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對的事兒，有很多同路人”

“幫戈律師喊一下。”19日下午，收到Z老師的消息。聽他說，這位安徽蕪湖的戈律師因庭審言論擬被司法局停業處罰半年。我隨即應下，雖暫時不知其真實性，但事涉刑辯律師執業權利，且據說是庭審期間批評監察機關而“因言獲罪”。

加上當事人戈律師的微信後，他給我發了兩份材料（相關職務案件的辯護詞和庭審情況報告），說“正在會議室等司法局領導談話。”

庭審情況報告是戈律師給司法局、律協的。開頭寫明：“鑒於蕪湖市紀檢監察部門反映，我在代理xxx一案時，法庭辯護時表述不當，存在宣傳、詆毀有關辦案機關及工作人員，發函要求對我按照《律師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及《律師和律師事務所違法行為處罰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處理，為此，我將該案的法庭辯護情況作出報告。”

戈律師在報告中條分縷析地釋明了他的辯護意見，並相對應貼上他的庭審原話。以此說明他“對xxx案關於程序、實體、證據、犯罪形態、量刑等發表的辯護意見，屬於辯護人正常履職，不存在宣傳、詆毀辦案機關及工作人員。”

晚八點，戈律師說：“（談話）結束了，我都要崩潰了，吵的一塌糊塗，讓我退出二審，把我都要逼瘋了，我都想從樓上跳下去。我現在是精疲力竭，中午沒有吃飯，下午開仲裁庭，xx老師發的帖子他們很快就知道了，司法局我知道對我還不錯，但他們不敢得罪紀檢監察部門啊···”

第一次遇見律師崩潰至此，還是一位從業20多年的老律師。擔心他的狀態，所以打消了采訪的念頭。但此事已受到法律界諸多關注，一些律師、學者也在盡力聲援戈律師。

次日早上，給蕪湖市司法局辦公室、律師工作處、政治處打了數個電話谘詢此事，均未獲正麵回應。跟戈律師說，“剛剛問了蕪湖市司法局律師工作科，工作人員說不清楚對您擬作出停業處罰的事。請問方便把參與這個事的司法局人員聯係方式給我嗎～”

戈律師沒有回複。

但還是很想跟進此事，因為有律師朋友認為，此事關乎辯護律師的“庭審言論豁免權”。中午，給蕪湖市司法局、監委及政法委、安徽省司法廳相關科室都打了電話，還是一無所獲。再次聯係戈律師：“戈律師，方便聊聊嗎～”

戈律師依然沒有回複。

同時，一家值得尊重的機構媒體發了報道。

三個小時後，戈律師發了朋友圈：“各位同仁：感謝大家對我的關心，是我理解有誤，司法局僅僅是向我了解一下開庭情況，並未要對我處罰，相關部門也僅僅覺得我用詞不當，要注意庭審禮儀、注意情緒化表達而已，這些我都能接受。請大家不要放大，引發更大範圍的誤解···”

對於媒體來說，當事人背刺、反水不少見，但律師如此作為，實在生氣。發帖吐槽：“非常理解當事人為了保住執業證和辯護權的苦衷，但從公眾和媒體的角度，大家關注此事是為了什麽？如果當事人達成訴求，就以‘誤解’了事，甚至不惜歪曲事實，那以後誰還願意關注此類事件？類似的操作，隻會讓媒體報道此類事件的空間越來越小。說白了，願意報道的媒體本身就承擔了風險。”

我認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理解有誤”。媒體和公眾關注也不是抹布，用了就可以扔棄。所以我把自己和戈律師的聊天記錄截圖公布了。但Z老師對戈律師仍然抱有善意，“戈律師說理解有誤，應該是符合實際的。司法局當前確實隻是收到了監委發函，在了解情況，沒決定要處罰他。當然，如果沒有大家的呐喊，司法局會不會處罰他，就說不準了。”

當時怕錯怪了戈律師，哪怕這可能性極低，所以把指責他的帖子隱藏了，直至看到他要求前述機構媒體撤稿的截圖。

他說：“我可能理解有誤，司法局僅僅是向我了解一下開庭情況，並未要對我處罰，監委也僅僅覺得我用詞不當，要注意庭審禮儀而已。這些我都接受。能不能把這篇文章撤了啊？麻煩您趕緊聯係撤了，不然我要投訴了，謝謝。”

氣炸了。雖然那家機構不是任由當事人胡鬧的媒體，但為聲援他的記者和法律人士感到不值得！

我去私信罵他：“戈律師，你投訴媒體撤稿也太無恥了吧！”

沒想到，戈律師給我回電話了。他解釋說：“是我的兒子拿著我的手機發的那個投訴的信息···壓力太大了···我這人做人應該還是可以的，不會去投訴他（記者）的···我自己都覺得應該（被）罵，因為不應該這麽去處理。”

對於他的朋友圈相關“理解有誤”的表態，戈律師說：“怎麽可能是個誤解呢？我作為一個專業律師，那不就是沒辦法嘛，我想這樣雙贏了不就算了嗎。我是絕對不會投訴的。”

戈律師讓我不要公布電話錄音，他說自己不能賣了“兒子”。

不知道為什麽要說這些廢話，但感覺應該補充一些一手信息——這事依然值得關注，但人不值得。

所以，感謝那位記者老師的努力，她做了我想做卻沒做成的報道。