覺得，我過得水深火熱，衛生巾都買不起，一肚子怨氣。你們這些“世界公民”，卻天天宣傳給貧困國家送免費的衛生巾。
結果這些“世界公民”宣揚的東西，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相信的人都越來越少了。
這些“世界公民”相互之間很有共同語言，能相互理解，但他們既不理解本國的老百姓，也不被本國的老百姓理解。蔣小姐的演說，被中國老百姓罵，也被美國老百姓罵。
蔣小姐在美國接受媒體采訪，大講愛與和平。鏡頭後麵兩個老頭打架，一個老頭痛揍另一個老頭。這個鏡頭，充分展現了“白左世界公民”的尷尬。心中愛與和平的理想和現實世界完全脫節。
我不討厭“白左”，這些東西，要多和美國人講，多和歐洲人講。如果非要在西方變成MAGA和西方變成“白左”之間選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寧可西方世界變成“白左”的天下。
遺憾的是，今天美國大部分老百姓不相信“白左”的價值觀了。美國的老百姓，現在喜歡聽的是特朗普揮著拳頭高喊America First。其實，美國的大部分精英，骨子裏也不信“白左”的價值觀，他們信奉的是 We lied, we cheated, we stole, 並以此為榮。
我希望蔣小姐在美國能多發言，多演講，能多轉化一個美國人也是好的。但千萬不要在中國宣揚這種價值觀，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沒到美國這個階段。我們還是要講“發展是硬道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要“擼起袖子加油幹”，這些“白左”價值觀，等中國人均GDP超過美國之後，再講吧。
最後說一句，蔣小姐的演講，符合“白左”標準，看上去高大上，但實際四平八穩，誰都不得罪。和MIT 2025屆學生會主席梅加·M·維穆裏29日那個力挺巴勒斯坦的演講比，還差得遠。維穆裏就有“真左”嫌疑了。演講後，MIT禁止她參加正式的畢業典禮，希望她能順利畢業吧。
瑞典那個環保小姑娘，最近也正在從“白左”變成“真左”，要衝灘加沙，西方媒體也就不怎麽正麵報道了。
“世界公民”心目中的那個世界大同地球村的理想，什麽時候能實現？也許隻有人類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