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傳統治國術：習近平“大數據治理”法家傳承

在爭鳴版麵，費加羅報刊登了法國漢學家、哲學家羅曼·格拉齊亞尼在其新作“法律與數字”的觀點。格拉齊亞尼在這篇觀點中深入探討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源頭，揭示了習近平治國理念中深厚的“君主製”思想根基及其通過技術手段控製社會的意圖。

格拉齊亞尼指出，中美兩國當前均實行“以數字治理”為核心的政治管理方式，將現實世界量化為可測量的數據，從而實現對社會的精準控製。習近平的中國采取的是高度集權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具備長期戰略優勢：無明顯反對力量製衡，且美國的施壓為其要求民眾犧牲提供了正當性支持。相比之下，美國總統受製於選民和經濟精英，必須較快對內外壓力做出回應。

格拉齊亞尼認為，中國自戰國時期起，便以數字化管理社會資源和人口，創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技術官僚體係，強調通過對人性的“恐懼與貪婪”操控實現社會治理。他認為，習近平繼承並強化了這一傳統，尤其引用法家代表韓非的思想，主張權力必須高度統一、不可分割，黨權至上，反對權力分立，重新確立了中國政治思想中的“君主製”特征。這與西方強調權力製衡與自由的理念形成鮮明對比。

在中國的法治觀念上，格拉齊亞尼認為，中國的法律並非西方意義上的“法律”（lex），而更強調效率、秩序與服從。盡管近現代有推動憲政與民主的思想流派，但均未能根本動搖皇權和集權體製。中國曆史上也非完全被動，曆代都有頻繁的大規模民變，顯示出民眾的反抗精神，但反對力量難以形成持久的製度化變革。

格拉齊亞尼指出，中國古代法家思想中對權力“非人格化”的追求，與現代中國借助大數據、人工智能進行社會監控的趨勢相契合。兩千年前，法家便倡導通過技術手段替代人力監控，實現自動化治理。今日的數字化監控和“無警察警察局”、機器人輔助司法等技術應用，正是這一理念的現代延續。

格拉齊亞尼的觀點是，由於缺乏隱私保護法律和相應的製衡機製，中國社會對人工智能治理的接受度較高，官方也積極推動相關法律體係建設。公眾在這種“以數字為基礎”的治理模式中，普遍認為比依賴個人領導人的隨性更為可靠和高效。

他總結認為，從古至今，監控權力是中國政治的核心。最初，君主受“天命”約束，需展現德行以維持統治，但隨著法家思想興起，權力重心轉向對官僚和民眾的嚴密監管。盡管監控技術不斷進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實質上未發生根本改變。

格拉齊亞尼還提醒，盡管中國模式看似獨特，但西方社會同樣麵臨著日益增長的數字化管理和算法治理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